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屈服于一时的叫嚣，而且重视支持那些大胆和正确地执行指示的人。在雅典和在其他任何地方一样，我们的格言是‘没有胜利，就没有和平’。”这是英国首相邱吉尔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九日致英国驻希腊大使利珀的电报。当时，英军刚刚将希腊从纳粹德国的占领下解放出来。而希腊共产党的游击队正在苏联的唆使之下蠢蠢欲动，悍然违背与盟军达成的约定，迅速填补德军撤退之后留下的真空地带，犹如不到一年之后中共军队在中国东北所做的那样。希腊内战一触即发。是容忍共产党军队继续攻城略地、杀戮民众，还是给予迎头痛击、以保障民主政府的正常运转？这是英国当局所面临的严峻考验。

幸运的是，当时英国拥有一位伟大的领袖邱吉尔。对于共产主义对世界的巨大危害，邱吉尔了然于胸、毫不含糊，他把遏制共产主义病毒的传播作为战后西方世界的首要任务。在纳粹德国失败前夕，邱吉尔清清楚楚地表示：“关于这件事，我自己从来没有过丝毫的怀疑，因为我看得十分清楚，在击败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之后，文明必须面临的危险将是共产主义。”具有远见卓识的邱吉尔意识到，希腊危机不仅是这个南欧小国自身的危机，乃是自由世界与共产专制世界全面较量的序幕。因此，他下令以强硬手段对付希腊共产党的叛乱。

后来，邱吉尔在篇幅浩繁的《二战回忆录》中设立专门的章节叙述希腊事件，尽管当时盟军正在展开与纳粹的决战，但邱吉尔并不认为希腊六个星期的争夺战是微不足道的，“须知这个事变是处于西方世界的权力、法律和自由的神经中枢”。他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在这个时刻，我对于这件事情采取了更直接的指挥。当我得悉共产党已经占领了雅典几乎所有的警察局，杀害了其中大部分已声明不再抵抗的人员，而且距离政府机关只有半英里时，我就命令斯科比将军和他的五千英军出来干涉，并且向背信弃义的攻击者开火。做这样的事情，半途而废是没有用处的，对于暴徒的这种暴力我们只能用枪杆来对付。”在接到首相的命令之后，驻希英军统帅斯科比将军在回电中这样保证：“当任何一个党派得以把私有的军队作为其政见的后盾时，希腊就永远得不到和平和稳定。我希望战争能局限于雅典到比雷埃夫斯的范围内。但我已有准备，遇到必要时，在全国其他地方和他们干到底。”

当时，英军在军事上面临兵力不足的困难，更大的压力则来自于内部舆论。英美媒体猛烈攻击邱吉尔，批评英军居然镇压不久前还在与之并肩作战的希腊“人民民族解放军”。罗斯福与邱吉尔产生重大分歧，英国下院反对党议员提出要求邱吉尔改变希腊政策的修正案。

正是在此惊涛骇浪之中，邱吉尔体现出了伟大政治家的人格光芒。十二月八日，邱吉尔在下院发表精彩演说，深入论述了什么是民主、什么是暴政，英国需要怎么做才是支持民主、反对暴政。他切中肯綮地指出：“我们对于民主必须有几分尊重，不可随随便便使用这个名词。跟民主最不相干的是暴民政治，成群的匪徒，拥有杀人利器，靠暴力杀进大城市，夺取警察局和重要的政府机关，力图建立一种运用铁碗的极权统治。……民主不是建立在暴力或恐怖政策之上，而是建立于理性、公平竞赛、自由和尊重他人的权利之上。民主不是街头的荡妇，可以同带手提冲锋枪的人随便一拍即合。我对于几乎任何一国的人民，广大的人民群众，都表示信任，但是我得弄清确是人民，而不是一群暴民，这些暴民凭借暴力就能推翻合法的政权。”邱吉尔深刻地洞见到了希共及其苏联主子的本质，共产主义与民主是绝对不相容的，一旦共产党夺取政权，就意味着民主的灭亡。所以，对待这群无法无天的暴民，除了采取针锋相对的手段以外，绝不能以绥靖政策待之——这就是后来美国在中国犯下的错误，美国以妇人之仁促使国共双方谈判，终于使得中共伺机坐大，中国遂沦陷于中共之手。

邱吉尔在希腊问题上没有犯如此弱智的错误。为了贯彻自己的反共政策，他不惜押上自己的政治前途，这才是伟大人物的大勇之处。他们着眼于历史的评价，而不是一时舆论的好恶。他们不怕“政治不正确”，他们只对历史负责。在演说结束时，邱吉尔慷慨陈辞道：“如果我这种行动应受谴责，我甘愿接受下院的处分；但如果我不因此被撤职，我们将坚决贯彻这个政策，就是要肃清雅典地区一切反抗希腊立宪政府命令的叛徒。我希望我已经把我们的立场——包括它对世界和战争大局的影响以及对我们政府的影响——说清楚了。”

