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大屠杀刚刚结束时，许多人作出中共将在几年内垮台的乐观预测，然而，中国的现实却让这些预言落空，依靠跛足改革和务实低调的外交，也依靠镇压与收买的双管齐下，中共似乎取得了令世界惊叹的成功：大屠杀恐惧下的普遍沉默，经济高增长遮掩了政治改革的全面停滞，韬光养晦和金钱开路的外交使其国际地位迅速上升，优惠中心城市及其精英购买了精英阶层的合作，权贵集团对既得利益的专注代替了从政之德和政治抱负。换言之，中共维持政权的主要方式只能乞灵于经济高增长和利益收买，没落的帝制传统、腐朽的拜金主义和垂死的共产独裁相结合，革命党变成了利益党，催生出最坏的权贵资本主义。

一、革命党变成利益党

如果说，毛泽东时代是化私为公的时代，彻底到个人的一无所有，全能保姆包揽了所有供给——从摇篮到坟墓、从物质到精神。那么，当共产乌托邦彻底破灭后，中国就进入一个化公为私的时代。在私人领域，自利意识觉醒到泛滥成灾，人欲解放为物欲横流，经济人理性的个人利益最大化沦为不择手段的惟利是图；在公共领域，政治权力私有化支撑着经济上的权贵私有化，公权和公益变成牟取私利的工具，作为公权力的党权、军权、政权和法权，作为社会公器的媒体、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统统变成特权集团牟取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私具。

这种变化的最醒目标志就是中共由革命党变成利益党。

首先，自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六四之后，虽然独裁依旧，但并不狂热，实用主义代替了理想主义，基于利益至上计算的技术统治代替了基于乌托邦狂热的政治动员，而且独裁理智对统治成本的计算越来越精细。对内“花钱买稳定”，毒化国人的灵魂；对外“花钱买友谊”，毒化世界文明的灵魂。

其次，恶法治国的党权法制代替了无法无天的个人极权，一方面是天天高喊“依法治国”的口号，不断地对司法制度作出了局部性微调，不断地规范执法者的行为，与西方国家展开法治对话；另一方面，政治控制越来越依靠频繁出台的恶法，除了《刑法》上的“颠覆罪”条款之外，为了控制民众上街而制定“游行示威集会法”，为了控制民间组织而制定“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为了操控言论而出台多项法律法规；其中，最大的恶法是为了镇压法轮功而制定“邪教法”，从而为六四后最大规模的政治迫害提供法律依据。

第三，在官僚集团内部，跛足改革造就出大大小小的权贵利益集团，而党中央所代表的党权整体利益则越来越空壳化。也就是说，党国利益越来越部门化和地方化，最终落实为家族化和个人化，即利益分赃最终要量化到一个个具体的权贵家族及其个人。所以，权贵私有化浪潮汹涌澎湃，权贵利益变得越来越刚性，以至于，几乎没有一个官员是清白的、没有一分钱是干净的。

第四，官员们的从政激励，乌纱帽主义代替了理想主义，利益效忠代替了政治效忠；官场规则越来越向帝制时代回归，官员道德由“无私忘我”变成“利欲熏心”，效忠是为了利益，升官是为了发财，跑官买官卖官一条龙作业，以权谋私的腐败已经变成了通行于中共官场的潜规则（权力寻租、挥霍浪费和包二奶），以至于，中共发布的纪律条例居然把“包二奶”列入其中。

