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66年8月下旬的一天。但确切的时间对于很多当事者已不记得。或许那只是细枝末节，不必铭记。或许那些日子，每一天都与往日不同，具有破旧立新的意义，纷繁的事件穿插、重叠，使某一个日子在记忆中模糊不清。 

然而那天发生的事件，不论当时还是今天都令人震撼，如同西藏历史上一次罕见的地震。当年拉萨中学的学生久松（化名）回忆说，拉萨红卫兵的第一次“革命行动”是去大昭寺破“四旧”。她的母亲肯定地补充道，那是一个星期三。那个星期三对于这位虔信佛教的藏族老人应该有着特殊的意义，因为就在那天，神圣的宗教殿堂被公开践踏，庄严的宗教圣物被任意破坏，显然是老人一生中从未遭遇的劫难，所以在她的记忆里留驻。 

如果是8月下旬的星期三，那就应该是24日。 

事隔20年，被列为“西藏党校增刊”的一本出版有限、内部发行的《西藏大事辑录（1949—1985）》，只有轻描淡写的一句：“8月24日　 拉萨一些学校的‘红卫兵’开始走上街头，大破‘四旧’”。作为当时西藏自治区唯一公开发行的报纸——《西藏日报》，对此只在1966年8月26日（星期五）第一版，以《造反有理 革命万岁 拉萨“红卫兵”举起铁扫帚横扫旧世界》为题，用典型的文革语言将拉萨红卫兵在8月24日的那次“革命行动”抽象化、抒情化，至于事实上是如何“横扫”那个“旧世界”却语焉不详，而对“革命行动”的目标——大昭寺，这座被14世达赖喇嘛誉为“全藏最崇高的寺庙”如何被砸更是只字不提。 

那天，走上拉萨街头大破“四旧”的是西藏师范学校和拉萨中学的红卫兵。成立于1966年3月的西藏师范学校（前身为创办于1951年的藏文干部培训班，1985年升格为西藏大学），大多数学生来自西藏各地的农村和牧区，文化水平很低，处于扫盲阶段；也有一些因为形势突变而离开寺院的还俗僧人在此学习。 

拉萨中学创办于1956年，一度由14世达赖喇嘛担任名誉校长、达赖喇嘛的经师赤江仁波切担任校长，是西藏历史上第一所中学，从当时拉萨仅有的三所小学吸收生源，由初中逐级升到高中，其师资力量很强，除了教授藏文的老师是藏人（基本上是在“旧西藏”接受过寺院或私塾教育的上层人士），其余主要科目的老师都是毕业于内地高等学府的汉人，有的还是内地大学的教师，或因出身不好或有政治问题而被“发配”进藏，但许多人是在共产党的宣传下，怀着理想主义的热情从中国各地奔向西藏的。像陶长松就是其中之一。　

陶长松是西藏文化大革命的风云人物。在文革伊始登高一呼，从此一跃登上那变幻莫测的政治舞台达数年之久。他是率领学生们破“四旧”的带队老师，不久当上拉萨两大造反派组织之一“造总”（全称是“拉萨革命造反总部”，其对立面是简称“大联指”的“无产阶级大联合革命总指挥部”）的总司令，以至许多在西藏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不论藏人还是汉人都知道大名鼎鼎的“陶司令”，后来还曾坐上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简称“革委会”）副主任（相当于现在的自治区副主席）的官位却又随着文革结束沦为阶下囚。1980年代中期以后，以学者身份退居书斋。 

他是江苏扬州人，1960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同年自愿申请进藏，被分在拉萨中学教授汉语文，在学生中颇有威望，这也正是他组建拉萨红卫兵和“造总”的资本。2001年，我两度访问他时，仍在拉萨居住的他年过六旬，虽已退休仍被西藏社科院聘请，主持政府的一些项目课题研究。三十多年过去，清癯依然的他依然是当年的那副装束：鸭舌帽、眼镜和中山服。从他文质彬彬的举止上，实在无从想象在很多人那里听说的他当年是如何地威风凛凛。在我们刚开始交谈时，他是经常可以见到的那种汉人知识分子：内敛，沉静，儒雅；但慢慢地就有了些许变化，曾经贯穿他青年和中年时代的某种气质开始流露出来，充溢在他越来越激越的语调和越来越狂热的眼神里。这显然因为我们的话题是西藏文革的缘故。尽管他有时会突然醒觉似的停住滔滔不绝的讲述，歉意地笑笑，但很快又会回到他曾经叱咤一时、辉煌一时且充满变故的从前。 

