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来，中国监狱的贪腐现象日渐浮出水面，重大案件如湖南邵峰监狱狱方介绍卖淫案（从社会上为有钱有权犯人召妓）、四川川西监狱纵容马建国案（向马借钱、索贿，放其到社会游乐），均在社会上造成了轰动后果。与这类的重大个案相对应，中国的二次犯罪率近十年内如同经济发展速度一样节节上升，监狱内部的违法犯罪活动也呈现不受遏制的势头。

何以出现这种悖论现象呢？原因有三：一是，中国监狱以“劳改”为主即“生产劳动与思想改造”相结合的政策，犯人必须依此政策向国家提供额定的劳动，作为罪性的补偿；二是，监狱管理实行“经费与业绩挂钩”的政策，一个监狱完不成相应的上交经济指标，监狱管理当局（司法部门的二级局）下拔的经费就按比例递减；三是，狱警在各警种当中地位最低，灰色收入较少，扩大这种收入的“攀比冲动”大，且被揭发的概率又较其他警种小。

一言以蔽之：中国的监狱正在用犯罪来改造罪犯。

一、以体罚为主的强迫劳动

监狱里存在一套考核机制，即对每一个犯人实行“一表两类”的记分：劳动成绩类占70％，思想表现占30％，而实质上“劳动就是一切”。只有达到额定或超额完成劳动数量，才能记分，比如说在规定的表格上有“积极劳动超额完成任务”一项，具体可记为：“加夜班4小量，插纸芯，完成1200个（两箱），记3分。”

等这些积分总计到一定量，就换给犯人一个表扬或一个记功。表扬可换1个月减刑量，记功可换3个月减刑量。如果一年下来，三次记功，就可换一个“积极分子”。从理论上讲，这个“积极分子”可换6个月的减刑量。

在实际劳动中，由生产量太大，有相当数量的犯人完不成额定任务，或因身体状况、思想情绪等原因导致残次品出现。于是，狱警就一律将此定性为破坏生产，其处罚方式一般是按序升级：

（一）在单独处所如队长办公室，给予扇耳光、警棍击打处罚。——此项完全违法。

（二）罚跪，或在劳动工地或在生活区，被处罚犯人要下跪2至4个小时。——此项惩罚完全违法，即侮辱犯人人格。

（三）加戴戒具，手铐或脚镣或两者并用。——此项表面合法，要经过申批程序。

（四）关禁闭并“上双件”（手铐与脚镣共上），一般在7至15天之间。——表面合法，但被关禁闭后多数要遭到禁闭室代行警察职权的管理犯人的殴打。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禁闭室管理犯人都是有相当社会关系的人才能充任。此中犯人可获得相当数额的“被关”犯人的贿赂，如香烟、罐头乃至于现金等。

《监狱法》明确规定不准体罚犯人，也不准许侮辱犯人人格，但为了生产任务即监狱的经济利益，只好不顾所执之法即以执法之名行犯罪之实。我曾服刑的石家庄北郊监狱三大队（又称“三监区”）的大队长（又称“厂长”）曾多次公开地说：“哪个犯人想不干活儿，好说！让你家属每月交200块给我（即监区），你可以什么都不干了。”

监狱，已经成了纯粹挣钱的机器，所谓改造也失去了说服力。监狱的超强劳动与对犯人的人格侮辱已经成了二次犯罪的最大动因：

（一）由于相当多的犯人不愿接受再次的强迫劳动，声称“再犯，就犯死的！”即犯到被立即枪决的程度或干脆死在与刑警的对抗中，而不想进监狱活受罪。约在2000年前后，京广线上发生了一起匪徒团伙持枪“洗火车”（逐车厢抢劫）案件；该团伙与警方交战，多数被击毙，事后证明：团伙90％的成员是刑满释放人员。

（二）由于人格受到严重创伤，许多犯人报复社会的心理极为强烈，如河北省石家庄发生的震惊世界的“靳如超爆炸案”－－靳在监狱是“最没份儿”的那种犯人——队长欺负他，犯人也欺负他。另一方面，人格受伤严重者就不再以犯罪为耻辱，以为偷抢奸夺乃至于杀人也是一种“自我补偿”办法。

二、来自在警员的敲诈勒索：以现金控制为例

监狱严控现金，不言自明的道理是：犯人积攒多了现金可能贿赂警员，得到逃跑的机会。由于存在这个“古典”训条，犯人的现金（主要来源于家属会见时送给）就必须存在一种专用折子上。折子也不归自己掌握，而是要放在监区集中管理，一般由一个有代行警权的犯人保存并予记账、核对。

