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如果在孔子时代，我在孔子眼里，最多是个狂狷之徒而已，或勉强算“成人”吧。孔子自己应南子之招去见大美人一面，便要受到弟子子路愤愤的责问，只好发誓向天发誓：绝对没有干啥“见不得人的事”；子路偶尔冲动说说粗话打个架，便要被孔子严厉训斥！而对老枭来说说粗话打私架，年青时与美人干干坏事，那是家常便饭。如果作为儒者，孔子，子路能放过我吗？

但是，在今时今世之中国，我自信绝无愧于圣人之称。因为我有《两项基本道德原则》：

一、不撒谎。不是要求任何场合任何时候任何问题上都说真话，那太难，也没有必要。在个人生活、家庭生活及特殊情况下，例如对爱人、孩子、对绝症患者，一些无伤大雅的善意的偶尔的小谎，在所难免。但是，在公众事务中，在涉及他人及公共利益的问题上，在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和涉及人格的时候，绝对不能说假话，此乃立身之根本。如果限于各种特殊情形与具体境遇，说真话不方便，有困难，有危险，可以不说话；如果一定要说，就必须坚持言论、思想的基本诚实。

二、不为恶。可以不为善，但任何情况下都绝对不可以为恶，大恶不可为，小恶亦不可为。不论是否利己，都不能损人，不能害人。极而言之，害一人、杀一无辜而得天下，不为也。不为恶也包括不附恶，附恶即作恶。对于恶人恶事，可以不站出来斗争，但绝不扶同为恶，绝不帮凶帮忙帮闲！

虽然孔子感叹礼崩乐坏，其实在当时，三代礼乐之余音依然袅袅，社会道德规范虽败坏而未灭绝，不象现在，不仅彻底的礼崩乐坏，而且空前的学绝道丧。不仅广大民众，“士”阶层也全方位普遍化地堕落，行为没有了任何规范，道德突破了任何底线。一个“士”达到这两条标准，在孔子时代不足为奇，在现时代就不仅难能可贵而已。所以，孔子时代勉强算“成人”者，在现时代就堪称圣人了。

与其唱高调，不如守底线；与其严细德，不如论大节。这个时代，就象我在一首诗里描述的，火里有冰水里有毒，花朵里有刺，花圈里有套，妖魔化成了美眉，豺狼披上了人皮，鸡犬飞进了中南海……。在这样一个善恶全面颠侧、道德全面崩溃的时代，“士”阶层的道德标准不宜标之过高、也不宜过于琐碎。只要大人格没问题，象老枭这样喝喝酒泡泡妞，说说粗话打打私架，人之常情，何必苛求？

二

在守住这两条底线的基础上，尽量以君子的道德规范来要求自己（当然，这是就原则而言，对于历史上一些与当时制度配套的具体道德行为规范，没有必要死守）。在政治思想上主张民主，在“超越”问题上坚持人本，在日常生活工作中秉持仁德，对亲人孝悌，对朋友诚信，小事随和，大节铮铮等等，这些都是我平日里常常“三省”和自律的。不论是为人子、为人兄、为人夫、为人父、为人友还是作为一个国家的公民、一个社会的成员，都尽力尽责尽量做到“内省不疚”。孟子“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养气办法是“集义”，不断地发合乎仁义的言、做合乎道德之事，久而久之，内在的浩然之气就会越来越充足。

同时，与人交往中，尽量履行“推己及人”的忠恕之道（朱熹《四书集注》：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王弼《周易注》：忠者，情之尽也；恕者，反情以同物者也。未有反诸其身而不得物之情，未有能全其恕而不尽理之极也。能尽理极，则无物不统。极不可二，故谓之一也。推身统物，穷类适尽，一言而可终身行者，其惟恕也）。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这是儒家的恕道，也是世界伦理的金律；“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是忠德。“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自己能立能达也希望别人“立达”起来，就象俗话说的，自己好也要大家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己所欲，是否就可以强加蛮施于人呢？也不行。立人和达人当然是好事，但也应该尊重本人的意愿，在唤醒本人“立达”意愿的基础上帮助他“立达”起来。尤其是政治社会层面的问题，任何强制性的“好事”往往都不是好事或者会变成坏事。《周易大传》曰“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要求把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与遵循客观规律融为一体。对物而言，要遵循客观规律，对人而言，就要尊重人的本性。“曲成万物而不遗”，这个“曲”字，值得深长思。

