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锦涛失败的美国之旅

有人在评价近年来的中日关系时，用了六个字来形容——“经济热，政治冷”；其实，近年来的中美关系大抵也如此——中美之间“政治之冷”的程度，甚至还超过了中日之间。

二零零六年四月，胡锦涛第一次以国家元首身份访问美国。虽然三年前胡曾以“副元首”身份访美并受到最高规格接待——那时西方还对他启动政改心存希望，但此次访美对胡具有更重要的意义——成功与否直接关系到胡本人的权力能否得以巩固。为了让美方提高接待规格，中方在经济层面连续向美国抛出媚眼和甜得发腻的蛋糕：顺应美方的压力将人民币升值百分之二，与波音公司签订超过五十亿美元的订购大单，尽量低调处理中美纺织品贸易纠纷……然而，中方在政治层面毫无动作，既没有像江泽民时代那样每逢重要的外事活动便会释放几名标志性的政治犯，也没有停止在官方主流媒体上攻击和丑化美国。

对于胡锦涛来说，这是一次迟到的访问。二零零五年下半年，胡锦涛期待已久的访美计划，却被一场突如其来的飓风灾难打乱了。“卡特里娜”飓风袭击美国南方，造成人员伤亡和物质损失，让美方找到了一个绝佳的借口，临时取消了胡锦涛对美进行“国事访问”的计划，后来将其降低到两国元首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的顺便会面。这样的草草的一次顺便会面，不可能深入讨论两国之间的重大问题，也就是一种礼节性的意义而已。由此可见，小布什对会见胡锦涛并无多大的热情，他深知此人僵化如木乃伊，根本不是一名愉快的谈话对象。

对于胡锦涛来说，这是也一次失败的访问。这是文革结束之后邓小平访美以来中国领导人访美活动中最失败的一次。如果说三年前胡锦涛访美时，西方世界还对其抱有一厢情愿的希望，认为其多多少少会带来一些政治方面的改革和宽容；那么，在其全面掌权之后的两年多里，胡已经彻底暴露出僵化而冷酷的“毛主义者”的真实面目，西方不再对他有任何不切实际的期望。胡锦涛访美不可能为中美关系带来“剧变”，中美要成为亲密盟友，还得等到中国大陆结束一党专政、实现民主自由的那一天，胡锦涛的所作所为与此目标背道而驰。

胡绝对不会像戈尔巴乔夫那样勇敢地启动“新思维”和“公开化”，最后不惜自己失去独享的权力——在不久前的一次内部讲话中，胡严厉谴责戈氏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叛徒”，并正告大家“引以为戒”。英国《经济学人》发表了一篇题为《胡锦涛日显其权威主义者本色》的文章，该文章分析说：“胡锦涛的保守主义（实际上一贯如此）和他的信念是一致的，即中国共产党——即便腐败成风、权力滥用——还是具备自我清洁的能力，不需要任何党外的监督或者平衡力量。”在胡访美期间前去演讲的耶鲁大学——亦是布什总统的母校，其校刊亦毫不掩饰地批评说：“耶鲁大学可千万别忘了中共政权丑陋的一面。胡的统治正是人权观察组织所谓的‘高度压抑状态’，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宗教迫害、强制驱离、侵犯劳工权益。中共政权还极力围堵网际网路讯息的自由传递。很多耶鲁大学所寄予高度评价的准则，如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宗教自由、开诚布公的讨论等等，在胡的政权下，仍被紧紧的钳制住。”这些观点大致与布什总统对中国的看法相吻合。

虽然中美之间有着数额巨大的商贸关系，但是以胡锦涛为代表的专制主义政治结构与以小布什为代表的美国保守主义精神之间的根本对立，短期内根本不可能得以消除。这不是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对立，乃是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对立，是邪恶与正义之间、清白与罪恶之间的对立。对此，布什总统多次强调指出：“我们是处于善恶冲突之中，恶就是恶，美国要对它义正词严。我们对抗邪恶和不讲法律的政权，并不是制造问题，而只是揭露问题。我们要带领世界反对它们。”布什总统有一种令人吃惊的直觉，他用一种直截了当的方式，比那些故意将问题复杂化的学者更为迅速地把握到了真理的所在。

