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断蜕变中的中共独裁

刘晓波

 

 六四大屠杀刚刚结束时,许多人作出中共将在几年内垮台的乐观预测,然而,中国的现实却让这些预言落空,依靠跛足改革和务实低调的外交,也依靠镇压与收买的双管齐下,中共似乎取得了令世界惊叹的成功:大屠杀恐惧下的普遍沉默,经济高增长遮掩了政治改革的全面停滞,韬光养晦和金钱开路的外交使其国际地位迅速上升,优惠中心城市及其精英购买了精英阶层的合作,权贵集团对既得利益的专注代替了从政之德和政治抱负。换言之,中共维持政权的主要方式只能乞灵于经济高增长和利益收买,没落的帝制传统、腐朽的拜金主义和垂死的共产独裁相结合,革命党变成了利益党,催生出最坏的权贵资本主义。

一、革命党变成利益党

如果说,毛泽东时代是化私为公的时代,彻底到个人的一无所有,全能保姆包揽了所有供给——从摇篮到坟墓、从物质到精神。那么,当共产乌托邦彻底破灭后,中国就进入一个化公为私的时代。在私人领域,自利意识觉醒到泛滥成灾,人欲解放为物欲横流,经济人理性的个人利益最大化沦为不择手段的惟利是图;在公共领域,政治权力私有化支撑着经济上的权贵私有化,公权和公益变成牟取私利的工具,作为公权力的党权、军权、政权和法权,作为社会公器的媒体、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统统变成特权集团牟取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私具。

这种变化的最醒目标志就是中共由革命党变成利益党。

首先,自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六四之后,虽然独裁依旧,但并不狂热,实用主义代替了理想主义,基于利益至上计算的技术统治代替了基于乌托邦狂热的政治动员,而且独裁理智对统治成本的计算越来越精细。对内“花钱买稳定”,毒化国人的灵魂;对外“花钱买友谊”,毒化世界文明的灵魂。

其次,恶法治国的党权法制代替了无法无天的个人极权,一方面是天天高喊“依法治国”的口号,不断地对司法制度作出了局部性微调,不断地规范执法者的行为,与西方国家展开法治对话;另一方面,政治控制越来越依靠频繁出台的恶法,除了《刑法》上的“颠覆罪”条款之外,为了控制民众上街而制定“游行示威集会法”,为了控制民间组织而制定“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为了操控言论而出台多项法律法规;其中,最大的恶法是为了镇压法轮功而制定“邪教法”,从而为六四后最大规模的政治迫害提供法律依据。

第三,在官僚集团内部,跛足改革造就出大大小小的权贵利益集团,而党中央所代表的党权整体利益则越来越空壳化。也就是说,党国利益越来越部门化和地方化,最终落实为家族化和个人化,即利益分赃最终要量化到一个个具体的权贵家族及其个人。所以,权贵私有化浪潮汹涌澎湃,权贵利益变得越来越刚性,以至于,几乎没有一个官员是清白的、没有一分钱是干净的。

第四,官员们的从政激励,乌纱帽主义代替了理想主义,利益效忠代替了政治效忠;官场规则越来越向帝制时代回归,官员道德由“无私忘我”变成“利欲熏心”,效忠是为了利益,升官是为了发财,跑官买官卖官一条龙作业,以权谋私的腐败已经变成了通行于中共官场的潜规则(权力寻租、挥霍浪费和包二奶),以至于,中共发布的纪律条例居然把“包二奶”列入其中。

