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经济学家茅于轼撰文《中国真要经受这么多的危机吗？》，对很多专家忧虑的“粮食危机，能源危机，水危机，土地危机”，都等闲视之，认为“统统都不存在”。但他却承认：“更现实的危机是金融危机。现在看来已经很难避免，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现在最需要研究的是金融危机发生之后用什么方法减轻损失，尽快恢复正常秩序。”

茅老这个人是比较乐观的，原因是他认为目前的中国是有史以来最好的时期。记得胡锦涛刚上任总书记时，他写了一篇思想界多半不以为然的文章《曙光初现，待见朝阳》。最近看到茅老等发了一个联合呼吁，抗议许志永博士被当成小偷抓进派出所。茅老近几年多次参加过类似的联署，是老年学者中参与民间维权意识最强的一个，在经济学范围，也曾多次谈到人权的枢纽性，不像他的一些“新自由主义”同行，对人权不闻不问。但茅老仍然时而发一些引起争议的意见，例如被肖雪慧女士批评过的高等教育就是要产业化，被更多学者批评过的上述“危机乌有”论。坦率说，茅老人品很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思路也很清晰，但对“中国问题”的现实综合认知，还是有些许不足。

这两年中国经济学界多有金融危机的忧虑，有的人为将会发生全球金融危机——“全球流动性泡沫可能就要破灭”，也就是举大的全球游资洪水将会冲破既有的金融秩序；有的认为亚洲将再一次发生金融危机。认为中国必将法生金融危机的专家就比较多了，茅老的上述说法已经算是轻描淡写的了。

作为在山西晋行小额扶贫贷款试验的茅老，（一度时期传言茅老的试验属于需要取缔的民间非法行为，其实，一些境外慈善组织早在茅老之前就在做类似好事了）茅老认为中国的金融混乱与共产党垄断金融有关，克服混乱的办法之一是赶紧向民间开放。但是茅老又曾说到：金融“双轨制”在目前会造成金融危机。这样，茅老对开放民间金融的态度就游移不定了。实际上，中国的金融一是以地下方式早已出现众多的民间钱庄、民间打会，只是因为害怕政府排斥打压，反倒出现规范不力带来的风险。可就算是政府的金融，不也规范的很差么。二是已经进入大陆数年的境外银行当然属于非政府银企，只不过是享有特殊优遇（与清末民初的治外特权有一比）的“民间”罢了，像花旗银行还以获得优厚补偿为前提而以帮助承担部分坏账为代价，与垄断银行合作了。

但一些专家恰恰认为：2006年11月，随着共产党垄断金融的壁垒在加入WTO的撤除承诺兑现后，共产党自己的金融系统将遭遇毁灭性替代。有的将此视为金融危机的根源。我的看法：如果共产党在撤除壁垒的同时，利用优惠诱饵拖境外银行下了水，内外银行将同甘共苦，要有金融危机也不光是共产党的银行瘫痪，否则，光是共产党的银行瘫痪的话，就一定说明共产党有了金融卖国主义，使得境外银行光捞到好处了。要么就是壁垒真正得到撤除后，金融界大洗牌，大陆民间金融也一齐上，这样，本来因为坏账累累的垄断金融已经剩下的躯壳也会进一步倾塌。否则，何言金融危机？

实际上，中国的垄断金融已经发生实质性危机了。之所以没有出现剧烈的外部震荡，实在与垄断银行的政治支撑因素相关。

中国的银行是国家的银行、政府的银行，更是领导这个国家的中国共产党的银行，但是从银行的运作上说到底则是领导人的银行。银行既然是经济的血液，也无妨成为腐败的血液，由乱决策、权力批贷、关系放贷、政治性投资（例如靠无条件的持续贷款支撑贫血的国企以维持社会稳定）、泡沫经济等等造成的金融窟窿简直是天文数字。解铃还须系铃人，若干年来补的各种各样的“窟窿”一共有多少？数以万亿计。那么，补“窟窿”的钱又从哪儿来的？无非是更大范围乃至全国范围老百姓挣的钱，让政府非法挪用拿去打了圆场。在2004年“两会”上，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反反复复要求人大对动用外汇储蓄450亿美元注资两家商业银行一事作出事后监督性的调查、说明。吴先生真是紧盯不放了，不同场合不同时间的呼吁光传媒报道的我就见到三次，但是，没有应有的回应。

