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中共抗日烈士身后留下的孤儿，所谓根正苗红，却在共产党中国却被打为右派，沦入社会底层历尽磨难九死一生；他是一个天性善良、正直的人，一生不肯违背 良心为人行事，却从肉体到精神遭遇了数说不尽的出卖、欺骗、坑害与摧残；他是一个出色的技术人才，本该学有所用大显身手成就一番事业，却被迫在完全不需要 知识、更多的时候只需要顽强的求生意志的恶劣环境中，挣扎沉浮度过几十年时光；他从年轻时就怀着远大而热烈的人生理想，渴望加入中共，成为其中的一员，但 直到快要退休前夕，才稀里糊涂流着眼泪反而成为民建党员；他是共产党中国培养的第一批高级气象专家，可以预报大气空间的风云变化阴晴圆缺，却对近在身边的 社会气候茫然不知，以至于反复遭遇来自社会气候的风霜雨雪饱受摧残；甚至连病魔这时也不肯放过他，就在他被打入社会最底层勉强苟活的岁月，癌细胞也趁火打 劫光顾他的身体，医生已给他判处了“缓期5年执行”的死刑，但几年后他再去医院时医生也不得不惊奇的大叫一声：快来看，这个人还活着；连续经历异常惨淡的 人生噩梦，甚至数度求生无望，在迟暮之年却意外得到新生，勉强学有所用，可以安享晚年……这就是陈金陵先生70年的荒诞人生，也是他通过这本20万字的 《风雨苍黄70年》所讲述的故事。
    在中国传统的文化语境中，总喜欢以小见大，把个人的命运解读为政治共同体的命运，把个人的历史升华为整 个民族的历史，好像非此不能找到某一生命个体真正的人生价值。但在我看来，一切价值落到实处都是具体的个人的价值，如果某种价值最后不能在一个具体的个人 身上体现出来，那一定是“伪价值”。同样的道理，所谓民族的苦难，其实也是个人的苦难，所谓时代的悲剧，其实也是个人的悲剧。我认为一个人在历史中特有的 遭遇，既不必要升华为民族的价值或苦难，也不应该融入民族共同体而消失无踪。说到底，所谓民族灾难也好，时代悲剧也罢，它并不是由一个抽象的民族载体或无 形的时间外壳来承受的，拷打、折磨、摧残、迫害、诬陷、审讯、刑罚……一切苦难总是由具体的人施加的，也落在具体的人身上，由人的肉身来承受了。无论多大 的历史悲剧，都是由具体的事件组成的，往来穿梭在事件中的，总是具体的个人。事过境迁，如果灾难亲历者本人把悲剧定义为时代性的，那这种“移情”可能有一 定的心理治疗作用，使任何惨绝人寰的苦难回想起来都不是那么不可忍受；但事件以外的人如果也这样为灾难定义，那这种“移情”则是对灾难亲历者的冒犯与轻 辱，是对历史罪恶的开脱与掩饰。
    一切罪恶的背后都有具体的作恶者，一切罪恶之下也都有具体的受害者。比如陈金陵先生在被打为右派分子时， 就有一个卑劣的告密者，把他私下所说的话反映上去；与告密者相伴随的，也有心怀鬼胎的倾听者、记录者；在把他正式确定为右派分子时，有具体的会议主持者、 发言表态者；在此后的漫长右派生涯中，总有代表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具体执行人对他实施惩罚与迫害……这些人并不是无辜的，所谓历史，其实就是这些具体的 人的活动、言论、动机的总和。再如1946年山西土改中，12岁的学生陈金陵与作为烈士遗孀的母亲被惨无人道的关押、殴打，直到年轻的母亲被活活打死，使 他沦为孤儿，其过程都是由具体的个人实施的，在实施者的背后有一系列的心理活动、动机与欲望，甚至在实施时，他或她有丰富的面部表情、生动的肢体语言、鲜 活传神的方言土语……而这就是历史。其实历史就是这些而不是别的任何东西。正如陈金陵先生记录1946年山西土改时所写的：“第三天就是轮流斗争了，对于 每家的内容都一样：要跑了的人、要东西。打的方式也差不多，棍棒、拆了把的竹扫帚等等。打人的重点也因人而异，打我们最凶的是我成林表爷爷，他是我爷爷三 舅家的小子，是他表弟，我三老老舅是我爷爷的三舅，因主持给我们分家时和我爷爷结的怨，所以才找到这个机会在他重外甥媳妇和重重外甥身上泄愤。还有就是我 姑陈春仙、二姑陈改仙和我二奶，打我妈都打的很凶，我二姑打我打的凶。