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6月15日)

 

王天成诉周叶中、戴激涛、人民出版社著作权侵权案——

代 理 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受原告王天成委托，我们作为代理人出庭诉讼。对各位的儒雅斯文、宽容得体和专业素养，我们深表赞赏；对周、戴师徒的“刀法”娴熟，我们自愧弗如。 好在真相从来简单和具体，法律本该明确和“公知”，打官司不是“耍大刀”，闹剧不该在“宪政中国”屡次上演，巧言令色更不会老是左右逢源。为归纳观点还原 真相，我们发表书面意见如下，请各位斟酌采纳。
    一、关于抄袭事实——抄了就是抄了。
    判断周叶中、戴激涛抄了没抄，不需要过高的智慧，至于他是“亲自”抄的还是因“挂名”而坐蜡，是另一回事。我们的结论是：“解读”对原告论文的抄 袭，约为46处5200余字。其中原封不动的抄为第37处和42处，改动标点的抄为第4处，调整语序的抄为第2、6、12处，序号变动的抄为第10、17 处；略作改动的抄共有38处，分别为第1、3、5，第7-9，第11，第13-16，第18-36，第38-第41、第43-46处，有7处经改动后抄错 了。就“抄袭清单”第32-35处、第38、39处和第44-46处，被告未证明其“参考和借鉴”了除原告外哪位的高见，我们理解为实在理屈词穷。对抄袭 情况的比较分析，请参见已经提交的其它文件。
    文章千古事，白纸黑字既能光宗耀祖，也会让“文抄公”无处遁形。《共和主义之宪政解读》，构成对《论共和国》和《再论共和国》的低级抄袭，天地可 鉴。更有甚者，周、戴积习难改，在诉讼中又爆出篡改和隐匿证据的情形——如在维尔的《宪政与分权》的引文中，擅自加进了王天成对“混合均衡政体”的表述， 还在多处证据中隐去陈伟、高秦伟、孙祥生、牛彤等学者对王天成观点的“脚注”和说明；而被周、戴引为“著名思想家”并大肆借鉴了的杨君佐，不过是率先抄袭 《论共和国》的一位北大研究生罢了——当年的杨君佐，尚可谓风华正茂乳臭未干。
    此外，人民出版社提交的“解读”书稿，证实第三被告存在着共同过错。周、戴在“原稿”中，确有四处注明了引自《论共和国》，其中两处还特别注明引 自“天成”——但在出版时却被该社以“注释太多”为由删除了，书后所附“参考文献”中的《公共论丛》，也被出版社一并删除。这表明，《中国青年报》记者包 丽敏所谓王天成“身份敏感”不宜出现的“隐情”，并非无中生有。我们认为，不论出版社基于何种理由，删除“残存”注释都构成主观过错。还有，既然周叶中以 “解读”原稿中曾有“引注”为其抄袭行径开脱，却在答辩中试图证明其观点未曾“借鉴”过天成分毫“拙见”，还想把责任推到出版社身上，只能说明周氏的为人 有些忒不地道了。
    我们已经证明，王天成于1999年6月和同年年底，撰写《论共和国》和《再论共和国》两篇论文，在北大校友和若干师友中传阅（杨君佐此时有幸先睹 为快并“先下手为强”），向《公共论丛》主编刘军宁和王焱投稿，其中《论共和国》收入了2003年的《公共论丛——共和主义与现代国家》。后来，王天成将 这两篇论文发表在杨支柱的“问题与主义”网站上，2000年11月又上传到“公法评论”网，《法律思想网》随后转载。由于“问题与主义”历经多次打压并被 违宪关闭，最早的发表资料已无法取得，现存记录只有“公法评论”网络版——这也是周、戴抄袭的“底本”。我们的证人王焱先生也证明，《论共和国》的署名 “天成”，便是本案原告王天成，而他收到后者投稿的时间，不晚于1999年秋季。
