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拼音为“Le”的词汇，是藏语的因缘。在我的感知中，这个词就是打开西藏的钥匙。因为它本身就是西藏文化和日常生活的精髓。或者说，“Le”成了六百万藏人共有的基因。我请朋友查阅过辞典，就这个词汇，原来可以派生更多词汇以及更多含义，比如世俗意义的职业或工作，比如神秘意义的先业或命运。

把“Le”说成是西藏人的精神支柱似乎不够准确，因为凡是以佛教为信仰的个人、团体和族群，对因果的相信是首要的，也是最重要的。然而“Le”确实在西藏是深深扎下了根的，其盘根错节正如那些由此派生的词汇，所以只要用藏语吐露“Le”，也就是在进行一次回溯之旅；在返回，缓慢地返回导致结果出现的每一个过往的环节之中。那么也就是记忆的复苏吗？那一个个不为人注意的细节，那些零散的容易忽略的镜头，都是导致今天这样一个拉萨的因素。某个贵族的犹豫不决，某次夕阳下的事变，某个金珠玛米的恋情……就像一张张发黄的照片透露一个个与因缘相关的故事。

每个细节都不是平白无故的。每个细节都有着前因后果。拉萨之所以这样，与拉萨的天、地、人息息相关。往回溯那就无边无际了，只能让远望的视线落到近处，比较近的1900年代、1910年代、1920年代、1930年代、1940年代乃至1950年代。差不多了。也就是二十世纪的上半期，足够结下无数重大的因，导致无数重大的果，恰在今天，一一示现。而我只是其中一个果，正在奋力地寻找着其他的果。“Le”是个人的，也是众人的，还是众生的，这就是“Le”的背后那丰厚的佛法世界和西藏传统。

实际上说出这个“Le”是伤感的，并没有多少快乐可言。“Le”里面没有荣耀的闪烁，有的只是失败的阴影。所以，拉萨人在说“Le”的时候，犹如在饮泣。没有人比西藏人更能明白“Le”，包括佛教这个庞大的宗教体系里的其他族群的信徒。这似乎与民族心理有关，就像是祖祖辈辈的遗传，生来便已背负在身，生来便已融入血液。但我更愿意把“Le”看成是与这个民族的集体记忆有关，就目前的藏人群落而言，这集体记忆不会太远，再远也远不过一百年，甚至就是五六十年。那么在这样的集体记忆之中，每个西藏人都会用深浅不一的感受，从心中，从口中，发出“Le”这个音。

“Le”既是一种解脱，有时候也是一种借口，甚至还是一种麻醉剂。当“Le”意味着解脱，言语“Le”的拉萨人具有宗教的情怀；当“Le”意味着借口，言语“Le”的拉萨人其实是在掩饰内心的辛酸和失败；然而，当“Le”变成了麻醉剂，言语“Le”的拉萨人无疑在堕落、在无耻、在助纣为虐。真的是耐人寻味啊。似乎“Le”变成了对人人都可能含义不一的幸福或痛苦。如果没有对“Le”的全盘依赖，恐怕每个人都会活得不甘心，至少想不通。因为想不通，很容易牢骚满腹，其结果是肝肠易断。

我倒也没有批评“Le”的意思，这是因为我恰恰从“Le”里面获得珍贵之源泉，滋润我曾经因为另一种意识形态的教育而变得枯萎的心田。但是我也看见“Le”确实成为许多同族人无形的妨碍，使之变得安于现状、逆来顺受、得过且过。可以说“Le”变成了一种宿命论。当然不是“Le”的过错，而是，正如宗喀巴大师在开示如何走上菩提之道时，将芸芸众生概括为上、中、下士道三类，毕竟上士道的众生少之又少，中士道的众生也不多见，熙熙攘攘的其实是那下士道的众生。“Le”就像照耀在雪域大地上的光芒，可以令智者身心温暖，精神提升；但对于被贪、嗔、痴死死纠缠的愚氓而言，仅仅只是紧紧抓住的救命稻草，其中包含的有像忍耐贫穷一样不得不忍耐的失败、不得不忍耐的可耻，久而久之，变成不可治的绝症了。

“Le”深深地镌刻在拉萨这座古城之上。镌刻在孜布达拉的每块石阶上，镌刻在祖拉康的每尊塑像上，镌刻在默默奔流的几曲水面上，镌刻在日渐残破的八瓣莲花上。“Le”充满了一年四季，随着雨雪风霜降至人间。“Le”就像烙印，在每一个转廓拉的老者脸上、在每一个轮番说着母语和异族语言的小孩子脸上，在我的脸上，在我的亲人们的脸上，在我的熟识的、陌生的朋友们的脸上，虽然隐而不现，但却冷暖自知。

2006－8－10，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