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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之所以会把毛和党区分开，是基于一种观念，说，共产党的领袖里有坏人和好人；据此的推论是，毛等斯大林主义者和党的民主派领袖陈独秀等，是完全不同的。陈独秀系统据言延续到胡，赵，其中有张闻天等人，还是要予以肯定的——这是一种希望吗？
也许，其间尚有一些不够领袖资格的高级干部，比如彭德怀等人，也证明，党犹可改革，非乏善可陈。
这个看法是否准确，正确呢？
直接说，陈独秀等人的方针路线一旦得逞，是不是中国革命就会进入良性循环——按照正确的，托洛茨基和陈独秀的路线，以避免党犯第一次错误路线——其实是正确路线，挽救革命；党随着马克思主义正统思维，等待中国出现资产阶级革命的成熟期，以正常演化到社会主义革命，抑或，一直演化到党变成中国议会中的合法一员，从而渐进式改革社会，使得党变成今天英国式工党呢？国人有无这种陈独秀主义之前景呢？中国人是不是因此就不会遭遇土改，反右，文革，六四呢？这个问题确实是值得思考的。就像人们现在谈论两千年前的希腊罗马制度和民主范式，以比较何以中国历史上没有民主，没有自由主义，。
其间出现的岔路是，按照中国没有民主的历史与传统，共产党是不是可以选择一个好的党的领袖另辟他途，走上一种非普世价值的，类似陈独秀主义的中国发展道路；抑或由党带领，慢慢走上普世价值之路——或者说，中国渐进改良之路呢？
这也是我们历史上的“如果”之问题。历史上有无合理的“如果”，按照美国哲学家胡克的说法，这个“如果”分成合理和不合理两种。如果列宁被刺杀，就没有十月革命——这个如果是成立的；如果南方战胜北方，美利坚成为一个奴隶制国家——这个如果是不成立的。还有，说历史上波斯战胜希腊，也是不成立的“如果”。如果成立与否，要根据历史的必然性来估判，而不是完全进入幻觉。顺此推演，陈独秀正确成功领导中国革命，这个“如果”，是不是成立呢？
笔者以为，这个“如果”不成立。
就像林肯被南方打败一样，是不成立的。原因有几种。一个原因是，国人未预见共产主义思潮危害的必然结果，也未预见自由主义思潮被扼杀的悲剧——民主，科学，其实都可以被革命加独裁——这个革命的双重实质所利用，唯独自由，不可以被利用。就是说，世间一些真理可以被真理的反面利用，另一些，则无此可能。道理很简单：他们只能利用可以被利用的东西。比如说，共产党无法利用多党制度和新闻自由，因为一旦利用之，其自身就顷刻瓦解，冰消溶化了。但是，共产党可以利用民主，科学。半个世纪以来，民主已经被利用，被扼杀。党，已经达到目的。这个问题是历史的结局，是现实，也是理论。
从现实层面讲，毛四十年代就宣传民主，但是，他的民主，不是民主之本质，之要义，而是被阉割掉的民主，也许只是民粹。其中蹊跷甚多。比如，他的“联合政府”，是该党主政和独裁前提下的联合，根本不是和反对党联合——和反对党就谈不上“联合”与否，是并存，监督和互相制衡；联合政府完全没有这个含意。联合或者反对党，当时国人选择那一个选项，人们是不清楚的，也不认真的。他们呼啦啦跑到毛这里，等着被“联合”——殊不知，这个联合，其实是吞并。所以说，“联合政府”是一种幻觉。“联合政府”符合党式思维，不符合民主，不符合自由。但是，国人中许多自由人士相信之。如此一来，是民主制衡毛，还是毛玩弄民主，事情完全颠倒。
反之，毛不期待和蒋介石合灶，他要另起炉灶。他这个想法多么实际。蒋介石会不会容毛于其政，给共党一个英国工党和法国共党之合法位置呢？也不可能。蒋介石和毛一样，不会玩多党制游戏。至于让人民监督政府，实现民主要义，就更加不可能。孙文的训政期，在那时看来摇摇无期；至于人民监督和批判政府——训政（府），则更是梦幻。