其实利用行政手段非法填补银行窟窿，已经不止一次，据专家披露已经远远超过万亿了。而且不止补银行的窟窿，还补证券公司的窟窿。政府圆场，对金融侵权案中的受害人来说，这是来自老百姓的一种被动慈善；对“窟窿”爷们来说，这是政府的江湖义气、息事宁人。

可以从很多行业标准看到中国银行的问题：第一，2001年巴塞尔新资本协议：银行准备金的最低要求平均在10%以上。但中国银行体系资本充足率相去很远。2001年中国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为8.30%，工行为5.76%，建行为6.78%，农行1.44%。2006年夏，共产党政府终于出台提高准备金政策，其实不过是重申原先就承诺过的标准，虽此，也不过要求达到8%。公布吧，反正做不做到只有天知道——据报道一些银行主管连所管银行准备金等基本情况都回答不了审计部门的提问。第二，根据1999-2000年度四大国有银行的损益平衡表，国有银行的收益高度依赖于存贷款的利率差（占69%）。2000年，工、农、中、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资产利润率分别为0.13%、0.01%、0.14%、0.14%。第三，就国际银行业的水平而言，北美银行的不良贷款比率最低为0.96%，日本银行为5.99%，欧洲银行居中。但中国银行业的不良资产呢，中国银行、中国工行、中国建行、中国农行的不良资产率%按四级分类法分别为24.12、25.70、14.92、35.06；按五级分类法为27.51、29.80、19.35、42.12；差异水平依次为3.39、4.10、4.43、7.06。经济学博士易宪容就此指出：这里还应该注意到，中国银行业2003年在采取国际上通行的贷款五级分类后，不良资产比率可能还会上升，而且上述四大国有银行的数据没有考虑转移到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的不良资产。

《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6月13日报道：从是年2月份开始的对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大额不良贷款状况及成因的专项检查终于有了结果：截至2001年10月末，涉及223户企业的277笔、单笔余额在1亿元以上共572.8亿元不良贷款中，89%转成了呆滞帐，损失率为50%，有的高达100%。

2003年9月间的消息：经审查，全国85个城市的隶属于四大商业银行的670多家分支行，有高达98%的银行做假账、虚账，并持有二至七、八本各种形式的账册，应付检查。

据2003年11月28日《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单羽青报道：27日标准普尔刚刚公布的评估报告指出：中国银行等中国内地8大银行的资产质量整体信用风险都亮“红灯”，即使是招商银行、华夏银行、民生银行、浦发银行、深发银行等所谓的民营银行，资产质量的整体信用风险也很一般，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建设银行、光大银行的信用风险则很高，尤其农业银行、广发银行、工商银行的信用风险“相当高”！

在4家国有银行、3家政策性银行、11家股份制商业银行中，2000年以前的不良贷款普遍居高（官方公布的比率为平均20%左右；标准普尔的权威评估则在45%）的情况下，农村信用社最糟，达到30.3%；信托投资公司更糟，达到42.4%！最近三年来“积极财政”的扩张达到历史新高，这中间已经有多少还谈不上冲销、债转股等等的不良贷款，还是未知数。而在中国的外资银行不良资产的比率都在3%以下。金融是经济的血液，信用是市场经济的灵魂，那么，中国共产党凭什么说它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呢？

2003年自称“国家财政看门狗”的审计长领导审计工商银行总行及21个分行和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查出违规资金350多亿元。而部分领导干部共被查出违规资金671亿元。

在听到350亿和671亿两个数字时，“一家占据垄断地位的金融企业的一位核心人士淡淡地对记者一笑：那只是小儿科。”“在这位人士看来，中国的几家国有商业银行……管理者们‘不把国家的钱当钱看’，私设小金库、滥放贷款、铺张浪费、贪污腐败，这些都是一些国有金融企业的通病。”“就在前不久标准普尔公司对世界主要银行的评估排位中，中国几家国有商业被评为‘垃圾等级’。”（引自《法律与生活》2004年2下半月）

再看相关资料披露的事实吧——

海南发展银行1998年关闭，央行提供了40亿元的再贷款；郑州城市合作银行1998年出现挤兑，1999年实施全面救助；广东汕头商业银行1999年出现全面支付困难，当年11月重组；1999年，光大银行整体收购中国投资银行，当年为此增加拨备73.2亿元。1998年，财政部发行了2700亿元特别国债，用于补充国有商业银行资本金；1999年，四大行向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剥离了14000亿不良资产，财政为每家提供100亿元开办费。业界称此为对四大行的“前两轮输血”。结果是，中国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达到8%，工商银行和建设银行接近8%。

