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旺苍县连同巴中、苍溪合称川北老区，是红四方面军的革命根据地，建立过苏维埃政权。有首流行的民歌唱道：“前山哪个落雨后山哪个晴哟，后山来了个徐司令哟，打川军哟，二嫂那个送郎当红军哟……”在人们想象中，这里一定山青水秀侈，老百姓丰衣足食，社会早进入“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理想国度，没有想到1960年间竟是“屋脊不见炊烟冒，十里难闻鸡鸣声，遍地饿殍尸横野，哪家没有哀嚎声”的悲惨箫条景象。

    1960年12月，旺苍县人民法院以盗窃国家粮食罪，判处我有期徒刑五年。说来也许不会有人相信，这盗窃国家粮食的竟是三个有能耐、有本事的知识分子，所“盗”粮食不足150斤，当时市价折合人民币约20元，现值也不过人民币300元。而法院却定为“盗窃罪”。因为我们都是打入另册的“右派分子”，有“反党之罪”，别说150斤，就是一斤也得判你。我们为什么要去偷粮食？在繁重的劳动压迫下，我们粮食定量不足30斤，个个瘦得皮包骨，成日头晕目眩，走路东偏西倒，为了活命，借运米的机会，三人合谋私藏了一口袋。我是主犯，他们是胁从，我判刑，他们被记过。我们三人一是记者、作家，一是解放军上尉连长，一是县委办公室主任。判刑后我被关押在兴文县公安局看守所。看守所座落在县城西北的一片空地上，占地约五亩，有12间监舍和一个大厅，呈“┍”形，对着监舍的空坝，是犯人吃饭和放风的地方。大厅是管理干部用来向犯人训话的场所。川北话监舍叫“号子”，理发叫“刨头”，我关押在第8 号子，组长姓刘，原是公社书记，因强奸妇女，打人致残已被关押了一年半时间，至今还未判：另外还有两人，一个姓王，是个黄毛未脱，奶气未干，不足18岁的孩子，夜里跑到粮站去偷粮票，为守夜人当场拿获；再一个姓张，是小松岩煤矿的就业员，因不安心劳动，跑到西安去补皮鞋，以抗拒改造罪被抓，称为“二进宫”，经常遭到所长的拳打脚踢。旺苍的冬天很冷，气温平均在零下5度左右，我去的第二天正赶上降温天气，起床时他晚了十多分钟，那个牛高马大姓杨的所长，破门跳上床，扬起脚上皮靴，有一脚无一脚地乱踢，嘴里还一边骂：“你狗日的‘二进宫’，懒猪，不起床，不起床……”皮靴踢在没有肌肉的骨架上，发出揪人肺腑的浑浊声。那姓张的犯人在床上滚去滚来的惨叫：“所长饶了我嘛！所长宽大我这一次嘛！”并不因为他的惨叫和求饶，杨所长停住了皮靴，后来停住是因为踢累了的原故。杨所长喘着粗气，抹着额上的汗，跳下床，瞪大家一眼，扬长而去。

       看守所人犯当时每月口粮只有18斤，每日6两，早晚两餐，每餐3两。这3两不是米，是稻谷用石磨捣碎，连壳连皮搅在一起的粗米糠，然后再加上老莲花白外叶，渗水加盐熬出的菜不是菜，米不是米的黑汤粥。那粥盛在木桶里，青麸麸黑糊糊，散发着一股刺鼻的霉臭味，还不如解放前地主家喂猪的猪食。犯人分号子排成队，每人两大瓢，不用筷子，端着土钵往嘴里倒，倒完了，再用舌头把土钵舔净，不需用水涮洗，也没有什么涮洗的东西。就这“猪食”大家吃得很香，要保命呀！

