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转入华东师大政治教育系政治教育专业。接受弗洛依德的思想、达利等“超现实主义”画家们的绘画、中国禅宗精神的系统教育，创作出一批“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的诗歌作品。

   1989年：政教系成立“蜗亭诗社”，任社长。
   1990年：接任“夏雨诗社”社长，主编职务，主诗刊印三期诗刊《夏雨岛》，组织数次诗歌朗诵会，并被推选为上海高校诗人联合会执行理事。同年被上海市作家协会吸收为第三期青年创作班（诗歌）会员，有作品在《上海文学》、《萌芽》杂志上发表。
   1991年：创作组诗《落日》、《旭日》等。6月，夏雨诗社组织社员邀请汪国真到校，与之“对话”。7月，分配到航空航天工业部西安庆安宇航设备公 司子校，担任政治课教师，主讲“科学人生观”。同年下半年，是创作热情最为活跃、作品数量最为庞大的一段时间，创作有《危险的吸引》、《点灯》、《打 钟》、《笔记》、《少年》等组诗。
   1992年：与陶颖小姐结婚。创作有组诗《与妻书》（三组）9月，调入陕西侨联《侨声时报》社工作。
   1993年：组诗《九三年的出路》、《夏之书》、（两组）、组诗《上海》、《金色的蜥蝎》等。
   1994年：在陕西工商局主办的《消费者导报》工作。创作组诗《光景》、《费城》、《天堂的边疆》、《悬空的阳台》、《丢失的树》等。
   1995年：参与《华商报》（原《侨声时报》）改刊工作，做记者、编辑、写有组诗《艺术家节奏的串联》。年底，就聘到陕西日报社主办的《三秦都市报》，在新闻部做社会新闻记者。
   1996年：写有组诗《孩子的回忆》、《梦想者》、《飞行》。
   1997年：父亲去世。组诗《表达》。结识青年诗人邹赴呓。
   1999年：先后在《各界导报》、《劳动早报》工作。
   2000年：在《西安商报》工作。
  2004年11月24日被湖南省国家安全厅拘留,12月14日逮捕.拘捕原因: 在网络上转贴的文章被作为国家机密. 罪名: 涉嫌非法向外国人提供国家机密
  2005年04月30日,湖南省长沙市中级法院(一审),
  2005年6月2日, 湖南省高级法院(二审)
  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

独立中文作家笔会就会员师涛被捕发表紧急声明

2004年12月3日

独立中文作家笔会从会员师涛家属处获得确实消息，2004年10月24日师涛在山西太原家中被湖南长沙国安部人员带走，下落不明。国安人员当时没有出示任何正式拘捕文件。

据 师涛弟弟师华报告：逮捕师涛由长沙国安一位张姓处长执行，当场没有出示任何法律文件。国安人员还抄走了师涛个人电脑及一些文字材料。师涛被带走后没有消 息，焦急的师涛家人多次向太原市国安部门询问，被告知师涛“涉嫌泄漏国家机密”，以后补办拘捕法律手续，会向师涛家人通报具体案情。

另据师涛妻子王媛介绍：师涛被押往长沙时，有两名太原安全局的人员陪同。期间，国安人员和王媛单位领导先后找过王媛谈话，威胁她不许把师涛被捕之事向媒体通报，否则对师涛没有好处。

直 到12月2日，太原国安人员才找到王媛，向她出示了从长沙通过电子邮件传过来的“刑事拘留证”，拘留理由是“涉嫌泄漏国家机密”。国安人员还归还了少部分 被查抄物品，如银行存折。王媛给师涛写了简短的纸条，请国安人员转交。虽然长沙安全局出示了“刑事拘留证”，但师涛家人至今不知道他关在何处，也得不到更 详细的信息。师涛的母亲非常焦急，老人已准备独自去长沙探问。

师涛曾先后就职于陕西《华商报》、太原《西安商报》、《老新闻》、《法制日报》等多家媒体，被捕之前就职湖南长沙《当代商报》，今年五月份离职回到太原。他也是诗人，出版过诗集，近年来也为境外媒体如《民主论坛》电子刊物撰稿。

