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毕节地区的异议人士李元龙先生的案件终于开审，令人感到震惊。所震惊者有三：其一，起诉书如此粗糙，竟然被法院受理；其二，《宪法》在贵州竟然如此之不值钱；其三，道德的批判竟成了被控的项目。

这前两者，我已“奋笔疾书”公开信致毕节中院及辩护律师。现在，该静下心来，引经据典地讨论第三个问题，即李元龙道德批判的文明价值。

李元龙那篇《不光涮涮八十老母去世还要继续开会的书记》文章所谈得故事，让人都似曾相识，这个似曾相识往往见诸先进人物的事迹报告中。但是，我们也不难发现这种现象的根源就在于我们这个社会的道德稀缺，并且由于稀缺品可以换来较好的经济收益，才有人极力地将自己打扮成道德形像。至于那个死了娘的书记，还有那死了女儿的校长，不过是两个精明的交易员而已。

在本质上，无论两个交易员禀持什么样的意识形态，他们的举动都是反文化的，即称为“有伤风化（礼教）”。－－请记住这个有伤风化可比大学校长嫖娼严重多啦！我们在坚持“人有处置自己身体的自由”之诉求下，能够为“栽在嫖娼”上的校长作辩护，而在文化合法性那里我们却无法为死了娘还开会的书记、死了女儿还办公的校长，予以任何辩护。

这样的党文化战胜了传统文化的案例，实在是人性之耻。历史上没有党文化，但也有此类丑闻。所以说，李元龙先生站在传统文化立场上进行批判，绝不可能称为犯罪，也与目前胡先生讲的“八荣八耻”没冲突。

话休絮繁。让历史往回倒220年，即1786年，这一年是大清乾隆五十一年。在浙江省的平阳县，出了一件大大的丑闻：干了八年知县的黄梅，借母亲九十大岁之机，大敛一把礼金；可是在肉林酒海、笙歌款戏中，老太太一兴奋，竟然痰攻心窍，死了；黄县长正陪本地重要客人看戏，为了不惊扰诸位，只好秘而不报，一切按既定程序进行…

黄县长（现在就设想他兼书记一职吧！）的好日因此也快结束了，随后他有伤礼教（风化）的举动抖出了他8年的贪贿史。这个案子搞得很复杂，中央派员被轻易打发回京，主张揭发黄梅的浙江学政窦光鼐也受到了最高领导人（皇帝）的批评，称其为：“进退无据。”最终，老窦这个正厅干部顶着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弘历先生的批评压力，发动平阳县的国家后备官员即生员－－全县范围内举证，终于扳倒巨贪黄梅。黄梅如果能跨越220年的历史，上了今日中央电视台“感动中国”之类的节目，肯定也可以荣膺“中国第一县委书记”（或县长）。

因为他为了爱护下级干部、创造好的投资环境，所以才把一次家庭庆典办成了引资会议，实在是“公而忘私”，以至于老母死了，也不中断程序。如果隐去那么难以揭发的贪贿史，把他当成一个先进人物来对待，他能拿到奖杯，并拥有无数的掌声和眼泪。

－－这只是一个假设。因为物理学的能力有限，没有在实践中发现时空隧道，让黄梅赶到1786年的未来即2006年。但是，中央电视台在李元龙先生因痛批现代黄梅而被定为“犯罪嫌疑人”之后，却推出了一个改进版的黄梅，他叫陈健。

因为，陈健为他的战友金训华守墓36年。后来，人们发现：不是守墓，而是扫墓。再后来，人们又发现：36年的扫墓并不是坚持不懈，而仅是他比别的战友来得次数多。

既便如此，又有什么可挑剔的呢？陈健已经为常人所不能为。不幸的是，他的道德被诱奸了！所谓“声妓从良，晚景犹好；白头失贞，一生徒劳。”

道德操守与利益交换本无可厚非，但是一旦企图过高的利润就成了丑闻。道德诱奸，也就变成了道德通奸。

陈健，在李元龙们试图重建我们这个社会的道德体系时，再一次成了道德堕落的代名词。而正是陈健丑闻的存在，才凸显出李元龙道德纯洁化举动的巨大不幸。而且，这样的不幸在封建社会比现在的发生概率低得多。黄梅“母丧演戏”被揪了，并拔茅茹般地带出经济问题；在黄梅之前的1500多年前，中国东汉也揭出了陈健式的人物即伪君子赵宣，揭发者陈蕃英名再播，为摇摇欲坠的东汉达了一剂强心针。

赵宣在被揭发之前，已经为父母守了20年的丧，即在墓道里吃住了20年。

这是一个道德奇迹，但是一个叫陈蕃（即为王勃《滕王阁序》中“下陈蕃之榻”一句所指的陈蕃），认为这样的道德作假已经不近人情。周密调查的结果是赵宣20年间添了五个孩子，守丧期间过性生活是那个时代的道德大忌。剩下的故事就无须费笔墨了，有那时的一句民谚可资证明：“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