    这表明，王天成对《论共和国》和《再论共和国》享有著作权。现任中国互联网协会副处长的杨君佐，已具文证明其《共和与民主宪政》一文（“西北政法 学院学报”《法律科学》2000年第2期）的著作权人是王天成，而其所谓曾获王天成授权的表白，则纯属无稽之谈。事实上，近年来涉猎“共和”的国内学者， 已基本无法绕开王天成的论证方法和观点，这在周叶中举出的若干论著中也有所体现（其中只有个别学者遵循了“引注”的“学术规范”）。因而，即使周、戴在举 证时刻意回避了他的存在，甚至不惜将若干“脚注”隐匿，“混合均衡政体”的概念出自王天成的事实，也无法否认——这属于学界“通说”和公知的“历史知 识”。
    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眼下这抄袭和剽窃，已很难说谁比谁无耻，只能讲谁比谁无赖了。但能集无耻与无赖于一身者，显然当非周叶中莫属。“莫道君行早， 更有早行人”，早于周、戴“下手”之前五年，《论共和国》即被杨君佐“摘取”了8000字“率先”发表。两者的不同之处仅在于：前者抄了之后没敢声张，后 者抄了还敢大声儿吆喝，前者“事发”后基本认帐，后者“败露”后困兽犹斗！既然朱征夫律师声称，周叶中到底是抄自杨君佐还是抄自别人，都与本案原告王天成 无关，我们或许有必要认真考虑另行追究杨君佐“剽窃”责任的问题了。好在“解读”中的抄袭比比皆是，周叶中拉上杨君佐“垫背”还不足以否定抄袭事实——只 要有一处“坐实”了，周叶中势将难以全身而退！
    王天成驳斥了何海东律师所谓“解读”一书在布局谋篇、结构框架、立论基础、分析路径等方面，均与原告论文存在差异的辩解。他归纳指出，尽管“解 读”与论文的标题有异，但沿袭了《论共和国》结构和思路，在话题上基本没能超出论文的范围。他认为，两者的区别在于，“解读”介绍当代西方新共和主义的部 分为论文所无，鼓吹中国现行所谓共和、宪政之道，强调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共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等部分亦为论文所无且为其所不齿——这种“投名 状”式的肉麻早就是御用“抢旗”派学者的“通说”，周叶中的鹦鹉学舌拾人牙慧照样了无新意！此外，“解读”的立论和重要观点，无不构成对论文的抄袭，如他 将共和的基本观念和精神概括为“共治、共有、共享，是和平、温和、平衡”，而这一表述进入了“解读”前言（原稿的引注在正式出版时被删除），他对混和均衡 政体的论述和考察、分析，以及对共和理念和精神的总结，也被“借鉴”为“解读”一书关于共和主义的核心观念。
    被告不仅抄袭原告的立论基础（集中在《论共和国》第二部分），还照搬原告的观点和结论，“许多文字表述，被成段抄袭、剽窃，安置、穿插在‘解读’ 一书的不同部分，成为全书的一根主线。”为了掩人耳目和服务时政，被告还进行了若干篡改和肢解——除极少量话语“幸免于难”外，原告论文的第二部分“几乎 全部被成段抄袭、剽窃，被肢解后分布于‘解读’一书。”——区区30页正文之中竟有20页“过火”，不少篇章惨不忍睹！鉴于被告是先整段“下载”作成“卡 片”后，再打乱顺序穿插拼入“解读”的不同篇章，为将“蒙难”段落区分开来，我们只好以不同颜色的彩笔分别勾勒，于是乎“底本”被涂得五颜六色狼藉一片。
