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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首进太石村
步出沙湾公安基地，搭摩托车到番禺市桥打到的士，一路上阴雨绵绵。进村后，我们一路打听着向村部寻去。在进村路
上，我对太石村的文化设施、卫生环境等状况有了初步轮廓，它与自己理解的“协调发展”和“可持续性发展”相去甚远。客观地说，太石村的道路规划还行。然而，厂房、荒地、黑嗅扑鼻的河涌，显出早期工业化的特征。从村子的房屋建筑，已看出明显的贫富悬殊。在以后的六次进村中，我始终未发现图书馆、文化艺术
馆、影剧院、运动场、教堂、寺庙和博物馆等与文化沾边的建筑物，感觉不出太石村的人文气息。如果不是为了工作，我决不会对它产生故地重游的雅兴。它既不是岭南典型的桑基鱼塘框架，也非陶渊明笔下的田园牧歌、天人和一的原始美，更不是现代康拜英，它给我的印象是一种非农非工，不伦不类、杂乱无章、令人不悦
的、对土地不尊重、对自然毫无敬畏的、贪得无厌的、得过且过的、不为后人着想的一幅“败家子”景象。它透出这土地主人的贪婪、愚昧、阴险与凶残。
太石村的景观，它远不及我的出身地-----滇南的任何一处山寨的风韵与诗情！它不会激起你心底的依依不舍与纤纤柔情，它使你产生的是遗憾和憎恶。
到
了村部，只见无以计数的男女老少，聚集在村部院落的空地上，一楼大厅里，有几位老年农妇正在用晚饭。地上有几张木凳和草席，有人留宿的气味和迹象。村民热情地递过一瓶矿泉水，这时，自己感到真是口干舌燥。也有人主动张乐着要为我们弄晚饭‚被我们谢绝了。我计划在村里最多逗留一小时，办
完事就迅速离开。
村民们忽地围了上来，大家七嘴八舌，情绪激愤地向我们讲述村里发生的事。他们用白话兼生硬的普通话和当地土语,交叉着提了许多关
于选举和罢免方面的法律问题。我和实习生未打断，而是耐心地倾听着他们的倾诉，将重点记录在案。没能听懂的地方，我就请实习生翻译一遍。杨茂东则在院子里坐下，接了几个采访电话，没跟我进大厅。
村民宣泄一阵后，我等他们情绪缓和下来，就直接告诉他们，自己今天进村，只是为被关押的七人提供法律帮
助，自己是首次听到他们讲村里的事，对此，我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其实，律师的工作很局限，只能在授权范围内提供服务，与他们的希望会有差距，请他们谅解我。但是，我会尽力而为。
在等七位委托人重新明确委托事项时，我请实习生作笔录准备。
这时，有几个形迹可疑的人在村民中盯着我。为不在村
里耽搁太久，也为确保证据的客观真实性，我请围观村民各自回家，独自将2005年8月16日亲眼目睹的经过，如实写成《亲笔证词》。同时，我讲明了作证的法律后果，要求证人附上身份证复印件和联络方法。对能用普通话交流的几位村民，我选了有办公条件的村部三楼，同实习生先安静地作笔录，后又让被询问人回去
自行完成一份《亲笔证词》。
很快过去了两个半小时，约在当晚21：40分左右，由村民自发组成护卫队，一直护送我们三人回广州市区。一路上，我们发现被不明身份者跟踪着。
首进太石村，不仅证实了我的判断，耳闻目睹的一切强烈冲击着我的心灵。我真不愿接受这个现实！农民竟然这么悲惨！
我耐心倾听村民诉说，他们含着感激的泪花，白发苍苍的老人，不断地重复着“多谢！多谢！”二字，他们那渴望的目光、送别时依依不舍的场面，把生死置之度外、一路护送的仗义豪情……这一切，都在我脑子里挥之不去。
