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学勤先生曾这样转述李慎之先生的问题：“这个体制究竟是刚性的，不可改变的？还是有弹性，可以渐进改变？倘若是前者，就只能看着一场革命来推翻，玉石俱焚，生灵涂炭，我们束手无策；倘若是后者，我们责无旁贷，还有苦心呼吁，争取渐进改革的余地。”（大意）朱先生还认为，这一问题是第一义上的真问题，并名之为“天问”：“凡在大陆生活者，牢骚、不满，甚至唾骂，无人无日不有之，真要定心一问，几乎所有人都无法回答这一问题。十四年来，这是决定每一个人根本态度的第一问题，经慎之一问，豁然显现，却又峥嵘逼人”。
 

是的，同在大陆度过了89之后的10多年岁月，我和朱学勤先生一样，对此一问题有深切的焦虑，而这也确实是一个所有人都曾思考过的问题。
 

这一问题的产生，来自于89年间无情残酷的武力使用中所展现出来的那种“一步也不能退”的政治意志，在当时，现实的残酷让人不能不相信这一点，自那以后， 幻想统治当局改弦更辙重新启动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吁尽管一直不绝如缕，但是，在很大程度上，这只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呼吁，其实并没有多少严肃的思考者相信这一可能，相反的是，民间知识阶层在很大程度上形成了这样一个共识，那就是，这个体制是僵硬刚性的，既不可能主动地寻求政治改革，也不可能在压力下被迫展开政治改革。
    

早在89后不久，就有所谓“劫机犯”问题的出现，将中共比作虽然罪恶但却是不可替代地驾驶中国这艘航船的机长；未几，文学得多也精致得多的《黄祸》一书， 同样也暗藏着这样的想象：在书中，共产党政权的垮台伴随着的是整个社会秩序的彻底瓦解。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大陆中国的政治氛围中，无情残酷的武力使用，以及骤然中断的改革进程，放大了这一想象；幻想破灭后的虚无，政治决裂后的愤恨，以及对死伤者的道义背负，使得束手无策不仅是一种现实，更是一种政治选择，在这样的双重作用下，体制刚性作为一种假设被普遍地接受，并由此衍生出一种我称之为突变模式的演变图景，这种图景认为，没有任何现实的政治努力或挑战，可以对中共统治当局的行为构成约束，未来的变迁将主要来自于中共自身行为的后果。而由于中共自身行为往往是违反人心、道义的，其后果就不能不是灾难性 甚至毁灭性的。
    

部分体制反对力量普遍相信，由于体制刚性的顽固存在，以及突变巨变的不可避免——这一预期由于苏联东欧的巨变而得到了加强，当下的主要任务就应当是蓄积力量，等待巨变，从而，这在事实上就选择了自外于统治当局推动的社会进程。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一图景也有了若干的变化：在早期，以89后改革的暂时终止为背景，主要以集权统治不思改革为线索，表现为黄祸式的权力内部斗争所导致的崩溃论；随着邓南巡以后的现实情势的发展，在90年代，主要以经济转型为背景，以计划经济转型为市场经济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宏观经济灾难为线索，表现为章家敦式的经济崩溃论；进入21世纪，又在新时代利权冲突背景下，以政府权力扩张和攫取为线索，表现为因利益冲突而导致的社会崩溃论。在实践中，海内外民运直到今天，大体上仍延续了这一进路。
    

与此同时，在同样承认体制刚性假设的前提下，也出现了另外一种思路：既承认体制刚性，又试图克服突变预期。在一开始，这仅仅表现为告别革命的呼吁和对全盘推倒重来的灾难性后果的警惕，并逐渐演变为寻求克服体制刚性的渐进变革道路的探寻；无论是90年代中期的市民社会论，还是近期的由法治而民主论，还是当下的维权政治论，都可以看作这一努力的延续。其主要特点在于，在不触及体制刚性最核心内核也就是权力不开放的前提下，尝试从非政治并相对不敏感的领域寻求突破：支持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经济），支持民间社会的发育，支持司法改革并始终支持言论空间的拓展。
    

而在体制本身，情况也一直在变化之中。89事件的惨烈，使得统治当局不得不面对广泛的民心敌视，而不期而至的苏东事变，更是极大地加强了统治当局的危机感，从而在很大程度上使得体制刚性有可能进一步加剧。然而，历史总是会开玩笑，1992年春，90高龄的邓小平通过南巡这一戏剧性的表演，用一己之力重新推动了改革开放的进程，从而用经济利益这一现实的手段，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体制持续刚性这一既定假设。从那时候起，大众消费社会的兴起，外资的大量涌入，人员、资金、信息在国内和国际范围内的广泛流动，使得大陆中国的面貌在相当程度上背离了90年代初的假设：地方力量的壮大，弱化了中央集权的效能；市场经济的确立，也缩小了政权对经济和社会的实际控制；与国际环境的互动，则让这一政权不得不在相当程度上修改自己的行为模式。
    