邱吉尔再次获得议员们的支持：在投票走廊里只有三十名议员反对他，投信任票的将近三百人。他对这一结果十分满意：“在这里，下院再一次表示它的坚忍不拔的力量和权威。”这次投票直接影响了希腊未来的命运——“如果说希腊已经免遭捷克斯洛伐克的命运而今天以自由国家之一存留下来，那不仅是由于一九四四年英国的行动，而且也是由于不久以后便成为英语世界联合力量的那种坚定不移的努力。”遗憾的是，希腊模式未能在其他东欧国家得以推广，后来几年里波兰、匈牙利和捷克等东南欧国家并没有这么幸运，苏军所到之处便是自由的末日，这些国家的人民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被迫身陷奴隶状态；更为遗憾的是，希腊模式也未能在中国、朝鲜、越南和古巴等国得以实现，共产主义病毒遂如同艾滋病病毒一样肆虐于诸国，它们比苏东更为不幸，至今仍然未能从奴隶处境中解放出来。

由于英美的正确决策，希腊走上了一条幸运之路。二战结束之后，希腊再次爆发内战。此时，美国国策发生重大转变，不再持中庸立场，而是在全球范围内积极捍卫自由价值。美国从英国手中接过希腊这个烫手山芋，以马歇尔计划援助其抗击共军叛乱。由于美国的介入，战局急转直下，政府军节节胜利，迅速肃清境内共军。后来，史家分析希共失败的原因时指出：首先，斯大林认为这是一场胜算不大的战争，苏联和希共缺乏足够的海军来抵制美、英的海上攻势。其次，希共的主要经援，来自南斯拉夫共产党及其附庸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但自从南斯拉夫与苏联闹翻之后，便不再支持亲苏的希共。第三，希共的支持者，最初是偏远地区的农民，后来农民逐渐对希共失望，不愿参与内战，希共兵源缺乏，乃采取“抓壮丁”的方式征集士兵，战斗力遂直线下降。第四，希共军队内部出现分裂，希共领袖沙卡瑞阿迪斯主张采取传统式战术，军队司令官瓦费阿迪斯则主张采取游击战术。以上四个原因固然重要，但最重要的原因还是美英领导人对希腊民主政体的坚定支持。虽然后来邱吉尔已不在其位，但其名言“没有胜利，便没有和平”一直是继任者处理希腊事务时烂熟于心的政治守则。此后二十多年，希腊在经历君主立宪政体和军人独裁之后，终于顺利过渡为民主共和国。

正是基于“没有胜利，便没有和平”的原则，后来的美国总统里根像邱吉尔一样，在多方制肘的情况下，决然扛起反共大旗。在里根入主白宫的前一年，苏军大举入侵阿富汗，无人相信它最终会一败涂地；伊朗扣押美国驻德黑兰使馆人员长达数月，失败的营救行动让美国在全世界面前颜面扫地；美国国内也陷入经济衰退，失业和通货膨胀达到史无前例的水准；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岌岌可危，许多人认为美国的世界地位将会迅速下降。欧洲人甚至赌定咄咄逼人的苏联将成为世界的统治者，当时的法国总统密特朗和德国总理施密特的幕僚们都认为北约会在冷战中失败。见机行事的法国和德国开始寻求贸易东扩，施密特的“东方政策”集团甚至准备向苏联俯首称臣。

当里根在一九八二年明确表示要埋葬苏联这个“邪恶帝国”时，欧洲人认为这个粗俗的好莱坞演员简直是疯了，抗议和漫骂之声此起彼伏。当时的情形与欧洲人当前对布什总统的不满何其相似！就像他们认为里根是一条只会狂叫的疯狗一样，布什在这群优雅的绅士眼中也是一个粗野好战的、顽固不化的右翼分子。然而，西方那些自以为聪明的知识分子们谁也没有料到，在短短数年间，里根就重振了美国国威，在冷战中转守为攻。在完成第一轮减税政策后，美国股市的价值在一九八四年翻了一番，微型晶片改变了美国人的生活和战争方式，美国重新赢得全球经济霸主的地位。一九八九年，柏林墙一夜之间便倒塌了，东欧的共产主义政权一个接一个地垮台，两年之后苏联也土崩瓦解了。在布拉格街头曾经矗立起这样几个标语——“波兰：十年”、“匈牙利：十月”、“东德：十周”、“捷克：十天”、“罗马尼亚：十时”，表示这些国家共党垮台的时限。苏东剧变的经过让人们目不暇接、眼花缭乱。西方左翼知识分子们死不认错，为挽回面子只好辩解说，苏东的垮台是自我解体，而非里根的功劳。

