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孔子“圣诞日”与新的造神运动(图)
万感
|
(2006年9月30日)
孔子诞辰定为“中国圣诞日”，无聊！
“中国的圣诞日”，还是省省吧！
综合大陆消息：呼唤圣人的回归，重建倒塌的神坛，通过所谓“圣诞日”的纪念来推动新的造神运动，不仅与一个学者应有的眼界与责任不符，甚至与一个普通现代人的基本常识与公民理念也不符。
日前，有学者发出倡议，建议将每年9月28日的孔子诞辰纪念日定为中国的“圣诞日”（见9月29日各大媒体）。孔子及其思想的历史地位乃至对现代社会的重要影响，自然不必赘言。近年来，与学术领域内新儒学研究的兴起相呼应，在社会文化生活领域先后出现了“幼童读经运动”、“私塾教育”、“呼吁国家公祭孔子”、“孔庙高考状元礼”等等现象，尊孔兴儒俨然成为某种文化时尚。本来，从尊重多元文化生态的理念出发，景仰孔子与重视儒学，或者，再往大里说，出于对某种历史传统的尊崇，如钱穆先生所云之“对本国历史应充满温情与敬意”，倒也无可厚非。然而，要求把孔子的诞辰纪念日硬性规定为“中国的圣诞日”的倡议显然既不“温情”，也令人全无“敬意”。“圣”字中透出的只是一个“霸”字，立斯言者，莫非是要复古兴“圣”，重拾汉儒诳语，独尊一术，罢黜其他吗？
当今在现代社会生活领域不遗余力地推动“复古讲经”，宏儒布道者，已经不满足于学术圈内的“百家争鸣”，也不再孜孜以求研究领域的“百花齐放”
了，他们要求的是渗透一切领域的强势儒学，认为这才是对“现代化陷阱”中的社会包医百病的良药。他们日益担忧人类社会的后现代走向，却不惮于把儒学当成解构现代性价值的利器。他们对“五四”运动中“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嗤之以鼻，反过来，却要把孔庙的大成殿办成一个世界连锁公司的总部。
其实，除了历史上曾经错误地把孔子及其儒学思想钉上“反动”标签，把它作为意识形态领域危险的敌人来斗争的那段时间之外，孔子及其儒学本可与其他历史名人及文化、思潮一起，共享合理的生存发展空间，和平相处，各展所长，这是可能的也是现实的。奈何妄自尊大，独求一“圣”？
历史常有相似的一幕。1934年，国民政府明令规定8月27日（后依据考证，改为每年的公历9月28日）孔子诞辰为“国定纪念日”，对此，刚刚发表了《说儒》一文、以求“尊崇历史人物孔子，给孔子的思想事业以客观的历史评价”的胡适，却马上撰文进行批判，把这种以孔子为偶像，尊孔祭孔的行为认定为开历史倒车的行径。胡适比较了几百年前的古代中国社会，“那些时代，孔子是年年祭的，《论语》、《孝经》、《大学》是村学儿童人人读的，还有士大夫讲理学的风气哩”，而这些，又“曾何补于当时的惨酷的社会，贪污的政治？”他讽刺时人“痛惜今之不如古，梦想从那‘荆棘丛生，檐角倾斜’的大成殿里抬出孔圣人来
‘卫我宗邦，保我族类’!这岂不是天下古今最可怪笑的愚笨吗？”
新文化运动中，高呼“打倒孔家店”口号的陈独秀、胡适等人，并不是要废除一切孔学，他们多次表示，对于孔学优点，是很欣赏的。而“学尚一尊，百家废黜，吾族聪明，因之锢蔽”以及“纲常伦理，封锁神州”，确实“已不适于现代生活”。反对的是圣人出世的表述，反对的是圣言的专制和强势，钳制人的思想与个性。
在一个愈加以“解魔化”、“去神化”为重要特征的时代中呼唤圣人的回归，重建倒塌的神坛，通过所谓“圣诞日”的纪
念来推动新的造神运动，这种做法和诉求，不仅与一个学者应有的眼界与责任不符，甚至与一个普通现代人的基本常识与公民理念也不符。复兴儒学，还须仔细研磨儒学经典中所谓“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包容精神，应该直认儒学自身，不过百家中之一派而已，其中也有糟粕，甚至也曾有过“吃人”
的旧恶，不必非要将自身神圣化。对于儒学的鼻祖孔子，也不必过于希圣希贤，人为地助燃个人崇拜之火。其实，欣赏并尊崇孔子及其思想，是不必过于形式化的，那样的效果，不见得比“超级女声”式的造星运动更合“粉丝”们的胃口。（羊城晚报）
