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年1千元 中国政治犯如此赔偿?()


黄琦


(2006年9月18日)
    
    [ 作者:黄琦 来源:六四天网 更新时间:2006-9-18 文章录入:天网 ]
    
钟德超[右]还要等多少年?

钟德超[右]还要等多少年?

     未来中国的民主化进程,面临一个重要的障碍,政治犯赔偿。
    
     钟德超,著名政治案件当事人,由于其家族成员和朋友在60年代有些振聋发聩的[整体维权]语言,加上钟德超先生个性刚毅,很快成为“只有我一个人的反革命集团首犯”。
    
     最近,宜宾当局经研究决定:“你必须在申诉书上写明只要补偿不要赔偿,我们可以给你补尝几百元到一千元。”

没有胡乱招供和诬陷他人

     在文革那个岁月,钟德超是位有点思想的人,自然为哪个时代所不容。他的父亲还时常撰写打油诗,其中有这样两句:毛泽东是暴君一个,赫鲁晓夫替人民消毒!
    
     在哪个时代,这些最先进、最前卫的[整体维权]语言,自然让钟德超家族受到关注。
    
     63年,平山县潘姓公安人员因为私人原因一直对钟德超不满。一次,邻乡有人贩卖烟土被抓,潘就抓住机会把钟德超叫去审问,钟德超当然不服,争吵中拿起椅子打了潘公安。
    
     为了避免他的报复,65年起,钟德超就一直跑到外面做工,当地就开始到处传说钟德超为首组织反革命活动,是个现行反革命。66年6月24日,钟德超终于被他们抓住了。
    
     值得我们激动和学习的是,钟德超先生人格高尚,言行合一。捉拿归案后,没有按照当局的思路胡乱招供和诬陷他人,最终成为“只有我一个人的反革命集团首犯”。

80斤铁镣 十个月禁闭 吃饭在地上舔
  
9月中旬,钟德超先生通过不少曲折来到我家,朋友们接待他仅仅几分钟,都有一个相见恨晚的感觉:他的毅力是那么的坚强,人格是那么的高尚。
    
     回顾他的炼狱生涯,钟德超先生静静地谈到:
    
     他们用绳子反绑住我拉出去游街批斗,不出具任何手续就给我定性为反革命罪,让民兵对我拳打脚踢,然后就把我关进看守所,刚一进去,就有一个姓刘的法官对我说[你进来了就别想出去了,承不承认都是反革命了]。
    
     67年,他们就这样以所谓反革命罪口头宣布判处我8年徒刑,强行押送我到煤矿劳动改造,这期间我坚决不认罪,就一直反抗要说法,他们就给我又定了一个[为首组织脱逃罪],关我的禁闭。
    
     当时,用80斤重的铁镣铐住双脚,又带着手拷,禁闭房只能容下一个人转身,大小便就在门口,吃饭时只能爬在地上用嘴舔,实在受不了,肯定要叫几声,他们就认为我不老实,用掏煤棒打我,用刺刀捅我,就这样关了我十个月禁闭,当放出来的时候我已经是遍体鳞伤,满身病痛,既便是这样他们仍然不放过我,不仅不给我医治,反而还要让我继续做繁重的体力活,唉!”

12年刑满改判刑期5年 2003年拿释放通知书
  
     74年,钟德超本该刑满释放了,可是没有。当局说他是反革命,交由群众监督改造,在煤矿又干了四年。
    
     直到78年打倒了“四人帮”,钟德超才被释放回到了家里,但没有释放证,也不给个说法,而且还继续带着反革命的帽子。
    
     “对此,我心理当然不服,就要求政府给我平反摘帽,结果奇怪的是,当地公安法院都说没有有关我的档案,不予理睬。直到79年底我突然才接到由平山县法院寄来的[79字214号刑事判决书],上面写到:监字某某反革命一案已改为贩卖烟毒案,改判刑期5年。”
    
     “真是笑话啊,我都已经坐了12年的牢狱,他们才再改判5年,这还有什么作用?而这时其他所有被判反革命的人都摘了帽子,唯独我没有,这心理就更感到冤屈不服,于是我就开始了不断的申诉上访。先是到县法院申诉,又逐步升级,总是没有结果,到了2003年全国公安大接访时,我才又接到了平山县公安局的一个传真,是由劳改队签发的释放通知书,还是说我是反革命被剥夺政治权力终身。我就不服气了,继续上访申诉,可以说前后把法院的门坎都磨平了”

2005年 收到[摘帽通知书]
        
     那时,法院的人见到钟德超就躲,实在躲不过去了,他们就派刑二庭的潭中兵的人找到钟德超,让他不要再上诉了,并提出给他一点补尝,钟德超说结论都没有一个凭啥子补尝?就坚决拒绝了。
    
     后来宜宾中院的人也提出补尝,还说钟德超必须在申诉书上写明只要补偿不要赔偿,就受理他的请求,否则不予办理。钟德超拒绝了,因为他要的是平反,给他结论,“我这几十年的冤屈所造成的精神,肉体的损害,必须有一个说法。”
    
     为了申诉,二十多年来,钟德超前后到过县公安局、法院,宜宾市中院、检察院、四川省高级法院,到过北京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人大信访办,可谓费尽了心力,财力,可是结果总是推来推去不予解决。
    
     钟德超先生说:“有时候,我拿着上面转发的批示复议书找到地方法院,他们干脆把我的材料全部收走就再也不管了。我仅仅要求他们政府依法给我平反,他们竟然还引用50年代的法律来塘塞我;我要求依法赔偿我在精神,肉体,经济上的损失,他们竟然以财政困难为由不予办理。从79年开始申诉到现在,我竟然没有看到一个正规的判决书,只是在复查中找到了一份驳回通知书,而且直到2005年我才收到了一份补发的反革命[摘帽通知书]。”
    
我牙也快掉光了,黑发变成了白发
    
     钟德超坚信当局早已经把他的档案毁了,为的是掩盖他们不公平的、错误的处理,不愿意给他以经济赔偿。
    
     不知不觉间,钟老先生的谈话持续了6个多小时,凌晨分手时,眼中闪烁着泪光的钟老先生说:
    
     “我现在都60多岁的人了,为了12年的冤狱,20多年的申诉,我牙也快掉光了,黑发变白发,用了上万元,本来就已经很穷了,想请求政府还我公道,早日解决我的问题,可是至今没有结果,失望之下,我只有通过你们来为我讨回点公道,实在不行,我想我就只好和他们拼了,我要找到当初迫害我的那个人跟他同归于尽!”
    
     说完,老先生转过身去。
    
无名、无势者最需要社会帮助
    
     时下的中国,大量无名、无势的弱者被漠视,实际上,他们最需要社会的帮助;尽管关注他们带不来崇高的荣誉,甚至可能给自己带来巨大麻烦。
    
     在此,我们希望四川司法负责人和宜宾当局,不要继续漠视钟德超先生的基本权利,尽快从人道角度处理这种无可争议、低成本、而又社会影响巨大的冤假错案。

(记者:蔡楚) (Modified on 2006/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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