在物欲横流的今天，人与人之间最朴实的感情已很稀罕，文革的阴影仍未完全消除。儿时，我就深谙“病从口入，祸从口出”的训诫。
我没有农村生活的经历，是一个彻底的“农盲”。以前，我曾耳闻过一些内陆农村的情况，很间接。然而，在改革开放的前沿，在广州番禺标兵村的这番情景，它打彻底破了我内心的平静。面对近在咫尺的农民现状，在南粤安居乐业已十余年的我，被强烈震惊了！
既然农民委托了我，这就是我的工作，这些农民的事，就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我怎能对他们的感受无动于衷呢！
有关政府将怎么处理太石村的问题？
公仆为什么不能尊重一点主人的需要？
能选举为何就不能弹劾罢免呢？明明有法，为何不依法处理？
老爹老妈用小米加步枪赶到台湾的“蒋匪帮”能做到的事，为何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却不能试一试？
开个听证会，依法裁决纠纷，这种既经济，又有益于社会稳定和政治文明的管理方式，这个有过数千年灿烂文明的礼仪之邦，为何就不能借鉴汲取呢！
民族整体的人格隈琐与精神的“东亚病夫”症侯，还要延续到何时？
如果对太石村这类矛盾放任失察，导致农民揭竿而起，那么……想到此，我已一身冷汗。
我回想起《李昌平致朱总理的信》，陈桂棣夫妇撰写的《中国农村调查》，不禁思绪万千，难以入眠……上述书信中的情景和自己的所见所闻，与“依法治国”“构建和谐”是那么格格不入！
我打开电脑，查看杨茂东发来的邮件。然而，却中了病毒。整个周末，就在抢救电脑文件中结束。
四、 会见当事人，律师建议遭挫
8月22日星期一天，晴。清早，我赶回珠江新城的办公室，补开发票下楼后与杨茂东、唐荆陵律师会合，一同赶往番禺沙湾。这是和唐荆陵律师初次见面，唐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干净利落，沉稳内敛，谈吐富有理性，工作认真主动，谦逊好学，精通电脑……我们一见如故。
唐荆陵是上海交大化学专业毕业的，70年代生人。在我们相互熟悉后，我把前日的初查情况与唐交流。由于司机不熟路，到沙湾已过11：00。为预材料备案，复印又耽搁了二十分钟，进拘留所办手续已接近11；30。
拘留所警员很通情达理，没找一点岔子。唐在填写会见单时，我环顾拘留所办公室四周，一尘不染，警员们有序地忙于自己的工作。一侧窗台上，放满各式竞赛的奖品。这个场景使我感到熟悉和亲切，它展示出拘留所这个团队多姿多彩，生动活泼的一面。
我 们从11：40正式开始会见，原计划在13：30结束调查。然而，当我问完第一位违法嫌疑人后，调整了全部计划。在认真分析裁决书与传唤证及违法事实后，我们两位律师统一了观点。我询问,请唐荆陵作笔录或交叉询问并记录。每结束一位嫌疑人的问话，我都为其拍照，提醒其注意事宜和必要法规。其余的六位嫌疑人被捕的情况越来越荒谬。他们中，有围观时被捕的、有乘摩托车正常行进中被捕的、有在围观人群中拍照时被捕的……不一而足，七人都被反复追问：“谁是村民集
会的幕后大老板？谁提供了经费？”会见调查与我首次进村的证据相吻合。
我们初步发现，番禺公安分局对这七位村民处罚行政拘留的裁决，无论采用的违
法事实，还是在适用法律上，都存在明显的瑕疵。在执法程序上，属于典型的先裁决，后取证的违法行为。这种执法方式，是一种习惯成自然的思维定式的产物，也是特定历史背景下生长的“职业定型”。然而，延用这种陈腐的执法模式，已与当今执政者的治国思路，乃至融入国际大潮的初衷背道而驰。它的存在，对落实中央