所以，五四以来，国人只是接受了一个看来中国人必然接受的大一统革命思维，不过把专制大一统改造成为革命，极权大一统。再次思维指向里，不要说自由主义的要义没有进入国人的思维习惯和行为准则，就是改良的，修正主义的思潮也被隔绝在外，人们顺水推舟地服膺了毛主义。在此前提下，设想改换一下党的领袖，事情就会起变化，实在是一种幻想，一种梦想。陈独秀也好，其他人也好，都没有把普世价值加诸于国人。除去少数先知先觉如胡适等人外，这个思潮以民主扼杀自由的方式，在中国大行歧道，最后的结局已经众所周知。
二
国人何以没有选择自由主义而选择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和思想的原因皆备。五四兼收并蓄的阵势是好事，但是，兼收并蓄不等于泥沙俱下，且只是选择负面的东西方思潮。
其间不懂宽容的民粹运动，在社会层面上企望达到平等，在思想层面上企望达到真理。
这两个致命的，看似正面的革命追求，恰恰落入党文化的圈套，遂使得社会主义运动本身以消灭社会为能事。社会层面的平等，导致的暴民暴力，产生了最为野蛮的迫害和剥夺；而思想层面的所谓“真理”之追求，产生思想的党化和国有化。破害社会和消除异己，成为党化真理的强制性前提。这里最为隐秘的思想，就是呈现帝师合一的训诫思维——这个思维和整个希腊，罗马的古代自由主义不相容，他们是要论僭政，诲僭主，是要给帝王教课，让凯撒服膺上帝——同样，这个思维更加不见容于现代自由主义，主要原因是他们的革命预设是虚妄和虚伪的——正如上溯联合政府。无论是哪一种人获任党魁，都没有面对这些根本课题。
我们看到许多党史资料，证明国人和党员一度和那些党中正人君子擦肩而过。但是问题不是这些党人——是不是好人这个问题，在制肘党，阻碍革命，而是无论谁不采取正确的主义，也都无法使之正确。中外共党历史，无此列外。苏俄固然可以为布哈林和托氏平反，中国固然可以为刘邓平反，但是，问题在于，人们无法设想布哈林和刘少奇可以改变上溯思维——正好相反，布哈林和刘少奇恰恰是斯毛曾经的死党，并沆瀣一气整肃党的其他大员。甚至在思维层面上据说改革于党之极致的铁托，也同样要整肃德热拉斯。
和我们一再引述的哈耶克对于孟德斯鸠的引述一样，在建立国家的时候，人们预设的前提是人性恶——“众人之恶，早就公共之善”。党的领袖和国家的领袖本来就被两个概念所规范——自由国家的领袖是服从民选，民意和监督制衡的——而他们的党魁之意见，党员也可以批评——但是，党，毕竟要产生正确，真理和不错的决策。这个时候，就看党的民主会发挥到何种程度。这是英美政党领袖要考虑的问题——他们好在没有什么终身制度和产生一代代所谓真理，主义，理论。
而专制党，极权党，加之其统治的国家，则无这种健康监督制衡，健康政党轮替。他们一代代产生的正确，只不过证明了成王败寇这个简单粗野的真理。他们没有试错的机制，只有永远正确的机器。试错和正确，正好是不同类型的政党和政权最大的认知分野。
陈独秀也没有想到这一条，他甚至武断地排斥异己之思想，于五四时期（见他和胡适当时的争论），以为真理在他手里。他不知道伏尔泰的让人讲话的权力，是争辩的前提。
这符合中国历史上也没有“论僭政”这样的习惯。和帝王的交流往往变成险谏，死谏，尸谏，一切建立在皇上万岁万万岁前提下。因为中国之帝王也几乎是永远正确的。政治宗教是一体化的，帝师合一。“天地君亲师”，其实，师长的地位很低，没有仕途的乡村教师，只是农民的导师。
到了1949年，1966年文革时期，毛就已经集“天地君亲师”于一身（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亲，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伟大什么什么……）万物皆备其身，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这个党内领袖帝师化的党文化，并无改善的任何迹象，无论在党史中还是在现实中。其在社会上产生的结果是，党员的一般性正确远远超过人民（这个人民是模糊概念），党魁的言论就更加无可怀疑，不准挑战之。深层的原因是，和西方政党的思维准则无关，因为，西方社会中的党员人群，只是在非常有限的认知范围里认可其党的政治主张，而且很可能是有限的，局部的，一时的主张——党员自身的世界观，也许要服膺他个人的专业和爱好，等等。党，无权干预他的专业。国人党员就完全不一样了。历史学家要服从党的对历史的解释；哲学家，要服从马克思主义；甚至艺术家，也要服从党的指挥（赵丹就对此愤愤不平）。于是，任何领袖，他本身其实也是党的文化之化身，除去毛可以无法无天，其他人，连周恩来，也是没有任何所谓政治身份和政治专业的附庸。