此外，“还有一些地方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它们可能也有些问题，需要补充一定的资本金。” 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说。

尽管最终的支付方式可能有所不同，或是国家财政注资，或是地方政府输血，或是发债，或是央行再贷款，但总而言之，这部分的损失，总计至少在2.54万亿元以上的金融业改革成本绝大多数终归都得由国家财政扛起来。

而且，根据周天勇的保守估计，中国金融业还需要注资至少1.2万亿。

两者相加，财政若要为金融业坏账买单的话，其数额最终至少会达到3.7万亿。

第三轮银行业“输血”是由450亿美元的注资拉开序幕的。前两轮实际上已经注资逾万亿。业界预测，四大行所需增加的此轮“输血”资本金高达8000亿元，财政可能买单1000亿元。财政买单金融业坏账在中国改革进程中有例可循。“仅补充资本金一项，光四大行就要8000亿，这还没算上保险、农信社、地方股份制银行、证券公司等等，我估计把这些全部算起来至少还需要1.2万亿元的资本规模，我们的财政哪负担得起呀！”周天勇语气沉重。(引自2003年12月《经济观察报》载文《金融业过于依靠政府输血，财政买单能维持多久》)

1998年，为加强中央银行管理，提高商业银行效益，中国银行业进行了空前的大合并，全国30家人民银行合并为9家，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进行省市分行合并或其他形式的机构合并。对此，有专家在指出其一系列负面影响后，特别指出这样一点：机构合并人员调整之后，某些企业会趁企业改革和银行机构合并之机，逃避还贷责任，造成新的资产流失。某些责任人可能趁管理松懈发放关系贷款，增加银行新的不良资产。

其他金融领域一样混乱——

在信托业，1995年10月，中银信托关闭，广东发展银行承担了全部债权债务；1996年，湖北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获注资渡过难关；10月，光大信托投资公司不能支付到期债务，央行决定把部分债权转为股权，约50亿元；1997年，中国农村发展信托投资公司因到期债务不能偿还被关闭；1998年6月，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关闭，负债73.69亿元；同年，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破产，广东省政府仍支付了广国投的境内自然人存款；1999年，广东国民信托撤销；2002年，赛格信托关闭，负债80亿元。

在保险业，1996年，永安保险公司在人行托管后进行重组，增资扩股；而利差损问题则是三大寿险公司的巨大历史包袱。高盛预测，中国人寿、平安和太平洋三大寿险公司的潜在利差损约达320-760亿元。三年前中国人寿爆出审计风波：2003年审计工商银行总行及21个分行和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查出违规资金350多亿元。这样一个公司却能够在2003年6月在香港上市。（取自《财经》2004年3-4合刊，记者康伟平李勇文）学者郝演苏经过多方面长期跟踪研究指出：中国保险业存在着“40%的泡沫”，“无论是重庆‘井喷事件’，还是北京‘密云事件’，以及一些矿难事件，在事故处理中，保险索赔金额和人数与五年前、十年前并没有太大区别，这说明国民的商业保险保障没有很大改观，我们的保险密度并没有出现大的变化。”

保险有保障功能但不是公共保障。公共保障部门如何呢？案例很多，说 2006年新披露的：上海市社会保障局，将30多亿借给私营企业主难以追回……

农村、城市信用社也是问题重重。1996年，贵州贵阳清镇红枫城市信用社发生支付危机，1999年归并贵阳市商业银行；1997年，海口33家城市信用社被关闭，并由海南发展银行收购并承付债务；1998年7月，建行恩平市支行被撤销，农行恩平市支行停业整顿，20家城乡信用社被行政关闭，损失国家资金68亿元；1998年，广西北海城市信用社关闭12家，吊销2家金融营业许可证，全部退出当地金融市场；同年，河南长葛市人民城市信用社违规设立，非法经营，被行政关闭。曾有央行统计显示，目前绝大多数农信社的不良资产率都远远高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4万多家农村信用社中，只有约15%能够盈利。专家测算，要使农信社摆脱历史包袱，重焕生机，国家至少需要掏出1000亿元。