然而，不容抹煞的事实是：里根在西方处于危急关头走马上任，英勇地对抗二十世纪人类最大的灾难——共产主义势力。他不同这股邪恶势力谈判和妥协，不再像基辛格之流那样认为势力均衡就能带来世界和平。毒瘤就是毒瘤，毒瘤不会摇身一变成为鲜花。正如邱吉尔坚信在与共产极权主义的战斗中“没有胜利，便没有和平”，里根在英国国会的演讲中也毫不犹豫地宣布：“共产主义必将埋葬在历史的灰烬中。”这两句名言相映生辉。数年之后，苏东的共产神话寿终正寝，里根坚定的反共政策与自由民主的号召是最重要的外因。

如果没有邱吉尔当机立断，也许便没有一个民主的希腊屹立在地中海；同样，如果没有里根中流砥柱，“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的苏联及其卫星国集团不知还要祸害世界多久。邱吉尔和里根没有屈从于西方世界内部那些貌似“政治正确”的力量，“当断不断，反受其害”，那些虚伪的“和平主义”者的绥靖政策只会纵容共产势力重整旗鼓、卷土重来，只能让世界继续笼罩在“老大哥”的阴影之下；邱吉尔和里根也没有被苏联那外强中干的威胁所吓倒，他们敏锐地发现这个邪恶帝国已是“强弩之末，不能穿鲁缟”，尤其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里根政府，勇锐地对苏联帝国发起了最后一击，终于让数亿的民众重新获得久违的自由。

今天的西方世界，在面对那些残余的、更为隐蔽的共产极权国家和新兴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国家的时候，绝对不能像希拉克和施罗德那样与虎谋皮、与狼共舞，而需要像邱吉尔和里根那样的洞见与坚韧。布什总统和布莱尔首相正是这样“虽千万人，吾往矣”的领袖。美英联军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军事行动，拉枯摧朽地埋葬了塔利班和萨达姆这两个犯下灭绝人类罪的独裁政权；美英两国对人权、自由和民主价值的推广，让数以亿计的在独裁统治下呻吟的的民众在绝望中看到了希望。虽然布什和布莱尔都面对国内外强大的反对意见，他们的政策也富于争议性，但他们仍然像当年的邱吉尔和里根一样，坚信“没有胜利，就没有和平”。

日前，美国政治学者克劳迪娅·罗塞特在《华尔街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美国，走你自己的路——坚持原则比赢得爱戴更重要》。这篇文章乃是对“布什主义”的最好注释，而“布什主义”正是“邱吉尔主义”和“里根主义”的延伸。罗塞特指出，全世界还有千千万万人民处于困境之中，他们没有言论自由，也无法表达真正相信或希望的东西。许多这样的人生活在中东，正是眼下争论美国是可爱或是可恨最激烈的地区。那么，美国应该怎么做呢？她建议说：“我们最好的选择是别再费力耗时地掂量这样那样的情感，而是要集中精力来捍卫我们的原则。在这个风云变幻的全球大舞台上，坚持我们的原则确实是美国应该尝试的最佳选择——由此，我们至少可以赢得一个更美好，更安全的世界。”是的，一个坚守原则的人比一个和事佬更能赢得长久的尊敬，一个坚守原则的国家也比一个没有是非的国家更能造福人类。美国应当坚持自己认定的道路，担当公义和慈爱的使者。

在我看来，邱吉尔和里根的伟大，很大程度上因为他们尊重类似于“没有胜利，便没有和平”的、卑之无甚高论的“常识”。当许多自以为是的西方左翼知识分子对“常识”熟视无睹时，布什和布莱尔却老老实实地运用“常识”来处理外交和内政，他们才是真正的聪明人——《圣经》早就教导我们，不能与魔鬼做交易；在现实世界里，自由国度也不能寄希望于通过谈判来实现与独裁政权之间的“和平相处”。黑暗不会心甘情愿地欢迎光的来临，因为一旦光来了，黑暗的末日也就来了。世界要真正实现和平，其前提便是所有的国家都成为民主国家。因此，要缔造和平，首先必须推广民主和自由的价值，这是一条光荣荆棘路，会有挫折，会有歧路，会有死亡，会有鲜血，但是我们必须记住——“没有胜利，便没有和平”。

——二零零六年四月十八日至二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