关于拉萨红卫兵的出现，他直率地说：　

“西藏地区要成立红卫兵，这是新生事物，当时这些学生可能也不知道怎么搞，我当时在拉中（拉萨中学的简称）是个年轻教师，也有些影响，我实际上也就负责了这个事情。反正很快就成立了红卫兵组织，但具体日子真的说不清楚。可能是“八·一八”（指的是毛泽东于1966年8月18日，第一次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百万名来自全国各地的以中学生为主体的红卫兵）以后就成立了。 

“最早的红卫兵都是学生，因为内地都是中学生嘛。拉中领头的可以说是我，师校（西藏师范学校的简称）领头的是个外号叫“米米”的藏族男教师。不过因为我曾经在师校上过课，彼此都很熟悉，他们也比较听从我。但后来范围就很宽了，因为红卫兵很时髦，所以到处都是红卫兵，居民最多，单位里也很多。这也是因为毛主席一下令，全国都要动起来。”　

红卫兵在大昭寺破“四旧”的情况是一个敏感话题，在其他事情上记忆力惊人的陶长松对此却有些泛泛而谈：　

“我们并不是冲着砸寺院去的，我本人尤其不同意这么干，因为我知道这些东西是文物，需要保护。而寺院被砸，主要还是跟普通群众有关系，他们也混在红卫兵的里面进去了。红卫兵更多是在那些磕长头的人身上贴标语，说他们的行为是封建迷信，很快磕长头的就见不到了。有时去寺院骚扰一下也是有的，当成“四旧”嘛。但对于红卫兵来说，即使砸寺院也并非乱砸一气，像色拉寺附近的一座小寺院，我们去砸的时候都一一做了登记。 

“去大昭寺那次其实在里面的时间并不长，宣传部派人对我们说，总理有指示要保护，我们马上就撤出来了，后来很有可能是居委会的红卫兵又进去过。其实我们去大昭寺就没怎么动，很快我们就出来了，因为周总理有电报。……说句老实话，红卫兵还是很听话的，给大家讲清楚也就没什么了。当时大昭寺是被砸了一点，但没有全部砸得只剩下释迦牟尼一尊像。”　

周恩来的这项指示具体不详，从采访中获知是阻止砸大昭寺的指示，但并不包括其他寺院。

 前文提到的那位当年拉萨中学的学生久松（化名），在照片上惊讶地认出了自己。在这张合影上，她是第一排右边那个瘦瘦高高、裤子上有两个大补丁的女孩子。看上去很秀气，也很腼腆，而且不像其他同学，手臂上没有红卫兵袖章，手里也没有红缨枪，显得孤零零的。久松说，那时候，凡是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都当不了红卫兵，也没有拿红缨枪的资格。 

何谓红缨枪？这是一种木棍上插着并不怎么锋利的金属矛头，并系着一束红穗子的古代兵器，在今天看似玩具，即使在当年也并不具备多大的杀伤力，应该说它的象征性远远超出它的实用性。早在中共还是散兵游勇聚结于所谓“革命根据地”的中国乡村时，红缨枪已是捍卫新生红色政权的一个装饰性符号，和红领巾、红袖章等以示有别的标志一样，拥有这类标志也就拥有了成为红色接班人的资格。所以，在特别强调一个人的“阶级成份”的文革时代，对于成长期的青少年来说，能不能获得一杆红缨枪，乃是能不能划归到革命阵营里的一个大问题。 

说起不被允许加入红卫兵的往事，当时壅塞心中的难堪和自卑仍令久松难以释怀。那时候她是拉萨中学初66级（1966年初中毕业）的学生，年仅17岁。眼看身边许多同学都当上了红卫兵，她却只能背负着出身于商人家庭的包袱无法推卸，实在抬不起头。她记得在砸大昭寺的前一天学校召开动员大会，语文老师陶长松语重心长地开导大家：虽然我们的红卫兵小将都是“翻身农奴”的子弟，但我们并不是歧视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一个人的家庭出身是无法选择的，但关键在于他（她）的立场和表现，这是可以选择的。明天的行动就是检验每个同学的机会，你是站在革命一边，还是站在反革命一边，就看明天的行动。 

