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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迫失掉工作和住所
网络作家广东遭骚扰(图)
白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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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6月13日)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调查报道》专题节目，我是白帆，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针对广东的数名网络作家遭警方骚扰的情况展开调查。
独立中文笔会会员，网名“烟波渔者”（现叫刘逸明-编者注）的网络作家熊忠俊最近在海外发表文章，披露了他因为自由写作而遭到警方骚扰的情况。熊忠俊原来是《中国民营》杂志社的记者，原籍湖北鄂州，后来到深圳打工，因为发表多篇批评政府的文章，去年被深圳警方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关押了81天，后来警方以“犯罪情节轻微”为由撤销了他的案件，但出狱后对他进行了骚扰，熊忠俊向记者介绍了他出狱后被骚扰的情况：
大概是今年2月份还没有开两会的时候，警察又找我谈话，总是问我一个问题，问我和谁有联系，赵达功失踪两天的消息是不是我报道出去的，我反问它们有什么问题，赵先生失踪是个事实，我在报道的时候并未说明他是被深圳警方扣留，但它们却异常恼怒，觉得我和他们很不配合，没有按照它们的意思行事，因为之前它们都是以“朋友”的名义找我谈话或者喝茶的。最后一次谈话使得我和深圳警方撕破了脸皮，到了今年4月初的时候，就开始有警察到我住的地方查暂住证，我能感觉到那次查暂住证不太正常，因为左邻右舍都没有查，唯独查我，我知道警方的这种举动是针对我的，并预料到警方会采取下一步行动。后来果然不出我所料，
4月5日，我被辖区的警察以没有暂住证为名带到了派出所之后两天，房东就跟我讲，警察要求他把我赶走。
在迫于无奈的情况下，熊忠俊去年9月一度去了广东中山，在该地工作了短短一个月，后来由于警方的干预，他被迫离开。“熊忠俊说：我去中山后是在一家商场做管理，我的一个朋友负责那个商场。我做了一段时间之后，我的那个朋友告诉我，当地的警察要他把我炒掉，说我是坏人，不能够聘用。我担心连累朋友，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我只得辞职走人。”
对于熊忠俊来说，反复丢掉工作还不是厄运的结束，今年5月上旬，警方又出面使得他居无定所。
熊忠俊说：现在在哪里租房子，有关资料都会交到派出所，为了尽量不让警方知道我的新住所，我请赵老师（赵达功先生——编者注）帮我在深圳关内用他的名字租了一间房。没想到，刚住了一个多月，我所在花园的管理处就到我的居室查证件，后来发现我身份证和暂住证等什么证件都有，他们又问我有没有工作，我告诉他们暂时没有，正在找。他们说我是没有工作的“三无人员”，属于不合格的人不能在那里居住，我问他们深圳有那么多没有工作的人，是不是都应该赶走，他们无言以对。最后，只得找了一个不是理由的理由，说我不是租房人而将我赶出去，并吩咐保安人员不要再让我入内。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我只得叫赵老师去和管理处的人协商，让他们给我几天时间物色住房。经过协商，他们勉强答应让我住到5月15日，在此之前必须搬走。几天后，我终于搬走，到了新住处，出乎意料的是，还没有住到两天，新房东又和以前的房东一样，要求我搬家，同样为了不连累房东，我只能答应他的要求。我考虑到这样频繁地搬家不是长久之计，因为只要这种骚扰没有停止，我就什么事情都干不成，所以我决定几天后离开深圳，返回原籍。
最后，熊忠俊由于没有工作，没有住房，不得不回到了湖北鄂州的老家。为了核实熊忠俊所介绍的情况，记者打电话给深圳市公安局负责熊忠俊案件的警察严明诚。
严明诚：“喂，您好！”
记者：“请问是严明诚先生吗？”
严明诚：“对！”
记者：“我叫白帆，是自由亚洲电台的，我想了解一下最近看报道有关熊忠俊的消息。”
记者：“喂！”（电话已经被被挂断-编者注）
对方挂断了电话，据了解，网络作家熊忠俊所遭到的骚扰并非孤立的个案，曾经到深圳打工的知名网络作家李剑虹也有类似的遭遇。
