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前奏：现在是2006年8月4日下午4点45分，我与81岁的老人余学康道完别，从嘎吱作响的木楼过道下来，尾随热心的跛腿小伙子孙如策，从大村的烂泥坡爬回马鹿塘街面。斜阳如一颗被压扁的橘子，浆汁四溅，把山川染得斑斑驳驳。又起了一阵风，我们不由瑟缩起来。

在浸入肺腑的冷太阳中，孙如策突然转头问我，是否跟湖南卫视的某某栏目有联系？我愣了一下，小孙又继续说，他曾经将自己的人生故事写成材料寄去，并探问可不可以上荧屏，当众表露心声？对方回信认可，却声明旅费自理。我关切道，值得花这大笔钱吗？小孙道，只要能找回老婆，花多少钱都值。接着，就从上衣口袋摸出一张彩色照片，上面是他和一摩登女郎的亲密合影。

回到灰尘扑扑的美发厅，小孙又从抽屉拿出一厚本影集，全是小两口的昔日记忆。原来，他们同成千上万的山村青年一样，背井离乡外出打工，好不容易凭日以继夜的勤劳在深圳站稳脚跟，不料天有不测风云，小孙得了一种查不出原因的怪病，不久竟瘫痪在床，连生活也不能自理。而他年轻的老婆守候了几十天，苦无良策，就在绝望中带着幼子偷跑了。

幸好有同乡人的鼎力协助，小孙才回到马鹿塘，凭借着土方与针灸，竟奇迹般地站了起来。当然，这也包含孙医生在内的许多土郎中的努力。小孙说，他一点也不责怪“临阵脱逃”的老婆，哪怕她跟了另外的人。他只是渴望通过电视，把自己健康的形象展示给大众，希望她能看见，让全家破镜重圆一次。她还是自由的，去和留都可以。

我正在赞赏小孙的豁达，挂着破毛巾的窗口闪过一位戴蓝帽子的老头。我直觉到这当中有名堂，就叫小孙追出门去招呼。老头弓着虾米腰，摆着手推辞了两回，就随小孙进屋了。眼下，他与我并坐在长椅子上，两手搓来搓去，像个惹祸的小学生。我一开口，他受惊鸵鸟一般耸起了肩膀，脸色泛起潮红。我笑了，连称“没关系”，接着在东拉西扯中开始了新一轮访谈。

兴致正高的小孙这么快就被晾在一边，我瞟了他一眼，感到十分歉意。

老威：我已经看见你在这街面上晃了几个来回了……

彭绍宗：人老了，没事干，就这么瞎兜圈儿啰，

老威：马鹿塘有多长？

彭绍宗：就一条直肠子街，你抬眼就看得穿。现在，街两边都修了水泥房子，显得光鲜了，宽阔了，哪怕赶街日，货摊一家接一家，人如稀牛屎，一堆连一堆，汽车也能从中间挤过去。翻回去一二十年，你眼前就是土路土房子了，一下雨就是泥巴凼凼，货郎赶着骡马车卖东西，汽车是稀罕货，可能要几天才看得到一辆。

老威：这么说，你老人家在马鹿塘瞎晃了几十年了？

彭绍宗：土生土长，从来没有离开过。马鹿塘的地势太高，七八十岁的老人比较少啰。夏天好过，冬天不好过啰。原先我没事兜几圈儿，门槛前坐着吹烟的同辈人不少，一眨眼，就一个接一个走了。

老威：你的身子骨还不错嘛。

彭绍宗：马鹿塘出了许多能人，乡里乡外，呼风唤雨了好一阵子，结果都走得早，我是个只晓得种庄稼的蠢汉，所以就落后了。

老威：老人家生于哪一年？

彭绍宗：1937年，如今70岁了。

老威：解放的时候你还是个小孩。

彭绍宗：1946年，我才9岁，就替李保长家放羊。

老威：就是那个共产党游击队的救命恩人吗？

彭绍宗：是啰。公审过了，埋人的井也挖了，枪筒都抵着他脑壳了，禄劝县杨县长一声“留人”。这事儿把马鹿塘，把方圆几十里都震住了。

老威：我已听民兵主任余学康讲过。

彭绍宗：是么？他与我三哥一路，土改的积极分子，当然比我一个小孩清楚啰。

老威：你三哥还在？

彭绍宗：我三哥彭绍周十几年前就走了。他曾经是贫雇农主席团的成员，参加了马鹿塘所有地主的审判，却没有比他跳得还凶的余学康命长。

老威：你觉得李保长该死吗？

彭绍宗：清匪反霸的时候我不敢说，因为他是国民党的保长，贫雇农都骂他该死。我一个放羊娃哪敢放屁？眼下不搞阶级斗争了，我才敢实事求是地说，李保长是个大善人！我家里穷得叮当响，没办法，李保长看不过，就主动对我爸爸说，让宗娃子到我家混口饭吧。真是饿狗进了肉铺，第一天，我就连肉带饭胀了5碗，气都喘不过来了。李保长摸着我的脑壳叹气：“可怜的娃呀。”接着还问我，愿不愿意跟他的孩子一道念私塾？我怕挣不到工钱，要挨父母骂，就摇头。而今想起来，很后悔，没文化吃了不少亏啰。

