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酷热的夏天，有的地方气温超过了45度，干旱折磨着大地，老百姓连喝水都发生严重困难。这也是一个寒冷的夏天，不止一个朋友如此对我说，我自己也日日夜夜、在每个时刻体会着这种寒冷，《温故》没了，“世纪中国”消失了，记者昝爱宗被解聘、拘留，许志永在山东被当成“小偷”……还有许许多多让人从心底里感到寒冷的事情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着，或将要发生。在这样的时刻，每个有良心的人，无不生活得很累、很沉重。一位重庆的老师在网上发出了这样沉痛的呼喊——“这几天什么都不想写，不想说，不是因为天气热，只感到透心的凉，可耻啊，就能如此的活着。”“要是良心真能拿去喂狗，那该多舒服啊。”然而，这样的日子还将持续，没有人知道将持续多久，没有人能预测未来，尽管我们知道在时间的河流中，一切都会成为过去。

在这样的时刻，原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吴南生发出的声音真的是令人又惊又喜，《炎黄春秋》2006年第8期刊出对他的专访，这位1936年参加革命、自称共产党“孝子贤孙”的老人不仅积极主张政治体制改革，而且提出了具体可行的改革办法：

“逐步放开，逐步地提高民众的社会承受力，提高人民的理性，逐步地加大改革的力度，直至实现民主的目标。目标是唯一的，但具体的途径则不是唯一的。可以用办经济特区的经验，突破一点，带动全局。

我个人以为，政治体制改革第一步应该是开放舆论，这一方面可以发挥舆论监督作用，这在中国目前权力制衡不到位，法治不健全的情况下尤为必要；更重要的是在于开放舆论可以开启民智，开启官智，通过心平气和的理性讨论和意见交换，就民主化的利弊、目标、程序、时间表等种种具体问题展开充分的讨论，以达成基本共识，中国的民主转型就可望避免不良势力的扰乱，事半功倍，以较小的代价争取最大的成效。

我们有些官员，一听到‘舆论监督’就脸色发青，少数或很少数人还‘心怀愤恨’。这都是由于缺乏‘民主锻炼’的结果。这种情况必须改变，所以说还有一个‘开启官智’的问题。”

即使开放舆论他也建议逐步开放，不是一步到位，他建议：“开放‘舆论’不要一下子都捅上报纸，第一步可以先办若干个刊物，从理论上、实践上、外国的正反经验上……种种，让智者尽量发言，让官员们以及读者们增强思维、增广民主知识。然后一步一步开放。”

我们可以看出，吴南生老人的主张是温和、渐进的，是从一个老派共产党人的良心出发的，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一个改良主义者，主张改良，而不是天翻地覆的革命。他的观点在那一代共产党元老中是有许多共识的，不说已故的任仲夷、赵紫阳等人，就是健在的李锐、朱厚泽、胡绩伟、李昌、李普等人也无不热切地盼望着政治改革、舆论开放，多年来，在多个不同场合，他们都曾以不同方式或讲话、或撰文、或上书、或接受采访，表达了相似的见解，可惜的是他们早已离开实际权力舞台，他们的思想、言论能对公众包括部分党员产生影响，却影响不了决策，他们的声音常常被遮蔽，他们空有一腔热忱，却也是报国无门，眼看着年华老去，岁月流逝，只能无奈地面对腐败的滋生蔓延，社会风气的日益败坏，政治改革的停滞不前，舆论控制的不断加紧。吴南生老人认为开放舆论不仅是开启民智，而且是开启官智，又何尝不是说到了节骨眼上，今天我们面临的死结不是说服亿万普通民众，赞同政治体制改革，推行民主，而是说服、迫使掌握权力资源的人放弃他们手中不受限制的权力，同意并立马开启政治改革的阀门，换言之开启官智要比开启民智更迫切、更重要。以开放舆论作为政治改革第一步，确是对症之药，我们的问题千头万绪、积重难返，关键处不就是舆论的高度垄断，有话无处说，要求公平、正义、自由的声音发不出来吗？一旦舆论公开，至少可以让掌权者懂得一点忌惮，有所顾忌。真正的开放舆论，就是民间拥有独立创办新闻媒体的权利，而不是以往我们所看到的“宽松”，既然可以宽松，就可以收紧，这样的“开放”只是一种上对下的恩赐。这一点，吴先生的谈话虽未明白指出，但我想他是能认同的。

在这个寒冷的夏天，有良知者无不徘徊在一种萧索的空气里，民气一片消沉，吴南生老人平地里一声吼，竟然大胆地要求“开放舆论”，真是逆“流”而上，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他毫不在意这样说是不是缘木求鱼，是不是与虎谋皮，但他一定知道，这是大义所在，不吐不快。他一定清楚，这个民族不能长此下去，他对这个年轻时投身的革命党依然怀有割不断的情感，他希望这个革命党还具有自我革新的能力，能在政治改革的路上迈出第一步。读着他的访谈录，我仿佛依稀看见他饱含着泪水的眼睛——他是深圳、汕头、珠海三个经济特区的创办人，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经济改革和开放进程中曾经披荆斩棘，被誉为“中国的孙悟空”。他位至封疆大吏，主政一方，在长期的从政实践中，经过痛定思痛，他认识到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是人类的共同财富，两者都不是某个阶级所专有的，什么是文明？这就是文明。如今，经过一系列的曲折与反复，化了二十多年时间，市场经济终于在步履蹒跚中建立起来了，尽管还有许多的不完善，而民主政治离我们依然可望不可及，这是包括他在内许多有良知的老共产党人的心病，历史留给他们的时间已经不多，我能听出他们的呼声中不无焦虑和急促，他们多么渴望有生之年目睹民主政治也像市场经济一样，在这块土地上开花结果，哪怕有个雏形、有个框架也好，难道他们（当然，不仅是他们）的善良心愿注定要落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