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赠永康哥哥的爆竹
潜在的、大规模群体性事件一触即发的危机在即。这种现状，政府有对策吗？他们掌握的信息与我们律师了解的一致吗？若情报不准确，将使决策者陷入那种局面？老百姓会遭遇怎样的损害？国家的政局和外交将……
上述问题，已超出律师受委托的范围。抛开律师的身份，作为一名普通公民，此刻，我满脑子里都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句子，把自己折磨的不得安宁。于是，我连夜起草文件。
8月23日上班时间，我约唐荆陵在他办公室会拢。下午16：00后，我来到唐的办公室---华之杰律师事务所。我发现他也起草了一份文稿，但在措词语句上比我的委婉。我们交换着阅读文稿，唐看完我的草稿，他解释说：是担心遭到我反对，他才故意斟酌词句的。
我理解他的顾虑，与人当面谈话时，我总会留有余地。但是，在书面语中，我往往锋芒毕露。因为要反映的问题事关重大，已不容在语句上闪烁其辞，必须要引起阅读者足够的重视。
证据表明：七位村民被捕是有关政府人员设计，施警察圈套滥用侦查权的结果。该地方政府为打击报复举报人，以执法为名，滥施秘捕措施，在诱发群众围观争议时，被围困者依计发出求救信号，使另一批不明原委、只看到表象的武警见证，公安机关再以“妨碍执行公务”为由抓人的。
8． 16事件的设计，看似天衣无缝，实则破绽百出。它属于典型的逼良为娼！是执法犯法，滥用职权行为。其直接后果是使该政府失信于民。因为，该政府在身先士卒 地引导公民，巧妙地示范实施违法犯罪。该地方政府才是真正的乱臣贼子，理当天下共诛之！它对群众的立场和感情，已检验出其先进性的实质是反人民，真实地反 应出它的执政理念与执政能力。
我们反复核实8．16事件的每个细节：执行公务车挂地方牌、执法者着便衣、不出示证件、不表明身份、用村民有争议的干部充当诱饵、想象中的幕后老板和活动经费，明显的违法裁决……
六十余份《亲笔证词》、调查笔录、现场照片及录像资料，都能相互印证，形成锁链。              
我们约杨茂东在18：30共进晚餐，杨却于19：40才赶来。他解释说，刚去机场接待一位记者。
这时，有四位在8·16事件中被抓的村民，已被提前释放回家。为核实委托事项有否变更，我们特希望能与有关政府进一步沟通，也想再给经办单位一个反馈。我们更想借提前释放为契机，积极互动，使太石村事态在法治框架内走向良性循环。
经我们核实，被提前释放的四人是吴志雄、杜伯荣、梁景华、冯结明。这四人都承诺：放弃起诉公安机关的权利。在他们四人中，还有一人已被政府官员口头封官许愿。而冯伟南、冯顺添、吴柱辉三人仍在押。
我们对提前释放四人的方式，给予高度认同。觉得经办单位已能回归理性，就一定有自我超越、自我修复的能力。
然而，附条件加封官许愿的作派，也反映出该决策人抖落不开，有一种迷恋强权因循守旧的固着心态；同时，表明对方想对我们摸底，为以后分而治之做准备。
约00：40分，我们准备了给政府机关的材料，也备好随时代理行政复议的文件。可是，材料直接送给涛涛？宝宝？春旺？还是给永康呢？我们讨论了一阵。
我们设身处地分析，现存体制中司法尚未独立，永康哥哥的地位较特殊；在实践中，检察机关难行监督权；也考虑到涛涛和宝宝还在理顺熟悉工作中……
我们更多地动了测隐之心，担心涛涛和宝宝面对这种现状，在新班子尚未组成前，他们究竟能承载多大负荷？
经反复权衡，我们都倾向于先把材料给公安部。想尽量站在执法者角度，先以违纪切入，最大限度地为经办人的前途留出空间，用上下级业务监督指导的职能，使事态就此打住，给番禺有关方面留下回旋之机。
同时，也考虑到番禺有地级市的历史，以为将材料直接送到中央，能减少省地各方的宗派纠纷，避免相互扯皮，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把材料给公安部，也有无法割舍的隐衷。
每逢涉及警察违法犯罪的案件，真让人爱恨交织，欲罢不能，倍受熬煎。
人是社会的动物。当他在某个行当里摸爬滚打一阵，特定的生态环境也就自然形成，彼此之间，都是千丝万缕的联系。
