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高分考生弃清华、北大而选择了香港的大学，在国内引起轩然大波。“北大、清华会不会沦为二流”的问题浮出水面，上周末凤凰卫视“一虎一席谈”就是这话题。“一席谈”上有几位教授反应失态，面对港校内地招生带来的冲击，不是大发呓语，沉迷于“北京是世界文化中心”的自我陶醉中，就是拿北大、清华出高官来证明两校如何了得，声言“今后的国家党政领导人也将主要出自北大清华的毕业生”……呓语当不得真，出党政高官不假，可除非是民选的，否则任随出多少，都不是什么值得骄傲的事。大学又不是党政高官预备所，几位教授用这样的说辞究竟能证明北大清华的什么品质呢？出高官多，大学就一流了？倒是北大招办主任广州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的“内地高校基础学科更具优势”算是对“一流、二流”之争的内行回应，可是内地高校的师资现状和课程设置现状却又使这话的可靠性大打折扣。

港校内地招生显示的竞争态势搅动了内地高校的一潭死水，还特别触及了北大清华在半个多世纪无竞争状态下的独尊地位。这种时候，与其用言辞来支撑“一流大学”的名分，不如认真思考一下，为什么几所港校就能在偌大的内地掀起波澜？也认真想想今后怎么办？象北大招办主任那样指控人家重金“掐尖”，对内地高校搞不正当竞争，既没意思又失公允。四、五十万港元奖学金说不上重金，招办主任自己都说，拿来对付四年学费外所剩不多。可是它毕竟在家景贫寒的考生面前展现了希望，使他们无须因家贫而在北大、清华这样“不是所有人都消费得起的优质教育资源”面前望校兴叹，再怎么说，这也强过“高校大门朝南开，有才没钱别进来”。说港校是不正当竞争，就更没道理。北大、清华长期在无竞争的情况下全国范围内掐尖反倒正当？

如果不把功夫花在指责别人而是反求诸己，其实该明白，港校能得先机，原因在内地大学自身。首先自然是不独立。除了人们已经说得不耐烦了的行政化和官本位，庞大的党务系统这一世界大学奇观也在彰显着大学的不独立。党政对高校中心活动教学、科研的支配与骚扰，没有一所内地大学躲得过。这可直接关乎大学核心价值——学术自由的存废。对于大学来说，废了学术自由，无异于废了武功，一切都名不副实。而港校拥有的学术自由，使港校的教学货真价实。因为，它们不必听命于任何权力机构的瞎指挥，不会把大量宝贵教学时间用于强制性灌输和洗脑，所以既不会因教育资源和教学时间的浪费而造成教学注水，也不会使教育沦为反教育，比如用大量废物、毒物去弱化学生心智、毒害他们的灵魂，以灌输特有的一言堂和一元化思维去消蚀掉自由探索的热情，使人变得愚蠢而顽固。师生有充分的资讯自由，可以跟随自己兴趣的指引不受限制地去探索和研究，可以自由地去了解中国或他国的历史和现状，不会有什么人或组织机构来强暴人的思想和精神，规定你信什么和不信什么，更不会受时不时自上而下政治运动的骚扰。而就读内地大学，精神强暴、运动式骚扰，是决然逃不掉的，什么时候政治痉挛一发作，大学乐不乐意都得跟着发作，而且人员集中，便于动员，恐怕比社会上同类病的发作还厉害；即使只限于应付和走过场，也会打乱学校正常安排、浪费掉许多时日。但港校就读无此之虞。

我敢断言，凭着学术自由这一根本性优势，港校就注定要把内地大学甩在后面，即使北大、清华这样有深厚历史积淀的百年老校也不例外——如果它们不能重新确立起学术自由的话。何况，内地大学还不止是缺乏独立性和学术自由这一对老问题。愈演愈烈、在全社会后来居上的腐败也是大学自己打败自己的要因。一流大学不仅要求师资、生源一流，教学和研究一流，培养的人才一流，还应该有一流的管理、一流的精神道德风范，用丁学良先生的话说，这对社会起着“超越纯专业之外的示范效应”。但自诩一流的内地大学，现在除了生源一流，其他任何方面都在被腐败蛀蚀，早就不一流了。一流大学对社会应有的示范效应，眼下根本别指望。2005年审计报告中18所有经济违规行为的部署高校，北大、清华双双榜上有名。而大学普遍存在的经济问题，远比审计揭示出来的严重得多；大学腐败的范围也远不止经济方面。对社会的正示范效应没有，负效应倒很多。

