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6月15日完稿、7月6日公开的中央党校《从经济改革角度思考和设计政治体制改革》（提纲），无论依托邓时代以来的经济总量模式（可称为“经济上民主，政治上独裁”），还是鉴于中共第四代着眼公平的政治对策集调整（且不论是否可做得到），都说明在“政治体制改革”这个主流目标下，各方都愿拿出比较老道的方案。

在技术层面上，就换成了“不是改不改的问题，而是如何改的问题。”如此，就不致于让社会公众失望。然而，无论如何表达，都说明：当经济增长模式在结构上陷入“无发展的增长”时，中国整个社会也经出现多向度的政治裂痕，既便在中共一向以党性原则保证的纵向命令体制中也出现了“五代十国化”状况。

在意识形态层面，也就证明了“三个代表”彻底失败后，第四代集体领导已经茫然无措。缓和一点地说，交给第五代一个什么样的家底已经成了大问题。总不能像江那样留下一个社会多向度分裂（如法轮功的不懈抗争及维权的炽热要求），也不能（只是不希望）累层地积攒社会矛盾，导致古典式崩盘。

一、软着陆版的“苏共20大报告”

关于“三个代表”的彻底失败，非我臆测，而是冼岩先生在《胡锦涛：个人与体制的四则运算中》一文［博讯，7月30日］中的评判，他说：“三个代表不但可扩大政权基础，而且可使新进入的力量成为制衡传统政治精英的基础。但‘三个代表’的这种意图始则受到官方传统意识形态的掣肘，继则因经济、文化精英与社会大从的矛盾激化而遭夭折，于是事情又几乎回到原点。”

“原点”为何物，语焉不详。但是在给“三个代表”钉上这最后一颗沉重的棺钉之后，冼岩没忘了警告（或规谏）胡锦涛：“在现下的政治生态下，很难期待（毛邓）这种不世出的伟人，倒是很可能出现另一个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是个有点蹩脚的模仿者，他欲超越时代的主观愿望令人尊重，但他客观上并未积累起足够的政治能量。”冼岩对胡的这种警告（或规谏）显然与前段时间坊间流传的样本大相径庭。当时的传说，称胡讲话要防止中国出现戈尔巴乔夫。然而，就体制内话语系统的整合来说，中央党校的提纲却是一个软着陆版的“苏共20大报告”。

如果放下一贯的人事分析模式而论，苏共20大的“秘密报告”实在是要解决两大问题：（一）苏共在国内的治理模式问题；（二）苏共怎样领导国际共运问题。（两者当然有内在联系）

之于今天的中共，第二个问题不存在，主要是第一个问题。胡讲的“加强执政党的能力问题”已经成了多元多次政治方程式，超乎中共手中计算工具的能力。从“三个代表”的遗老哀前朝般地高唱，到“两个务必”的短暂闪亮，再到扩充马克思理论的远期战略规划，都说明政治体制改革陷入了“老虎吃刺猬——无从下口”的地步。为避免因急躁而生出的“苏共20大”式的对决版本，洗岩的“忠谏”与中央党校的提纲都表明了一个有苏共20大报告治理模式反思而又“对事不对人”的类似报告出台了。

这要感谢现代网络传播的技术，以及得益中共自己在网络上的“超手段交流”，如冼岩的网络写作以及秘密警察与宣传系统的人（化妆舞会般地）上网聊天。

二、30年的时间底线与“谁是蒋经国！”

就长达3300字的中央党校的整个政改提纲而论，技术层面的东西如县级直选、放松民间社团管理（——只往好的一方面看！）这些东西，早已不是政治学分析范畴的事情，甚至在主笔人周天勇教授所倾心的新发展学那里都成了陈词滥调。它其本上是一个历史学教授给一个初中生讲解“为什么刘备不是刘邦的孙子”那样调侃的知识炫耀。而其最有战略价值的地方，不过一句话而已：“在中国看来，在一个三十年左右，甚至更长的体制和结构过程中，还要实行中国共产党一党领导和执政制度。”换言之，当这个“30年”满了以后，再实行这个提纲所反对的“壮大其他现有的党派，还是（有）建立新党，或者分解目前的中国共产党，想形成两党轮流执政，还是（有）多党竞争制。”

为了让目前的训政型政治经过“30年”的演进，渐变为宪政，提纲提出了一个过渡措施：“在未来的二三十年，甚至还要长的时间中，政治上实行一党执政、新闻适度管制，在充分发扬民主的前提下高中层实行直接选举。”

至此，时间计算变成考虑各方利益的计算：

（一）30年时间，负有六四责任乃至借六四而获得高层权力的那帮人，已经灰飞烟灭。中国历来“对人不对事”的批判模式，再无“活靶子”。

（二）30年时间，足以在民间培养出更多的中性团体，形成“民间理性”，对“邪教”的法律镇压也转变成了多元对抗。政府卸了担子，民间端了盘子。

（三）30年间，中共现权力资源的受益人已经培养出自己成熟的真正意义上的接班人（有如李光耀培养李显龙那样）；且30年后，以西单墙为标志的那帮民间异议先驱也基本成为历史，中共再与温和的民间“第四代政治领袖”（如1970年代出生者）来实现“两党轮换或多党竞争”，也无多少工具理性方面的不对称，对抗成本也比现在“巨大不确性情况状”要小。

