妓女上街与职称公示

（博客日记2006年8月24日）(图)

张耀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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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8月25日)

中国艺术研究院公示

    由于所长刘彦君女士几天前通知我，今天要召开什么“民主生活会”。我七点钟就起床吃早餐。看看时间还早，就上网查看几个邮箱，并且随手写作第一段“博客日记”。

    一、台湾的妓女要“上街”

    在雅虎邮箱里看到台湾的《南方人文报》，其中有“运诗人”写作的一篇《上街》。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在中国报刊中，我经常看到的是被党政官员强奸的女孩子跳楼自杀，以及躲避所谓“扫黄打非”的卖淫女子，光着身子在大街上裸奔。从来没有想到，在大海彼岸的中国台湾，连妓女都可以组织起来上街游行，以便争取自己的基本人权。摘录如下：
    “现在好流行上街，正大光明的，工人上街，农人上街，学生上街，老师上街，连立法委员也拉下身段，走上街头，群集往凯达格兰大道行去。……食色性也，性产业从没杜绝。貌美如花、年华正盛的小姐，不必上街，坐了电梯上了楼高的制服酒店，直达金字塔的顶层，黑道顶着，公权力一个无法欺身。能近身染指的是金字塔的底层，年轻不再，或许离了婚，拖了几个孩子，或许丈夫失业，撑起了整个家庭重担。差一点点，留下10元，就上吊跳河开瓦斯去了。不舍小孩，不舍人世，除了上街，当一只风吹雨淋、人人喊打、警察喊抓的老鼠，别无他法。今年4月底，日日春办了一场性工作合法的除罪大游行。阿姨、阿婆、阿嬷蒙着面罩，上街去了，第一次不必偷偷摸摸躲警察，来到了街上，呼口号，争取最微薄、最基本的生存权。有一些流莺阿姨，还是连上街都不敢，只敢在街边偷偷地看，活动结束后日日春在地藏王庙（好一个巧合）播放影片，阿姨默默来了，在外围看着。平时她们也低调每日来拜，不去香火鼎盛的龙山寺，去一旁较冷清无人的地藏王庙，求生意顺利，能有一口饭吃，她们的苦，只有发下悲愿的地藏王能懂得。”
    读到这里，我不禁要替她们想一想：假如“中国人民解放军”什么时候“解放”了中国台湾，这些妓女该怎么生活呢？当她们面对“三个代表”和“八荣八耻”的时候，又该有什么样的感想呢？是羞愧而死呢还是理直气壮呢？！当党政官员要强奸她们、当“扫黄打非”要抓捕她们的时候，她们也要像中国大陆的卖淫女那样跳楼和裸奔吗？！
    比起中国台湾的妓女们，我自己是一点都不高尚的。小时候我饿肚子，偷过集体的嫩玉米，挖过集体的嫩红薯。1989年我报考研究生的时候，还有过一个不可告人的想法：要是考不上研究生，就干脆到首都北京去当男妓也就是鸭子，反正是无论如何也不要再回农村中学，去当什么“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而是要和首都北京的高等华人一样，过一过醉生梦死、纸醉金迷、挥金如土的无耻生活。无论当男妓有多么无耻，都要比在河南农村替高等华人们背书说谎和误人子弟要好得多吧。中国人的文明祖先，早就有过“笑贫不笑娼”的古训，更何况连目不识丁的阉党宦官魏忠贤，也代表过最具先进性的封建皇帝，在中国大陆行使过专制统治。那个时候的文化人，不都是在争先恐后地认魏忠贤为干爹吗？！
    说到这里我又想起道德与学术之间的关系。我明明是要坚守和传播21世纪的现代文明和公民理性的，却偏偏有人告诉我800年前的朱熹是如何教化人的。那个朱熹不就是鼓吹过“存天理，灭人欲”和“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道学家吗？谁见过朱熹自己饿死过自己啦？谁见过朱熹自己去为宋朝的徽、钦二帝死节啦？自己做不到的事情偏偏要教化别人去做，连孔老二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简单道理都不懂，凭什么去教化别人呢？中国文化人最大的特点就是自己最野蛮、最无耻，却偏偏自以为最文明、最先进，最有资格去启蒙和教化别人。借用孔老二的话说，就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说穿了就是甘心情愿地给专制统治者充当愚民政策和精神强奸的无耻帮凶。这些人的什么“以德治国”，什么“几荣几耻”，除了耍流氓骗蠢货之外，还会是什么东西呢？！

