当满朝文武皆迎合汉武帝的好恶、齐声指责李陵之时，唯有正直的司马迁独排众议而为李陵辩护。尽管司马迁说得合情合理，但只要臣下敢于冒犯龙颜，汉武帝才不管他说得是否在理，先割了司马迁的屌才说。荒谬的是，根据今日中国的御用史学评价，在满朝文武官员的圣殿上，一个小小史官居然敢于顶撞一言九鼎的汉武帝，罪当必死；而汉武帝只阉不杀，该有多么宽大胸怀啊！

司马迁的屌被割了，但他的精神生殖器却勃起了。这一割，不仅使他下决心“发愤著书”，写出了“藏之名山、传之千古”的“无韵之《离骚》”；这一割，让他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卑贱地位，写出那封泣血的《报任安书》。他在仰天悲叹“腐刑极矣”的同时，历数自己在皇家政治中的无能，坦陈自己的地位不过是“娼优所蓄”。

好一个“娼优所蓄”！既是太史公的肺腑之言，又道出了中国文人在皇权政治中的可怜地位。

在皇家宫廷中，中国文人“娼优所蓄”的地位并非始于汉代，而是始于诸侯国纷争之春秋战国时代。孔子周游列国，首开了文人的“跑官之风”；王公贵族的大量“养士”，奠定了“娼优所蓄”的传统。在先秦的狼烟四起中，几个被后代儒生大书特书的君王，皆为善于养士之人。而权势者“养士”，如同养家妓或养好马。

春秋战国的纷争时期，各国间的结盟和分裂不断变更，既没有稳定的朋友，也没有长期的敌人，正所谓：“只有永远的利益而没有永远的敌友”。这种分分合合，史称“合纵”与“连横”。

在那个硝烟弥漫、血溅权杖、生灵涂炭的时代，君王们的“朝三暮四”与士大夫的“朝秦暮楚”，可谓珠联璧合。君王们急需人才，文人士大夫们有了周游列国跑官的便利，也有了在不同的君王之间进行选择的机会，可以凭借其纵横之术游说于各国，不必非看一个君王的脸色，正所谓“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历史上著名的纵横家有张仪、公孙衍、苏秦等人，全凭一条“三寸不烂之舌”，便可周旋于各国君王之间。说是百家争鸣的黄金时代，实质上是价值相对主义、甚至虚无主义盛行的时代。政治无规则，统治者无信誉，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人格无操守，纵横家无忠诚，奉行“有奶便是娘”的机会主义。

比如，著名纵横家张仪乃魏国贵族的后代。他曾求见魏惠王献策，但没有得到重用。一气之下，张仪前往楚国求见楚威王，但楚威王也不见他。好在令尹昭阳收留了他，他也只好委屈地做个门客。

某日，令尹昭阳宴宾客，门客张仪自然在场。酒酣耳热之时，昭阳忘乎所以，拿出楚国的无价之宝“和氏壁”，向满座宾客炫耀。国宝在众人的惊奇中、赞叹中传来传去，但传着传着，国宝不翼而飞。昭阳怀疑是张仪偷的，因为他是外国人且穷愁潦倒。昭阳把张仪抓起来审问。张仪蒙此不白之冤，当然不招，遂遭酷刑逼供。张仪被打得几乎昏死，奄奄一息地回到家中。

张仪回家后，不让妻子抚慰他的遍体伤痕，而是张口让妻子看他的舌头。他庆幸自己的舌头还在并对妻子说：只要三寸不烂之舌还在，官运就没有完结，就可凭借如簧之舌游说各国、谋取官职。果然，张仪在公元前329年跑到秦国去摇唇鼓舌，还真说服了秦王，被任命为大良造。魏国不用他，他就怂恿秦国攻打魏国。秦王听信了张仪，兴兵攻魏，占领了曲沃、平周两地。张仪越发受宠，将另一名嘴公孙衍挤出秦国。

后来，当齐国和楚国结盟对付日益强大的秦国时，秦王派张仪前往楚国，任务是离间齐楚。张仪首先收买了楚国贵族靳尚等人，然后去见楚怀王，以奉献600里土地打动了楚怀王，导致齐楚联盟破裂。楚国背叛了齐国，愤怒的齐王与秦国结盟，共同对付楚国，使楚国遭到重创。最为戏剧性的是，当楚怀王向秦国讨取600里土地时，张仪居然翻脸不认帐，硬说秦国献给楚国的土地只有6里而非600里。于是，愤怒的楚怀王发兵攻秦，兵败丹阳，楚国的汉中郡被秦军占领。