     虽然朱征夫和许玉祥律师认为，下述文章充满了对“周教授”的偏见和“先入为主”，并且声称将对贺卫方、十年砍柴和《中国青年报》提起名誉权侵权诉讼，但 《周叶中教授事件及其他》、《文人的嫖娼和剽窃》，《谁该为宪法学家的“剽窃”负责？》本身的真实性，还是得到了周叶中、戴激涛及其三位律师的认可。按照 贺卫方教授的归纳，《解读》不仅抄袭了王天成，还“殃及”了高全喜、崔卫平、李强等人。周叶中等仿效时下“伪书”生产者每隔两三百字便略改行文的伎俩， “只要表面看来支持自己的观点就引来堆上，完全无视某些类似话语之间存在着的深刻差异甚至矛盾”，落下了“‘老马’共‘海克’一色，润之与老蒋齐飞”的笑 柄！假如我们“剽窃”陈佩斯《主角与配角》中的名句，或许可以这样质问周叶中，“原来以为只有我这模样儿的才能抄别人的，没想到哇没想到，怎么你周叶中 （按：原话应为朱时茂）这浓眉大眼的家伙，也会抄别人的？！”
    所以，抄了还是没抄，已经不是问题；“抄了就是抄了”，周叶中、戴激涛的确抄了王天成。
    二、关于法律评价——抄了就是侵权。
    根据著作权法第46条规定，实施“歪曲、篡改他人作品”和“剽窃他人作品”等侵权行为的，“应当根据情况，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 偿损失等民事责任。”按国家版权局解释，“抄袭”和“剽窃”均系将他人作品或作品片段窃为己有发表的行为。抄袭分为低级抄袭和高级抄袭两种，前者指“原封 不动或者基本原封不动地复制他人作品的行为”，后者是“经改头换面后将他人受著作权保护的独创成分窃为己有的行为”。该局在[权司〔1999〕第6号）] 答复中指出，构成抄袭应具备四个要件，即行为具有违法性、有损害的客观事实存在、违法行为与损害事实有因果关系，以及行为人有过错。文件规定，认定构成抄 袭不以是否使用他人作品的全部还是部分、是否得到外界的好评、是否构成抄袭物的主要或者实质部分为转移，“凡构成上述要件的，均应认为属于抄袭。”行为人 的过错包括故意和过失，“不论主观上是否有将他人之作当作自己之作的故意。”
    周叶中、戴激涛对王天成的“参考和借鉴”，显然构成了低级抄袭，而且情节相当恶劣。
    单从“抄袭清单”列举的46处5200余字来看，周、戴的所谓“独立”创作，显然具有违法性，因为这种“抄袭”的创作方式，恰恰为法律明确禁止。 虽然何海东律师狡辩说，“抄袭”行为发生在《公共论丛》出版后，“你们的书早卖了，不会影响再版销路，而且还增加了原告的知名度”，似乎没能及时感激涕 零，王天成便是不识抬举恩将仇报，但抄袭给原告带来的损害不言而喻，并且所有后果皆因抄袭引起——因果关系自然成立。至于三被告的主观过错，已难以用“过 失”来遮掩——身为宪法学教授和在读的法学博士，周、戴忙于曲学阿世罔顾“去就之节”，无暇顾及“著作权”这类“小法”上禁止什么虽说“情有可原”，但翻 开书后参考文献和书中的大量“引注”，以及两人在前言后记中言不由衷的应和吟唱——他们毕竟“借鉴”过“不少”专家的成果，但何以唯独王天成被“按下不 提”呢？再说“原稿”对“天成”挂一漏万的“引注”，也证明周叶中“从网上看到过他的作品”，只是“写文章之前不知道他的身份”是句难得一见的真话。我们 原本以为，江湖有江湖的规矩，剑客也该有剑客的风度，名冠“珞珈潇湘三剑客”之首的周叶中，即使不具备西门吹雪的境界和令狐冲的率性，总不会像“君子剑” 岳不群那样，“问心无愧”到“弃甲曳兵而不走”的地步，但我们的确想错了！
    周叶中所谓对“学术规范”的“完全遵循”，至多表现为对抄袭行径的竭力掩饰。“没想到哇没想到”，他居然把“抄袭清单”所列内容一概纳入“公共知 识或常识性公共知识、对历史资料的归纳、学术界的通说”，声称“根据著作权理论，不属于保护范围”，“不是必须加注的”。敢问何海东、朱征夫、许玉祥三位 大律师和周氏门下的众多高人，尔等在“天成”之前可曾见到过有谁使用“混合均衡政体”的概念吗？莫非“共治、共有、共享，是和平、温和、平衡”，以及共和 政府“乐于塑造公民，自由人，公平竞争者，发言者，抗议者，宽容者，表决者，裁判者”等王天成独有的个性化表述，皆为学界“通说”吗？