“中国圣诞节”是东施效颦
“建安七子”中的王粲出身名门，却喜欢学驴叫。他死以后，生前好友前往吊唁，贵为丞相之子的曹丕提议:王粲爱学驴叫，我们大家就学驴叫来悼念他吧。于是葬礼上驴叫声一片。大家知道魏晋名士受道家影响很深，站在儒家的立场看，他们离经叛道，完全是在恶搞。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在前天孔子诞辰
2557周年纪念这样一个对儒家来说非常严肃的场合，也有人发出了两声怪叫。
发出怪叫的人，倒是跟曹丕一样有着令人尊敬的地位，一位是全球读经教育基金会理事长，一位是某著名大学哲学院副院长。这两声怪叫分别是:建议将9月28日定为中国的“圣诞日”；建议每个人把《论语》读100遍，方法是“只读原文不管懂不懂”。
在现代大儒们的各种主张中，我最不能理解的就是对经典不用理解只管背诵。我一直认为，古代的孩子这样做，是因为私塾先生的无能。而照现在这些先生的主张，非不能也，是不为也。先前还只用于教唆小孩，理由是他们年幼，强于记忆而弱于理解。如今干脆把这个辩解中最有力的理由也抛弃了，要求“每一个人”
都这样做。也就是说，明明有可以帮助理解的注释和讲解，也有理解的能力，但偏偏就要不懂；读他100遍，看看自己会不会豁然开朗。这分明是对人类知识积累的嘲弄，完全是巫婆神汉的做法。我相信第一个站出来反对的人，肯定是教育家孔子，否则他还杏坛设教干什么？他竟然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岂不是很反动？因为思不就是试图理解吗？
联系到改圣诞节的提议，我猜想是造神思维在作怪。很显然，那些或明或暗地希望把儒教上升到宗教并成为国教的现代大儒们，拿孔子比耶稣，拿《论语》比《圣经》。在新教徒中，的确有强调诵读《圣经》原文、轻视或者不管其他阐释的说法。但是，这种说法有它自己的历史背景，那就是中世纪时教会对《圣经》的过度阐释，并由此剥夺了普通教徒阅读《圣经》的权利。于是宗教改革家如路德、加尔文等，主张每一个人都可以直接通过阅读《圣经》原文而接近上帝。这种主张其实质是反对教会压迫，而不是针对经文讲解，不过是换了一种讲法而已。单就《圣经》原文本身，不要说普通教徒几乎无人能读希伯莱文，就连英文译本也从詹姆王版到最新国际版，新版的现代口语化程度，远非大儒们可以想象。
《论语》并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历史，如果借用新教徒对《圣经》的态度，以为强调只读原文就可以称王称圣的话，那就是一知半解的东施效颦。
如果说上述逻辑大儒们并没有明说，很可能是我的猜想的话，那么他们明确倡议的弃12月25日而9月28日为“圣诞节”，就如同以前他们建议把七夕叫“中国情人节”一样，更是毫不害臊、明目张胆的东施效颦了。
就因为西施美丽得出了名，东施就要模仿她的套路；就因为西方的情人节和圣诞节搞得很成功，大儒们就想加上“中国”二字贩卖自己。结果可想而知，都会变成笑话。这一方面体现了这些学者深刻的文化自卑感，另一方面凸现了他们又功利又懒惰。
带着深刻的文化自卑感，拙劣地模仿别人的学者，却号称要振兴民族文化，这真是这个民族的大不幸。这些人动辄要创设宗教，但他们是否研究过世界上各大宗教的起源，有哪一个不是立足于底层百姓迫切的现实需求，以极大的仁爱、极大的牺牲、极大的坚忍来完成伟业的？眼下中国百姓是否没有这些需求？这些儒学大师们是否深入地了解过、深切地体察过、深情地关怀过这些需求？对各大宗教的草根基础视而不见，而只看到其政教合一时候的风光，这是何等的可恶！
没错，这些一心要把孔子捧成耶稣、自己也好弄个教皇当当的现代大儒们，要么大言不惭地，要么明火执仗地，实践着所谓“走上层路线”的战略。罔顾百姓，勾结官僚，动用行政资源和国家财政，谋求文化权力，就是他们的野心。
一些地方官员主动配合，却又出于另外一个动机，那就是所谓“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儒学大师们也不会不明白，地方政府在意的是旅游经济和招商引资，未必真的在乎是孔子还是耶稣。