《论语》、《孟子》是内圣之宝典，有许多关于君子人格、君子规范的论述，其中不少是可以供古今中外人类共国遵循的“铁律”，谨从《论语》中摘录数则，与有关同道共勉：

“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君子上达，小人下达。”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不己知也。”

“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

“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

“君子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

“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

“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

三

当然我不是不会犯错误，甚至会不断犯错误，但涉及大义、有关大德的大错误，自信基本可以避免了，纵然万一不慎犯之，也必过而改之、尽力补救。子贡曰：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意为：君子的过错好像日月之食。错了，给大家看见；改了，人们仍然仰望他的光明。

圣人不是不犯错、道德上完美无缺的人。没有任何人是绝对的道德完人，但是有相对的道德优劣高低。俗话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其实圣贤何尝无过？尽管孔子自谦“若仁与圣则吾岂敢”，他是历代公认的大圣无疑。但孔子曾自称“夫子欲寡其过而未能也”。

例如，《论语》载“公山弗扰以费畔召，子欲往”，又载“佛肸畔，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孔子想利用公山佛肸对自己的重视而有所作为，后虽因子路的拦阻没去成，至少孔子两过有过这种糊涂错误的念头。朱子《论语集注》引程子语曰：“圣人以天下无不可有为之人，亦无不可改过之人，故欲往。然而终不往者，知其必不能改故也。”又引张敬夫语曰：“子路昔者之所闻，君子守身之常法。夫子今日之所言，圣人体道之大权也。然夫子于公山佛肸之召皆欲往者，以天下无不可变之人，无不可为之事也。其卒不往者，知其人之终不可变而事之终不可为耳。一则生物之仁，一则知人之智也。”要等子路劝阻才认识到想利用公山佛肸而有所作为的打算不可行，是错误的。程子和张敬夫的解释，可以说明孔子救世心切和通权达变，但不能证明孔子没有认识的失误。

是人就有局限性，就会犯各种错误。在《李锐访谈》的影碟中，李锐转述恩格斯的话说，任何人都有三个“局限”：历史的局限；个人知识、经验的局限；个人思维力即智商的局限。有网友以为还应当或必须加上一个局限——“道德局限”。恩格斯还讲过：人从动物进化而来，注定人永远不可能彻底摆脱“兽性”。这里说的兽性，当包括“人的道德局限”。可见恩格斯实际上是主张“人有四个局限”的。

其实孟子也主张人有“道德局限”，所以他说：“人之所以异於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传之”。孟子认为人的天性中即具有善的萌芽，称为“仁义礼智之四端”。他同时认为，这些“善端”是人异于禽兽的根本标志。虽然人岂有禽兽本能，孟子认为那些不属于人的本性的部分，君子应该克制之并将“仁义礼智之四端”弘扬开来。

四

自由派知识分子们祟尚谦卑，听了“我就是圣人，圣人就是我！”这样的话，未免以文化狂妄和道德自负相斥。刘晓波在《孔子的诲人不倦和删诗—狱中读孔子行迹》一文中就认为：“孔子开创的诲人不倦传统，作为中国人的为师美德，其潜台词就是永远高人一等”、“孔子被后代神化为圣人，儒家伦理被拔高为儒教，不仅造就中国的专门神化世俗人格的造神传统，而且造就了权力上道德上知识上的狂妄传统。”

孔子和历代大儒确实是比较狂的。权力上的狂妄固然不好（儒家思想与君主专制的政治实践难分难解，不是没有“权力上的狂妄”，但比起没有儒学修养的权力所有者，比起其它门派如法家、马列派来，其“狂妄”的程度实在是太低了），但道德上知识上的狂妄却没有什么不好，尤其是在专制时代。

以道自重、以道自任、以道制势的士林传统，与现代知识分子贡高我慢、自我夸耀的精英意识，完全是两回事。历代大儒以道的承担者代表者自居，“士志于道”，把谋道行道当作自己的理想与使命，自爱自重，自强不息，正心诚意，成德成圣，也可以说是一种圣化自我。只是对于儒家来说，这个圣化自我的目的不是为了涂脂抹粉式的自我圣化，而是为了卫道弘道，以道制势，以道“正”权，儒化政权。