    周叶中、戴激涛在其“解读”第四章中，认为现行人大制度“最适合于人民当家作主”，人大、多党合作和政协、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无不”蕴含共和精 神，倡议通过“建立健全有中国特色的违宪审查制度”，“让知名法学家讲宪法讲座”等方式来加强宪法教育，以期建设“宪政中国”，所有这些观点都是耳熟能详 的官方“通说”，但这与王天成的归纳恰恰风马牛不相及。我们认为，王天成的观点在“周叶中时代”远非通说，所以不论是谁只要“参考和借鉴”了就必须“加 注”，这才是周叶中理应遵循“学术规范”！
    被告所谓王天成的表述不受法律保护的观点，“依法”不能成立。著作权法规定“依法禁止出版、传播的作品”不受保护，但原告的作品已经发表；关于保 护的范围，该法第5条排除了“法律、法规，国家机关的决议、决定、命令和其他具有立法、行政、司法性质的文件，及其官方正式译文；时事新闻；历法、通用数 表、通用表格和公式”，但原告的论文也不在此列。擅长“中体西用”的周叶中应当明白，中西立法例从无对公共知识的表达方式不予保护的规定（除非这种表达是 唯一的）。举例来说，在罗大佑的一段歌词中，有着对“黄花岗有七十二个烈士，孔老夫子有七十二个弟子，孙悟空的魔法七十二变”等“公知知识”的“堆砌”， 但这段歌词的著作权只能归罗大佑所有，李宗盛无权以“周叶中模式”肆意“参考和借鉴”！假设何海东律师的逻辑成立，罗大佑的歌词便可以被周教授“参考和借 鉴”为其“独立创作”的研究成果了——但这岂非荒唐至极！
    被告声称原告的作品缺少原创性，在思想上和内容上没有独创性，所描述的思想无创建，因而便可以“抄了白抄”，实属对著作权法的曲解。著作权法保护 的不是作品的主题、思想、观点，而是对主题、思想、观点的表达。法律只保护作品的形式即思想的表现形式，并不要求内容必须富有新意，即使没有创见，他人也 不可“抄袭”——适当引用并注明出处者除外！何海东律师的悖论在于：假如作品思想内容应受保护，则上自胡锦涛、温家宝下至黄口小儿，有幸聆听过周叶中“设 坛作法”并将其“灼见”奉为座右的弟子们，难免天天侵犯着他的著作权；反之，假如表达方式和独特经历不受保护，则周叶中教授那引以为自豪的1200余场讲 座、数十本大作和百多篇论文，瞬间便可能被贺卫方等同道“冒名”——当然还要他们看得上眼才行！但这岂不是更加荒诞！
    何海东律师所谓双方在问题意识、叙述立场、论述对象、分析结论、论题上的“不一样”，在功能、侧重点、观点和立场上的“不同”，以及抄袭段落在 “解读”一书中“不构成主要观点”、“不构成本部分的支撑性观点等辩解，不能构成对我方诉讼请求的有效抗辩。合议庭明鉴，在46处抄袭中既有“原封不动的 复制”、也有“基本原封不动的复制”，均属容易认定的“低级抄袭”，而且“解读”在原告论文结构、思路、议题和立论基础、论述基础上加以扩充，表现为“不 厌其烦地补充、列举更多思想家、学者的言论和更多国家的共和实践或政治法律文件，记流水账似地拼凑、对接在一起”，显然也构成了“抄袭”。根据国家版权局 “答复”精神，认定构成抄袭不以“抄袭”部分是否构成抄袭物主要或实质部分为转移，也不因抄袭者和原作者在立场、结论、功能方面的差异而转移，而是只要表 述方法一致或雷同，即使在立场、结论、功能方面存在差异，便当然构成。至于对著作权的过度保护将不利于思想创新和社会利益，更是与本案无关，因为王天成从 不曾享受任何过度的保护——学“术”界抄袭了他的除了杨君佐、周叶中、戴激涛之外大有人在，而且任何适当的保护尺度，都不会放任到任由周叶中如此抄袭。