对警察卷入太石村事件的处理方案，我们始终秉承客观公正的宗旨，采用的是低调保守、尽力减轻社会负面影响的策略和思路。
因为，警察乃正义的化身，是许多人心中的偶像。在某种意义上，公民对警察的认可，就是他对国家的正面评价。因此，警察维系着国家安危。  
对警察职业的认识我更为透彻，深知警察已成为当今心理压力最大、最高风险的职业人群。
因 体制上的缺陷，一些地方政府，任何芝麻绿豆小事都找警察出马……警察也长期习惯把自己变成机器，许多警察没有独立的人格，没有高尚情操和灵魂，甚至终日依 赖尼古丁、酒精、淫乱和毒品来麻醉自己，获得解脱。警察的刑讯逼供与心理问题常常相伴相随。长期以来，为种种利益，他们不是疲于奔命瞎忙豁，就是干脆“撂 挑子”。在公职人群中，他们得到的社会评价最低，个中辛酸委屈，未必能得到社会理解……
2005年，我曾对近十年来G省执法人员执法公正情况的一项调查显示：社会对公安干警的肯定评价为53.9%，不及格。而对该省法官，检察官和狱警的肯定评价，依次排列为69.3%；93.2%；99.3%。
警察的工资靠谁，他们能不听谁的话吗！
我们清楚，人的行为方式，既取决于其素质与品行，也与制度和客观环境密切相关。
我们在客观分析的基础上，将本案中涉嫌违法犯罪的证据策略地“冷藏”，首选以“违纪”呼吁叫停，既是一位女性凡事追求完美，想尽量降低各种损失的本能反应，也是杨茂东、唐荆陵和我等三人，出于共同的、对涉及本案执法者的善解和包容之心。
我 对杨茂东和唐荆陵两人唠叨着，“这是一个有着八亿农民的国度，警察中有65%以上的人来自于农村，祖祖辈辈都是种田的，农家的孩子能有这个工作很不易！” 我当时的那劲头，比天敌面前的老母鸡还有过之而不及！似乎什么鸟都想把它藏到翅膀下！让他们两人觉得我很滑稽。      
我较之于杨茂东和唐荆陵两人都年长些。此刻，我自然而然地用女性的思维，更清醒地意识到女性的社会角色是母亲---社会稳定剂----变压器。我试图用母爱的胸怀去排除工作的障碍，避免制造新的误会！在这矛盾的旋涡中，想自己多承载一点风险，让这两个小兄弟少一些挫折。
其实，我们都清楚，寄材料给公安部请警察自查，根本就是天方夜谭！这不过是给永康哥哥放个爆竹！让全国的警察听个响！希望他们引以为戒。
我真希望太石村事件能擦亮警察的眼睛！重新确定自己的方位！
这也是我们在提醒自己和对手，做人做事尽量厚道些！
对衣食父母、手足同胞，相煎何急呀！
人不该忘本，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失去根本，就是墙上芦苇，只能随波逐流。
我们将材料送给公安部，并不是未给对方留够做人的空间与尊严。
我们有选择地，将准备就绪的文件附收集的六十余份《亲笔证词》，连同证人的身份证复印件及数张8·16事件照片，于8月24日用特快专递，寄北京东长安街公安部纪检部门收。
关于“非暴力”一词，我曾在几年前观看的一部叫《甘地传》影片中听说过。这次与杨茂东重逢，从言谈中我感到杨茂东对非暴力变革极为推崇。我当时专心于自己的业务，并未与杨交流思想。然而，对“非暴力” 的理解，我另有自己的见解。
我以为，非暴力思想固然很可取，但是，仅在劳苦大众中广而告之，必定是局限和先天不足的！更重要的是，应该使手握刀枪者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个国家才能真正走向和平与宪政的轨道！这也是我贯彻于本案工作始终的基本理念。
遗憾的是，我还未曾与杨茂东深谈，他就失踪了。
将材料绕开广东省，我们明知重大事件必须上报高层，不得有误！这是留有余地后的坚持原则。
其间，广东省正在应付兴宁矿难，整日焦头烂额的。考虑到自己生活在广东，就希望问题解决得越快越好！我们认为，帮他们直报中央，也算为省里分担了一些焦虑吧！
考虑过方式方法无论于情、于理、于法，都经得起推敲，我们也就办了。
这是法律人的一种逻辑思维，也许，它并不为另一类人群所苟同。
总之，他们所想得到的，我也许并未想到，而我所想到的，他们也未必想得到！以革命两手，对付反革命两手，乃是娘胎里就接受的胎教！既然如此，那就去慢慢领略别人的高招吧！各位师友，好戏还在后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