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世纪初，在高寒而辽阔的西藏高原上，发生了一次基督教士到西藏传教而遭遇失败的大事件。两名传教士抵达西部的古格王国（今西藏阿里地区），建立了布道会，成功地使王公支持基督教，使部分王室成员改信基督教，在传播基督教义的同时公开抨击藏传佛教，引起了当地佛教僧侣的不满，发动反对古格王的武装暴动，凭借邻邦拉达克王国出于政治目的的介入，导致古格王国的覆灭，传教士被驱逐。这是基督教和藏传佛教在西藏本土的第一次冲突。而古格这座小城，从此出现在世界各国的地图上；古格王及其王后的名字也被载入基督教的年表。

    西方世界对西藏的一种文化想象由来已久。当成吉思汗的蒙古骑兵闯入西方，激发起西方对东方的狂热梦想和强烈兴趣。在各种稀奇古怪的传闻（如挖金的蚂蚁，食人的生番）中，有一个关于约翰长老的传说尤其反映了这种文化想象。据说约翰长老是遥远东方的一个基督教王国的国王，具有无比多的财富。西方教会为此着迷，认为在亚洲有一片基督教的飞地而倍受鼓舞。为了探寻东方古老的基督王国，最早远赴地球上那个有着天堂高度的未知地带的人，都是基督教的一些传教士。

    早在13世纪，到西藏进行传教的活动就已经断断续续地开始了。传教士们沿古老的丝绸之路踏上了十分艰辛的漫长旅程。但他们未能抵达青藏高原的腹地，仅仅是在外围的一些地区短暂地停驻，留下了一些浮光掠影的记录。他们发现，虽然藏传佛教与基督教在某些教义、仪轨和宗教组织上有相似之处，但根本上却不是同一种宗教，约翰长老的故事中连百分之一的真实也没有。这反倒使传教士的热情更为高涨，他们认为西藏佛教乃异端邪说，惟其基督教才是真正的信仰，所以他们要将基督教带去，以取代当地的蒙昧宗教。

    以后，由于伊斯兰教的浪潮席卷西域，丝绸之路被截断了，奔赴西藏的传教活动直至17世纪才又重新兴起。满怀传教激情的传教士们渡过广阔的海洋，分别从喜马拉雅山脉延贯的地区和中国内陆进入西藏，而他们所遭遇的挑战也从未有过丝毫减弱，首先遭遇的是地理的挑战，继而是人文的挑战。这两种挑战都不是能够容易克服的。勇敢的传教士们忍受着高原缺氧的生理痛苦，体验着迥然不同的风俗习惯和文化差异，千辛万苦地向当地人传播基督教，却发现被传播者早已经皈依西藏佛教。传教士所有的努力几乎都失败了。彼此之间的冲突表现在地图上，则形成了从西藏的所有边缘竭力伸入腹地的无数粗大或细小的箭头，而这些箭头从未形成过点或圆圈。

    在基督教向西藏的传教史上，突出的事例有：

    1、1624年－1630年，耶稣会传教士安夺德（葡萄牙人）等在古格传教5年多，建立了西藏第一座天主教堂，并在古格最高的山顶上安放了第一个最大的十字架，差不多有400个藏人成为基督徒；安夺德神父被认为是“第一个冲破了高山险阻而发现了那个富有魔力的世界屋脊秘密的欧洲人”。

    2、1628年－1632年，耶稣会传教士卡塞拉（葡萄牙人）等在卫藏地区的日喀则建立布道会，但因人少、地理条件不利，加之藏传佛教僧人的反对而告结束。

    3、1661年，两位神父从中国内地由陆路进入西藏，经尼泊尔、印度返回欧洲，是最早抵达拉萨的西方人，并绘制了第一幅传向西方的关于布达拉宫的图画。

    4、18世纪初，意大利的卡普清修会传教士赴西藏传教，历时长达三十多年，在西藏的心脏——拉萨建立教堂（木如寺附近）和僧馆，但收效甚微，只有少数藏人被其归化，后在藏传佛教僧侣的强烈反对下撤离西藏，教堂和僧馆被捣毁，刻有拉丁文铭文的教堂大钟被安放在大昭寺楼上，在“文革”中才消失。