1995年海南发展银行成立。这家银行是国内第一家以改组合并5家信托公司的方式组建的银行，这5家信托机构中只有一家获得经营金融业务许可证的机构，这种“出身”被业内称为“怪胎”。1997年海南发展银行因信誉破产，发生储户顽强挤兑事件，政府首先是派警察保护银行，后来事情闹大，北京的中央政府不得不紧急支援，第一笔补窟窿的资金就高达35亿。1998年3月，中国人民银行陆续给海发行提供了40亿元的再贷款，加上一系列“救济”，央行累计投入了100亿元。一位原海发行员工说，“大量的再贷款也没有被合理使用，而是用以偿还关系户的存款，如果及时进行风险处置，就不会发生关闭的事件了。” 央行、当地政府、债权人、债务人等各方出现了严重的裂痕，危机由此爆发。之后，央行决定不再给予资金支持，而海发行也早已失去独立偿债能力。作为主要的债权人，央行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最终决心关停整顿海发行。（取自《“海南发展银行”何以重生，企业急需解决融资难》www.xWTO.com ，2004-3-29）

各地农村信用社危机之前，便是农村合作资金。这笔巨额欠帐，10余年后的今天还远远没有还清呢！我老家的弟弟每年年底都非常不好意思地跑到一些人家收取相关税费，是乡里欠他投的合作基金，收了抵乡里欠债的。本来就难收，如今相关税费一概取消了，乡里拿什么来抵账？

最后看看与金融能力密切相关的政府欠债吧——

学者李英强、蒲春琴在专文谈到养老金问题时说：中国“养老金的缺口到底有多大？根据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保障研究所的一项研究，在新旧养老制度的转轨过程中，产生了约8万亿元人民币的养老金债务总额。官方称引的数字也各不一样，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前任部长郑斯林公开宣布的数字是2.5万亿，而社保基金理事会理事长项怀诚更倾向于引用世界银行2005年5月提供的研究数据—9.15万亿。”。

学者魏加宁在谈到各级地方政府债台高筑时说：“我国省级政府的直接负债，可靠且保守的估计约为3000亿元。县（市）级地方政府的负债规模比省级政府要大。里昂信贷证券曾对我国县级政府的负债作全面估计，认为数字应为30000亿元。虽然这一数据早到原财政部长项怀成的质疑，但它确实揭示了县（市）级地方赤字的危机。2001年，我国一般预算赤字县共计731个。2003年国家审计署所作的关于中西部49个县的赤字调查显示，49个县（市）累积债务达163亿元。如粗略地将这一数据推广到全国731个县（市），负债金额约为2500亿元。这只是县（市）级地方债务的一小部分。以2500亿元作为省（市）级地方政府负债的估计显然是保守的。乡镇包括村级地方政府的负债，统计更为困难。财政部财科所曾提出一个数字，2000年税费改革的时候，全国乡镇村级的负债大概为3700亿元。另外根据数据标明，这一级别的地方债务每年以20％的速度增长，2003年就已超过6000亿元。

这只是粗糙的估算，它忽略了地方之间的差异，同时也忽略时间上变化，以上数据只具有数量级上的借鉴意义。另外根据规律，越是低层级的政府，负债情况就越严重，县（市）级赤字的规模可能高于上文的数字。上文的估计不包括隐性负债和未被批露出来的部分。”

回到银行本身的问题上来。学者李志艳最近撰文论证银行呆坏账问题：我国银行业累计产生的不良贷款到底是多少，官方一直没有规范的信息披露。经过政府三番两次的“冲销”、“剥离”、“注资”，不良贷款反而被弄得纷繁复杂，让人眼花缭乱。根据银监会2006年第一季度的统计数据，全国银行不良贷款的余额是13124.7亿元，不良贷款比例8.03％，其中国有商业银行10588亿元，比例为9.78%。但这是己经剥离之后经过包装的数据。我们要知道不良贷款的真实数目，必须将剥离给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的部分也计算在内，它们虽然不在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中体现，但银行对储户的负债关系依然存在，因此仍然属于银行的坏账。这些年来银行陆续剥离坏账的总额，官方没有可信的数据。

李志艳对1999年以来银行不良贷款剥离数据进行了如下“不完全统计”：

“1999年，剥离不良资产13939亿元，其中四家国有商业银行剥离不良贷款约为10000亿元；2004年5月，建行第二次剥离不良贷款569亿元；2004年6月，建行再次剥离1289亿元可疑类贷款；2004年6月，中行上市前夕，剥离了1498亿元坏账；2005年5月，工行处理不良贷款7050亿元。其中4590亿元直接剥离给资产管理公司，2470亿元划归财政部和工行共管基金账户，并委托给华融资产管理公司处置。