同学李长清、房后李菊香打我们都打的很凶，还有我堂弟小金荣，打我打的也很凶。第一 次挨打就是李长清狠狠的打了我一顿，还抢走了我妈在城里给我买的一顶棉帽子。农会主席李太宏打人也打的很凶，还有杜旭林、杜可观，凡是被斗争的人都挨过他 们狠狠的打……打我碾管老老妗最凶的是她侄女王小梅和侄子王道武，他们俩苦苦的打她，几乎是场场不拉……老老妗哭着和我妈说：我平时对这两个孩子也不赖， 有什么好吃的都给他们吃，不成想怎么恨成我这样。道修他叔王马成跳着脚骂，说：王碾管要敢回来，不用你们动手，我就绑上他交到农会来，让你们把他处 死！……对我和我妈的斗争也升了级，先是钉竹签子。竹筷子削尖的竹签子，从我妈的指甲钉进去，十个手指十个竹签子；我是成林表爷给我钉的，也是十个，只是 从指甲旁边的肉钉进去的，比我妈疼的轻些。……下一次斗争又换了花样，把手指绑上，往手指间钉子弹，一只手钉三个，一双手钉六个。给我妈钉的是杜旭林、李太宏，给我钉的是王成林。这回我妈又交出了我姥姥家放在我家的一部分衣物。农会干部们更兴奋了。下一回审我们就是烧红的烙铁烫了：把我和我妈一人绑一个凳 子，面朝下、背朝上，烙铁一过，衣服着火、皮肉冒烟，问还有什么东西没交出来，先烙我后烙我妈。啥也没有问出来。审过两次后我们的背上、两肋、胳膊、小肚 子上、大腿上皮肉都烂了，化了脓，双手也化了脓，晚上睡觉只能是弯腰爬着或靠着我妈靠一靠。根本不让家里人送被褥，天寒地冻，冷的人也睡不着，就这么硬撑 着等死。李金汉奶奶、李化龙奶奶年纪大了，打过几次后就病了，又打过几次后就起不来身了，不几天就死在了牢房里，拖出去埋了。杜义孩爷爷的审讯则是把烧红 的火炭放在他扎上腰带的棉袄里，脊背烧烂了，衣服也烧烂了。他是残废人，是唯一没有跑脱的“九代表”，王秀甫怎么能饶了他？对他也不是要东西，就是折磨 他，扎竹签子他也扎了，钉子弹壳也钉了，他很快就发烧昏迷。后来他受刑不过，拿烂布条搓了根绳子，在很低的位置上，自己把自己勒死了。等发现人已经硬了。 这个牢房我们在时死了三个人……”
    往事并不如烟，从我引用的这一段原作文字，读者可以清晰看到60年前山西农村土改时的凶残与血腥。从作 者严格、准确的记事中，读者还可以发现，罪恶并不是抽象空洞的存在物，它非常具体，具体到每一个局部的纹络都是那么清晰，它就在我们身边、就是我们的左邻 右舍、父老乡亲、它甚至就是作者的“二姑陈改仙”、“堂弟小金荣”、或者“成林爷爷”。把个人亲自经历的苦难故意升华到民族共同体的高度，非但不能以小见 大，反而具有放大、稀释、消融苦难的作用，就像从哈哈镜中看那些拉长、放大、变形的身影，让人失去客观判别、辨认、识记的眼光，在客观上为苦难障目，为罪 恶开脱。坚持一切苦难都是个人的苦难的立场，才能使所经历的苦难呈现出它实际为祸时的狰狞面目，才能既不夸大也不掩饰，才能使后人对苦难有一个客观的认识 和了解，也才能张显苦难的历史价值，一句话，才能使苦难成为苦难本身。
    可贵的是，陈金陵先生作为典型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但这本人生自述中，没有落入中国知识分子最熟悉的集体无意识中去，他用自己虽然缺少华丽的文字技巧、但不失流畅和质朴的文笔，把个人历史记忆中的斑斑点点全部打捞、并真实呈现出来，客观记录了个人在历史灾难中的承受与体验，使我们有机会从常见的宏大历史叙述中跳出来，去感受通常被有意无意隐藏在宏观历史背后的、作为个人 的真实苦难，感知来自个人心灵深处的丝丝颤栗，也让后人得以近距离观察那些传说中的历史烟云。在文革四十年之际，我期待有更多的历史事件亲历者，能像陈金 陵先生这样，以个案的形式记录个人亲历的苦难与罪恶，为后人留一份难得的活的历史标本，帮助后人以感性的方式，记住那些本来不该遗忘的历史。
    陈金陵先生所著的《风雨苍黄70年》即将出版，受其女儿陈静嘱托，将我的读后感写成以上文字，是为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