    5、与此同时，意大利的耶稣会传教士德西德里在拉萨传教，刻苦学习藏文和佛经，用藏文撰写宣传基督教和批驳西藏佛教的书籍，翻译佛经，是第一个把藏传佛教介绍到西方的人，被认为是世界上“第一位、也许还是最伟大的一位西藏学家”，并被斯文·赫定评价为“访问过西藏中的最辉煌的一个旅行家”。

    6、这以后便是一些零零星星的、极为短暂的传教行为。如19世纪中期，遣使会传教士古伯察神父和秦神父（法国人）化装成西藏喇嘛在藏地和拉萨旅行并传教；19世纪末，英国女传教士安妮·泰勒“试图使西藏接受‘上帝归化’”但已无法进入拉萨；直至20世纪初，还有一些传教士只能在西藏的东部地区传教，而不可能进入拉萨。

    （有一个故事讲述一对传教士夫妇带着刚生下的儿子小查理去拉萨传教，沿途的游牧民和村民都为这个金发碧眼的婴孩入迷，据说人们排着队进帐来探望他，更为小说化的说法是，他们还打算用最贵重的珠宝、最骠勇的骏马换下他，因为他们不相信如此可爱的孩子会是凡人能够生下来的。在路上，小查理迎来了他的第一个生日，还长了牙。可有一天，已经离拉萨不远，山脚下野花盛开，他的父母一边采花一边为他设计着美好的未来，他却在睡梦中安静地离开了人间，“成为第一个，也可能是最后一个被埋葬在西藏的西方儿童”。大概是失去了小天使的护佑，他的父母最终以悲剧结束了在西藏传教的生涯：父亲被盗马贼杀害，几乎崩溃的母亲独自返回故乡。）

    可以说，直至20世纪50年代以前，西方传教士从未停止过在佛教精神浸透的藏地顽强传播基督教义的努力，但18世纪以后，因人为的禁止而大大减少，尤其是无法进入到拉萨而只能在边缘地带活动。在长达三百多年的传教史上，值得一提的是17世纪初耶稣会传教士在古格的传教和18世纪初卡普清修会传教士在拉萨的传教，代表了两种传教方式或者说传教态度：前者从一开始就很张扬、很鲜明地传教，尤其针对王室不遗余力，但为时并不长；而后者起先十分低调，以免费行医的方式，在各个阶层含辛茹苦地力行善事来获取人心，经长达二十年的不懈努力之后才公开传教，但仍然难免失败的结局。这是为什么呢？

    首先是“人”的因素。事实上，从西方传教士进藏传教的情况来看，无论是第一批传教士还是后来的传教士，当他们抵达西藏时，总是受到西藏人的欢迎和接待。为此，后来的藏学家杜齐在研究古格的传教史时这样写到：“传教士们到达那里时，正值该地的鼎盛时期，佛教徒们以其惯有的慷慨大方接待了他们，对传教士的意见采取了宽容和尊重的态度。” 西藏人并不是一个自我封闭的民族，虽然他们生活在与世隔绝的高地上，但他们的心灵是开放的，他们的性格是好客的。藏传佛教的最高领袖，如七世达赖喇嘛和六世班禅喇嘛，均怀着浓厚的兴趣与这些传教士友好交往，并且讨论各自的宗教。七世达赖喇嘛和摄政王甚至颁布法令，允许传教士自由传教以及藏人宗教信仰自由，并且允许传教士在拉萨盖教堂和僧馆。七世达赖喇嘛的经师还希望传教士们在返回罗马时带七八个藏人孩子去培训，以便将来回到西藏普及基督教。许多贵族和普通的西藏人也不拒绝传教士，给他们提供住宿、饮食和歌舞。也有一些达官贵人和平民受其影响，接受洗礼，改信基督教。其实西藏人不仅对传教士热情有加，对穆斯林亦如此，在五世达赖喇嘛时代，穆斯林就在拉萨建起了清真寺，以后一直在拉萨等地与藏人和睦相处。