           每到开饭时间（不是开饭是喝黑汤粥），我们隔壁号子便响起“叮铛叮铛”的镣铐声，尔后走出一个人不像人，鬼不像鬼戴镣披枷的猴孙似的人，组长悄悄地告诉我：“这是个抢劫杀人犯，已经判了死刑，就等公判大会拉出去。”在我印象里，抢劫杀人犯一定面带凶像，五大三粗，臂圆腰壮，两眼厉气。可他那个样子，可怜稀稀，细小身材，细小眼睛，四肢干瘦，双目浑浊。那头就象猿人骨骸，下巴尖得象铁锹，深陷的双眼可以盛上两个鸡蛋。手铐是那种当中不是铁链相衔的土制手铐，一把铁锁把两个铐圈锁住，根本没一点活动空间，成天双手合一放在胸前。当地人称这种手铐叫“捧子”。他脚上砸着一付沉沉的铁镣，铁镣两极是一个砸住踝骨的铁圈，在铁镣当中有根铁棍，铁棍上端和手铐相衔俗称“菸袋”。人戴上这种刑具，腰伸不直也弯不下，既不能跑，也不能自杀，只能成日曲着身，像一把弓。他每日两次从号子曲身走出来，又曲身两手捧着土钵去接黑汤粥，再曲着身用两手捧上土钵把黑汤粥送到嘴边，一口一口地喝下去；再后曲着身，艰难缓慢地一步一步走回号子。我是个记者，习惯观察。发现他每次曲身捧着土钵喝黑汤粥时，双眼涌出泪珠，那一颗一颗泪珠连着一串，顺着干瘦无肉的脸颊流到尖尖的下巴，再后从尖尖的下巴流到土钵里。他在喝黑汤粥，还是在喝自己的眼泪？。

            “抢劫杀人犯，枪劫杀人犯，这么可怜，你到底抢劫了什么东西，杀了什么人啊？”一个难解的迷团，在我脑海里留下深深的问号。

             随着时间地消失，我不断探听，终于弄清了他的全部情况。他叫王先英，四川金堂人，家庭出身贫下中农，原是旺苍小松岩月亮河煤矿的就业人员。他第一次犯罪是偷公社红苕种，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刑满留场就业；这次是抢劫筒老包谷米，杀了一位七十多岁的五保户老人，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我寻着他的足迹，揭开历史的尘封，原来这是一个令人辛酸，又令人深深思考的故事：1950年四川解放之初按照共产党中央统一布署，全省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减租反霸”运动。初冬一个严寒之夜，在金堂一个农村，正在开斗争大会，斗争的对象是恶霸地主邓金山。黑压压的人群，一双双愤怒的眼睛，在木桶搭建的主席台上，四个扛枪民兵（当时叫武装）押着个身穿长杉棉袍的绅士跪在地上，接受苦主的控诉。苦主叫王大成，是他家世代佃户。听人说，过去他两家主佃关系不错，来往密切，经常走动。现在闹翻身，讲阶级党悟，王大成在工作组的帮助下，成了斗争积极分子。他的主人家是个整死不承认自己有罪和剥削农民的“顽固分子”，搞得工作组下不了台。于是工作组经过深入的访穷问苦，终于发现了王大成这个对象。开初王大成不愿意，说这是自己主人家，对自己不错，拉不下脸。工作组不厌其烦向他讲解阶级斗争的道理，向他揭示地主剥削农民的残酷事实，并私下作了暗示的许诺，今天他终于站出来，面对面的揭发控诉主人邓金山剥削压迫和欺负凌辱自己的事情：

            “你邓金山就是压在我们农民头上的一座山！我家三代租你8亩地，每亩一年交八斗米的铁板租。你算算，几十年来我家交了你多少租子？你吃的，你喝的，你穿的，哪一样不是我们农民的血汗？你说，你说，这是不是罪？”

           “打倒地主阶级，消灭人吃人的社会！”

      “吐苦水，挖穷根，受压农民要翻身！”

台下人头攒动，在昏暗的油灯下，人群中爆发出撕裂夜空的口号。

“你说，你说，你有没有罪？”

  跪着的邓金山被民兵掀起头，对着会场，他平静地回答：“你租我家田地，当然应该交租子。就像借钱还钱，杀人偿命一样，算是什么罪？”

“揍他，揍死他！”台下的吼声更大，一浪盖过一浪，但没有人跳上主席台。

“你没罪？你没罪”王大成青筋暴突，手在发抖：，忽然眼珠一转，拿出了杀手锏：“我再问你，那年初二，我女人到你家拜年，你为什么要伸手摸她，最后还，还……”