这样的思维框架里，陈独秀也好，张闻天也罢，是不是能够跳出这个牢笼，说一声，不！很难。
我们看到，这种全民洗脑的现实起码存在了几十年。到了文革，这个现实变得无以复加，不可思议起来。思维的野蛮鼓动了行为的野蛮和无助。在文革中，这个文化革命的实质，其实就是文化毁灭。文化毁灭的前提，就是我们没有任何保护以往文化的文化。换言之，专制时代保留的一些社会文化空间，在党文化里被摧残殆尽。教师，成为毛“开刀”的第一批牺牲者。这个历史发生了也许是空前绝后的暴力杀戮。没有任何理由可以相信，这个党的改造可以取缔这种暴力。实际情形是，这个暴力在思维暴力的指挥下，一直在延续，延续，延续！
有谁可以对毛或者斯大林说，根据党的原则，请你停止下来！
这种“如果”可以存在吗？
这个讲话者应该具备的身份是什么呢？我们知道，没有这个身份出现，没有具备此身份的人物出现抑或其同党有意见，也是一律诛杀。
但是，我们看到，西方历史，即便是专制历史上，情形不一样。马吉亚佛利，伊拉斯谟和更早的塞内加。色诺分，就可以谈话甚至教诲于帝王，僭主和政府人士。其身份是导师，哲学家和教士。帝王，如尼禄，可以罔顾其诲，但是，他建立了这个对话的场所和平台。中国的老师不具备此资格；翁同和，也不具备。
于是，整个中国革命是在党的领导下，在真正的导师之缺位下发生和夺取政权的。要改变这个情况，不是寻找或者再次确立某某正确领导人的地位，思维和人格，而是要根本改变这种思维规则和服从模式。在罔顾所有这些负面因素的情形下，推上几个幻觉中甚至现实中的任何贤达之辈，也是无济于事甚至结局会本末倒置。
重复而言，陈独秀讲究科学，民主，却没有打到专制要害，反倒给自由主义一个民主式毁灭。整个革命的，政治的逻辑，按照民主加革命，加独裁，加恐怖，加暴力的方式出现在20世纪的中国。我们看到，国人迈过党文化，接受普世价值的道路上，除去现已有之的，来自官方的障碍，这个共产党“也有好人”论，其实欺骗性和无知性也很大。因为，人们在政治改革遥遥无期的无奈中，把看起来还不为政府诟病的一些党文化中人捧出来对抗毛，对抗极权专制，好像缓解了人们的大失望，其实是延缓了人们对于这个党文化的基本思维。
三
那么，究竟有没有好一点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未来之前景呢？
这个问题要讨论。
先说陈独秀。一言蔽之，陈独秀早年的五四专制风格，在他成立党以后，有所改观。
但是，这个本质的改观，是他脱离党以后，尤其是他晚年时大彻大悟以后发生的。换言之，这个时期的陈氏，已经不是建党时期的陈氏，统领时期的陈氏，党的陈独秀，而是绝决于兹，反党，反思党时期的陈氏。两个陈氏如日月相峙，无法合拢，无法归一。这是判断陈独秀的基本标准；也就是说，你要说陈独秀在三十年代也奉行一种党文化，就是错误的说法，不顾事实的说法。这个时期的陈独秀，已经从党文化，还原为一个自由主义的陈氏，具备一般人性的陈氏，作为独立学者的陈氏。
这个定论和我们研讨托洛茨基的定论，是一样的。托氏之价值，不因为他是苏联红军统帅，不因为他是列宁的同党，而是他反对列宁主义异化者斯大林（他流连于列宁是事实，也是缺陷）。西方价值，认同晚期托洛茨基，也不因为他是二百暴徒进攻冬宫的指挥或者指挥之一。这乃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身份认知，是我们评价托氏之关键。把他供奉为党文化代表，布尔什维克代表，是完全错置和误导。