    但是基督教的传教士们无一例外地显得过于激进和锋芒毕露，在强烈的非此即彼的“排他”思想的支配下，在某种近乎于习惯性的（开化的西方人对其他民族固有的）自负心理的支配下，总是抬高自己的宗教，贬低当地的宗教，甚至用藏文撰写批驳藏传佛教的书籍，广为散发，以图取而代之，终于招来西藏人的反感。这当中，西藏僧侣集团的抵制是最主要的，部分僧侣本来就对传教士有戒心，一旦自己的宗教权威被挑战，自然要激烈地反击。而传教士一旦公开表示对西藏宗教的不尊重，当然会惹火西藏的“人”。

    曾经支持基督教的摄政王颇罗鼐这样劝诫传教士：“如果我们有任何人到你们的国家用你们已经做了的办法对你们传播我们的宗教，你们会怎么想呢？你们会感到怎么样呢？我们尊重你们的宗教；我们也要你们尊重我们的宗教……”，但是传教士仍然固执地认为“谈论真理和谴责虚伪或谬误是我们的责任”。因此，传教士们终于变成不受欢迎的人。出于保护自己宗教的目的，西藏人逐渐地对西方人关闭门户，传教士再也不可能像18世纪以前那样来去自如了。

    一些政治因素也阻扰了传教。如西藏本身因政局动荡带来的战争；以及当时的清朝政府对西藏的管理和控制（如清政府对外国人十分抵制，要求西藏将所有与外国人交往的情况呈报驻藏大臣）。鉴于西方列强的兴起，出于地方利益的维护，清政府对其他国家也想分羹西藏的图谋是高度提防的，有一任驻藏大臣甚至认定传教士是间谍，而将他们驱逐出拉萨。19世纪初叶，清政府正式下达了封闭西藏边界的命令，使得拉萨变成了一座禁城。

    除了“人”的因素，还有“天”的因素。西藏的高度确实如同天堂的高度。而这一高度既是地理上的天堂高度，也是人文上的天堂高度。从地理上来说，青藏高原被斯文·赫定描述为“在我们星球表面上能够见到的最大的地壳隆起。”而这种巨大的隆起，则被曾经进入这块高地的西方人认为是“在西藏的四周设起了最好的天然屏障”。如此特殊的“天”，使得这块天然屏障以它的高构成了与周围低地相区别的生活环境，从而产生了一个以藏传佛教文化为主体的独特文明，正所谓“天”助西藏。对此，一位西藏老人感慨道：“我们生活在崇山峻岭之中，山峦长年积雪，陡峭而险恶。那高耸入云的悬崖绝壁小径上，狂风吹来，整个商队都会丧命，甚至风的严寒也能置人于死地。在此地旅行，从一个落脚地到另一个落脚地，有时要走好几天甚至几个月。”但是，西藏人并不觉得无法生存下去，因为“我们认为西藏是最幸运的地方，释迦给我们派来很多上师，我们的家乡为许多‘强曲森巴’（藏语，菩萨）保佑着。……在这片土地上，只要我们希望，我们就能得到观世音的保佑。如果这就是奇迹，那么西藏就是一个充满奇迹的地方，因为观世音总是不断地显圣，引导和帮助我们。”这正是西藏人的宗教态度。

    西藏的“天”是传教士们无法适应的。他们来自西方，人员本来就少，而远赴西藏的路途遥远又艰难，有许多传教士一去不回，把生命永远地留在了路上，如卡普清修会在三十多年中派往西藏的传教士49人，就有31人死在路上。而能够到达西藏的传教士，又因自然气候的不适应，生活方式的不习惯，加之费用缺乏、通讯困难、补给跟不上，使得财政陷入危机，传教士们不得不带着一身病痛，穷困潦倒地离开西藏，又因劳累过度而过早死去。一位神父不得不这样感叹：“死亡、饥饿和疾病撒遍了沿途的道路，如同十字架的先锋队人员们踩出的里程碑，这些甚至在每一站都能看得到，它令人回忆起几乎不可能承担的任务。”确实如此，西藏的“天”是传教士遇到的最大阻碍，是“天”使西藏与外部世界隔绝而成为真正的禁地，使得传教事业不断受挫而终遭失败。