二零零二年六月一日，布什总统在西点军校的毕业典礼上所发表的演讲，被视为“布什主义”的先声。在这篇演讲中，布什总统明确指出，只有当世界各国都拥有共同的、普世的价值观——即“致力于个人的自由”——的时候，世界的和平与安全才能最终达成。他谈到了俄罗斯和中国这两个冷战时代的对手：“西点的好几代军官都曾经计划和演习对苏俄的战斗。我刚刚访问过新的俄罗斯，那个国家正朝着民主前进，而且是我们在反恐战争中的伙伴。甚至中国，那里的领导人正发现经济自由是国家财富的惟一持久源泉。他们终究也会发现社会上和政治上的自由是国家强大的惟一真正源泉。”这番话其实也是说给中俄两国领导人听的，是金玉良言，是逆耳的忠告。以胡锦涛当下的施政方向来看，他根本不愿接受这样的建议——他考虑得更多的还是他本人及其特权阶层手中的权力，而民众的自由恰恰是其独裁权力的坟墓。这番话亦是布什的中国战略的根基——中国作为一个实行一党专制的独裁制度的国家，即便与美国成为所谓的“利益相关者”（美国前副国务卿佐利克语），亦无法成为真正关系稳固的盟友。一个虐待本国公民、不断制造人权案件的政权，在处理国际事务的时候同样不会遵守游戏规则和道义原则。因此，由共产党所控制的中国在美国眼中基本上是一个不可信赖的政权。

里根在苏联的棺材上钉下第一颗钉子

在成功地铲除了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和伊拉克萨达姆政权这两颗毒瘤之后，等待中东地区局势趋于稳定，布什政府下一步的外交重心必将转移至东亚地区。小布什深知，自己是否能成为“里根第二”，仅仅靠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所获得的胜利是不够的——能与里根将苏联帝国扔进历史垃圾堆的伟大成就相媲美的，惟有将中共政权这一最后一个帝国式的共产主义政权也扔进历史垃圾堆。小布什有这样的信心和勇气吗？

二零零四年春天，我在美国访问时，恰好在华盛顿目睹了前总统里根的葬礼。美国友人告诉我说，这是自从肯尼迪以来美国最为盛大的国葬。当时的民意调查显示，里根甚至超越了华盛顿和林肯，成为美国人心目中最伟大的总统。曾担任里根“文胆”的大卫·葛根如此评价里根：“宗教信仰与爱国信念根植于里根心中，两者互相交缠，几乎无法分辨。……里根认为，美国必须树立榜样，必须在其他土地上培育民主、自由的精神。……里根的想法和人格重叠，对一位领导者来说，没有什么比这一点更有力了。里根主义就是里根的全部。”里根的伟大之处，不仅在于恢复了越战之后一度在冷战中处于劣势的美国的国力，振兴了美国民族的信心和民族自豪感，更在于领导整个自由世界以“不战而胜”的方式，让前苏联及其东欧仆从国的四亿人民获得了自由。

有意思的是，就在胡锦涛访美前夕，中共高层以“教材”的形式分发《里根政府是怎样搞垮苏联的》一书的中译本，要求高级干部均认真阅读和研究此书，吸取苏联“亡党亡国”的教训，警惕“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的种种手段。该书的作者彼得·施魏策尔，是里根时代中央情报局的战略分析专家，在该书中他这样盛赞里根的远见卓识：“在那个时候，美国政府中没有一个人（里根除外）清楚地看出苏联这座大厦会倒塌……在苏联的这口棺材上钉下第一颗钉子是在八十年代初期，到八十年代末期就把苏联埋葬了。”

里根认为，共产主义政体不是外交家乔治·凯南所说的“只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政府”，而是一种荒谬的畸变行为。里根时代的国务卿舒尔茨回忆说：“里根总统简直有一种天生的感觉，认为苏联不应该或者不能够幸存。那种感觉不是基于有关苏联的详细知识，而仅仅出于一种本能。”当里根在柏林墙前发表“邪恶帝国”的演讲时，西方的政治家、知识分子和公众大都认为他疯了，或者把他描述为不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里根指出：“西方将不会容忍共产主义，我们将战胜共产主义。我们不会因为公开谴责它而感到麻烦，我们将把它作为人类历史上的一个悲哀和奇异的篇章而予以删除，即使现在还在书写这个篇章的最后一章。”在差不多同时，即便是最优秀的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也为苏联的经济状况所迷惑，而给予其热情洋溢的赞美。这是一种基于过多的知识积累的“傲慢的偏见”。