然而，手头存有现金还是不可或缺的，比如委托监狱工人购买急需的药品（监狱医疗条件非常差，经常“治人于死”）乃至购买一些食品等等。更有一方面的原因是犯人要将一定数额的现金交给主管队长，让他去请客，请那些主管减刑的监区教导员、狱里的狱政科（处）长及主要经办人员。于是，由于存在一个对现金的三方分利机制（犯人、主管队长、狱管理层），现金也就成了“不合法但合理”的存在了。

这个“合理存在”为众多狱警提供了敲诈勒索的机会。比如说，在现金主要流入渠道接见室，犯人要是不将自己家人送来的现金交主管队长而是“另有所用”地冒险自己带出接见区，很可能让狱政科或狱侦科（后者为主）的警员查获。按规定：现金没收，上交狱里；犯人要送禁闭室，关至少7天的禁闭。这样，犯人的另一种“囚徒困境”就出现了：（一）要罚单，关禁闭，一年内无法申报减刑；（二）不要罚单，暂时放归本监区，再托主管队长向狱侦警察说情，“摆平”此事。几乎没有一个犯人敢放弃“摆平”的办法，狱警的执法也就有了相当经济收益。同样，藏在生产区及生活区的现金也免不了遭到包括本监区主管队长、值班队长或狱政狱侦警员的搜查。曾有一个比较讲信用的邯郸犯人借过我300块钱的折子款及现金，他答应在接见后还一半。拿到家人送的300块钱后，一下子全被狱警以“私藏现金”为名掠走。为了减轻他的压力（年龄尚小，20多岁），我不得不豁免他的债务。

监狱里还存在一种比较文明的敲诈，在外人看起来，几乎是天方夜谭。监狱除了生活区内设有使用存折购物的小商店之外，接见室里还设有可用现金购物的超市。如果一个犯人从生产区带现金去超市买东西，路上被狱警抓住，说明是去超市，就不没收现金；相反，你所带的现金如果在超市里没花完，回来的路上若被查到，那就得没收（只没收，没其他处分）。

超市里的东西一般是社会上物品价格的150％至200％。比如说，一只在市面上卖的低等面包1块2毛钱，而超市要卖到2块。就算超市把过期未售面包损失的成本全加到了犯人（消费者）身上，也还是价格太贵了。有一种不易变坏的烤肠，社会上的销售价在3块5（北京）到3块2（泊头）之间不等，而监狱里要卖7块钱一根。超市存在的合理性也被犯人认可：其（一）是，它总比生活区的价格低一些；因为“里面还黑”，比如一双系带黑色棉布鞋，用折子的小商店卖22元，用现金的超市卖20块5毛（社会价为12至16块之间）；（二）是，有了这个超市，“现金存在”至少降低了一些风险系数。

三、违法生产：盗版与污染

监狱是一个封闭程度极高的“小社会”，其他执法部门几乎无法涉入。就不用说文化执法与环境执法，就是驻狱的检察院工作人员也很少到里面“转一转”。

我曾服刑过的石家庄北郊监狱第三监区，有过两项主要收入来源。一项是印刷盗版书，一项是承担社会上无法开工的污染大的小电镀（药瓶盖镀锌）。盗版的书籍很多，我见过并拿到手的有两种：一为商务印书馆的《古汉语常用字字典》，一为一本英语语法书。其中，英语语法书一看就是假书号、假出版社，因为正文中竟然有“中华民国是台湾”的例句。可以相信，若按正式出版程序审批，这是绝对过不了关的。至于电镀瓶盖，污染程度之严重，让人不敢相信，只要你到那个车间走一圈，就喘不过气来。这样的项目无法在社会上开工，就是不用环保局去检查，雇工人一项就无法解决：工资给的低了，没人去干；工资给的高了，厂家无利润。于是，监狱就成了这类项目的承接者。监狱生产成本核算中有一项“虚拟犯人工资”，从来就没开给过犯人，所以叫“虚拟”。当然有的地方如广东等地也有的监狱开给犯人一些工资，但占不到“虚拟”的1／5。因为监狱里的“人吃马喂”、迎来送往、修车盖房等项大都从这块“虚拟”中转化为“现金”以开销。

可以公平地说，整个狱警系统就是靠“吃犯人”这种绝对廉价的劳动力来过着相对安逸的日子的，他们是一个残暴的毫无人性的新剥削阶级。

结语：预备一种国家赔偿

从国家治理的角度讲，中国监狱制度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了！换个角度讲：监狱制度重置应当成为国家民主化初期首先解决的“当务之急”之一，或曰：现在就该设计“影子文本”。

作为异议人士我们的文章无时不刻地都会受到当局的监控，如果这篇反映中国监狱实情的文章能通过监控程序送到决策高层－－设想我们的“明君贤相”胡温二人也能抽空一读，基于人性，痛下决心，改造我们的监狱制度，未尝不是一件天大的好事。

2006年9月7日构思于回乡下途中

2006年9月9日改定于绵逸书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