前面曾提到，首开凭着“三寸不烂之舌”跑官的人，不是战国时期的纵横家，而是被奉为至圣先师的孔老夫子。只不过，纵横家们大都有点“政绩”，而孔子跑烂鞋底却一事无成。

如果野史上记载孔子生于野合是真的，那他就是个出身卑微、大逆不道的私生子了。按照他后来为中国人定的尊卑有序、等级森严的血统论规矩，以他的出身而论，他变成乱臣贼子或泼皮无赖才对，而断断成不了历代君王的万圣师表和民族的精神象征。但他怎么就成了诲人不倦的正人君子，史书上毫无记载。大概是在旷野上偶遇老子，闲聊中从老子的玄谈中悟出了为人处世的道道儿。《庄子》一书把这段传说改造为孔子向老子“问道于野”，以证明儒家鼻祖乃道家门徒，孔子只不过把老子那套阴柔的自然之道，应用于人世和官场而已。

再看信史的介绍。孔子早年丧父，家境衰落，他自述：“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但他从“志于学”的少年时代开始，就致力于“学而优则仕”的人生目标。青年时代，孔子做过季氏家族的“委吏”，也就是帮人家管理仓廪和畜牧的家臣。按照现在的说法，也算个高级打工仔。

“三十而立”后，孔子已经有了博学之名，自然不甘于继续做别人的家臣，而要从事“经国”之大业。他以办私学谋生，以周游列国谋官。鲁昭公二十五年（前517年）鲁国内乱，崇尚“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的孔子自然逃离。他离鲁至齐，齐景公曾慕名而问政于孔子，他说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名言。这成了孔子日后炫耀的一大资本，后又演变为“三纲五常”。

但请教归请教，启用归启用。齐景公虽然爱听孔子进言，却没有启用他做官。从“而立”的30岁到“知天命”的50岁，二十年间，孔子没有谋得一官半职。直到51岁，孔子才被启用、走上仕途。他从基层县长做起，最高职位是部级官员，即由中都宰升为司空，再升为大司寇，相当于鲁国的司法部长。但孔子的仕途仅四年就结束了。孔子的政见不为高层采纳, 其政治抱负也就难以施展。于是，他在55岁时愤而弃官出走，辗转于卫、曹、宋、郑、陈、蔡、叶、楚等地，均未获重用。

孔子先去卫国跑官，受到卫灵公礼遇，但君王多疑，派人监视孔子，孔子受惊，害怕获罪，不辞而别。孔子本想去陈国，但在过匡地时被困五天。解围后又想去晋国，但正值晋国内乱，孔子不得不再返卫国。孔子此举，不但引起多方的猜疑，而且沉湎酒色的卫灵公也不用孔子。后来卫国也发生内乱，孔子又离开卫国，途经曹国，前往宋国。宋国司马桓魁想杀了孔子，孔子只能偷偷逃出宋国，经过曹国抵达陈国。之后，孔子多次往返陈、蔡之间。期间，楚昭王派人来请孔子，陈、蔡两国的士大夫围追孔子，致使他“厄于陈蔡之间”，绝粮七日。解围后，孔子到了楚国，但孔子的官运实在不好，他到楚国不久，恩主楚昭王死了。之后，孔子再次至卫，虽有卫国君主给予的“养贤”之礼，但无重用之实，还是无官可做。直到年近七十，孔子才被季康子派人接回鲁国，但仍未获鲁哀公的任用。

孔子从五十五岁开始周游列国跑官，但他颠沛流离十四载却一无所获。正统史家对孔子的评价是：胸有宏图大略却终生不得志。但在我看来，孔子是个罕见的官迷，甚至痴迷到虽有千难万险而不辞的程度，几近于屈原的“虽九死而犹未悔”。正如他在《论语》中愤愤地说：“天下莫能容”，“惶惶然犹丧家之犬！”《列子》中这样描述孔子的周游列国：“穷于商周，围于陈蔡，受屈于季氏，见辱于阳虎”。但孔子依然不屈不饶，“明知不可为而强为之。”

孔子的官迷嗜好为后代读书人指出了“学而优则仕”的人生之路；他对自己失败的跑官经历的总结变成从政哲学：“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遇明主则入，遇昏君则拂袖而去。”由此，孔子成了历代中国读书人的榜样，大凡著名文人墨客，几乎都有过不愉快的从政经历。通俗地讲，这是教人“逢好就上而逢坏就跑”，“得便宜就进而吃亏就退”。如此缺乏担当的机会主义，不仅是中国文人的从政哲学，也是中国人的处世哲学。

孔子从跑官挫折中总结出的那些劝世名言：“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朝闻道，夕死可矣；”“从道不从君；邦有道，贫，耻也；邦无道，贵，耻也；杀身以成仁。”不但他自己从未践行过，后来士大夫中也罕有践行者。

孔子万万没有想到，他总结跑官失败的经验之谈，却被后来的统治者变成帝制时代的正统意识形态，且是独尊的意识形态。他本人也被奉为“万世师表”和“至圣先师”。

秦灭六国成就了霸业，政治上的统一结束了战国纷争，也结束了百家争鸣，从此知识分子就踏上了只能从一而忠的不归路。中国的帝王无力称霸之时，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容忍言论自由，而一旦称霸，首先要灭绝的就是言论自由及其喜欢说话的知识人。从秦始皇到毛泽东莫不如此。