    传教士们大都人格高尚，富有牺牲精神，因此被藏人称作“白人喇嘛”。而他们的牺牲具有令人感动的悲剧色彩，如18世纪初卡普清修会的传教士坚持免费治病救人，却因长年得不到经济上的援助而格外窘困，但他们即使忍饥挨饿也不接受任何酬谢，其奉献精神使藏人深受感动，认为他们的宗教“是个好的宗教”。而他们之所以能够忍受“比最穷的穷人生活水平还要低得多的穷困生活”，正是因为“出于对传教事业的热忱和挚爱”。传教士们还是了不起的旅行家，有些是杰出的学者，他们的各种门类的笔记、图画和报告使西方人更多地了解了西藏，从而使西方人一直对西藏怀有持久不衰的兴趣，丰富了当今的“西藏学”研究。

    自传教士之后，更多的世俗西方人，如商人、地理学者、人类学家、植物学家、语言学家、探险家和旅行家纷至沓来，当然也有带着武器的殖民主义者。对于西藏这一块广大而未知的地带，外国人的欲望被极大地激发起来。个人的；群体的；政府的。单纯的猎奇逐渐地演变为以商业、政治、军事为目的，而不同于传教士们打算用自己的宗教去取而代之。由于边境已不再为他们敞开而封闭，他们只得靠各种各样的化装进入藏地。成为禁地的西藏反而更增加西藏的吸引力，最后依凭的只有武力。无论西藏怎样地依恃着强大的天然屏障和顽固的人为屏障阻挡着，但当人类进入20世纪之后，西藏的大门终究还是被现代化的枪炮轰开了。1903年，由英国人荣赫鹏率领的名为使团实为武装侵略军的千人队伍挺入拉萨，一位西方的战地记者如是评述：“中世纪的军队在20世纪残酷的兵器火力面前溃败了。”这是针对西藏的所有冒险史上令人厌恶的一幕，尤其在1950年之后，毛泽东派来的军队更是在广大的藏地点燃了一场场战火，那是另一种意识形态，其霸权性有过之而无不及。

    有趣的是，其中一些西方人（如法国女子大卫·妮尔，戈文达喇嘛）在闯入西藏之后成为西藏佛教的信徒，更有趣的是，连一些传教士（如古伯察神父）也受到西藏佛教的吸引。甚而至于，入侵西藏的军人荣赫鹏竟也在死亡之时将西藏的佛像随其入葬。

    由此表明，西方对西藏的文化想象已经发生了变化，西方人开始以认真的态度研究西藏和藏传佛教。可以这么说，今天在世界上出现的“西藏热”，与当年的那些传教士的宣传不无关系。他们本来是要把基督教带到西藏，却不曾料想，反而为西藏的宗教走向世界尤其是走向他们的世界做出了关键的贡献。

    当然，也有一些传教士在受到多种文化影响并且海拔较低（这是不可忽视的）的边缘藏地建起了一座座天主堂和福音堂，拥有了为数不多但如微弱的香火般延续下来的信徒。

    直到今天，在藏东一带还有一些天主教徒和零星的天主教堂。如云南的德钦茨中藏区和西藏的昌都地区芒康县盐井乡就各有一座天主教堂，全村村民皆为天主教徒，神父为藏人，教堂的修女是年老的藏族妇人，有着类似于“德里萨”的教名。他们还有自己酿制的葡萄酒用作弥撒仪式，而酿酒的方式是19世纪中叶来传教的法国神父所传授的。另外，需要补充的是，今天在藏地的不少地方，也有一些特别能吃苦的“白人喇嘛”一边教书，一边传教。这些“白人喇嘛”不全是白人，他们中有不少亚裔如南韩人、华人，以及个别受洗的藏人。而那些家境贫寒的农牧民家庭，因无钱供子女上学，为了免缴学费，默许孩子们信奉“白人喇嘛”的信仰。不过从始以来，基督教终究未能在西藏真正地驻足，上帝在这个有着天堂高度的地方，感受到的依然是深深的寂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