    被告隐喻的出版社“删注”引发“抄袭”之说，不能完全成立，因为三被告具有“删注”的合意——正常的理解只能是，初稿上曾有若干“引注”，而在本 案中作为证据提交的，不过是戴激涛应出版社之请“删注”后的本子，出版社则严格把关到“删”得更加彻底。比较双方作品在表述方法上的细微差异，以及“原 稿”中“残留”的个别“引注”，不难看出周叶中是在掩盖抄袭，出版社也在掩盖“删注”。首先，如果“抄袭”仅由“删注”引起，则46处应表现为要么一字不 动地引用（本应注释为“见王天成……”），要么表现为周、戴归纳（本应注释为“参见王天成……”）；其次，“删注”说无法解释41处改动作品序号、标点或 虚词的现象。我们的分析是：戴激涛的“原稿”中两次出现的“天成：《论共和国》”和两次（单独）出现的“《宪政主义与现代国家》”的注释，同样旨在掩盖抄 袭：出现“天成”的两处，均非从《论共和国》中直接引出（其中一处在“共和理想”后标注“参阅”，另一处则转引希尔斯的话，而且“参考文献”没有标出原告 及其作品）。至于把原告的笔误跟着抄错，“微调”虚词、连词、序号以及替换成相似概念，更证明抄袭和篡改的存在。此所谓真作假时假亦真，画虎不成反类犬！
     就三被告彼此推托的“删注”隐情，“冰点”记者包丽敏曾致电周叶中。据报道，周叶中先撇清作者的责任，说“这个事情太复杂”，“指点”记者先上网“查一下 王天成的身份”，接着肯定“隐情”“是因为王天成的身份，所以把该有的注释删去了”，默认出版社“在我们不知道的情况下”，删除了所有涉及天成的“引 注”。既然笃定了“作者肯定没有责任”，周叶中自然“高风亮节”，甘愿“自己受点影响，吃点亏”，“就任它去吧”。包丽敏还写道，周叶中的立场是，“第 一，不管会怎么样，我都不会去理会这个事；第二，怎么样自有人会有说法；第三，该负什么责该会承担责任的自有人会负责会承担责任。”看起来，贺卫方所言极 是，周叶中真是“过分掷地有声”了。
    上述分析还表明，第三被告所谓“没有共同侵权的故意”的辩解不能成立，周叶中、戴激涛和人民出版社依法应承担连带责任。
    首先，就人民出版社而言，即使“解读”又臭又长必须忍痛“割爱”，也绝对不能“删注”，这是“学术规范”所要求的基本常识。将“天成话语”逐一删 除，甚至把《宪政主义与现代国家》也从“参考文献”中“扫地出门”，人民出版社难辞其咎。我们认为，残存“引注”成书后踪影全无，出版社自认“删注”行 为，都表明其有违“学术规范”。鉴于“删注”得到了周、戴的认可，三被告又都曾亲自动手，他们显然构成了共同过错。
    其次，倘若出版社果真以“王天成似乎是因为自由化原因而坐过牢”等“政治原因”，便置宪法第35条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第47条科研和创作自由等 公民权利于不顾，以“有关部门的出版纪律，这些人的名字是不能见于公开出版物和媒体的”，便“提出要周把这些……注释全部删除”，而“周事忙，就要合著者 戴激涛处理。后来稿子返回人民出版社之后，编辑见没有删除干净，便自己动手删除”，最终导致“周的稿件中凡是有关引用王天成……的注释都被删掉”，无异于 侵犯了王天成的人权乃至周、戴的创作自由，更是罪责难逃。
    周叶中身位知名宪法学家，在这部号称是“宪政中国”的开山之作中，一方面倡导“让知名法学家”给中学生大开宪法讲座，一方面对于出版社干涉创作自 由的违宪行径，竟会表现得如此“迟钝”如此厚黑，“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和“从恶如流”令人叹为观止，反证周叶中本人及其“解读”中所有高调，均属言不由衷 和叶公好龙，除了证明他和戴激涛对侵权行为具有主观过错外，还暴露出御用宪法学家的卑劣本质。
