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8月5日，是原北京师大女附中党总支书记、副校长卞仲耘先生遇难40周年纪念日，她是北京地区第一个死于文革暴力的教育工作者。卞仲耘先生的丈夫王晶尧先生及子女，近日约请部分卞老师生前同事、学生、朋友及关注这一事件的有关人士，聚会纪念卞仲耘老师遇难四十周年暨诞辰九十周年。

    聚会者向卞老师遗像默哀以致怀念。随后，播放了由独立制片人胡杰摄制的专题片《我虽死去》，该片通过采访王晶尧先生等人，叙述了卞仲耘老师的遇难经过。聚会者在发言中回顾卞老师生前事迹，怀念这位真诚、勤恳、与人为善的教育工作者，反思文革尤其是文革期间的暴力行为。

    聚会者痛感，文革发生已四十年，光阴荏苒，当年出生的婴儿如今人到中年，当年刚刚涉世的中学生如今也年过半百，不仅年轻人不知道卞仲耘其人，很多经历了文革苦难的人也说不清什么是文化大革命，有人甚至认为，文革是必要的、非常及时的。历史，常常显得那么势利，那么健忘，那么没有心肝。当年，那些花季少女、莘莘学子，为什么会起而伤害她们的师长？究竟谁是杀害卞仲耘的真凶？这是我们几代人都有责任思考和回答的问题。

    有与会者认为，文革是打着所谓革命的旗号把专制极权主义表现到极致。中国有几千年的专制历史，中国最大的包袱就是专制主义的传统。卞仲耘老师就是在这种打着社会主义、打着革命旗号的专制主义的体制下惨遭杀害的。必须坚决地铲除这个专制极权主义。

    当年师大女附中的学生Ｙ女士说，我这些年采访了很多同学，大家其实并没有忘记卞校长。今天，我代表我们这些同学向卞校长、向卞校长的家庭，表示深深的道歉！我们觉得非常、非常地有罪！我们作为这个学校的学生，都有罪！这些年，我和同学们在谈论这件事时，都在反思，为什么在这样一所当年全国最好的女校，会发生如此伤天害理的事情？从影片中看，这个学校的学生语言非常粗鲁，你不能想象这些学生当年受着中国最好的教育。

    影片中《在太行山上》歌声一起，我就开始流泪：我们的中国革命道路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也是我和同学们多年来思考的问题。我父母也象卞校长、王先生一样，都是三八式干部，他们是革命的一代，我们是革命的后代，怎么会以革命的名义杀戮卞校长这样追求革命的人？我们的同学中，有人不愿意谈论卞校长，有人在有意遮掩，但怀念她的，也大有人在。

    卞仲耘的一个女儿在会上用有些颤抖的声音，深切怀念她亲爱的妈妈。她对母亲罹难四十年之际，朋友们举办这样一个纪念会，表示深深的谢意；也对胡杰先生秉承良知和正义感，拍摄这部纪念电影（尚为未定稿），表示感谢。她为与会者，其中多为八，九十岁的前辈，能够参加这次纪念会，鞠躬致意！

    会上，还宣读了北京原师大女附中学生、文革研究者、最早将卞仲耘之死公之于众的王友琴女士的来信。

    她在信中说：

    “知道要给卞仲耘校长开纪念会的消息，我在万里之外的芝加哥也感到激动。1966年8月5日，北京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在校园里打死了卞仲耘校长，同时被打伤的还有四名学校领导，胡志涛，刘致平，梅树民，汪玉冰。当时，我在学生群中看着这场暴行发生。

    然而，直到1986年，我才写了一篇文章来记述和控诉卞校长之死。

    1993年8月，我第一次去王晶尧先生的家访问。王晶尧先生说，27年来，我是唯一的为纪念卞校长之死访问他的学生。那一天，王晶尧先生还告诉我说：1966年8月4日5日6日，三天里，他失去了在世界上最亲近的三个人。这三个人是：卞校长和他们夫妇青年时代就开始的两位朋友，祁式潜和刘克林。

    王先生的这句话给我印象很深，因为表现了那个时期的恐怖。在1966年5月16日，发动文革的‘516通知’明确规定了把学术界、教育界、文艺界、出版界、新闻界作为打击对象。在7月底，文革领导人又公然鼓动学生使用暴力，就这样，卞校长和他们夫妇在文化界的朋友，还有更多的人的生命，被文革的铁轮永远碾碎了。这种迫害的广度、密度和残忍程度，后人会难以想象。

    在北京，卞校长是第一个文革暴力的受难者。她的死亡是如此悲惨，但是她的惨剧却远远不是一个人的不幸。据我的调查，在女三中，在男八中，在师大二附中，在女四中，在女十中，在女十五中，在宽街小学，不但在北京，而且在全国各地，都有校长或者老师，被殴打折磨致死。事实上，全中国所有的学校校长，都在文革中遭到了暴力性的‘斗争’，无一例外。在北京，1966年8月有数千人被打死。

    王先生的这句话给我深刻印象，也因为让我一再思考，除了最宝贵的亲人、朋友的生命，文革还使我们失去了什么？

    文明的堕落显然是重要的一项。在校园里，由学生把校长活活打死，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野蛮行径。而且，卞校长是被一群女红卫兵打死的。我强调‘女红卫兵’，是想说明她们的暴力行为不能归为一般男孩子可能较易有的暴力倾向，女红卫兵的暴力行为完全是文革鼓动激发起来的。正是因为这样，杀害卞校长成为文革犯罪和暴行的代表性标志。

    道德的堕落也是重要的一项。卞校长被害已经40年，从来没有参与暴行的红卫兵对他的家人表示道歉，哪怕只说简单的三个字‘对不起’。多年来，还不断有人说，卞校长是因为‘高血压心脏病’死的，实际上就是否认卞校长死于暴力迫害。这样说谎，良心何在！

    我深深感谢你们召开这一纪念会。你们纪念一位师长，一位母亲，一位好人，同时，也是在纪念一名文革受难者。就最后一项意义而言，你们也是在纪念千千万万的文革受难者。你们开这个纪念会，因为你们尊重生命，肯定正义。当你们纪念卞校长，你们也是在维护我们生活的基本价值和道德底线。你们的纪念会意义深远。”

    会后，王晶尧先生偕子女前往八宝山祭奠卞仲耘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