    二、中国艺术研究院的职称公示

    来到中国艺术研究院，一走进办公大楼，我就看到了黑板上张贴的三张“公示”。拍照之后我又进行了抄录：
    其一、《中国艺术研究院“中艺发[2006]35号”公示》：
    院属各单位、各部门：
    根据《文化部职改办关于开展2006年度职称评审工作的通知》（职改字[2006]55号）和《文化部高级职称评审工作暂行规定》（人函 [2003]131号）文件要求，现将我院2006年度研究系列职称评审委员会和非主系列职称推荐委员会的评审及推荐结果予以公示。
    公示时间自8月23日至8月31日。
    公示期间，单位或个人如对评审或推荐结果有异议，可向院人事处反映或举报。以单位名义反映情况和问题的，应加盖单位公章；以个人名义的，署真实姓名，以便调查核实。
    评审及推荐通过者的参评资料，均保存在院人事处，有查阅者，可直接到院人事处查阅。
    联系人及电话：金澎 64813350 64891166—1301
    其二、《中国艺术研究院2006年研究系列职称评审结果》
    研究员：
    张红萍李悦金申戴阿宝候样祥（转评）
    副研究员：
    齐琨陆华董艳芳陈锋李小菊陈静熊姝梁鸿陆军宋蒙王路罗微夏冰查振科（转评）曹允迪（转评）刘乃康（转评）
    助理研究员：（下略）
    上述“公示”中的“评审及推荐通过者的参评资料，均保存在院人事处，有查阅者，可直接到院人事处查阅”，是今年新加的。去年“公示”之后，我专门到本院人事处查阅“评审及推荐通过者的参评资料”，以便了解正高职称初评结果中的公示人何玉人、孙建军、茅慧、郑长玲、陈飞龙、高小健、谷时雨、王海霞、李荣启、罗斌、马盛德、祝东力等12人，是不是当真符合《文化部高级职称评审工作暂行规定》（人函[2003]131号）所要求的“任副高级职称以来在省部级以上报刊发表的本专业论文5篇及正式出版的专著2部”。人事处的三名工作人员，一再回避和拒绝我的正当。情急之下，我只好说我自己“无耻、脸皮厚、不要脸，我就是要看”，然后就回到家里写了一封上访信，花了一百多块钱寄给文化部的部长、副部长和职能部门，坚持要求“公示”上述12人“任副高级职称以来在省部级以上报刊发表的本专业论文5篇及正式出版的专著2部”。接下来，我收到一张《文化部办公厅群众来信来访受理告单》，然后就再无消息。我于是就得到了本院的第二份《通告批评》。最令我感到惊诧的是，《通告批评》中的重要罪证竟然是我说人事处的几个人“无耻”。像我这样“无耻”的人，那里有资格说人家 “无耻”啊！何况还有年轻漂亮的女士呢？！
    我虽然得到了又一份《通告批评》，迄今为止依然不知道上述12人是不是“任副高级职称以来在省部级以上报刊发表的本专业论文5篇及正式出版的专著 2部”，只知道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拥有处级以上的官职。今年虽然有了“可直接到院人事处查阅”的“公示”，我却再也不敢去查阅了，免得人家又要与我争什么“八荣八耻”，把我的“国家工作人员”的公职也给开除了。那样的话，我的妻子、儿子连同远在河南农村的老母亲，可就要喝西北风了！
    2005年度我花了三百块钱评审费，得到了一个《通告批评》，连一张收据都没有。今年我花了三百块依然没有收据，而且依然是评不上。好在投票之前，就已经知道依然有人对我有某种“说法”，也就不太在乎了。