“还什么”他说不出来，跪着的邓金山却呼天呛地的哭喊起来：

“王大成呀，你要讲良心，我好久摸过你女人？我家是书香门第，世代清白，每年施米施茶救济穷人，四邻八舍谁不知道。你爹那年得了霍乱，死了没棺材还是我家给的，难道你忘了吗？现在你怎么乱说起来，天啊，你睁睁眼呀！”

王大成一时无措，有点下不了台，台下农民交头接耳，窃窃私语，不再吼叫，穿灰制服的工作组立即拨正航标，提醒他道：“王大成不要怕，有共产党给你撑腰。他一个邓金山算什么？八百多万蒋匪军都叫我们消灭了，还制服不了一个地主阶级。你说，他是不是强奸了你的妻子？”

“……”经工作组指引，王大成找到了打击目标，终于鼓足勇气抛出了最厉害的炸弹：“就是他，就是他把我女人裤子撕烂，活活地强奸了她……”

“冤枉呀！冤枉呀！我邓金山何尝干过这等事。”

“揍他！还想在铁的事实面前狡辩抵赖。”穿灰制服的工作组下命令了，四个虎彪彪的民兵闻风而动，大打出手，拳脚交加，棍棒共舞。在地上打滚的邓金山，尽管叫冤叫屈，却被“打倒地主阶级”雷鸣般的口号声所掩盖：

“打倒地主恶霸邓金山”

“为农民报仇！为王大成妻子报仇！”

不论怎么样喊怎么打，邓金山总叫冤枉。最后穿灰制服的工作组宣布：“恶霸地主邓金山长期欺压农民，奸污佃农妻子，在事实面前还百般抵赖，血债累累，罪不容诛，等待他的是人民的铁掌，押下去，把他关起来。”打得鼻青脸肿的邓金山被民兵架走，一路上仍在呼天喊地叫冤枉。

初解放，工作组权力大得很，组长都有权限毙人，杀个人像杀鸡。邓金山被关押在一间仓库里。守夜的是民兵，不怎样严格，一个晚上他偷偷跑回家，喝了不少酒，百思不得其解：王大成怎么要诬陷他，把他推上死路。一气之下，酒气壮胆，跑到厨房拿起杀猪刀，偷偷地留进王家，演出了轰动全县地主杀农民的“阶级敌人报复案”。后来，邓金山被共产党毙了，王大成却被工作组封为“烈士”，他12岁儿子王先英和7岁女儿自然成了“烈士”后代，享受着各种优厚的待遇。

毛泽东是个狂热的继续革命者，在他掌权后又总是用他狂热地继续革命理论来推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所以中国的革命一直处在狂热中。1957年毛泽东在一夜之间把近60万知识分子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完成了“封杀言论”“封杀舆论”的“伟大创举”，接着又在全国掀起了“三面红旗”的革命高潮。王先英先是在“大炼钢铁”的高潮中捐出了家里一切带铁器的什物，诸如铁锅、铁铲、铁勺、铁钩、铁箝，接着又把家中一切能助燃的家俱投入了熊熊的高炉火海，再后是响应党的号召，扔下年幼的妹妹，扛上被盖卷，远离家门去到边远山区茂汶县大炼钢铁。那时中国好不壮观，遍地是高炉，处处流铁水，但所炼出的钢铁全是铁渣，迫使毛泽东“超英赶美”雄心壮志熄灭，为缺衣少食的“大跃进”划上了句号。王先英和千百万农民一样，扛着被盖卷回到家乡。可是这时家乡再不是稻花飘香，炊烟袅袅。出现在眼前的是断垣残壁，十室九空，饿殍盈道，不见鸡犬。他放下被卷推开家门，森冷寒意迎面而来，，在那张破床上躺着患水肿病的妹妹，无声无息，近似死人。妹妹一见哥哥，强力启开那双无神的眼睛，煽动着两片苍白的嘴唇，不停地低低呼唤：“哥哥，我饿，我饿……”他上前抱住妹妹，止不住泪水奔流，慌忙揭开米坛 米坛空空的，不知早已冲涮了多少次，连一点糠渣都没有，原来他家早已断炊半月，每天维系生命的全靠公共食堂两碗大锅清水汤。他想哭，他想骂，这是什么世道啊！而眼下重要的是如何安慰一下妹妹辘辘的饥肠 。