对于“告别革命论”者来说，这一变化支持了自己的判断，支持了体制刚性可以经过努力加以克服的论断，在这一背景下，自由主义的“浮出水面”、宪政中国的追求以及维权政治的展开，显得顺理成章。而在另一方面，立足于体制外力量的建构，在一个日益开放温和的环境中，也并非一无所获，通过签名、请愿、组织等方式，体制外力量在严厉但又逐渐消减的打击之下顽强地生存了下来。尤其是在网络时代来临之后，体制外力量依托网络这一虚拟空间，实现了海内外之间以及先行者与大众之间的广泛联系和互动，从而有了新的发展可能。
    

但是，上述的变化并未彻底取消“天问”的价值，由于政治改革的极端滞后，其所切中的核心问题依然突出：依旧不开放的权力结构、迟迟难以改革的金融体制、日益强大的垄断集团、膨胀的地方权力对社会利益的掠夺。。。。。。所有这些依旧昭显出体制刚性的残存。时至今日，本文开头李先生和朱先生的对话所提出的“天问”依旧盘桓在当代中国思想者的脑海，体制刚性柔性之别和与之相对应的改良革命之分，依旧是我们时代的当然问题，而并未退出我们的视野，并继续期待着答案的出现。
    

一个远比90年代初复杂的“天问”摆在我们面前。当然，我们可以继续沿用老的答案，可这样却免不了遭到新事实的追问。如果简单地认为这个体制确实逐渐地由刚转柔，从而理性的选择就是尽量延续这一进程，继续以去政治化的手段支持这一进程，那么，就需要回答这样的诘问：始终不开放的权力依旧是这个体制的刚性核心，难道它可以不经过触碰就变得柔性吗？难道竟然可以通过回避政治而改变政治吗？如果同样简单地认为柔性变化的背后其实是刚性的顽固残存，所谓的柔性不过是真实的谎言，从而继续等待突变就是合理的选择，那么。就需要回答这样的诘问：究竟是什么使得刚性就那么不可战胜？在经历了这么多年的人事变动和社会变迁之后，就真有什么东西居然一点变化都不会有，并且使得无所作为竟然成了唯一的选择？
    

所谓体制的刚性与柔性，指的是体制在社会压力面前是否作出适当及时调整的能力，而这一能力的是否存在，只有社会压力确实存在的时候才可以得到测试。89事件的惨烈，测试出了当时的体制确实是刚性的，但17年后的今天，体制是否是刚性的，也只有通过社会压力与体制的互动展开，才可以清晰。换言之，如果仅仅以知识分子的方法，试图在纸面上观念推演并试图找到“天问”的答案，确实可能是无解，但如果以行动者的态度，在实践的展开中寻找 “天问”的解答，其实才是唯一正确的可能。
    

因此，对于那些继续坚持非政治化的人士来说，他们所需要做的是将这种乐观判断再往前推一步，如果由刚转柔确实是事实，那么，总有那么一个时刻，需要在一个不再那么刚性的体制面前，重新展开政治化的诉求。由此，所谓的非政治化就不能被看作是一个完整的变革途径，而只能是一种阶段性的策略。而对于那些依旧认为存在体制刚性的的人士而言，他们所需要做的则是暂时告别17年前的判断，回到当下来重新尝试一下，以测度当下的体制刚柔。
    

正是在这样一种看法下，我认为高律师、郭飞熊、胡佳们的意义就在于，他们用自己的努力直面了这一问题，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这种截然划分的两分法所带来的困境，并且我还认为，通过他们所展开的和平的建设性政治异议，有可能实现对悲观的非政治化和更加悲观的突变论的双重超越，一方面，它继承了非政治化追求建设性的一面，开始了与体制的政治性互动，并以体制的最终转变为追求，从而避免了体制外追求高蹈但又无所作为的尴尬；一方面，它又继承了体制外抗争政治异议的一面，为未来中国政治转型提供了新的增量，新的选择可能。
    

这样一种建设性政治异议的涌现，可以获得比以往的非政治化和体制外两种努力更大的成果，首先，通过他们的努力，那些已经通过非政治化的社会进程而获得的成果，可以经由政治活动空间的逐步扩大——这一扩大当然只能来自当下的争取——而最终获得不可逆转的确认；其次，通过他们的努力，所谓突变的刚性基础——也就是统治当局行为不受社会力量约束——也将得到彻底的改观，从这个意义上讲，高律师们的努力尽管从表面上看因为其决绝的姿态而显得很紧张，但其实，却是自89年之后，第一次重新建立起了权力与社会力量之间的直接联系，从而可以看作是解决体制刚性这一“天问”的一个可欢迎的尝试。最后，建设性政治异议的出现，会把包括89的重新评价等诸多问题重新带回到我们的社会当中，从而将我们带回到刚柔“天问”诞生的起点，并通过在长期的或许不乏紧张的体制内外互动中，真正实现的政治和解，并最终解决这一“天问”。
    

也因此，正如在本系列第一篇文章中所提到的一样，我把高律师们所展开的维权绝食定位成政治异议的表达，而且，我还希望这一政治异议更加有建设性，也更加能包容非政治化追求中的善意互动与体制外追求中的合理诉求，并将二者更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诚如是，我以为这将是一条有希望的推动中国自由民主事业，并回答 “天问”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