在最该寄望于一流大学的科研教学水平和人才培养方面呢？也不敢抱有大指望。北大、清华尖子生云集，但除了产生许多党政官员，半个多世纪并没有培养出堪称重量级的学术人才。而北大近期的学术水平，从它在英国某机构公布的2005年全球大学排行榜上关键一项的得分可窥一斑：虽然相当靠前的排名着实令人兴奋了一阵，可科研论文被引用一项得分为零，使创新能力的疲软昭然若揭。原因自然多多，但除了积重难返的体制和教育理念问题，学术腐败在拖教学水平和创新能力后腿上，肯定起了大作用。中青报最近一项“内地高考尖子为何选择香港高校”的调查显示，内地高考尖子选择港校的原因之一是“师资力量更雄厚”。要我说，是“师资更真实”，没有一大批挂羊头卖狗肉的充斥师资队伍，更不可能喧宾夺主。而内地大学有大批特色教授，诸如专职洗脑的政工教授、官学一体“教授”、政坛高官或影视明星担纲的挂名教授。特色教授的存在给师资队伍灌了许多水，而正经评出的任课教授中不断涌流出剽窃者（别忘了，在这个剽窃者的天堂，在媒体上涌现出来的不过是冰山一角），使灌水更严重。

不断曝光的抄袭剽窃丑闻本来就意味着学风普遍败坏，可是问题的严重性还不在这里。纵然学风空前败坏，但若有决心，重塑良好学风不是没有希望。可内地大学最具代表性的反应是护短，甚而有组织地掩盖丑闻。此等劣行败露的人如果有点诸如“南书房行走”的特殊背景或者有政治紧跟的表示，不仅在大学的地位纹丝不动，而且继续受重用，甚至继续飙升。2003年，北大教授程立显被揭至少两本书中剽窃他人，三年过去，如今程教授身负重任，是《社会主义荣辱观理论教程》主编之一，据媒体披露，除保留着剽窃事发时已经有的教授头衔，还多了许多新头衔：北大马克思主义学院德育研究所副所长、伦理学博士生导师、北京伦理学会副会长。除程之外，北大还有其他多起剽窃、造假丑闻缠身，这对一流大学是不可想像的；有剽窃丑闻的人不仅留任还越来越风光，这更不可想象。有人设问：“假如黄禹锡在中国会怎样？”学术量级上跟黄禹锡根本无可比性的程立显事发后学途仕途更加如意，黄禹锡在中国会怎样？——大胆推测吧。（註二）

剽窃教授不能在创造力上给学生任何启迪，也给不了道德良知上的有益示范，但在向学生言传身教不正当学风上，在培养口是心非、“顺服掌权者”这等气质方面，本事肯定一流。不过，把培养这类特殊气质完全归功这部分人也不公正。各大学为此专设的那些“课程”在这方面是做了持久而系统的贡献。行文至此，不由得想起北大招办主任关于“内地高校基础学科更具优势”的断言。“基础学科”指什么，语焉不详，听者只能猜测。可除了刚提及的专设课程，即每校必开、人人必修、近十多年不断强化的“思政”系列课程铁定比其他任何地方的大学都有“优势”——人家这方面不就一穷二白吗？——，真还说不上有多少正经的基础学科“更具优势”。具体到北大，“思政”在全国艺压群芳。有报道为证：“北大马克思主义学院作为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思想品德教育、研究的最重要基地及权威机构之一，拥有最雄厚的学术研究力量，对于社会主义荣辱观与大学生的思想教育研究一直居于国内的领先水平。”（註三）这“最权威”、“最雄厚”的队伍中，有程立显教授。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顾海兵曾言：“不是香港大学挑战北大清华的问题，而是北大清华有没有资格接受挑战的问题”。这很不中听，但想一想内地学术自由缺席，教学、研究受控的现实，还有腐败的蛀蚀，特别是对师资的蛀蚀——，“有没有资格接受挑战”，话丑而理端。不过，由于港校内地招生带来的冲击，我认为还是可以对内地大学抱有谨慎的乐观。但前提是，冲击能够触动内地大学从教育理念、大学体制这样的根本点上找差距，并以此为契机，从根本上下工夫。特别是象北大、清华这样的学校，如果调整心态，不气急败坏，也不置之不理，而是理性比较，认真反省，一旦走上正途，凭着前人留下的丰厚教育资源，是很有希望的。

2006-8-3

註一这出自教育部发言人的名言：“非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已经成了家庭的一种消费，北大、清华这些优质教育资源不是所有人都消费得起的。”（据新华社3月6日消息）

（註二）新近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妙判周叶中剽窃王天成案，是在给所有抄袭剽窃者传布福音——从此，尽可以放心大胆地抄！如果给逮住上了法庭，法院有的是办法把板上钉钉的剽窃给一一脱罪，实在脱不掉，还有一个“文字比例”说可以确保学坛窃贼没事。当然，这需要窃贼先挣个“南书房行走”之类身份，或者有政治可靠性表示。

（註三）见：新华书目报•教材导刊2006年4月26日的报道：“国内第一本社会主义荣辱观大学生教程出版”。正是这篇报道列出了程立显一长串新老头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