政府的大政方针，将是百害而无一益的。因此，我认为，无论从公民义务还是律师职业道德的要求出发，只要是一个有正常思维和良知的人，就有责任将这种现状如实呈报高层。我以为，唯有真实客观的情报，才有助于高层正确决策，才能有效地减低误差率，避免社会矛盾进一步加剧。
会见大约在下午16：30结
束。我和唐对近来各地农村发生的同类案例，从群体性突发事件的一般性与特殊规律性，进行了对比讨论和分析，我也将首进太石村的所见所闻与担忧，向唐直言。从事件的不同角度剖析，我们论证了预见的后果，确定了避免事态突变的可行性方案，两人的观点再次统一。
我们认为：按照事物发展的规律性，在各种问题积累，矛盾交织的复杂背景下，政府应全面了解情况，兼听则明，求同存异，减少误会，以预防和输导为妥。而偏听偏信，主观臆断，甚至不惜以违法执法，滥用职权的方式处理问题，只会酿成新的冤假错案！积累新矛盾！
本
案的有关政府的这种处置方法，不但与中央的大政方针相悖，更严重的后果是，它先入为主，动警力介入抓人，这不仅无助于减缓矛盾，反而易使矛盾升级质变。一旦矛盾被激化，很快会演变为群体性事件！过分迷恋强权，等于先把政府置于群众的对立面，与人民为敌，政府最终只会陷入被动，失去存在的根基，这政府等于在
自掘坟墓，若被不同的利益集团因势利导，其后果可想而知……
为防止矛盾加剧，我们分析，公安部门放人，也许会使势态得到暂时缓和。
我们觉得，自己有责任把一触即发的危险性提示经办单位，我们有义务把事态引向法治轨道。总之，从顾大局，求稳定角度，我以为经办单位能同律师达成共识。
我和唐早已过了午饭时间，我又饿又急，感到心慌。然而，焦急使我们顾不得用餐，也来不及静下来写书面材料，我决定直接找法制科经办人尽快交换意
见。当时，有一种神圣的使命感召唤着刻不容缓。我对唐说，“我们必然立刻郑重建议公安部门，请他们考虑启动暂缓执行程序。”
在我们连续工作的六个多小时内，杨茂东一直在一楼大厅等着，他见我们出来，高兴地迎上来，问，“是否今天就可以放人？”我们告诉他，情况并不象他期望的那样。不容多说，我们三人又到回到四楼。
这次接待我们的是一位R姓的警官。我们开门见山，R警官很实在地告知我们：“暂缓执行真没操作过！”我说，“自己也是首次遇到这种情形，这真考验
人的灵活性，也没有先例供参考，我希望咱们能不拘一格，突破常规，在事件萌芽状态下有灵活对策，就做头一个吃螃蟹的人吧！”
我们开诚布公地谈起具体担保等可行性方案，指出暂缓执行，不仅可给经办人完备证据的机会，更重要的是，它能尽快缓和矛盾，预防更激烈的民变发生。对七位当事人处罚程序上的瑕疵，我们也点到为止……总之，我们当时就想尽全力避免分歧，达成共识，把事态引向良性互动方向。
但是，R警官与我们的分歧不仅是对事件的理解认识上，其价值观和整个“场”都与我们相排斥。他那句“请你相信，我们公安能控制任何状况！”的话，使我寒彻骨髓。
当眼睁睁地看着人比机器更坚硬、更冰冷时，身处酷暑中的我，感到从未有过的阵阵寒傈！
杨茂东和唐荆陵还与R警官谈论什么，我一点也听不见了，我只觉得，自己在一点点消失。这时，脑子里涌出海子扑向飞驰列车的一幕……
我曾不止一次地与海子的室友常远分析，“他为什么不求全尸，而要让冰冷的机器，把自己的血肉之躯撕碎？他为何要选择如此惨烈的方式？”
这位惜日同事的自杀方式，一直困扰着我。
在时下中国，因各种原由，每年有数十万人死于自杀的行列里，而海子的方式还是特例。在国人哀怨不能选择生，但求把握死的权利时，就在我与R警官谈话的此刻，自己忽然顿悟：“也许，海子是表达血肉之躯，对钢铁机器的蔑视与无畏吧！”
海子，你同意我的判断吗？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