“哥哥，我饿，我饿……”这微弱、凄凉、哀伤的声音，在空旷寂寞森冷的屋中回荡。

他急中生智，从灶屋里找来一个破碗，渗上一点水，送到妹妹的嘴里，妹妹咽下水，用牙紧紧咬住破碗，在吐字不清的叫饿声中，渐渐闭上双眼。

“妹妹，妹妹……”他哭，他喊，饥饿之神夺走了他的妹妹。

“月儿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几家高楼饮美酒，几家流落在外头。”这首歌词不仅适合解放前的中国，也适合于解放后的中国，在“三年自然灾害”年代的中国远比这还不平啊！在那场人为的劫难中不知饿死了多少中国人，而饿死的这些中国人绝大部分是“世代靠土地为生的农民”。在那个专横可怕的年代，他们有地不能耕，有田不能种，纵在屋前屋后种点瓜豆，也是“犯法”行为，轻则斗争，重则判刑。在妹妹饿死后，他气冲冲去找公社干部说理，但得的回答是“诬蔑社会主义”，险遭到斗争批斗。他不服，在大队部门前转来转去。只见大队部双门紧闭，一股馋人的肉味酒香从门缝中透了出来，他恨得咬牙切齿骂：“狗日的杂种，你吃，老子也吃。”他飞快的跑回家，拿着一个竹敲潜到集体的红苕种地，敲了一口袋红苕，还未下肚就被民兵捉住。由于他嘴硬，说自己是“烈属”，公社干部嘲笑他：“你妈偷汉还是烈属。”最后他大骂公社和大队干部，被县法院以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送到旺苍县小松岩煤矿改造，成日劳动，成日挖煤，所幸劳改队挖煤炭生活比当时农民生活好，又加之他能认罪守法，积极劳动，很快减刑当了就业员。

就业员是中国一个特有名词，通指“劳改释改犯”或“二犯人”。故名思义，即判刑犯人服刑期满，继续留场改造的人员。就业员和在押犯人的区别是：犯人服刑劳动没有工资，每月只有1.5元的零花钱，吃饭、穿衣国家全包；就业员国家不包吃饭穿衣，根据你继续改造的表现，每月发给16元到26元人币不同工资，除此休息天还可上街赶集，经政府干部批准还能请假回家探亲，但每天仍要学习劳动，继续改造思想，故称“二犯人。”犯人刑满被政府宣布留场就业一般有两种情况：一是思想未改造好，放出去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二是此人有特殊技能或还有点利用价值。王光英属于后一种，他身强体壮，年青有力，一天可挖3—4吨煤炭，其创造的价值不低于50元人民币，而付给他的工资才五毛钱。常说资本家会算帐，其实共产党比资本家更会算帐。

王先英自当就业员后叫他最发愁的事是肚皮问题，虽说一月有18元人民币的工资，但黑市粮票价每斤高达人民币5元，纵是一斤南瓜、红苕也要卖1—1.5元人民币。当犯人仅管吃不饱，但劳动强度没那么大，下班不能走动，再饿也没办法。就业员每天必须完成任务，完不成除挨批挨斗外，还要扣工资；再有，就业员有活动天地，一饿了就想搞“进口货”，他一月18元工资，能买什么？于是，每天撑饱肚子成了他人生头等大事。旺苍小松岩月亮河远离城镇，没有商店，没有饭馆（其实，那时城市也没有），四周住着稀稀疏疏的农户。那年月农民一样饿肚子，一日三餐都向公社公共食堂按人头领回一大盆大锅清水汤，然后各自加菜加粮把它变得稠一点。好在山区人烟稀少，集居地多是一姓，宗族观念较强，不象平原农民户挨户，人挨人，相互监督严格。仅管省里推行了比日本人还苛严的“三不准政策”（不准自行开伙，不准种自留地，不准盗窃集体财产），但农民有自己的对策。“不准自行开伙”我不开伙，在吊锅上煮一煮总行。（川北地冻天寒，农民都有地炉，一年四季火塘有火）；“不准种自留地”我不在家门前种，跑到大山里种你管得着吗？“不准盗窃集体财产”，在稻谷、小麦、苞米成熟季节，大餐一顿，总不能叫偷吧。“三年自然灾害”四川平原农村饿死不少人，山区却是例外，这叫“鞭长莫及”。