对于大多数自命清高的美国左派知识分子来说，好高骛远的里根是一个“先天性的白痴”（无独有偶，今天的小布什也遭到了西方知识界的如此恶评）。然而，里根却令人惊讶地对苏联政体作出了先知般的估价。更重要的是，里根对苏联帝国采取了正确的战略和行动：第一，十年如一日地支持波兰团结工会，使之一直顽强地在雅鲁泽尔斯基军政权的压力下生存下来，并成为东欧人民追求自由的旗帜；第二，对阿富汗的反苏力量提供各种援助，最终使得阿富汗战争成为苏联的一个“流血的伤口”，“苏联在冷战历史上被完全打败，这是绝无仅有的。正如这个帝国的前统治者在一战中的失败那样，这次失败对苏联产生了革命性的后果。”第三，与沙特阿拉伯等国合作，压低国际石油市场的价格，使苏联难以获得硬通货，陷入越来越严重的财政困境；第四，启动“星球大战”计划，迫使苏联参与军备竞赛，并对其实施技术封锁，使其经济状况雪上加霜。这四项有力的措施，使得苏联当局感到“脖子被勒得越来越紧”。

里根的战略获得了空前的成功。苏联的体制固然存在某种“自我毁灭”的病毒，其覆亡乃是“自作孽不可活”，但如果当时美国没有像里根的这样强有力的反共领袖，而是像卡特这样只适合担任某慈善机构董事长的人继续担任总统，那么苏联这只“百足之虫”也许还会挣扎着多存在一二十年的时间。作为多年来第一个敢于对苏联说“不”并促使其解体的美国总统，里根亦成为深受美国民众爱戴的“伟大总统”。任何一名美国总统都有成为“伟大总统”的心愿，实现这一心愿需要个人的能力与魄力，以及适当的国内和国际环境，即所谓“天时、地利、人和”也。小布什时代的美国，乃是全球惟一的超级大国，冷战的阴云已经散去，自由的阳光已经普照，虽然目前尚不能像学者福山那样乐观地宣布“历史已经终结”，但小布什确实可以“长袖善舞、多财善贾”。中国再也不能像在冷战时代那样在美苏对峙的格局中扮演左右逢源的角色了，而美国已经完全占据了这场角力的主动权。

见利忘义的“老欧洲”

对于西方世界来说，今天的中国就是昨天的苏联，是全球范围内反民主、反自由的最后的大堡垒。过去一度“韬光养晦”的中共政权，近期频频“主动出击”：最高当局授意“猪头将军”朱成虎（红军缔造者朱德的孙子）对美国发出核战威胁，在非洲穷国取代昔日的苏联大肆实行“新殖民主义”，热情邀请伊朗总统内贾德、委内瑞拉总统查维斯等欧美国家的对头访华，利用朝核事件敲诈美国和日本……中共已经不安于韬光养晦。其御用学者在《环球时报》上撰文声称，美国即将衰落成为美洲的地区强国，中国应当承担起亚洲霸主的使命来。由此可见，如果中国的政治体制不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中共将利用其日益增长的经济力量在国际舞台上张牙舞爪、为非作歹，自以为是地充当“麻烦制造者”的角色，中国和西方的关系亦不可能进入真正的“蜜月期”。而西方国家对中国人权状况的关注和对中国社会中一切健康力量的支持，都会被中共顽固的统治者看作是不可忍受的“敌对行为”。

在后冷战时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具有中国特色”的专制主义是人类文明的两大威胁。任何漠视此两大威胁的调和主义、相对主义的思维，都是对人类未来不负责任的想法。西方世界除了奋起为自由而战之外，没有其他的办法。在与共产主义世界作斗争的历史与现实中，曾经犯下严重错误的不是美国总统里根和小布什这样的“粗人”，而是那些博学的知识分子以及优雅的“老欧洲”——如果说刚刚从共产主义的魔爪下解脱出来的、对极权主义统治尚有切肤之痛的东欧诸国是“新欧洲”的话，承平日久、好了伤疤忘了痛的西欧诸国便是“老欧洲”。过去数十年里，美国和欧洲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们，一直高估苏联的实力以及其意识形态的感召力。他们恐惧地认为“苏联拥有无限的和致命的实力，包括自信心、杰出才能以及进行一场全面战争的资源”，却不知道苏联社会已然千疮百孔、外强中干。直到苏联及东欧的共产主义政权几乎在一夜之间突然崩溃之后，左翼经济学家罗伯特·海布伦尔这才不得不在《争鸣》杂志上承认：“一个人看起来越接近右翼，就越有历史的预见性；越接近左翼，这种历史预见性就越少。”这句话说出了真相。