当时的拉萨中学，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为数不少。这是因为贵族、庄园主和商人之家历来有送儿女上学的传统，但底层百姓苦于贫穷，哪里有能力让子女求学？为了吸引藏人不再沿袭把孩子送到寺院或私塾接受教育的习俗，更出于从中培养所谓“民族干部”的目的，在文革之前，但凡就读于拉萨中学的学生，无论哪种家庭出身，统统每月都可领到政府发的30块大洋（银元）。与中国内地当时的情形相似，一个人如果家庭出身不好，肯定会被打入另册，也因此他们的学生时代十分黯淡。比如同样出身商人家庭、又因祖母“参叛”（“参加叛乱”的简称，指参加1959年3月在拉萨发生的藏人反抗中共的事件。中共予以军事镇压，称其为“平息反革命叛乱”，简称“平叛”）而遭另眼相看的初中生次多至今难忘，由于他给课本上的岳飞像画了一顶美国喜剧大师卓别林的帽子，被同学向班主任打了小报告，班主任虽是一个成分也不好的藏族老师，却很“革命”，就此事上纲上线，认为次多对民族英雄岳飞怀有“阶级仇恨”，又是开批判会又是让他写检查，使得还是13岁的次多痛苦难忍，甚至有了寻死的念头。那是1964年，“唯成分论”的阴影已经笼罩在许多年幼的中学生身上。 

截至1966年8月，实行寄宿制的拉萨中学总共12个班（高中4个班，初中8个班），共计360多名学生，外加从其他县招收的两百多名出身贫苦的新生，一概住校。其中汉族学生近百人，可以享受与55名教职员工共用一个食堂的待遇，较藏族学生特殊化。 

8月24日，天高云淡，阳光灿烂。一大早，新华社驻西藏分社的记者们敲锣打鼓地到拉萨中学送大字报，这在当时是最时尚的“革命行动”之一。以居委会为主的拉萨各单位的积极分子约上百人也赶来了。学校的高音喇叭里传来数学老师谢方艺的声音，他要求全体红卫兵“小将”和“革命师生”到操场集合。在发誓要把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烧遍西藏各个角落的口号声响过之后，全校师生与各单位的积极分子排着整齐的队伍，唱着革命歌曲，向拉萨城东进发。都说那时候从拉萨中学到大昭寺的距离似乎比今天远多了，可能是这之间并没有如今那么多商号、闹市的缘故，一路皆是郁郁葱葱的树木，流沙河从色拉寺背后的高山上奔流下来，使得城北一大片尽是今已不复存在的湿地和阡陌。走在前面的都是当上了红卫兵的“小将”，戴着红袖章，扛着红缨枪，个个意气风发，斗志昂扬。走在后面的就不同了，有的肩上扛着学校发的棍子，有的什么也没有，两手空空，这都是出身不怎么样的学生，属于“革命师生”。 

可是，为何也有一些出身不好的学生能够加入红卫兵呢？比如这张合影上站在第一排中间穿浅色上衣的那个女孩是高66级（1966年高中毕业）学生，出身于贵族世家，按理说是不可能戴红卫兵袖章的，也不可能拿红缨枪的。第一排左数第三个女孩是她的妹妹，也是一位红卫兵。又比如另一张照片上的两个女红卫兵出身于商人之家，本也都没有资格当红卫兵的。像她们这种人在当时有一个专门的称呼，叫做“阿达”的孩子。“阿达”是“三大领主”的意思，属于被视为专政对象的“黑五类”（即当时中国内地所指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据说在破“四旧”时，冲在前面的有不少“阿达”的孩子，其理由是为了改造思想，“三大领主”的后代被认为最应该将功赎罪。 

在这张合影上，第一排左一那个只有大半边身影的人正是数学老师谢方艺，他是学校团总支书记，也是拉萨中学红卫兵的发起人之一，后来是“造总”的头头之一，1980年代末调回老家福建，现已去世。据说正是这位谢老师在这次去大昭寺之前，专门挑选了一批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于是，本来不可能戴红袖章、拿红缨枪的“阿达”的孩子们，也有人因表现积极而当上了红卫兵。事实果真如此吗？时光流逝不过40年，却已有如许多的疑窦丛生，对于当时为何不是红卫兵或者为何不努力成为红卫兵，恐怕久松自己也很难说得清楚了。 

被辨认出的还有第一排左五、左六、左八三个女孩，都是汉人，是初六六级汉族班的学生。 

需要说明的是，这只是当天部分师生的合影。那么其他人为何没有参加合影呢？还有，这是在砸大昭寺之前拍摄的，还是在砸大昭寺之后拍摄的？如今说法不一。不过这并不要紧，重要的是这幅照片给很多当年的参与者带来莫大冲击，他们没有想到自己或者自己熟悉的人就在这合影当中，霎那的愣怔之间往事纷纭，已掠过眼前，——那是他们并不愿意回首的青春往事。有人神情复杂，良久才说：“我们也是历史的罪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