第五,利益党的统治必然是极端机会主义的统治,机会主义又必然使今日中共独裁呈现出模糊多面的特征,混沌灰色代替了黑白分明,政策的不断调整代替了走极端的一条道跑到黑,官员的灵活多变代替了僵化的千人一面。除非遭遇非常时刻或由于过度的权力恐惧而作出疯狂的决策,否则的话,它已经极少采取公开化的运动方式,而是越来越黑箱化双面化。比如,在人权问题上,学会了与西方国家进行定期对话,学会了通过逼迫著名异己分子流亡而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既放其一条生路,以讨好国际主流社会和降低国际压力,又清除了直接的政治对手,在国内民众中贬损了异己人士的道义形象,避免了制造具有道义感召力和国际知名度的民间英雄,使一些著名异见人士处在墙里开花墙外红的悖论之中,从而削弱了民间反对力量的社会凝聚力和动员力。执行镇压的警察们也不再一味蛮横而是为自己留有余地,不再用意识形态高调而是以人性化的饭碗理论来为警察职业辩护,负责监管异见人士的警察们,总是以“交个朋友”的口吻开始谈话。它越来越采取隐蔽的曲折的甚至难以察觉的整肃手段,希望用各个击破的方式把民间挑战悄无声息地扼杀在摇篮里。(请参见我的文章《多面的中共独裁》,首发《观察》2006年3月13日)

二、个人极权变成寡头交易

与此同时,中共通过内部的自我调整,特别是对权力的交接和分配的体制做了改革,使独裁统治具有一定的灵活弹性和纠错功能。邓小平汲取毛时代终生制的教训,率先提出定期退休的构想。在八十年代,中共建立顾问委员会,让老人帮退出一线,将胡耀邦和赵紫阳扶上前台,邓本人保持“垂枪听政”的太上皇地位,形成了邓、胡、赵共同开创的改革黄金时代。然而,胡耀邦和赵紫阳先后与老人帮及其极左派发生重大冲突,邓小平动用太上皇权力并利用党内极左派势力,先后罢免了两位开明的总书记,制造了举世震惊的六四大屠杀。主要罪魁是老人帮的代表邓小平和极左派的代表李鹏。

六四后,邓小平为了挽救他个人威信的巨大损失和政权合法性的急遽流失,一方面,他开始针对党内极左派的反改革思潮发出“谁不改革谁下台”的严厉警告,通过南巡的方式开启了远较八十年代激进的经济改革,使中共政权有了经济高增长的政绩资本,逐渐变得财大气粗起来;另一方面,邓小平为了预防未来可能出现的权力交接危机,隔代钦定了中共第四代党魁胡锦涛,并通过自己的全退示范促成了定期权力交接制度。1997年年初邓小平的死亡,标志着畸形的太上皇操控时代的寿终正寝;十月份中共十五大召开,标志着江朱寡头集团自主决策时代的降临,定期权力交接制度也变成中共高层的主流共识。中共十六大的权力交接践行了邓小平预想的定期退休体制,使江朱到胡温的权力过渡得以平稳完成。

虽然,中共在后毛时代的自我调整,仅仅是出于维护政权和权贵利益的权宜性考虑,而与改变一党独裁体制和跛足改革全然无关,但起码使中共高层的权力格局及其决策机制有所变化,变得比以前更灵活、更实用,应对社会危机的能力也有所加强。

首先,在权力关系上,寡头集团独裁代替了绝对个人独裁,一个高高在上的极权者俯视所有高层官僚的强人时代结束,各寡头之间的讨价还价的相互交易的时代降临。政治局常委会不再是最高独裁者的自家密室,而是各寡头之间进行政治博弈的党国密室,密室内的讨价还价可以形成寡头之间的权力制约。

其次,当寡头们的集体决策代替了极权者的一言九鼎之后,当越来越多的技术官僚执掌大权之后,对统治成本的精打细算代替了不计成本的任意粗放,中共的决策必然要兼顾左中右的平衡,决策的执行也越来越灵活务实,尽量避免可能引发危机总爆发或可能带来全局性灾难的极端。

第三,定期交接班机制代替了权力终生制,形成代际之间的互补互救。掌握最高权力之前,“储君”可以观察和研究前任的统治方式,暗自总结其利弊得失,为自己接掌权力后的调整作出准备,一旦入主中南海便可以作出相应的政策调整。比如,胡温上台后,针对江朱时代的弊端作出一系列调整,抛弃优惠资本家的政策而提出面向底层的“亲民路线”;针对愈演愈烈的城乡两极分化而取消收容遣送和农业税;用所谓的均衡的科学发展观代替GDP崇拜的跛足发展;提出“创建和谐社会”来弥补社会裂痕的日益扩大……等等。如果中共目前的定期权力交接制度可以延续下去,每一次代际权力交接都会对前任的政策作出具有针对性的调整;每一代接过最高权力的新权贵,即便不具有名垂千古的政治抱负和洞彻历史大势的政治远见,仅仅出于收买民心和巩固权力的需要,也会对前任执政的弊端作出某种权宜性的补救。