为了解决肚子问题，王先英每天出得煤洞，洗完澡换上衣服，第一件事便是去走乡串户，搞“进口货”。他身世可怜，加上嘴甜，手脚勤快，乐于帮人干活，很快结识了不少乡亲，其中一个叫刘长山的五保户还把他认做干儿。刘长山孤身一人，年过七旬，当年闹苏维埃政权的时候当过村农会主席，不知是什么原因一直未结婚。过着独门独户的日子。王先英自认他为干爹后，每天都要去看望他，帮他砍柴烧水，扫地抹窗，做得很认真。刘长山对他的回报是一碗残汤剩饭，少许菸叶，真解了王先英燃眉之急。王先英逐渐逐渐熟悉了老人家底，老人家里最珍贵的有两样东西，一是放在床下那把砍山柴的斧头，当年用它闹过革命，寒光闪闪锋利无比；二是挂在老人床头那一筒老苞谷米。是他给生产队选种时一颗一颗藏下来的，又大又饱满，种下去定会有10倍收成，故摆在床头，每日看它三遍，不到万不得已决不会煮来吃的。庄稼要想收成好，一是地肥，二是种壮，不看这一筒老苞谷米，播到地里会绿一片山，故视它如金。王先英对这筒老苞谷米垂涎三尺，但却没有吃下肚的妄想。俗话说“事有该得”。1958年苏联老大哥发射卫星上了天，各国各地便有了“放卫星”一说。这“卫星”不是“人造卫星”，泛指高产高效。王先英所在的煤矿为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干部号召挖煤放“卫星”，从过去每人每天挖三吨，提高到10吨。谁放了“卫星”，政府给谁奖励，奖励什么不清楚。王先英是改造极积分子，一贯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他赤膊上阵，一口气在井下干18个小时，挖了近12吨煤，放了一个大大的“卫星”。可是政府并不给他的肚皮放“卫星”，粮食一两也未增加，半斤粮食的米饭胀不饱肚皮。饿得他浑身上下虚汗淋漓，头昏眼花，怎么办？找干爹去。他拖着沉重的双腿，推开刘青山虚掩的房门，老人在睡觉，鼾声象打雷。他偷偷地揭开锅盖，锅里一锅清水，连粒饭渣也没有。他发晕的脑袋上那双饥饿的双眼，不停在屋中搜寻，眼睛不自然地落在那装老苞谷的铁皮筒上，黄亮亮,金灿灿,那不是老苞米,是一颗一颗的金子啊!他知道那是老人的命,是不能动的东西。但是，人的一种本能的求生欲望，正如大自然的雀鸟，明知那是猎人张的一张网，为了饱肚，会不避危险地飞过去抢食。此时的王先英早为饥饿之火烧灼，顾不得危险，顾不得干爹视之为金子宝贝，蹑手蹑脚走到床前，准备取下这筒老苞谷米，可是伸出的手却僵住了，许许多多的问号爬上了他的心头：我这样做对得起干爹吗？别人把我当成儿子，我却去偷别人，还有良心吗？万一我被他捉住，又会被判刑，这样划算吗？浑身哆嗦，双手打颤，来回几次，下不了决心。突然苞谷的香味引得他口馋，那饥饿之火似乎越烧越猛。吃，吃饱了肚皮，枪毙都愿意。他用力去拿盛苞谷米的铁筒，由于用力太猛，加上心情紧张，“哗啦”一声，老苞谷米连同铁皮筒砸在地上，惊醒了睡梦中的刘青山。老人翻身坐起，怒不可遏，两眼圆睁，指着他骂道：“王先英，你这个没良心的杂种，我给你吃，给你喝，你还来偷我……”