至于怎样看张闻天等人的问题，我们做出的评介如出一辙。张闻天是不是总书记，究竟是不是遵义会议之一把手……他是不是在文革里是无辜的，等等问题，是修正共党历史之必须。但是，这些问题，和张闻天是不是可以把党引领到民主自由进程，完全风马牛不相及。几种说法混淆一起了。说，张，支持了毛，所以，功莫大焉——这个功，是党文化里的功，除去党文化，这个功，是过，是功，还不好说；说，张，后来受到排挤，直到文革，他是受害者。
这个说法，看怎没说。因为，作为文革受难者，申诉张的人权，是正常的；但是，后面隐藏一个话题，说，……如果是张这样的好人执掌党，天地就会为之一变，中国就会因此发生正面的变故——这就是故作幻觉，画饼充饥了。
一个基本的估价是，究竟这些好人制约了毛？还是毛实际上取消了这个制约——这个党，究竟有无产生制约的可能？
对此，我们给与否定的回答。
何以如此？因为党的诞生，发展甚至消亡，都取决于那个列宁主义的铁则“民主无法治”，真理无民主。这是人所共知的话题。关键要素是，这个制度是相对于非极权政党和非专制制度而存在，而生存的。修正主义者生存的要领是，他们服膺所谓资产阶级政党的政党政治，受制于法治和舆论，而不是要多党进入列宁主义原则——毛或者列宁的金字塔的塔尖，可以戳到底部每一个人，但是，他们向上批评，横向批评的可能性，等于零。
在这个党文化前提下讨论党内好人，坏人问题，有无意义呢？
在评断个人，个性问题上，是多少不无意义的。张闻天受到迫害，这个历史要给与纠正。但是，我们无法知道，这个正确光荣伟大的集团，是不是应该受到纠正，他是不是应该纠正，有无纠正之的可能性。
一般而言，“正确”的东西，本身是无法纠正的，一切错误，来自于纠正者。党，按照这个大前提认知他们的错误——这些错误是被包含在一种永远正确的框架里，无法动摇的。所有错误一律产生正确的前提，无论人们如何指出他的悖论（比如九大，打倒刘是错误的，但是九大本身无需指责，不许指责；反右是正确的，只是要为几十万右派平凡；文革是要否定的，毛不能否定；饿死几千万人是不对的，谁追究之，就是违法。等等）。
历史，就这样被“党的历史”嘲弄了。人的历史，党员的历史，也被如法炮制。张，或者其他人，他的个人正确与否固然重要，但是，党，这个前提，是不容怀疑的。张，他的好处，也被指向党的一部分好处；他的坏处，则与党无涉。张，成为整个中国党文化的一部分。换言之，中国走向布尔什维克的道路，斯大林的道路，他是否应该身负其责，据说可以忽略不计，因为，那个大前提是不容怀疑，不容思索的。他们把这个叫做民主集中制，叫做“把一切献给党”，叫做“不理解也要执行”，等等。于是，党人一般思维是，只追究那些大框架之外的是是非非，不涉及根本的是非，怀疑和否定。
更有甚者，他们还因此发明了一种自律真理，叫做自我纠正，且由此挥发一种新的“正确性”，改革性，可塑性。他们说，你看，党允许这些错误的自我纠正，并由此焕发了新生的生命。这些新生者包括胡，赵等人。他们如此这般地为党开辟了一条胡，赵之途。他们说，国人啊，你们现在的要务不是追求普世价值，而是要寻找新的胡耀邦，赵紫阳。
这个想法和陈独秀“如果”执行正确的托洛茨基路线之说法，异曲同工。
四
怎样看待这种新式党文化呢？我们只好回到对于这个党的立党之本和党史本身研说之。
叙述马克思主义正确与否，许多人做过分析。简单说，定义马克思一开始就错了，是一个明智的评价。何以如此说，因为，马克思主义不是他那个历史时代的真理，充其量只是一种不无卓见的偏执之观念。自由主义在历史上几乎与其并肩，甚至早得多。
马克思评价革命的时候，资本主义机制正在自我调整，而不是自我毁灭。自由主义的许多原则，正在溶入西方文化，其中包含了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的文化，道德和法律的文化，宗教文化。党文化（西方的政党文化），归并于这种准自由文化。其党其政的建立和发展，只能是涵盖某一部分社群存在的某一部分一种意志，而非整体意志。这个整体意志说，已经受到纠正。多数，少数问题，正在成为反对民粹和多数暴力的讨论课题。