第五，利益党的统治必然是极端机会主义的统治，机会主义又必然使今日中共独裁呈现出模糊多面的特征，混沌灰色代替了黑白分明，政策的不断调整代替了走极端的一条道跑到黑，官员的灵活多变代替了僵化的千人一面。除非遭遇非常时刻或由于过度的权力恐惧而作出疯狂的决策，否则的话，它已经极少采取公开化的运动方式，而是越来越黑箱化双面化。比如，在人权问题上，学会了与西方国家进行定期对话，学会了通过逼迫著名异己分子流亡而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既放其一条生路，以讨好国际主流社会和降低国际压力，又清除了直接的政治对手，在国内民众中贬损了异己人士的道义形象，避免了制造具有道义感召力和国际知名度的民间英雄，使一些著名异见人士处在墙里开花墙外红的悖论之中，从而削弱了民间反对力量的社会凝聚力和动员力。执行镇压的警察们也不再一味蛮横而是为自己留有余地，不再用意识形态高调而是以人性化的饭碗理论来为警察职业辩护，负责监管异见人士的警察们，总是以“交个朋友”的口吻开始谈话。它越来越采取隐蔽的曲折的甚至难以察觉的整肃手段，希望用各个击破的方式把民间挑战悄无声息地扼杀在摇篮里。（请参见我的文章《多面的中共独裁》，首发《观察》2006年3月13日）

二、个人极权变成寡头交易

与此同时，中共通过内部的自我调整，特别是对权力的交接和分配的体制做了改革，使独裁统治具有一定的灵活弹性和纠错功能。邓小平汲取毛时代终生制的教训，率先提出定期退休的构想。在八十年代，中共建立顾问委员会，让老人帮退出一线，将胡耀邦和赵紫阳扶上前台，邓本人保持“垂枪听政”的太上皇地位，形成了邓、胡、赵共同开创的改革黄金时代。然而，胡耀邦和赵紫阳先后与老人帮及其极左派发生重大冲突，邓小平动用太上皇权力并利用党内极左派势力，先后罢免了两位开明的总书记，制造了举世震惊的六四大屠杀。主要罪魁是老人帮的代表邓小平和极左派的代表李鹏。

六四后，邓小平为了挽救他个人威信的巨大损失和政权合法性的急遽流失，一方面，他开始针对党内极左派的反改革思潮发出“谁不改革谁下台”的严厉警告，通过南巡的方式开启了远较八十年代激进的经济改革，使中共政权有了经济高增长的政绩资本，逐渐变得财大气粗起来；另一方面，邓小平为了预防未来可能出现的权力交接危机，隔代钦定了中共第四代党魁胡锦涛，并通过自己的全退示范促成了定期权力交接制度。1997年年初邓小平的死亡，标志着畸形的太上皇操控时代的寿终正寝；十月份中共十五大召开，标志着江朱寡头集团自主决策时代的降临，定期权力交接制度也变成中共高层的主流共识。中共十六大的权力交接践行了邓小平预想的定期退休体制，使江朱到胡温的权力过渡得以平稳完成。

虽然，中共在后毛时代的自我调整，仅仅是出于维护政权和权贵利益的权宜性考虑，而与改变一党独裁体制和跛足改革全然无关，但起码使中共高层的权力格局及其决策机制有所变化，变得比以前更灵活、更实用，应对社会危机的能力也有所加强。

首先，在权力关系上，寡头集团独裁代替了绝对个人独裁，一个高高在上的极权者俯视所有高层官僚的强人时代结束，各寡头之间的讨价还价的相互交易的时代降临。政治局常委会不再是最高独裁者的自家密室，而是各寡头之间进行政治博弈的党国密室，密室内的讨价还价可以形成寡头之间的权力制约。

其次，当寡头们的集体决策代替了极权者的一言九鼎之后，当越来越多的技术官僚执掌大权之后，对统治成本的精打细算代替了不计成本的任意粗放，中共的决策必然要兼顾左中右的平衡，决策的执行也越来越灵活务实，尽量避免可能引发危机总爆发或可能带来全局性灾难的极端。

第三，定期交接班机制代替了权力终生制，形成代际之间的互补互救。掌握最高权力之前，“储君”可以观察和研究前任的统治方式，暗自总结其利弊得失，为自己接掌权力后的调整作出准备，一旦入主中南海便可以作出相应的政策调整。比如，胡温上台后，针对江朱时代的弊端作出一系列调整，抛弃优惠资本家的政策而提出面向底层的“亲民路线”；针对愈演愈烈的城乡两极分化而取消收容遣送和农业税；用所谓的均衡的科学发展观代替GDP崇拜的跛足发展；提出“创建和谐社会”来弥补社会裂痕的日益扩大……等等。如果中共目前的定期权力交接制度可以延续下去，每一次代际权力交接都会对前任的政策作出具有针对性的调整；每一代接过最高权力的新权贵，即便不具有名垂千古的政治抱负和洞彻历史大势的政治远见，仅仅出于收买民心和巩固权力的需要，也会对前任执政的弊端作出某种权宜性的补救。

