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9月5日，在全国政协“落实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专题协商会上，全国政协常委张涛指出，每年国家统计的数万项科研“成果”中，百分之九十以上无实际价值，形成了大量的“科技泡沫”。统计数据显示，我国的SCI(科学引文索引)论文数量位居世界第五，然而从1994年到2004年的十年间，每篇文章的平均索引率排在第120位之后。对此，中科院院士陈佳洱说：“一个人一辈子能做成一两件了不起的事就很不容易了。科技创新重在质量，不能盲目追求论文数量。”

“科技泡沫”的出现不是偶然的，首先，我们的学术评价体系有严重缺陷，现有的评价体系是以量化考核为核心的，只注重科研成果的数量，所有评估、考核几乎都是按量化标准进行的，一年出多少论文，完成什么级别的课题，争取到什么级别的项目，等等，人们在这样的标准、尺度之下拿学位、评职称、要经费，久而久之，科学的神圣性在许多人心目中自然不断流失，科学的求真目标逐渐让位于现实的功利诉求，科研被有些人当作了获得实际利益的敲门砖，当作晋级、获奖的工具。在追求“短、平、快”的心态下，人们不是在科学研究上挖空心思，经年累月地耐住寂寞，而是琢磨如何走捷径、找天梯，精力、时间和聪明才智几乎都被用到这些地方去了，于是，许多科研成果成了“注水猪肉”、“注水西瓜”，剽窃、抄袭乃至伪造，移花接木，瞒天过海，暗渡陈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三十六计，七十二变，几乎什么花招都用上了。震惊一时的上海交大教授伪造科研成果的“汉芯事件”只是其中之一罢了。

其次，我们的科学人才培养方式大有问题。曾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李政道先生，最近，在北京演讲时提出“一对一”的培养方法，老师跟学生每星期应该有“一对一”的教导时间。他说，自己当年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读博士学位，他的导师费米教授每星期至少有半天跟他“一对一”的讨论物理，使他终身受益。他认为这种方式对于培养最顶尖的科学人才极为重要。现在我们的高校普遍扩招研究生，有些教授一个人带十几个研究生，甚至更多，无疑这是一种机械化的、流水线式的培养方式。从数量上看，我们的科学人才真是后继有人，至少从统计学意义上，硕士、博士的数字年年增长，而实际含金量却是每况愈下，。另一方面，导师老板化在理工科教授中早已不是什么稀罕事，研究生替导师打工，几年下来，干的尽是简单重复的机械工作，学业上毫无收益的事屡见曝光，前几年还发生了多位研究生联名炒了导师鱿鱼的新闻。“一对一”的培养方式，在这样的风气下真变得有点奢侈了。

再说，我们现在的科研体制大体上还是行政主导型的，从科研经费、科研规划、立项等等都是行政官员说了算，对于行政管理来说，量化考核为中心的学术评估体系当然是最简便、最有效的方式了。简言之，科学共同体本身缺乏应有的自主空间，对于许多科研的具体问题发言权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科学共同体内部对于一些犯规行为之所以未能及时察觉、纠正，形成行之有效的行业自律，守护科学的纯洁性，就是与自主性的缺席有关。在行政权力压倒一切的中国，如同其他领域一样，包括科学协会之类的行业协会也避免不了被完全操控的命运，科学共同体的沦陷已有半个多世纪。

本来，科学研究来不得半点虚假，任何浮躁的、急功近利的举动在科学面前都是要不得的，科学上的每一创造、每一细小的突破都是老老实实、埋头研究的结果，它有可能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它也可能是“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但它决不可能是投机取巧、偷工减料的结果，不是靠小聪明就能得到的。一句话，科学是没有捷径的，科学研究的规律不能违背。如果硬要按某种量化的评价体系，要求科研人员每年搞出多少科研成果、发表几篇论文，其结果无非是多出没有实际价值的“科技泡沫”、“科技垃圾”。

90%以上的科研成果没有实际价值，那是一个多么巨大的浪费，无论人力、时间还是资源都被白白地浪费了，这一事实足以警醒科技界、教育界，该是好好反省的时候了，只有坚守科学意识（或科学良心），回到求真求实的轨道，才能真正恢复科学的尊严，才是对科学的尊重，这不是一个纸上的问题。在人类科学史上，科学共同体早已形成一系列必须信奉的道德准则、价值规范，比如实事求是、一切以实验事实为依据、不能弄虚作假、尊重前人研究成果、不能剽窃掠美，等等，这是科学精神的坚实基础，科学研究任何时候都不能失去这些信条，反思以量化为核心的学术评价体系也好，流水线式的科学人才培养方式也好，都要从这里出发，我们才有可能避免——“90%以上的科研成果没有实际价值” 有一天再次成为我们的新闻标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