独立中文作家笔会对本会会员师涛被捕事件表示严重关切，敦促有关当局尊重中国法律和国际法规履行合法拘捕手续，保证师涛的人身权利、言论权利和聘用律师等基本人权；停止对师涛家属的威胁，保证师涛的家人能得到相关信息，并尽快允许家人探望师涛。

独立中文作家笔会将继续严密关注事件的发展情况。

师涛没有秘密 

作者：刘晓波

师涛被湖南长沙市国安局逮捕。

   八天后，师涛家人才接到《对被拘留人家属或单位通知书》（长国安拘通字2004第一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六十一条之规定，涉 嫌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的师涛，已于2004年11月26日被刑事拘留，现羁押在湖南省国家安全厅看守所。特此通知。」

   从师涛的弟弟师华的电话里听到这一消息时，我几乎是下意识地在心里恨恨地说：「真够恶的，又是泄密！」

 

   师涛，一个记者，一位诗人，能得到甚么「国家秘密」？湖南国安跨省抓人，难道就因为师涛曾在长沙《当代商报》工作过？

   我翻看了师涛近期在境外媒体上发表的文章，怎么也看不出其中有甚么「国家机密」，莫非师涛诗句的隐喻或象征里，隐藏著我等凡眼看不出的秘密，而被国安们的「火眼金睛」识破？

   了解国情的人都知道，在黑箱中国，一切都可以成为「国家机密」，「泄密罪」的神通广大，几乎覆盖所有官方不想让外界知道、更不想让民众谈论的话题： 向境外媒体披露农民的群体维权是泄密（林海案），向某一人权组织提供强制拆迁的情况是泄密（郑恩宠案）；回国收集学术资料是窃密（宋永毅案和高瞻案），回 国了解工人及工运状况也是泄密（杨建利案）；党魁的报告是机密，哪怕是第二天就要公开（吴仕深案）；江泽民下台也是秘密，哪怕这是民众理应知情的公权力交 接（赵岩案）；甚至，某高官的病情或隐私，也都是「国家机密」！

   有这么多「秘密」的国家，肯定有著无孔不入的「国家安全利益」，将个人置于动辄得咎的恐怖之中。更恶劣的还在于，「泄密罪」经常被用于迫害政府不喜欢的个人。所以，与其说是为了确保「国家安全利益」，不如说是为了维护垄断政权及其权贵利益。

   这是又一场徒手个人对专制机器的较量，是良知与强权的对抗。用「涉嫌泄密」逮捕师涛，正如用「嫖娼罪」监禁刘水一样，凸现了后极权独裁的下流。

   当一个政权强大到下流的程度，也正是其在道义上最虚弱之时。

   第一次认识师涛是通过诗歌，他曾托余杰带给我他的诗集。后来，和他通过几次电话，大都是关于在公开信上签名的事，为杜导斌、为六四难属、为六四正名……他曾在电话中对我说：「以后再有此类签名声援，你不必每次都征求我的同意，你就代我直接把名签上就是了。」

   他的豪爽，令我吃惊；他的信任，让我感动。

   在官方刻意营造的歌舞升平和玫瑰色小康之下，师涛深知这仅仅是一种被恐怖逼出的故作狂欢，独裁者们的权力恐惧仍然笼罩著中国，逼迫著人们向自己的良心说谎，将太多的人置于耻辱生活的深渊。

   正如师涛曾说：活在独裁体制下，本身就是一种耻辱。但「仅有耻辱是不够的」，必须「化耻辱为力量」，才有「做人的资格」。所以，师涛选择了洗刷耻辱的生活：「拒绝沉默」和「跟随勇敢的心」。为此，他写下了献给林昭、丁子霖、蒋彦永等民间英雄的文字。

   在此意义上，师涛没有秘密，而只有公开的良知！

   构陷良知的警察政权，才是独裁得以苟延残喘的最大秘密！

   2004年12月6日于北京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