尽管，中共的所有调整都不会超越维持一党独裁体制的底线，比如，胡温的“亲民路线”，不过是独裁者对臣民的恩赐，即为缓解社会公正危机的小恩小惠，并不能改变官权过强而民权过弱的独裁现状；尽管，胡温的政策调整，无论是亲民还是反腐，也无论是和谐社会还是科学发展观，大都是口惠而实不至的政治作秀，现实中的权贵阶层仍然贪得无厌且肆无忌惮，政治腐败和贫富差异并没有实质性缩小，弱势群体的悲惨处境也没有大幅度改善；然而，某些政策调整还是让底层民众受惠，且受惠群体极为广泛，比如，取消收容遣送和农业税；一些省市出台“进城务工人员权益保护办法”，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降低垄断行业的收入……等等，即便是胡温的意识形态左传非常不得人心，但这些缩小两极分化的政策还是颇能俘虏许多人，更能得到新左派和民族主义者的欢呼。

换言之，一方面，由于中共的权力自私和既得利益的钳制，短期内还看不到官权内部出现戈尔巴乔夫或蒋经国，启动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也将遥遥无期。但中共看准了利益收买的巨大效用，学会了不断地进行自我调整，以机会主义的低调与西方大国的周旋，把大量具有两面通吃能力的新生代纳入体制，提高了应对国内外危机的权宜性能力，从而保持住了宏观的政治稳定。

另一方面，由于精英阶层的犬儒化和民间力量的分散，短期内还看不到任何足以改朝换代的民间政治力量，先富起来的资本家大都与官权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迅速增长的中产阶层大都抱有搭便车心里，两者都不可能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即便他们也有对现存秩序的不满，甚至是强烈的不满，但为了个人资本的安全和升值，他们也决不会铤而走险地涉足政治。

尽管，一个民间权利意识觉醒和底层维权兴起的时代正在降临，草根群体的经济维权，民间宗教群体的信仰维权，异见人士的言论维权，律师群体的法律援助，加上体制内自由知识分子的擦边球式反抗，使近年来民间维权活动备受国内外的关注，也在某些个案上取得过有限的成果。然而，不要说这些民间群体之间缺少凝聚核心和协调行动，即便能够形成民间统一体，官民之间的实力对比仍然过于悬殊，民间社会也无法聚积起足以抗衡官权的政治力量。所以，中国向自由社会的转型过程，不仅是渐进的且是长期的，甚至，时间之漫长和过程之曲折，可能超出最保守时间估计。

看到中共的自我调整和统治技术改进，看到精英阶层的犬儒化和民间力量的弱小，看到中国走向自由民主之路的漫长艰难，并不意味着一党独裁可以千秋万代，更不等于放弃自由中国的理想而向独裁现实缴械投降，而是要求民间人士必须保持清醒：一方面，不能低估民间力量的分散、薄弱和不成熟，不能低估民间的急功近利倾向，不能仅仅局限于民间维权的角度看现政权的统治方式，即不能陷入自我虚构——虚幻的英雄主义骄狂和一夜变天的幻想；另一方面，民间不能低估自己的对手，即不能低估中共政权的自我调整、控制局面和收买人心的能力，也不能低估西方自由世界的见利忘义，即西方国家在自身利益左右下的现实主义外交，不但常常表现为对暴政的绥靖，甚至表现为西方政客与东方独裁者的勾肩搭背。

在此意义上，追求自由民主的国内外力量只有保持足够的清醒，在正视严酷现实的基础上，立足于民间社会和体制外力量的培育，筹划自下而上地推动中国走上自由民主之路。

2006年7月30日于北京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