西方的人们不知道强迫他人入党，是不是一种文化，一种正当文化。他们的党，各式各样，但是，他们清楚认识到他们的选择，判断，只是一种认知，一种意志，一种选择，不是整体意志，人民意志，更不是真理的象征。
个人主义的课题，成为人们探讨人生价值的准则——他不同于将群己权界附会于自由之儒家文化——自由主义给人一种博大宽容的“不可知性”，允许人们在法治之外，发挥某种没有攻击性的个性自由和非理性自由，也就是他们所说的德性或者“良序灵魂”（「论僭政」
斯特劳斯等）。这个德性，是建立法治文化的基础。没有没有文化和精神，道德寄托的法治；更没有文革的文化和文革的法治；因为文革取消了法治的前提——文化。这个党文化发展到文革，已经赤身裸体，毫不遮掩。说，否定之，这个党就良性转轨了。但是，这个说法是不是历史的逻辑，政治的逻辑呢？
一切个人和群社的存在，可以游离于真理和规则，只要不侵害他人的自由。等等。马克思知道这一点。这表现在他的个人和社会关系说里，但是，他首鼠两端，不能贯彻到底。
党文化，首先集成的是东西方的知性文化，强迫认知，强迫真理的文化，或者说，是某种独裁者和哲学王的文化。他们预设的真理，只要看起来是一个真理，就万事大吉了。
党文化，首先认知和首肯一个领袖的认知。列宁或者毛，他们就是真理。于是，就像我们开动鼠标一样，在洗脑为一片空白的专制庶民的脑平台上，人们逐渐习惯于被牵制和受指挥（这个洗脑过程从自愿到不自愿，从不自愿，到自愿……我们省略了这个过程）。党员人群，就是这样一群存在。也就是说，当党文化进入人体的时候，个性本身就被取消和瓦解了。一切目的性行为，伴随着往往是盲动和疯狂。这个文化从人性舞台上大大倒退。
之所以谈到严复的穆勒，是因为“群己权界”这个中国化的穆勒主义。中国历史上乏善可陈的个性桎梏，框定了人们献身群社，国家和天下的意志。说，个人至上，很困难，很费解。但是，国人仍旧有君子不党，狐群狗党，党同伐异的习说……——这样一些总结党性不纯于人性的说法。但是，党，这个1921年成立的党，成功地改变了国人的思维，就像他们一时将文化贬斥到卑贱的地位一样，扭转君子不党说。
于是，在强调党有“大好人”的心理中，这个不知道群己权界为何物的人群，依然在期待良君，清官，期待和评估该党的好人领袖。其实他们不知道，他们的领袖不是发现了真理，只是在强迫和杜撰真理，他们更不知道，要营造的不应该只是追求真理的战场，而是容忍非真理，非正确（像他们认知的那样）的政治文化环境，容忍异己的文化宗教环境，甚至容忍敌人的某种精神，给敌人以尊重，以人权的那种环境。这是他们连想也没有想过的。
他们看不到美国或者英国的许多政党，正是在反对声浪中正常存在，正常发展的。他们只是看见梦想中的真理，和真理中的梦想。这些我们称其为非真理的真理说，告诫人们，不要设立正确伟大这样一些空想。让人们知道，人类无法解释人类，抑或只是可以解释一部分。世世代代人们的存在之本，是永远可以假设和研讨的课题，既是政治性课题，也是人性化课题，文学和艺术的课题。许多东西游离于政治正确之外。理性和哲学只是解释，却没有改造之的权力——在这个意义上说，哲学在于改造，直接造成了人权和尊严的涂炭。没有操作可能与无法进行价值评估的伟大梦想，一直在制造天堂中的地狱。
五四以来，多少知识分子，就是在这个所谓的启蒙和觉醒中，碰上了引导他们进入地狱的革命幽灵。梦想，销蚀了他们的才华和人生，正确，取缔了他们的常识，革命，出卖了他们的良心，败坏了他们的道德。
一直到七，八十岁，八，九十岁，他们还执着地追求真理——这个追求带来了可笑的，相对于自由主义的，类似党文化的追求。
他们供奉出一些新的正确和伟大，新的什么什么人物，领袖，他们甚至慷慨激昂，不能自己。许多人不知道，他们追求梦想，真理，正确，正好是他们缺乏一种品德，缺乏尊重不正确的品德。他们对于政治宽容的缺席，使得他们追求起自由主义来，很像追求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新的党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