    所以，抄了就是抄了，三被告构成共同侵权，依法应承担责任。
    三、周叶中公案彰显出“士大夫无耻”登峰造极。
    周叶中剽窃案是学术腐败的标志性事件，虽然确如《财经》记者王和岩所说，本案“或许可以成为中国法治进程中、学术自律发展进程中的一个样本”，但 王天成被迫借助于司法权以“强力纠错”，无异于将学术界正本清源的乏力和周叶中的无耻再次昭告天下，也表明学术共同体自我净化机制的完全失灵，这对于学术 界而言绝非幸事。
    学术腐败和伪造学术资历的陋习古已有之，但知名学府“无一漏网”和上百教授剽窃成风，却显然与教育国策的错误“导向”有关。既然职称和职务的高下 与“钱粮”相伴而生，文人梦寐以求的“黄金屋”、“千钟粟”和“颜如玉”，皆可于“书”中巧取豪夺，周叶中戴激涛师徒在这个笑贫不笑娼的时代望风承旨，为 求“闻达于诸侯”而不惜剽窃造假，也就不足为奇了——见怪不怪的“周叶中现象”，于是乎成为学术界的主流。
    在周叶中公案前后，武汉大学周长城、南京大学潘知常、天津外院沈履伟、北京大学英文系黄宗英、人民大学杨瑞龙、南开大学刘刚、中央民族大学熊文钊 等教授的剽窃信息，以及清华大学刘辉教授伪造学术资历的丑闻，即已充斥互联网。至于本人的第二母校中国政法大学，则更是糊涂到了被许传玺卖了还帮他数钱的 地步——在奉送教授、博导、院长之外，又被这个冒牌儿美国“院士”赚到人民大会堂里当众出丑！就在本案开庭当天的5月12日，上海交通大学通报的陈进教授 在“汉芯”系列芯片研发中造假和欺骗丑闻，再次吸引了全球舆论的眼球。这些都表明，学术腐败和学者无行已经祸国殃民，如今的所谓学术，早就是学“术”了！
     据杨玉圣教授归纳，学术腐败分为权学交易、钱学交易、学色交易、学术不端、学术的低水平重复，他认为学术资源分配体制和学术评价体系不合理，以及社会风气 和个人品行高下都是引发学术腐败的重要原因。我们认为，本科生人满为患、硕士生车载斗量、博士生俯拾皆是，逐臭之徒混迹其中，政要巨贾轻易折桂，嗓音甜美 抑或四肢发达都能“硕博连读”，不仅是当前高等教育的特点，而且让大学成了藏污纳垢的所在。夫子曰食色性也，剽窃的目的说到底，还是权钱作祟——没有谁会 简单到为抄而抄抄着解闷儿，博士头衔和教授职称，既是学人竞逐的目标，也是学者拾级而上的资本。于是学术论著的产量“指标”，催生了“核心期刊”的寻租空 间，编辑权炙手可热，出版社不再赔本儿，但“学问”大小却要由“成果”字数、篇数和“本儿数”来证明，文章和“专著”成为宵小之徒登堂入室的敲门砖——江 郎才尽的周叶中之流便只能靠剽窃为生了！如果说教育早被1952年的院系调整抽掉了脊梁骨，“躬逢”这“撮堆儿”并校和竞逐“211工程”的大潮，其前景 更是“伸手不见五指”。我们认为，以周叶中一介书生，出将入相几无可能，但凭借着曲学阿世什么热门抄什么，竟然也能“暴得大名”——勇冠“珞珈潇湘三剑 客”之首、位列十大青年杰出法学家次席、窃据中国宪法学研究会副会长高位等，其功成名就的“终南捷径”对戴激涛辈后学，自然具有恶劣的示范作用——卑鄙是 卑鄙者的通行证！
    我们注意到，与所谓主流媒体的纷纷噤声相反，在王天成公开信发表后，网络民意反响强烈。贺卫方教授率先发出《周叶中教授事件及其他》，邓正来、方 流芳、贺卫方、章诒和等109位学者随后联署《关于抵制学术腐败与学术不端行为的公开信》，痛陈学术腐败的危害和“本校保护主义”的狭隘，呼吁国务院学位 委员会与教育部牵头成立由品行与学术成绩俱佳的学者组成的“学术纪律仲裁委员会”，并尽快制定有关学术纪律仲裁的行业规范。