李剑虹说：我之前在上海也是遇到一些麻烦，工作不太稳定，我想换个地方，于是，我在深圳联系了一家中学。因为我是师范类大学毕业的，那所中学对我过去表示欢迎。该校8月底开学，我8月下旬就到他们那里去报道，第一天报完到，第二天，深圳宝安区的警察就过去了，他们既没有出示证件，也没有说是什么部门的，只是说他们是宝安分局的人。它们找到校领导，叫该校不要聘用我，后来我就只得离开了。一个月之后，一个朋友介绍我到深圳的一家企业打工。因为我的手机号码已经换了，又过了一个多月，警察还是找到了我所工作的这家企业，它们接连找该企业的经理和老板谈话，并要求不得聘用我。最后，我只得辞职回到上海。
李剑虹还对记者介绍说，办案人员不出示任何证件，让她不知道究竟是谁在骚扰她。李剑虹认为，官方对持不同政见的网络作家的控制实际上是对整个媒体和网络控制的一部分。
李剑虹说：它们的言论管制不止是针对报刊和杂志等传统媒体，而且还延伸到网络领域。在互联网上，只要是它们不喜欢的话题或者是不喜欢的言论，它们就要一概封杀。如今国内的网站必须按照规定到信息产业部下属的机构去登记备案，如果不按它们的要求来做的话，它们就可以随时封掉你的网站。各个网站为了能够生存下去，就不得不按照它们的要求去执行。很多网站都设置有敏感字库，像“六四”
就是敏感词之一，如果发生了一些敏感事件和热点事件，敏感字库还会不断地扩大，诸如“冰点”等也成为了敏感词。如果想要发的文章中包含有敏感词的话，很可能文章就发不出去。很多网友在知道这一情况后，为了规避敏感词，就用一些错别字或者同音字来代替，有人称之为“对汉语的一种败坏”。因为当局对网络的控制，很多网络作家的东西在国内都无法发表，在中国国内，一般的网民通过正常途径根本无法看到很多境外的网站，于是，很多人学会使用代理登陆这些被封锁的网站。不过即使是使用代理，当局也会想方设法地搞破坏，最近，因为“六四”敏感期的到来，一些在以前能够有效突破封锁的软件，如自由门，花园网等都不太好用。所以，像我们这样想通过网络发出心里的声音的人，虽然在网上发表文章的影响力微乎其微，但它们仍然很介意。大家如果都能抛弃对当局的畏惧心理的话，对于它们来说，这就是一种威胁。
另外一名在广东广州市打工的网络作家野渡也曾经多次受到警方的骚扰，前一段时间被迫离开广州数个月，刚刚回到广州的野渡对记者介绍说，目前，网络作家的生存环境十分恶劣。
野渡：“我们现在的生存环境是相当恶劣的，自从江泽民时代开始，一直采取政治问题经济手段来解决，变相驱逐异议人士，这种做法是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所谓的”民主“与”自由“其实都是表面现象。”
李剑虹还对记者说，当局现在压制和监控网络作家的手法有所改变，但压制网络作家自由写作的政策是一直都没有改变的。
李剑虹：它们去骚扰你的房东，让你没有地方可住，另外，日常生活中和你正常交往的一些朋友也都会受到影响，用我一个朋友的话说，就是“经济上击跨你，人际关系上分裂你”。基本上是采取这样一套手法，而这一套手法在我的眼里都是没有法律依据的。
那么，究竟是为什么中国官方对这些网络作家或者网络写手如临大敌呢？熊忠俊分析说：“共产党虽然口里面把自己标榜成'伟大、光明、正确'，其实它们的心里面非常脆弱，它们从建政以来对自己所干的一切人神共愤的坏事，包括文化大革命、镇压六四、迫害法轮功等，它们都心知肚明，它们害怕民众对它们不光彩历史的了解，害怕自己丧失权力，所以草木皆兵。象我这样写写文章绝对不可能对这个政权构成威胁，可它们就是要把我们这些人当成力量非常大的敌对分子。”野渡认为，官方惧怕听到不同的声音。而目前在上海的网络作家李剑虹对记者表示，实际上，官方没有必要对网络作家采取这样严厉的限制措施，因为他们写作的初衷是建设性的。李剑虹说：“我们这些人其实是没有什么恶意的，只是希望这个国家更好，社会能够更进步、更文明，我们也一直在试图和当局进行对话与合作，但是，当局却喜欢对我们上纲上线，无限升级，视你为异类。言论自由是宪法所赋予我们的权利，我们因为发表一些正常的意见，在它们的眼里，我们就是'捣乱分子'、'社会不安定因素'，我认为它们现在还保留有阶级斗争这种陈旧过时的思维。”
据多名专家分析，官方极力压制这些网络作家主要是担心他们同民间的抗议活动结合在一起，以熊忠俊为例，他曾经在海外媒体发表多篇批评当局的政论，此外，熊忠俊还率先报道了深圳反日游行群众被抓的消息，而野渡和上海的网络作家李剑虹曾经声援过民间维权运动，也为记者师涛、律师郑恩宠、盲人维权活动家陈光诚的被抓表示了不满。因此，官方对他们大动干戈，李剑虹对记者表示，她希望官方给予网络作家一定的活动空间，让他们能够自由地表达意见。李剑虹说：
“你都能够做得出来的事情，还怕我说出去吗？如果我所说的有什么歪曲和夸大甚至造谣的地方，你可以保留追诉我诽谤的权利。如果我说的本身就是事实，你为什么还怕我对外披露呢？这证明你们自己心虚，自己如果觉得做得不对的话，以后就应该改正。”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有关广东省警方采取各种手段骚扰网络作家的有关情况调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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