“根据以上统计加总，累计剥离不良贷款24375亿元，这还不包括没有搜集到的剥离信息以及政策性银行其它不良贷款数额。扣除截至第一季度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累计回收资产2096.5亿元，由资产管理公司管理实际应由银行承担的坏账共计22778.5亿元。这一不完全数字和银行系统内的不良贷款相加，我国银行不良贷款的总额不低于35903.2亿元。有人估计，中国银行业的不良贷款可能高达50000亿美元。这约是中国保险和证券市场规模总和的两倍。”

有梅先生写过一篇文章，分析“中国银行面临全局崩溃”的问题。他这样分析道：温家宝总理在2003年3月18日讲：中国四大国有银行不良资产率是25%，国有银行去年的不良资产下降了3%，不良资产降低到了目前的一万八千亿元，整整降低了四百六十多亿元。但是，根据中国四大银行自己公布的经济数据看：工商银行使用了381亿元的利润填补不良资产，建设银行使用了301亿元，农业银行使用了84亿元，目前饱受抨击的中国银行则动用了381亿元，占银行全年利润的92%。四大国有银行在2002年为消除不良资产而投入了高达1127亿元人民币，全国百姓人均94元人民币。既然四大国有银行拿出了1127亿元来消除坏帐，但温家宝总理怎么会说只消除了460亿元人民币的坏帐呢？真正的原因是，中国四大国有银行在消除460亿人民币坏帐的同时，一年内又增加了700多亿元人民币的新坏帐，新增加的坏帐竟然接近于消除的坏帐的两倍。更可怕的是，2002年是中国经济发展最好的一年。无论是国际环境，还是国内环境都是中国改革开发的二十年来最好的一年，企业的经济效益也是最好的一年。在这样好的环境下，中国的企业和银行竟然还出现如此大的不良资产，你说这不可怕吗？

梅先生告诉读者：中国设立了四家国有资产公司。当时朱总理高兴地宣布：“国有银行的坏帐14,000亿元人民币将全部转到四家国有资产公司中，国有银行将轻装前进。”但是朱总理只讲了一个方面，隐藏的另一面没有讲，这就是：在中国政府财政部的主持和支持下，四大国有资产公司马上发行了14,000亿元人民币债券，然后将这些债券又卖给了四大国有银行，从帐面上看，四大国有银行减少了不良资产，而且又增加了有利润可以回收的债券，但实际情况如何呢？四大资产公司没有一分钱，接受的14,000亿元不良资产连百分之十都没有收回来。先不说中国政府自己违反法律滥发债券，仅中国国有银行接受的，根本就无法兑现的14,000亿元人民币债券，根本就是100%的坏帐。但这笔坏帐竟然冠冕堂皇地以“正常资产”出现在各个国有银行的帐面之中。而作为这些债券的支付人中国财政部更是大言不惭。因为中国2002年的财政收入是创造历史记录的，其收入不过是17,000亿元人民币。各位算一下就会知道，这14,000亿元人民币占了中国一年财政收入中的多大比例。这就是中国金融界隐藏的坏帐之一。

如果梅先生说的是事实，那么梅先生“中国金融必将崩溃”的结论谁又能够怀疑呢？有良知的人们应当都会感到恐怖的。

好了，银行的坏账、各类金融衍生品的泡沫化（光是股市就蒸发了中小散户至少12000亿）、政府的巨额欠债，更兼投资长期过度膨胀（最近中央电视台报道将近一半是违规的乱投资），财政紧张更使得教育、医疗、住房等价格居高难下（不得不对老百姓竭泽而渔），老百姓消费能力差必然造成例如房地产（空置房面积官方说是1亿多平方米，有专家两年前就说达到了4亿平方米）资金回笼困难、令人难以想象的腐败（学者杨帆论证说达到了60万亿）……林林总总，这些还不足以说明中国已经发生了金融危机吗？

所以，茅于轼先生说的迟早会到来，应当指例如恶性通货膨胀、企业纷纷倒闭、民众出现挤兑恐慌、失业剧增等剧烈外部震荡。这一天会到来吗？我不希望它到来，尽管我希望看到共产党死，但这是对共产党的反动力量讲的；我更希望共产党与人民一起新生——谁不想过自由平等安逸富足的幸福生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