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对一次摄影行为的记忆
火车还没有开往拉萨之前，火车还没有把打算拍下“到此一游”的游客源源不断地送往布达拉宫之前，专业的不专业的“西藏照片”已经多如牛毛了。专业的不专业的摄影者们怀抱各式各样的摄影器材，满怀各式各样的热情奔走在有着另一种美的雪域大地上，捕捉着劈面相逢的瞬间渴望占为己有的异域镜像。早在几年前，在拉萨香火最旺的大昭寺，我对一次外来摄影行为引起争吵的记忆尤深。
一方是两个浑身摄影行头的内地男子，另一方是本来正跟裹着绛红色袈裟的僧人说话的两个汉地女居士和两个藏人女子。前者想猎奇，后者不让拍，于是吵起来了。有意思的是，那两人竟然比遭到他们打扰的人更愤怒，非常炽盛的气焰把他们的脸都烧红了：为什么不能拍？你们有什么权利不许我们拍照？口气咄咄，挥舞着相机就像挥舞着武器。而他们的理由是，寺院是公共场所，所以想拍什么就拍什么，这是我们的权利；而对方的理由是，寺院是朝圣之地，我们既不是公共人物，更不是展品。
权利的说法并不那么简单，言下之意分明传达着权力者的自我感觉。而这种感觉或许来自他们的摄影身份，或许来自他们的自身品格，或许更是来自他们内心的帝国情结。我是这么一眼看穿的。
2、说得好听是占有，说得难听是掠夺
听说过一位摄影师的故事，当年他自掏腰包走遍西藏的时候是个画家。十多年前的西藏远比今天的西藏原滋原味原生态，足以令众多的艺术工作者为之抓狂。不但吃苦耐劳的精神可嘉，尤其是，把节衣缩食的银子付诸于并不便宜的胶卷、洗印更是令人感佩。但他还有一个爱好，走哪都要顺手牵点什么，比如大大小小的嘛呢石，比如羚羊角野牦牛头骨，甚至从一个偏僻的小寺院里将一尊小佛像揣入兜中。他声称这些都是他的素材。
其实不止他如此，有一位艺术工作者可谓较早到达如今已是旅游景点的藏北“骷髅墙”，他凭着下乡采风的名义，用不着买门票也用不着给看守人一点零钱，就从整体到局部尽情地拍了个够。拍则拍矣，但他期望的是把这些骷髅照片买个好价钱，却被同行中的另一位高手借口认识老外，于是连底片全都拿走，从此那人就变成第一个“发现”“骷髅墙”的人了。而我在一位作家的家中，见过数百个看上去年代久远的泥塑小佛像“擦擦”，这些从阿里古格废墟中找到的“擦擦”，背面还深深印着制作者拇指的纹路，如今都成了这位作家自称的藏品……而这样的行为艺术不胜枚举。
至于摄影也是这样——“穿脏兮兮的皮袍子的藏胞，转经的或辩经的人们，活佛与喇嘛，朝圣途中仆地前行的信徒，圣湖畔的玛尼堆，天葬台与秃鹫，雪山与冰川，藏戏与云朵……”，似乎不拍这些就不足以证明拍的是西藏。而拍这些时，广大摄影者们又是怎么去拍摄的呢？或者说，在摄影者与被摄影者之间，呈现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3、当对方变成猎物
摄影者与被摄影者之间，应该建立的是一种人与人的关系，而不是猎人与猎物的关系，但遗憾的是，常常会有很多人把手中的相机视为武器，把别人视为猎物，产生予取予求的冲动和动作。
双方的态度十分耐人寻味。一些摄影者变得做作甚至古怪——说话怪里怪气，姿态怪模怪样，以为如此就会让对方就范，任其摆布。而被摄影者，且不说其传统中对摄影这种现代技术的抵触，即使古老的忌讳早已消散，但在偏僻的乡野依然古风犹存，为何对此就没有一点点尊重呢？即使古风早已荡然无存，如今许许多多土生土长的人们乐意把自己定格在相纸上，成为今后生活的纪念，但前提必然是愿意而不是不愿意，为何对此就没有一点点尊重呢？
有人这样回顾在进藏探险游中一群男女摄影者的拍摄经历：“1997年的藏北原野，那些纯朴的牧民对着几十架长枪短炮，脸上露出困惑的微笑。而特别活跃的这个女人，嘴里不断爆发出‘哦～呀’的声音，这种声音与其说是赞赏和鼓励，不如说是赤裸裸的挑逗，她用那种强烈的猎奇欲来挑逗镜头，难道这些进入镜头的牧民只是作为镜头前罕见的珍稀物种存在吗？”
事实上，摄影中的暴力就这么发生了。
事实上，在西藏发生的摄影暴力比比皆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