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代末期坊间流传一个笑话，说是江泽民每天早晨醒来必问三件事：“美国人有什么动向？老朱又说了什么？阿英走了没有？”这第三项至今仍停留在坊间传说的水平，没有台湾璩美凤式的“性爱光碟”为证，只好暂存不论。

至于美国人的动向之问，当是属实，因为中美关系是中国外交的重中之重，如《江选》第二卷中说：“中美关系关乎我国对外工作全局，必须处理好。”[P452，1999年10月1日，“目前的形势和经济工作”]至于对朱镕基言论的过敏，虽无可细考，但从“清官祠事件”及事件之后朱镕基“再拿清官说事儿”，可见江泽民是封不住“猪嘴”的。并且与“清官祠事件”一同报送的内部材料把方觉的观点反映给江，导致了江小题大做、借机批抓方觉的结果。

一、江泽民讨厌清官

1998年4月，（估计是）根据《动态清样》的反映：河南南阳市卧龙区一个地方建造了清官祠，把古代清官与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及除林彪之外的九位元帅一同塑像，放在一起供人瞻仰，以励世风。台湾方面的有关高级官员也写了题词，同时，北京某高级官员写给一位医生，表扬其医术、医德的题词也被放诸祠中，权充展览之物。

江泽民为此大为火光，专门信给“政治局、书记处并军委各同志”，明确表示自己的反对态度：“难道我们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高品质，是封建时代的所谓‘清官’能够比拟的吗？难道共产党人还要搞封建宗法祭祀，还要台湾当局人的捧场，还借宗教来超度吗？如果这样，我们共产党人的革命究竟到哪里去了？”［见《江选》第二卷P111－112，“领导干部要增强政治鉴别力和政治敏锐性”，1998年4月28日］紧接着江泽民又以传统的共产党人斗争思维举一反三，说明年就是“六四”十周年，现在国内外敌对势力在大肆活动；云云。惊恐之状，溢于言表。在这封信的最后，他向“诸同志”通报说：“关于‘清官祠’的问题，现已派人去南阳调查。待调查的同志们返京后，再向中央汇报。”既然江办已经直接派人去查处一个厅局级地区下设的一个区（县）的某个“地方”（或村或街道）的“政治问题”，其他人自然没必要再说什么。

其实，江实意并非维护“老一辈”的形象，也不在于有“台湾当局的人”染指大陆民间祭祀（何以后来两岸三地迎佛骨呢？），而在于“清官祠”对腐败而混乱的当下社会政治是个严重的讽刺。当时的河北石家庄就有讽刺江泽民亲信程维高的民谣：“毛主席你向前看，跪到下岗职工一大片；毛主席你往后看，省府养着一伙子贪污犯。”这首民谣有不同的版本，时至今日其生成背景已经公诸于世。［见《人物周刊·人物特刊》总第17期，杏园、秀灵“揭开原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的腐败权力场”]。

二、朱镕基一语否定江氏政治

与江泽民重用贪官不同，朱镕基一直以反腐倡廉为重要工作目标。此中虽不乏政治操作技巧，但在宣传态势上确实给江泽民造成了巨大的压力。约在1998年末与1999年初，朱氏对贪腐现象大发激愤之语：“准备100口棺材，99口给贪官，一口留给我自己。”

此语一出，立即引起社会轰动，尤其有关对海外侨界发行的中文期刊立迅报速报道。坊间又有传说，江在政治局会议上责令朱收回此话；朱为“班子团结”，不得不违心作了检查。江能否封住“猪嘴”已经是个草民百姓皆知的问题，更有好事者传说：江找老道起了一卦，预言大江将溃，就是由于“天上派下一头大猪来拱坏长江大堤”，所以1998年发了长江大洪水，云云。

能够印证朱镕基大发雷霆的民间版本，在那时多如牛毛，百姓的谣谚、“小故事儿”广为流传，构成了言论管制社会的一道特殊风景线。如当时有谚云：“大盖帽，两头翘，吃了原告吃被告”——反映司法腐败；又如“农民四大没治”说道：“大盖帽，棉铃虫，乡镇干部，邓小平。”——对邓的不尊重意味着农村出现了否定改革的情绪。民间更有激愤之语云：“把县长排成一行，全杀了有冤案；隔一个杀一个，准有贪官漏网的。”

“隔一个杀一个”的民间情绪几乎与朱氏的“99口棺材”如出一辙。

朱氏在江的压力下“抬回了棺材”，可以猜测他实在不甘心。所以，就有了2000年3月15日在九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上答丹表记者的看似泄劲的说法。