（四）为回应台海对岸“不民主则不谈统一”的论调，两岸不统不独的状况会持续下去。“不战”又“不统”的博弈对两岸执政党都是最大化收益。现在也能看得出：民族主义在政治方面的效用最大化正在被广义的“文化扩张”所消解。

在以上四项中性分析成立的前提下，我认为中央党校的提纲不失为一套“老道的计算”即在“三个代表”破产后设计出了次低元少的政治方程——打造一部登上民主天堂的云梯。

比照当年台湾由训政而宪政“无可奈何的选择”，就提出一个附带的问题——“谁（who）是蒋经国？”

可以肯定这个who，绝不会是“胡温新政”中的“Hu”了。同时，具体确指一个人也没多大意义，而在于判断“who=someone”的时期。

这样，中共22大前后也就出现这个了someone。从中共十六大结束的2006年，再往后推30年，是为6届。这是个“巫术”还是个简单算术，有待日后的证明。但可以肯定，整个社会进程并非那么模型化，尽管各方力量基于“各自专业化”的分析能够判定一个趋向，中国社会的政治变数还太多。其中，一个技术性的层面上的问题仍是能否解决法律生产质量问题。

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无论什么样的意识形态，都不可避免地陷入“财政型革命”——比诸中国历史，那叫古典崩溃；比诸国际历史，那叫法国式的“旧制度导致大革命”。

所以说，即使认同中央党校提纲，或干脆说否定了“西山会议派”的“冒进”，那么“大陆蒋经国”的产生还是越快越好。

三、能否先“砍掉”政协系统，或改革人大

既然中央党校提纲坚定支持一党执政的模式，又有意开放民间社团，同时对“吃皇粮”的人数庞大表担忧（——可以说把现有的“被供养与供养”比例由1：27准确到1：19.5，是该报告最有良心的事实判断），那么就应该首先“砍掉”政治协商系统。而且，既然它不能取代人大，又不能形成真正的“上（参）议院”，那么，她实在没必要再去找《共同纲领》时代的基础。

一句话：中共与建国初期的党外“功臣”的剖符分功的基础已经不存在了。

“砍掉”政协，可由两个方面的措施来代替：

（一）更宽地放开社团，特别包括《宗教自由法令》（应设立该法）下的宗教团体的扩张，但不得设立国教或准国教；与此同时，提高公民单人提案的接收率。

（二）全面更张人大代表的产生方法，实行人大代表的“最小区域直选制”，即从城市的社区、农村的自然村作起，将“党组织保票”视为非法——修改选举法，列入此条。

以上两条，主要还是在对中央党校提纲非全面否定而肯定它的可操作性的基础上，进行“化妆舞会”式的交流，但是，如果在它的一套设计体系中的“一党执政下的国家法律至上”、“县级直选”、“司法有限独立”之半积极主张，没有法律产生体系的质量提高为保证，则所有设计不过是海市蜃楼而已！

结语：最高权利核心的“全法盲状态”

目前的恶法泛滥，已经使中国从最高权力核心到最低层执法者，限入了全法盲状态。比如《土地法》，是立法不好呢还是遵守不好呢？很显然是恶法行世，而无人废之，反而又来“加大执法力度”。后者简直到了胡说八道的程度，就好像“男教师不得猥亵女学生”那样！

近几天提出的突发事件新闻报道法案（草本）同样也是如此。好在，还没最终通过。

胡锦涛执政以来，一直主张学习中共兄弟党的执政经验并将执政科学化，学习的对象也渐由古巴转到了中国身边的越南。但是，越南的党办报纸如《青年报》已经几乎公开地批判越共总书记农德孟，针对裴进勇案，该报说：“到底是谁，出于何种目的，一路扶持着他一步一步地往上爬，恐怕只有老天才知道。”有些媒体甚至不愿如此“委婉”，大胆公开揭露农德孟的女婿邓黄海的问题，由此涉及到农备孟家族产业是否干净问题。

在中国，连这样的“党控下的新闻自由”都没有，反而又立什么突发事件报道法，实在是闭门造车。

也许越南前军方重要领导人武元甲的话，对今天力求自己控制与主导民主化进程的中共（具体地可针对“软着陆版的苏共20大报告”——今中央党校政改提纲设计小组），有巨大的启益。武元甲将军说：

“一个隐瞒错误的党将走向失败，一个承认和找出错误的党，才称得上勇敢、坦诚和强大的党。”

以中国百姓对今天9位政治常委的“想当然”的评价来论，中央党校的政改提纲设计小组还应该一个问卷，就像证实真实的官民之比那样去了解必欲“血肉联系”的人民群众的看法。

老百姓的“想当然”是：九个政治常委最多有3个“屁股上没尿的”。换成文明话说：老百姓对这9人的道德怀疑非常之深，其表征化可信指数只有1／3。

2006年7月6日夜写于小城绵逸书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