“人忙无计”。不知是出于紧张还是惊吓，王先英从老人床下摸出那把锋利无比的斧头，猛然地向刘青山头部砍去，只听老人一声惨叫，一股难闻的血腥味从黑暗的木板房里立即冲出。王先英怔怔地站着，一手提着满是鲜血的斧头，不知如何是好。老人的惨叫声早已惊动在田间锄麦的社员，大家拿着锄头跑来，看着这血淋淋的一幕，惊呼地叫出：

“杀人了，快叫公安局”。

“杀人偿命，欠帐还钱”，古之常理。在公安局的审讯中，王先英痛哭流涕，声声说对不起老人，骂自己没良心，不是人。现场擒拿，人赃俱获，他不狡辩，一切认帐，并愿以一死谢罪。在宣布判处死刑那一天，预审员问他：“王先英，你还有什么要求？”

他扬起头,环顾一下四周，摇摇头，随即补一句：“枪毙我前，给我吃一顿饱饭行吗？”

书记员是个女孩子，涉世不深，听到他这个要求，不知为什么,眼里竟流出了同情的泪水.预审员冷冷地,不动声以的道：

“这是看守所管的事，我们无权答应”。

王先英被押回监舍等待执行，成天成夜想着在临死前吃顿饱饭。每天看守和武装要来查看监舍，为了保证在行刑前犯人不发生意外。只要王先英一见着他们就要报告：

“报告所长，给犯人吃顿饱饭嘛！”杨所长虽然凶残，但对死刑犯临死前这一微弱要求也不好怎样拒绝，总是冷冷的似同意又不同意的口吻回答：

“妈的，你慌什么，老子知道。”

“报告武装，给犯人吃顿饭嘛！”武装是他行刑的执行人，他们三三两两来看他，并不是想到他饥饿问题，而是研究行刑的子弹怎样才能射中的心窝，是一枪毙命还是两枪毙命，借以表现自己高超的技能。所以他们的回答十分直接简单：

“吃什么饱饭？死都死了，还想浪费粮食。”

王先英不放弃企冀，不放弃追求，不放弃临死前吃一顿饱饭的“奢望”，不论所长怎样拒绝，也不论武装怎样骂，只要一见他们，他就扬起那张瘦得近似猿猴的脸，竭尽地叫喊：

“报告所长，给犯人吃顿饱饭嘛！”

“报告武装，给犯人吃顿饱饭嘛!”

企冀、追求、“奢望”，死前一顿饱饭，既可怜又揪心，人到这份上还是人吗？听老人讲：解放前犯人在行刑前要赏酒饭，饱餐一顿再让他去见闫王。这顿酒饭十分丰富。好酒好肉摆一大桌，让犯人喝得酪酊大醉，再五花大绑穿过闹市，死得有盐有味。解放后当权者认为是陈规陋习统统废掉。由于王先英没有实现“吃一顿饱饭”的愿望，所以每天曲身走出监舍，当他双手捧上土钵喝三两糠壳混菜叶黑粥汤的时候，才无声地哭，无言地泣，最后连同自己的眼泪一道喝到肚里。事也巧在他行刑的头天晚上，杨所长因太太生日喝醉酒，忘记了心里曾有过的许诺。第二天上班，他在办公桌上看见了王先英执行日子，心里有点过意不去，即叫伙食操办。不知是他吩咐迟了的原因，还是伙房送肉饭的人走得不快，反正那热腾腾的饭和那半斤香喷喷的肉，还未送到王先英行刑的地方，那夺命的清脆的“叭—叭—叭”三下枪声已经响起。送饭的伙房犯人回看守所向杨所长报告，杨所长骂了一句：

“妈的，吃不成算球了，晚上加点蒜炒成回锅肉，端来给老子下酒。”

王先英死了，直到死那一刻也没有吃上一顿饱饭，没有吃上那半斤肉，如果他地下有知，该怎么想？

2004年6月25日 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