左翼的阴影一直笼罩着欧洲大陆，并成为一张任何时刻任何场合都可以使用的遮羞布。最近半个多世纪以来，西欧诸国不仅没有积极支持美国对苏联的冷战，反而多次拖美国的后腿。当波兰的军政权镇压团结工会的时候，美国对其实施经济制裁，西德总理施密特竟然宣称：“波兰颁布《军管法》是必要的。”当美国要求欧洲各国停止支持苏联的西伯利亚天然气项目时候，法国和德国的领导人却不予理睬，他们看重的是与克里姆林宫之间的生意来往。这些市侩般的政客才不在乎有邻国多少民众在极权主义的压迫之下呻吟。“老欧洲”是近代以来自由、人权价值的发源地，但在最近一个多世纪里，“老欧洲”逐渐失去了崇高的信仰和稳定的价值坚持。在革命的风暴和乌托邦的理想的折磨下，在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轮番肆虐之中，“老欧洲”逐渐变成了一艘漏洞百出的破船。

“老欧洲”见利忘义的行径一直持续到今天，尤其体现在其对华政策上：法国总统希拉克访问北京的时候居然声称天安门屠杀是“已经过去的历史”，法德等国的诸多政客拼命在欧盟中游说解除对中国的武器禁运。中法文化年刚刚过去，中意文化年又开幕了。中共当局成了西方资本家最好的朋友。中共方面借文化交流之名，实施其形象包装之实，且以种种“私货”败坏西方社会的道德伦理和社会根基，如商业贿赂、回扣、奴隶劳工、囚犯产品等，亦随着“中国制造”而风行天下。而“老欧洲”方面，由于坚持实施大政府、高福利的制度，经济状况长期萎靡不振，整个社会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处于停滞状态，在无互联网时代完全被美国尽占先机。走投无路之际，“老欧洲”各国便将中国看作是新兴的、充满油水的大市场。对于他们来说，订单便是一切——是利益，是选票，是救命稻草。即使中共购买的尖端武器会被用于屠杀手无寸铁的人民，他们也照卖不误。

希拉克、施罗德等目光短视的欧洲政客，全然无视中共政权依然在残酷虐待其人民的事实，而与中国独裁者们亲密无间地把酒言欢。我在法国访问期间，曾尖锐批评法国政府对中共当局的绥靖政策，法国外交部的官员们一直罔顾左右而言他。他们似乎比害怕当年的纳粹德国还要害怕中共当局。由于中共当局的软硬兼施，在欧洲，从政客、商人、知识分子到汉学家，敢于公开批评中国糟糕的人权记录的正直之士越来越少。

在此“后冷战”的背景下，美国成为国际社会中惟一能对中国民主化进程发挥巨大而正面作用的国家，美国总统小布什成为西方领袖中惟一能与中共角力的中流砥柱。这是历史的巧合，还是上帝有意的安排？

布什总统能否成为“里根第二”？

如同里根一样，小布什是一名天生的“反共牛仔”，他所秉持的外交政策更多来自于其信仰背景，以及威尔逊总统所张扬的“传教士外交”的传统。小布什不会把被国际人权组织评列入“全球十大独裁者”的胡锦涛当作一名值得信赖的朋友——如同现实主义者克林顿与江泽民之间的那种关系，再也不可能在小布什与胡锦涛之间建立起来了。布什总统奉行人权外交的基本政策，美国的外交思想已经走出了基辛格时代现实主义色彩浓厚的“力量均衡”原则。小布什在西点军校的演讲中提出了一种新的、积极的自由主义的原则，即“一种自由主义，该主义不仅将美国的国力用于保卫国家，还用于保护自由和在全球范围内传播自由”。布什总统指出，暴君们完全清楚他们没有权利压迫人民，他们坚持这样做只能使自己更加软弱，“一个真正强大的国家允许通过合法渠道表达不同意见”。

布什总统上台伊始，本拟将外交重点转向亚洲地区，积极促进该地区的民主化进程。当然，该地区首当其冲的便是中共政权。如果中国实现了民主化，其周边的北韩、越南、缅甸、老挝等国的民主化也必将闻风而动。东亚乃至全球的整个政治面貌亦将发生极大的改观。谁也没有料到，突然发生了“九·一一”恐怖袭击事件。此后，美国政府不得不调整其国际战略思路，将重点转移到恐怖主义的老巢中东地区，全神贯注地处理消灭国际恐怖主义的难题。于是，“中东压倒了远东”。中东问题既是历史问题，又是意识形态问题，更是宗教信仰问题，多重纠缠，根本无法在短时期内解决，将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使得美国无暇他顾。而在国际反恐格局中，美国不得不争取得到中国的支持。可以说，中共是“九·一一”事件中最大的受益者，由此其获得了难得的喘息之机。但是，美国的这种战略目标的转移，并不意味着小布什忘记了中共政权的性质及其对世界和平的危害。虽然华府在反恐问题上需要中共方面提供一定的支持，但这并不意味着小布什会在某些原则问题上与胡锦涛做交易。

