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9日被深圳宝安区民治派出所以“涉嫌诽谤”罪名传唤的经过，几位深圳的朋友都有报道，我不再赘述。最近几天，颠沛流离，无暇上网。在自己的祖国四处流亡，我很悲凉。六四的足迹，在我脚下延伸了十七年，一直到今天。到我有必要把昨天的真相告诉外界。

   4月26日，离开休养近半年时间的甘肃时，我象十多年内，数次离家一样：治疗好伤口，重返战场。我的梦境依然清晰，就象我新长的头发。在老家近半年的日子，我过得非常平静--读书，上网。27日，成都。一位在广州美院进修的深圳朋友，突然告诉我，深圳南山公安分局要她立刻返回深圳接受调查。她非常紧张，不知道如何应对。我告诉她，怎么跟我交往的，可以原原本本告诉警察，有什么好紧张的。我的手机一直被监听，我与她的私房话，全被记录下了。既然无法躲开，我索性公开，包括跟女性朋友的短信。五一长假，我转往昆明看望朋友。我内心恐惧深圳，但又想试探深圳对待异议人士的底线。深圳公安早让朋友转告我，深圳不欢迎我，找个老婆赶快成家吧。所有了解真相的朋友，异口同声，反对我去深圳。我非常犹疑。家人传来信息，我离家没几天，庆阳市警察去我家，声称我的护照条码由于制作过程出现技术故障，使得条码与国际惯例没有接轨，要我寄回家重新办理。护照办理已有半年时间；两个年轻警察专程上门通知。这样长的时间，这样良好的服务，对人民警察来说，太反常了，我受宠若惊，心生疑津。我主动致电庆阳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科，陈姓女科长问明我的姓名，坚称同批人的护照都有同样的问题……等等。一个朋友的朋友的警察朋友也说护照绝无问题。明眼人一看这是个圈套，无非想没收我的护照罢了。

   5 月27深夜，完全是车次巧合，我悄然返回深圳。我承认自己内心隐藏着深深的恐惧，我不清楚恐怖来自何方，何时，何地，何人。恐惧是可以传染的。从周围人的眼神、言行流露出来。十多年来，四次牢狱经历，让我无法消除恐惧这个恶魔的折磨。还有，因为我，深圳警方不断骚扰朋友及他们的家人，我很歉疚。我知道，尽管一切都不是我的过错。我迎着恐惧走进黑暗。我们本来就在黑暗中生活。

   5月29日在警方的要求下，我签署了一份“承诺书”。保证在6月1日午夜12时前离开深圳，返回原籍。我知道现政府没有游戏规则，即使自己制定的规则（包括法律），也出尔反尔。我被传唤7个小时，获得自由。比我和朋友设想的结果要好得多。最后一天上午，福田分局南园派出所张警官电话催问我买好车票没有，他要送我去车站。我答还有事务没有处理完，具体时间难以确定。随后致电深圳市公安局一处赖警官，表明我的立场：迫使我离开深圳是侵犯公民权利的违法行为；市局安排两年前抓捕我、并称我“诽谤”的对象--张警官，参与讯问，是在滥用司法权力，纵容公权私用，打击报复。张警官在传唤时应该回避，如果有证据证明我诽谤了他，可直接在法院起诉我。赖辩称不是市局安排张警官到传唤现场（但在茶馆奉命带走我的民治派出所林警官当时说，是奉市局一处之命传唤我调查一件案子。如果不是市局安排，张警官一个小警察怎么能够从福田区很快来到宝安区参与讯问？），如果我有看法可以投诉，云云。

   下午，我直接与深圳市收教所管理科副科长所戴敦仁取得联系。要求取回释放时扣押的书籍、通信录和日记。戴说自己在深圳警校培训，会安排其他人见我，并归还物品。他先后三次回电话。特别热情，嘘寒问暖，竟然问起我父亲身体好吗……但我到收教所仅十多分钟，正与副队长邓胜贵争辩收教所无权扣押我的私人物品时。突然，张警官等人驾车呼啸而至，出现在我面前。他们面带得意之色。原来，戴敦仁一边欺骗我去收教所，一边通知了市局。我空手而返。张等两个便衣警察说陪我去办事，直到送我上车离开深圳。

   我对两个便衣说：陪着我，你们很辛苦，我也很累。我跟你无怨无仇，我能够理解你们的工作（但不意味着原谅），即使你公器私用整治过我，我跟你个人没有过节。张说：刘水你坐牢一年半，我没有睡过一个好觉（我在行政复议中提到他抓捕时罚站、诱供我，纵容警察脚踹我；放掉主犯吴伟如和发廊老板）；你说的还算是有良心的话。车到华强北路，我说要修理手机，跟朋友一起吃晚饭。我邀两个便衣一起吃饭。张说我陪你去，你去哪里我们跟那里，你吃饭，我坐旁边看着。跟朋友约错了地方，从振华路一直走到深南路的“名典咖啡”。我走路向来很快，大步在前，汗水淋漓。俩便衣紧随不舍。张警官时不时紧走几步赶上我，搭几句话。我买水喝，要给他俩买两瓶，张说有水，放在车上。

   我蓦然心生怜意。在警察工作岗位，他们尽心尽职，但越这样，害的人越多；在家庭里他们也许都是称职的父亲和儿子。但独裁制度又让他们多了一副枉法面孔和恶毒行为。独裁制度扭曲异化了多少中国人啊。坏制度让他们成为历史的罪人。穿越地道，又返回华强北茂业大厦对面的“绿荫阁”，才见到朋友。两个便衣坐在十米开外的石凳上歇息。便衣小李掏出手机，试图偷拍我和朋友照片，被张伸手拦住了。聊了几句，我告诉朋友身边有两个便衣特务。朋友带我快步进入手机市场，里面全是小摊位，人山人海。三拐两绕，来到一排修理部的一个档口。我回头没有望见便衣的影子。无意间，俩便衣被我甩掉了。手机电池卸掉，被拿去修理。我跟朋友站在档口聊天。

   当晚十时多，我摇摇晃晃回到栖身处。突然才想起去广州没有车可乘了。我躺在床上想，即使警察找上门，我坐警车也愿意离开深圳，尽管有许多事情还没有来得及处理……我终究被迫离开了生活、工作了9年的深圳。这里有爱有恨，这里有苦难欢乐。跟我9年前踏上深圳时一样，拎着两件行李，独自上路。不同的是，脸上和头发飘舞着岁月的尘埃。深圳让我实践了全新的视野、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夙愿。我也了却了即使深圳警察第五次把我送进监牢，我也要探究深圳司法黑暗的底部，跟自己命运赌一把的心结。制度之黑，无边无际。人心之黑，终有亮点,深圳，我没有敌人；中国，我们没有敌人，只有持不同政见者。我满怀悲愤，那么孤单、无力和脆弱，象所有中国大陆的持不同政见者一样--陪着兴盛的专制制度慢慢老去。个人跟独裁制度的对抗，不是全无价值和无意义的。至少现在，在非法执政的中共头脑身上，看不到跟持不同政见者和解的一丝苗头。我揭露了黑暗，我诅咒了中共，数次被莫须有定罪，关进黑牢。但是，谁也没有征服谁。我仍然活着，依然会坚守自己为言论自由呐喊的信念。这就有生命的质感和乐趣。

   以流亡的姿态，在黑暗的前夜，擦亮六四--死去的、苟活的、奋争的、失踪的、流亡的……

   我离开深圳两天了，张警官打电话仍然追问我的行踪。

   真相并不重要，关键人们是如何记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