    三、“民主生活会”笔录

    来到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办公室，我对于所长刘彦君主持的“民主生活会”进行了笔录。由于记得很凌乱，次序上可能有些错位。
    我问所长说：投票通过的这些人，到底在哪些方面比我更好一些呢？
    所长介绍说：第一名张红萍，是文化研究所的，64年的吧，女同志。她是研究女性文学的。有一部书是四大才女，其中有张爱玲、林徽因，这是一本书，具体名字我记不清了。她拿来三本书，有一本好像是论文集，论女性的。还有一本也是才女的。反正都是研究女性的，有160多万字。
    和我一起申报研究员职称，而且和我一样因为有某种“说法”而评不上职称的杨云峰博士说：像这样的纪实文学我写得多了，我要拿的话就太多了。
    所长接着介绍说：李悦是1951年的，他是戏曲所的，我比较了解。95年评的副高。他有两本书，有一本他送我一本，《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戏曲》，是独立著作，他是大专学历，自学的。上过咱们研究生院的理论研究班，后来有人说他的学历不够资格，结果还是评上了。金申是搞佛教考证的。戴阿宝也是60年代的，据说也是评了好几年，去年是因为书没有出来。他拿来两本书，一本是西方特别有名的后现代的研究著作，再有一本是和一个人合著的一部专著。他是第一作者，那个人是第二作者。他还有一本叫文本论，没有出来，但是他做了一本样书非常好，是二校，出版社有证明书。他本身是学文艺理论的，是北大的博士。大致的情况是这样。
    你们两个没有评上，问题肯定在我，无能吧，所长无能。两位这一次表态都很好，善意的态度吧。还有两位包括著作、包括学历都没有问题。然后就是咱们的分管院长张晓凌，也给你们说好话。他说读研究生时候，和张耀杰在一块住，说张耀杰特别特别刻苦。一到夏天就光着膀子看书，特别勤奋。尽管票数不理想，对你（杨云峰）也是肯定的，对耀杰也是肯定的。
    杨云峰说：我是惟一一个50多岁的博士，副高已经十多年，学术特长也是有的，成果也是够的，为什么不给投票呢？我到底怎么办？我希望和院里领导对话。对话好像是要闹事，那就算是思想交流吧。我不是非要和王文章谈，你院里面不是有分管的吗？！
    所长又说：大家很认同的，包括耀杰的学问，杨云峰的学问，本来有五个指标，结果浪费了一个，觉得很可惜。田青老师非常好，他说希望再给一次机会，大家再投一次票。我也附议说这样好，结果这是不行的，不具备法律效力，只能投一次。这里还牵涉到社会公平，是很深刻的东西，你不能一个一个去说服人家。……也要看票数啊。这里面我估计有我的问题，咱们如果评一个，也可能会好一些。所有单位彼此争得特别厉害，我坚持两个都够标准，两个都很出色，一个都不能少。
    杨云峰问：你虽说这两个人是够评研究员的，但是就是不给我们投票。这你怎么说呢？你要这样下去怎么评呢？
    我说：我这个人就是无耻，就是坏人，就是不要脸，脸皮厚。以后每一年你们只要通知我申报职称，我就去参加，一直参加到秋后算账那一年。我就是要去看看那些评委都是些什么人？长得漂亮不漂亮？假如我们两个人非要死掉一个才能够评上的话，那我就说我不占用杨云峰的指标，我就是想认识一下那些评委们。我是一个法律爱好者，而且在一个朋友的律师事务所里挂了个学术顾问。我去年本来是准备打官司的。后来纪委书记杨化玉劝我说，明年还要评职称的，你可以把新书寄给王文章院长他们，给他们留一个好印象啊。我的新书出来之后给杨化玉寄了一本，没有给王文章他们寄。我在想，人家院长多忙啊，整天在电视上接受什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采访，而且还要给全院的职工挣钱发那么多三六九等的奖金，哪里有时间看我的书啊。我想问所长的是，我明年要是再评不上呢？我是应该多出几本书呢，还是应该去找那些评委去多说什么好话呢？我应该再出多少书才能够评得上呢？！我就想请所长帮我问一问院长，我哪一年能够评上，我怎么着才能够评得上呢？
    限于篇幅，把把另外一些话记入留给自己和后人看的日记中了，博客日记暂不收录。在所谓“民主生活会”的过程中，所长刘彦君拿给我三本书。其一是李悦著《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戏曲》，中国戏剧出版社2005年5月，印数1— 1000册，全十册定价：280：00元。这样的书几年前我也与该出版社联系过的，就是自己拿钱买来十分之一的书号费自己去印刷，然后拿去送人和评职称，基本上是不上市场的。当下的研究人员的学术书籍，大凡是这样出版的。我要是出这样的书，电脑里还可以拿十来本。其二是戴阿宝著《终结的力量——鲍德里亚前期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3月出版，定价25：00元。版权页没有印数。其三是戴阿宝、李世涛著《问题与立场——20世纪中国美学论辩》，2006年7月，定价20：00元。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版权页上同样没有印数。
    作为比较，现把我自己的七部著作抄录如下：第一部是与王卫国、宋宝珍合著的《中国话剧史》，1998年1月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第二部是《戏剧大师曹禺——呕心沥血的悲喜人生》， 301千字，2003年1月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第三部是《影剧之王田汉——爱国唯美的浪漫人生》，336千字，2003年6月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第四部是《民权保障同盟的暗箱黑幕》，212千字，2004年3月由香港明镜出版社出版。第五部是《俞梅荪与新民权运动》，240千字，2004年10月由香港明镜出版社出版。第六部是《历史背后——政学两界的人和事》，220千字，2006年3月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第七部是《阳光天堂——曹禺戏剧研究》，235千字，2006年8月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我手里现有从原纪委书记杨化玉手里要来的《关于调整中国艺术研究研究系列副高级评审委员会的通知》“中艺字[2005]81 号”，全文如下：“文化部人事司：根据文化部人事司职改字[2005]1号通知的规定，经研究，现将我院研究系列副高级评审委员会调整如下：主任：王文章。副主任：张庆善、张晓凌。委员（按姓氏笔画排序）：方李莉、田青、刘彦君、孙玉明、李长林、李新风、吴文科、张振涛、欧建平、贾磊磊、黄在敏、梁江。二00五年七月二十五日。”
    然而，2006年度再没有这样的“通知”出台，直到举行答辩的当天即2006年8月17日，花了三百元钱的当事人，还不知道评委都是些什么人。据所长介绍，上述名单中的主任，由原来的常务副院长兼党委书记王文章，改换成了副院长张庆善。副主任改换成了刘梦溪、张晓凌。评委中的原人事处长李长林，换成了科研处长马盛德，其他名单照旧。只是其中的梁江和欧建平，因故没有到场。
    我是一个有“历史癖”的人，等心情好的时候，我还可以给上述名单中的每一个人各写一份中国艺术研究院列传，让全世界的人看看他们到底出版过什么样的学术专著！？
    由于本人近日正在忙于杀青另外两部专著《1933年的政学两界》和《北大教授的燃情岁月》，暂时不接受境内外媒体的采访。如果有人想就此事为中国大陆的文化事业做贡献，请致电文化部人事司专家与奖惩处。咨询电话：（010）65551802、65551818、65552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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