遗憾的是，这种呼声过于微弱 了，周叶中剽窃公案照样久拖不决，武汉大学和教育部仍在装聋作哑，主流学术界依然噤若寒蝉——在周叶中假手中宣部个别人营造的无边“法网”中，包丽敏所在 的《中国青年报》和张宏供职的《新京报》，以实际行动捍卫了媒体人最后的尊严，但他们也为良知付出了代价——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虽然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但高尚不该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假如我们容忍周叶中这样一路抄下去，那么 亡党亡国事小，“披发左衽”和“亡天下”事大。教育要“从娃娃抓起”，皆因其关乎天下兴亡，而士人风骨向来导引民间向善，所以顾炎武才会发出“士大夫无 耻，是谓国耻”的高论。“周叶中现象”和“许传玺现象”的频频出现说明，如今宇内“士大夫”的无耻，已无所不用其极。我们的担心是，倘若“百年树人”和 “藏诸名山”的艰苦修行，抵不住投机取巧一日成名的万般诱惑，甚至学人不惜竞相剽窃以奔走于权贵之门奉为终极目标，则亡国灭种亡天下必将指日可待！而目前 学术腐败个案的雪崩式爆发，也表明学术信用危如累卵，这才是康有为当年所谓“数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
    诚如网上名言所指出的，在我们这片神奇的土地上，什么样的人间奇迹都能创造出来，创造本案这桩人间奇迹的，就是周叶中师徒和武汉大学法学院！《三 国演义》里描绘蜀相诸葛亮的一段佳话，便是在一出祁山时阵前骂死了魏国的司徒王朗，这一戏剧性结局能出现，固然由于孔明伶牙俐齿足以憾人心魄，但“内因是 变化的根据”，前提还要王朗至少胸怀廉耻之心。但“与时俱进”的恶果，便是人心已大大的不古——哪怕孔明再生，谅也无法丝毫改变周叶中戴激涛的心律，因为 他们不同于昔日的两军阵前的王朗！我们认为，“周叶中事件”的发生本属不该，因为它挑战了学者为人治学的底线；丑闻败露后当由学术界自身了断，因为它拷问 了学术共同体的良知；即使被迫进入了司法程序，各方也该尊重事实不去恶意地曲解法律，庭审前后更不该发生这么多的“故事”——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须知 八个座位的大法庭，岂能尽掩天下人之口！
    综上所述：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共和主义之宪政解读》，构成了对王天成作品的低级抄袭，三被告对侵权的行为应承担连带责任；这种抄袭之低级和拙劣， 表现为具体的而非抽象的，赤条条的而非羞答答的，明目张胆的而非遮遮掩掩的，其情节尤其恶劣；在周叶中提交的大量参考文献中，虽然刻意回避了王天成的心 得，以证明被控段落只是“参考和借鉴”了学界通说和公知知识，但他们始终无法解释，何以这种“参考和借鉴”偏偏与王天成的归纳如出一辙，以及为什么若干增 删损益，恰恰收点金成铁味如嚼蜡之效。
    我们坚信，事实胜于雄辩，周叶中师徒的抄袭行径，公众心中早有定评，司法的判断也不会与“公知”和“通说”相去甚远。我们期待着，合议庭能慎思明辨，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用对周叶中剽窃行径的追究，以儆效尤。
    谢谢。
    原告：王天成
    委托代理人：北京市华一律师事务所
    律 师：浦志强 滕彪
    2006年6月15日 (蔡楚) [博讯首发,欢迎转载，请注明出处](博讯 boxu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