尽管,中共的所有调整都不会超越维持一党独裁体制的底线,比如,胡温的“亲民路线”,不过是独裁者对臣民的恩赐,即为缓解社会公正危机的小恩小惠,并不能改变官权过强而民权过弱的独裁现状;尽管,胡温的政策调整,无论是亲民还是反腐,也无论是和谐社会还是科学发展观,大都是口惠而实不至的政治作秀,现实中的权贵阶层仍然贪得无厌且肆无忌惮,政治腐败和贫富差异并没有实质性缩小,弱势群体的悲惨处境也没有大幅度改善;然而,某些政策调整还是让底层民众受惠,且受惠群体极为广泛,比如,取消收容遣送和农业税;一些省市出台“进城务工人员权益保护办法”,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降低垄断行业的收入……等等,即便是胡温的意识形态左传非常不得人心,但这些缩小两极分化的政策还是颇能俘虏许多人,更能得到新左派和民族主义者的欢呼。

换言之,一方面,由于中共的权力自私和既得利益的钳制,短期内还看不到官权内部出现戈尔巴乔夫或蒋经国,启动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也将遥遥无期。但中共看准了利益收买的巨大效用,学会了不断地进行自我调整,以机会主义的低调与西方大国的周旋,把大量具有两面通吃能力的新生代纳入体制,提高了应对国内外危机的权宜性能力,从而保持住了宏观的政治稳定。

另一方面,由于精英阶层的犬儒化和民间力量的分散,短期内还看不到任何足以改朝换代的民间政治力量,先富起来的资本家大都与官权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迅速增长的中产阶层大都抱有搭便车心里,两者都不可能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即便他们也有对现存秩序的不满,甚至是强烈的不满,但为了个人资本的安全和升值,他们也决不会铤而走险地涉足政治。

尽管,一个民间权利意识觉醒和底层维权兴起的时代正在降临,草根群体的经济维权,民间宗教群体的信仰维权,异见人士的言论维权,律师群体的法律援助,加上体制内自由知识分子的擦边球式反抗,使近年来民间维权活动备受国内外的关注,也在某些个案上取得过有限的成果。然而,不要说这些民间群体之间缺少凝聚核心和协调行动,即便能够形成民间统一体,官民之间的实力对比仍然过于悬殊,民间社会也无法聚积起足以抗衡官权的政治力量。所以,中国向自由社会的转型过程,不仅是渐进的且是长期的,甚至,时间之漫长和过程之曲折,可能超出最保守时间估计。

看到中共的自我调整和统治技术改进,看到精英阶层的犬儒化和民间力量的弱小,看到中国走向自由民主之路的漫长艰难,并不意味着一党独裁可以千秋万代,更不等于放弃自由中国的理想而向独裁现实缴械投降,而是要求民间人士必须保持清醒:一方面,不能低估民间力量的分散、薄弱和不成熟,不能低估民间的急功近利倾向,不能仅仅局限于民间维权的角度看现政权的统治方式,即不能陷入自我虚构——虚幻的英雄主义骄狂和一夜变天的幻想;另一方面,民间不能低估自己的对手,即不能低估中共政权的自我调整、控制局面和收买人心的能力,也不能低估西方自由世界的见利忘义,即西方国家在自身利益左右下的现实主义外交,不但常常表现为对暴政的绥靖,甚至表现为西方政客与东方独裁者的勾肩搭背。

在此意义上,追求自由民主的国内外力量只有保持足够的清醒,在正视严酷现实的基础上,立足于民间社会和体制外力量的培育,筹划自下而上地推动中国走上自由民主之路。

2006年7月30日于北京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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