人权并不是布什政府外交政策的“幌子”，乃是其实实在在的精神内涵。在开始其第二个总统任期的就职演讲中，小布什反复声明自由价值的普世性，认为一种普遍的、跨国的文明和价值正在进展中，“自由”成为这篇演讲中出现次数最多的字眼。在访问匈牙利期间发表的纪念匈牙利人民抗暴起义五十周年的演讲中，布什总统回顾说，当年苏联的坦克镇压了匈牙利起义，却没有扑灭匈牙利人民对自由的渴望。当时，西方国家没有响应匈牙利人民要求，向他们提供援助。西方国家从此吸取了一个教训，那就是“已经获得自由的人必须帮助那些寻求自由的人”。小布什赞扬说，匈牙利人民一九五六年付出的巨大牺牲为世界树立了典范，他鼓励匈牙利人民说：“通向民主的道路并不平坦。但是，你们仍然做出了艰难的决定，因为这是取得成功的必经之路。”

布什总统具有一种单纯而急切的向全球推广民主自由的热情与决心——在克林顿那里就没有这种精神力量。“布什主义”已经吹响了全球民主化的“第四波”。他像当年直接斥责苏联政权是“邪恶帝国”的里根一样，提出了“邪恶轴心”的概念，并痛斥企图制造核武器的伊朗为“更邪恶国家”。在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美国更加积极地参与了改变世界格局的工作：除了摧毁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权和伊拉克的萨达姆政权并帮助这两个国家建立民主制度之外，中亚地区多米诺骨牌般的“颜色革命”亦让人眼花缭乱：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乌克兰的“橙色革命”、吉尔吉斯坦的“柠檬革命”……这些“颜色革命”或多或少都与美国的努力有关，与布什及其国务卿赖斯的积极推广自由价值的外交政策有关。

布什总统的中国战略包括如下几个要点：首先，在亚洲地区，与日本建立更加密切的盟友关系，同步发展与印度和巴基斯坦两个宿敌的关系，保护台湾的民主制度不受侵犯，进一步对桀骜不驯北韩金正日政权施加压力；其次，对中国内部，通过世贸等国际组织促使中方加大经济领域的国际化，积极支持记者、律师、非政府组织、宗教团体等民间力量的兴起，以完成政治领域的“和平演变”。对此，不希望成为“末代党魁”的胡锦涛自然是心惊胆战、心急如焚。胡锦涛多次下令全党上下对自由民主的思想“防微杜渐”、“严防死守”，并谆谆告诫地方官员在打压维权人士时“切勿制造如哈维尔、瓦文萨、曼德拉和昂山素季这样的道德英雄”。近期官方在处理若干维权事件时，手段确实越来越趋于精密化。但是，在全球化和民主化浪潮浩浩荡荡的今天，胡锦涛再想走回头路，将中国带回闭关锁国的毛泽东时代，已非他一人或一党之力可以实现了。

毫无疑问，对付中共比对付其他任何专制国家都更加困难。中共已经成为具备了各种抗体的“百变金刚”。国内民众的觉醒和国际压力的加大，都是促使中共“卷旗缴枪”的重要因素。国内民众的觉醒需要漫长的启蒙工作，非一日一夕即可达成；国际压力的加大，亦需要有远见卓识的西方领袖的登高一呼，面对绥靖主义甚嚣尘上的现实，小布什与布莱尔亦势单力薄。尽管如此，一个不争的事实是：道义和时间都不在中共一边。小布什的国际战略和中国战略固执而坚定，虽然备受争议，却信念不改。大卫·葛根指出：“领袖的特征之一，就在于他们是否拥有坚定不移的信念。如何实现这些信念，采取的方法可以有弹性，然而必须确定方向。”小布什便是这样一位总统，他正在成为“里根第二”的道路上大步前行。可以预见，在其有限的总统任期之内，小布什很难亲眼目睹中共的垮台，但如同里根为苏联的棺材钉下第一根钉子一样，他必然也会给中共的棺材钉下第一根钉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