我替李保长放了几年羊，吃得饱穿得暖，冬有棉夏有单，人虽然在坡上跑，辛苦些，但身板炼得结实，脸盘子也黑里透红。那几年是打身体底子的关键时期，所以直到现在，我都不咳不喘不畏寒，估计，我至少能活过80几的余学康。

老威：老人家有底气。

彭绍宗：我三哥帮的不是李保长，身体吃亏就比较大，所以他对地主阶级充满仇恨，判死刑判劳改，他统统举手。马鹿塘解放要慢些，1950年吧，我十二三岁，工作组就下来，先还有解放军陪着，清匪，反霸，向剥削阶级征收公粮。李保长为旧政权干事，当然是恶霸地主啰，被抓起来关进乡公所，严刑拷打，据说还朝嘴里灌辣椒水，灌粪便。李保长叫冤枉，说自己是共产党游击队的恩人，没人信，两瓣嘴被鞋底给扇豁了，牙齿一颗接一颗掉。更具体的情况就不太清楚了，因为我太小，没有参加斗地主的会。

老威：你是孩子，不爱凑热闹吗？

彭绍宗：我是李保长家的放羊娃，土改运动一来，工作组组长李国柱就亲自来动员我，要我起来诉阶级苦，我憋得脸红筋涨，捶了半天脑壳，也挤不出一滴苦水。李队长就说，这个娃娃已被剥削傻了。于是，工作组命令我坚守阵地，看住李保长家打了封条的院子，还有骡马、牛羊、猪。这可是个苦差事，我一个老实娃娃，叫困在那块阴森的地盘，连门也不敢出。

老威：你要管住多少牲口？

彭绍宗：八、九十只羊，五、六头牛，六、七匹马。本来猪还有十几条，可没人喂，就饿死了。

老威：一个儿童要养这么多牲口！

彭绍宗：他妈个Ⅹ，长八双手也忙不过来。幸好我放羊多年，够麻利。那些羊儿马儿啊，与我有感情，一见了我，立马啾啾呜呜地乱叫一气，又是亲又是啃的，它们哪晓得人间发生了啥子事？我天天累得手脚抽筋，也弄不来那么多草喂它们。我几乎站着都打瞌睡，梦里，牲口扯我头发，将我汗臭熏天的头发当草吃啰。

老威：李保长家没人了？

彭绍宗：土改才开头，就宣布没收包括土地在内的全部财产，将他们全家十几口赶出去，挤在大村下面一个猪圈那么宽的茅草房里。顶上有簸箕大的洞，连叫化子都嫌太风凉。直到李保长拣了一条命回来，才将破屋修修补补，勉强过下去。可没几天，土改复查，他又被判刑劳改了。

真是好人没好报啊。

那些日子晓不得咋过来的，好多房子好多牲口，就我一个人在里头窜来窜去，你说见鬼不见鬼？夜半三更，穿堂风忽忽地响，跟着房梁也响棺材也响，吓得我铺盖蒙脑壳，还牙齿打颤。有一回，天刚蒙蒙亮，铺盖突然叫掀了，吓得我光着屁股跳起来，却不敢睁眼睛。我直喊：“鬼大爷饶命！”你猜是个啥？

老威：李保长家的先人回来探亲了？

彭绍宗：逑。是我养了几年的那匹灰马饿疯了，扯断缰绳，踢开房门撞进来，叼起我的铺盖就转身跑。我回过神，一直撵到马圈，那铺盖已四分五裂，一大半被几匹马嚼烂吞了。没办法啰，它们都只剩几根骨头撑一张马匹。幸好不是食肉动物，要不连我也吃了。

老威：你没向工作组反映吗？

彭绍宗：他们都忙啰，我三哥也一天到晚不落屋。直到1952年秋凉，土改的几个阶段弄完，要分土地、浮财了，工作组和农民协会才从我手里，将牲口、财产一件件数出去。

老威：都分给谁了？

彭绍宗：我一个孩子，晓不得啰。可惜的是那些大肥猪，都饿死了，死前把食槽都啃脱大半。长蛆了，只能挖井埋掉。接着，四、五家贫雇农搬进李保长的院子，床、柜子、农具都是现成的，屋子也大，把一伙泥巴脚杆乐颠了。我亲眼见马鹿塘出了名的滚刀皮某某某在李保长的漆皮描金雕花床上打滚，连吼了几声：“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土地改革胜利万岁！”有人拍着他的脑壳开玩笑：“狗日的，做梦也没想到有今天啰？”滚刀皮点头：“老子在旧社会滚草，二十几年没沾过床边边；如今托毛主席的福，分了恶霸地主的大金床，下一步，老子要娶媳妇，天天日Ⅹ，争取下他十个八个崽。”大家就起哄：“你养得起啰？”滚刀皮拍着胸脯说：“怕个逑，以后是社会主义了，贫雇农千秋万代，只管下崽；让地主、富农断子绝孙。”

老威：这家伙真无赖。

彭绍宗：不管无赖不无赖，人家的确除了自己的鸡巴，别无长物，这就是土改的本钱。划阶级凭三把尺子，一是有没有丫头、娃子；二是有没有租赁、放债；三是有没有长工、短工。三条占全就是地主，够两条划为富农。

老威：当时马鹿塘划了多少地主、富农？

彭绍宗：多啰。我太小，因为守院子，没机会参加斗争会，所以记不着。余学康是民兵主任，他记得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