在我看来，儒学大师们不仅心知肚明，而且变本加厉——国家要发展经济，他们就说子贡是儒商第一人；领导要以德治国，他们就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大家都在学习和谐社会，他们就把“孔子文化月”的主题定为“明德贵和，读经新民”——这些拍马溜须的大师们，还是让人家“圣诞节”好好地呆着吧。（南方报业网）
孔子诞辰定为“中国圣诞日”是拿孔子开涮
年年祭孔，今又祭孔。祭孔就祭孔吧，无非是活动，所谓“祭孔搭台、经济唱戏”是也，只要是真的建设“公奠经济”，而不是“祭孔搭台、政绩唱戏”，年年祭下去，孔丘先生想必也不会反对的；可是没有想到的是，竟然有专家提议，把他老人家的诞辰纪念日定为“中国圣诞日”（9月29日《新京报》）！
相信孔子在九泉之下听到如此新闻，一定当场晕倒。
9月28日，孔子诞辰2557周年，许多地方在祭奠他老人家，人民大学第三届“孔子文化月”也在京拉开帷幕，全球读经教育基金会理事长王财贵和人大哲学院副院长彭永捷一起发出倡议，建议将9月28日定为中国的“圣诞日”，“他们都认为，12月25日实际上是耶诞日（耶稣的诞辰日），而圣诞日应为圣人孔子的诞辰日，‘圣’在中国有特殊意义”。你瞧，这理由不仅是“古为今用”，而且还搀杂了“洋为中用”呢！
这是一种典型的“创造主义”，它不是对“拿来主义”的继承，而是对“拿来主义”的遗忘、反叛。此“创造主义”，喜欢弄出一个新名堂，大抵是闲极无聊的产品，硬是在没招的地方生出一招来。这种在文化领域的“创造主义”是“伪创造”，弄起来特别省力，不像经济创造那样要来个实的，而是拍拍脑袋、弄弄概念就可以了，靠不靠谱就管不了那么多了。把9月28日定为“中国圣诞日”，与当年有人建议将“七夕”定为“中国情人节”一样，都是“灵机一动”的产物；但两相比较，如果说“中国情人节”还有一点娱乐性，一些年轻人在那天会浪漫地花来花去巧克力来巧克力去，那么这个“中国圣诞日”真的设立起来后，注定会因为稀缺公共性和普适性而“悻悻地”遭到冷遇的。
今天的专家为什么喜欢捣鼓“创造主义”而不提“拿来主义”？因为“拿来主义”是比较累人的，要运用脑髓、要放出眼光、要鉴别挑选、要自己来拿，
“拿”的人要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对“拿”的东西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你瞧多麻烦。相比之下，这种“创造主义”则不需要太多“技术含量”，只要把声响弄大、把众多眼球吸引过来就可以了。譬如此前已运用“创造主义”，创造过“孔子标准像”了，搞这种“创造”显然不需要太多的“技术含量”——孔子那时代没摄像机没照相机，高智商的今人就完全可以“借孔子钻空子”，鼓捣出的“孔子标准像”只要达到“自以为是”的标准就好了，通过“发布”炒作把声响弄大就行；对此孔子也是没啥办法的，他也只能哀叹“画鬼容易画人难”，他这个“鬼”被后人怎么“按标准创造”也只能怎么“按标准创造”了。
孔子和《论语》是应得到充分的尊重，而真正的尊重应该是“拿来主义”，如果只是借孔子之名掀起一波又一波的“眼球经济”、“旅游经济”，并不见得是真尊重；如果进而把孔子诞辰纪念日弄成“中国圣诞日”，则等于拿他老人家开涮。9月28日曲阜祭孔时，曲阜市长诵读祭文，其中说到“已所不欲，勿施人行”，现在的问题不是“已所不欲，勿施人行”，而是“已所强欲，欲施人行”。要知道，“已所强欲，欲施人行”和“已所强欲，强施人行”才是一种真正的可怕；而种种强欲下的文化“创造主义”，一旦有了权力的强力支撑，最终难免会演变成为一种文化专制和文化暴力；你瞧，那建议设立“中国圣诞日”的专家还建议
“每人读《论语》100遍”，这不已经包含“文化软暴力”的因子了吗？[红网 作者：徐迅雷]
（记者：万感）
(博讯 boxun.com) |
|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