中国文化最大的悲剧，还不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而是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经过董仲舒改造的儒家学说，把靠暴力建立和维系的帝制秩序描绘为天道的体现，“天不变道亦不变”作为帝制合法性的本体论根据，不仅为人间皇权的永世不变提供了宇宙论证明，而且为赤裸裸的暴力统治披上了一件怀柔的意识形态外衣。聪明的皇帝看得出来这件外衣对其政权的劝诱作用，遂确立为独尊的官方意识形态。从此儒术便成为中国社会普遍接受的关于公平和正义的基本标准，成为主流读书人安身立命的“道统”。从先秦的孔孟到宋明理学的程朱，道统乃一线单传。

儒术作为先秦百家争鸣中的一家，被统治者钦定为凌驾于诸家之上的权威，思想变成了执政的工具，孔子周游列国时没有实现的理想——为帝王师——由汉代大儒董仲舒完成了。从此，孔子成了不能置疑的圣人，儒术成了不允许挑战的正统意识形态（道统）。卫道士要用它，造反者也要用它；君王拜为先师，轼君者也拜为先师；汉人尊为精神支柱，异族征服者也尊为立国之本；正人君子信奉它，佞臣小人也利用它；贞女烈夫遵从它，优伶娼妇也卖弄它；在中国，它放之于四海皆准，其原因无非它是统治者的“法统”，是儒生官僚集团制约皇帝及其家族的“道统”，更是放牧民众的得心应手之工具。

然而，儒术作为统治工具只能说而不能用，只能在伦理上约束君子和愚弄百姓，而在现实政治中无法起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作用。对于惟我独尊的皇帝和搞宫廷阴谋政变的逆臣来说，也对于走投无路时揭竿的暴民和怠工避税逃亡的刁民来说，真正具有威慑力的统治工具还是心狠手辣的法家。三从四德是儒家戒律，但对触犯三从四德者的惩罚，决不能只向违反者宣讲三从四德之礼，而是要动用剜眼剁手割屌车裂等酷刑。换言之，如果儒术所倡导的伦理“德政”没有法家力主的“暴政”来支撑，就一天也存在不下去。

历史上的文人士大夫，大都把“法家”作为暴政的代表，把“儒家”作为仁政的代表，并将两者对立以来。其实，孔子说的那点类似“攻心术”的道理，法家韩非子们也照样门儿清。韩非在强调严刑峻法的同时也说：“是故禁奸之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牧人和羊群之间的关系和谐，最终取决于对人心的彻底征服。但是，人作为会思考的芦苇，“禁其心”难乎其难，在根本上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再精明的独裁者也无法做到。正所谓：“你可以在一段时间欺骗所有的人，你可以在所有时间欺骗有的人，但你无法在所有时间欺骗所有人。”

所以，“禁其心”的“德治”不成，就只能用“禁其言”和“禁其事”的“暴政”，主要依靠牧人手中的鞭子和开办屠宰场。即便在独裁统治的和平时期，意识形态的人心控制，也只是暴力的身体控制的辅助手段，是执政者为降低统治成本而采用的劝诱策略。何况，官方意识形态的独尊地位，在本质上并不是靠其本身的道义凝聚力来维系的，而是靠暴力的国家机器来支撑的。是选择意识形态的说服，还是选择暴力镇压，其决定权都在执政者手中，根据不同情况而选择不同的统治手段。如果运气不错，偶尔碰上所谓的“明君贤臣”的合作，最好的可能也仅仅是把攻心术用尽之后再动用暴力；而在经常性的“昏君佞臣”或“暴君酷吏”的统治时期，连统治者自己也不相信儒家的说教，而只相信最有效的统治手段——暴力。在中国漫长的帝制历史上，又有几个“明君贤臣”的合作期呢？我们这代人经历过“人民大救星”的毛泽东时代，毛的权威可谓如日中天，毛思想的劝诱力可谓入脑入心，但这种万众匍匐并没有带来“仁政德治”，反而是史无前例的残暴统治。

儒外法内的传统，当然也适用于满嘴仁政的孔子。孔子大半生用在跑官上，鞋也不知道磨碎了多少双，脚底板也不知道打了多厚的老茧，可惜只当了一次鲁国的大司寇，屁股还没坐热就被炒了鱿鱼。但是，他也珍惜好不容易得到的权力，在那么短的为官生涯中也没有闲着，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他的最大政绩就是不讲仁义理智信，不用攻心怀柔术，而是大开杀戒，诛了少正卯，过过手握暴力的瘾。由此可见，中国文化的外儒内法的虚伪和残忍，早就由孔子当权时实践过了。正如鲁迅所说，从满篇仁义道德的儒家遗产的字缝里，只有“吃人”二字是真实的。

1996年11月于大连教养院

2006年7月23日整理于北京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