他的“我是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在国务院的全体同志帮助下进行工作的。”答词后半部分纯属客套，前半部更是不言自明的“废话”——不在江领导下又会是谁领导下？紧接着朱氏大打悲情牌，说：“我只希望在我卸位以后，全国人民能说一句，他是一个清官，不是贪官，我就很满意了。”

这是个实话，但又是“出卖同志”的实话，也是对江泽民痛批“清官祠”的不理智行为的柔性回击。或者说，他的“棺材”卖不动，只能保全自己的名节了。

中国高层政治虽然高度封闭，但在民间也屡有“映射”反应；逆向而言，民间的情绪总会在高层有所反应。当顺口溜形式变成短讯之后，权力高层大炮打蚊子般地要求查处“反动政治信息”；当“反动政治信息”被查处或百姓已不感兴趣时，“恶搞”又成了新的民间政治产品，从“董存瑞没举炸药包”到开国大典的“大饭锅成立”广告语的改造，不一而足。

三、方觉建言，被诬他罪

江泽民在1998年4月12日的信件中还提到了一个与“清官祠事件”不相干的事件，就是“另一份材料反映有人暗中策划”、“他们采用孙悟空钻进铁扇公主肚子中的办法，一些人已经打入我们的内部，已经钻到了相当的领导岗位，准备十年后同我们算帐。他们人数不多，但能量不小。”［《江选》第二卷，P112］

这为数不多的能量分子究竟有谁，看来时至今日仍是党国“绝对秘密”。那时的一个重要个案就是曾任福州市计划委员会的副主任方觉被抓。尽管到1998年他已经从官场上淡出三年了（1995年辞职），但他仍自我定位为党内民主派，针对江泽民政治的反民主本实，先后写了《中国需要新的转变——民主派的纲领性意见》（1997年11月15日）与《扩大中国的政权基础》（1998年4月10日）。《意见》一文广为国际媒体如Le  Figaro（1998年1月10日）刊播，《基础》一文不仅在民间学者中间广为传阅而且也在1998年7月号香港《开放》杂志上公开刊出。

方觉两文有一个共同核心观点：推进党内民主，反对新的个人崇拜。在江泽民来理解，方觉的言论是专门针对他的，以至于在1998年4月12日的信中发问：“甚至提出什么‘党的最高权力的程度化转移’问题。难道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不是按党章和宪法规定程序产生出来的吗？”很显然，这是个强词夺理的说法，他的党内权力获取本身就是非程序的，因为发生六四事件，他才得以由邓小平等重量级老人在“局外协商”而后交给政治局再行所谓程序化。就不用说与普通党员无关了，就是与中央委员会也没直接关系。

1989年6月24日，在中共第十三届四中全会上，他清楚地表明了自己的责任程序：“尽心尽力做好工作，不辜负老一辈革命家和同志们的期望。”［《江选》第一卷，P57，“在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上的讲话”］即首先对赋予他权力的（并没在程序内的）“老一辈”负责。

既便不说方觉的观点，那么江氏与陈希同的对决显然是非程序化移交权力的一个后果。对于方觉以党内民主派姿态提出的建议，江氏无法否定，只好以其他罪名抓捕方觉。日前，对赵岩一案的处理，实际上也是8年前方觉案的一个映射而已。然而，方觉的党内民主（包括最高权力转移程序化）现在基本上已经为“胡温新政”认可，至于是否实行仍无可征。同时，它再一次成为体制内精英（如贺卫方与其西山会议派）的一个广泛共识。

结语：悉心研究当代史以资民主政治

尽管中共极力表明其已经从革命党转型为执政党，并且控制着列宁主义意义上的国家机器，但是在现代政治文明进程中其政治运作确实已成了“前朝旧故”。换言之，中国今日政治之状明显呈现二分状：（一）中共传统国家政治与民间自由政治共存，双方都暂无力量“消灭”对方，但亦无对等相接纳的“互相合法化”迹象，这种现象将会持续到民主实现之前；（二）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力量对社会的领导已经不是决定性力量，思想领导已经成为与政权领导的平行存在形式。

如此，为民主社会的健康发展就必要研究“前朝历史”。这既是对中国传统史观的一个继承（如宋初薛居正曾以五代部分历史见证人的身份撰《五代史》，大益于宋初政治），而且也是防止民主社会出现“权力病变”的一个不容忽视的“文化防疫”功能构建。

2006年8月28日构思于乡下雨中，8月30日查校文献，8月31日下午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