“圣人的架子”是摆给权力、主要又是摆给君主看的，就象老枭的架子是摆给中共看的一样。自古以来，儒家无权无势无兵马无粮草百无一有，与掌握了政治经济各种资源的政统周旋，靠的就是“道德上知识上的狂妄”。（关于以道制势的儒家传统，可参阅枭文《圣化自我，教化政权！》。

刘晓波在同一文中又说“国人的奴性人格始于孔子式教育”、“可悲的是，正是这个圆滑、功利、世故的孔子，这个无担当精神和受难情怀的孔子，却成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圣人”云云，这就自我矛盾起来了。“道德上知识上的狂妄”者，纵然“无担当精神和受难情怀”，与奴性、圆滑、功利、世故等品格也是很难兼容的。何况，说孔子圆滑功利虚伪世故、“无担当精神和受难情怀”，纯属误读。至于把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和中共党主专制归罪于孔夫子，更是“生意不好怨柜台！”

关于君主专制时代，现代儒家评价不一。钱穆认为二千多年间政治相当民主和光明，这当然有美化之嫌；熊十力认为秦汉以来儒家大同之学早已灭绝不传，秦汉以来的历史一片黑暗，这又持论过苛了。君主专制就算黑，中西对比，中国历史的光明面也要大得多。不说两汉唐宋之文明，就论明清两朝，也比党主专制光明得多（有关论据详见枭文《为君主专制一辨》）。

刘晓波在其文开头写道：“与庄子相比，孔子没有人格的超逸、飘飞和潇洒，没有想象力的奇伟瑰丽和语言的汪洋恣肆，更没有对人类悲剧的清醒意识。庄子的哲学智慧之脱俗和文学才华之横溢，都远在孔子之上。”老枭自小好老庄，一度深迷之。但后来感觉，老庄之道固然清净高妙之至，但智而不仁，唯我主义，不能养人之恻隐之心和刚健之气，以之益趣养智则有余，以之安身立命则不足也。

说孔子没有人格超逸、飘飞和潇洒，那是没读过至少没读懂四书特别是《论语》。但孔子更有仁爱、刚正、勇敢的一面，其植根于仁的大智慧亦非庄子所能及，其热切救世的精神更非庄子所能及。至于才华文章，原非儒家所重，孔子只求“辞达而已”，比之庄子，确是不如。

刘文还把孔子与孟子韩非子墨子相比，得出的结论从根本上都是错误的。而且墨家法家源出儒家，但墨家弘扬了儒家理想的一面却丢弃了儒家尊重历史的现实精神，韩非子则完成悖离了“仁”的原则，谁高谁低，一目了然。关于孔子，《谁识圣人面目真》等多篇枭文作过扎实的介绍，晓波此文，从头到尾对孔子之评论无一不误，无一切实，实经不起一批也，兹不具论。但如果晓波君或哪位大侠不服，我可一句句一段段撕给大家看。

我与刘晓波大同大异：民主之道大同而文化之道大异。我说过，刘晓波乃持之以恒地抗专（专制）反暴（暴政）的六四英雄，我对其精神一向尊重，并有《刘晓波精神》等多篇枭文赞扬之。但在文化的根本大问题上却又不能苟同，不得不起而争论驳斥。我说过，我与自由派是：民主暂时同道，文化终究殊途。制度问题一旦解决，我如尚在人世，与他们当有一番大论战。而且说句不客气的话，只要给我一个自由的平台，天下莫可当锋，莫有对手。非我之能，是我背后的中华文化太高深雄厚了，是孔子学说太广大悉备了。

五

“我就是圣人，圣人就是我！”的口号，是自信自重，是自勉自誓，是比以文化人更进一步的以身化人，更是向特权的示威和挑战！确实是比较狂，是文化和道德的双重之狂，但我自以为狂而不妄。不是金子不要玩火，不是松柏不要迎向风雪。我敢这样说，自有我的底气和内蕴。我相信孔孟复活于今天的大陆，也不可能做得比我更好。在涉及到大节大德大人格、涉及公共问题公众利益的任何事情上，欢迎各种监督批评，不论善意恶意，只要真实诚信！

2006-8-9东海一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