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07月03日发表)
提交者：浦志强 发布时间：2006-7-2 16:26:14
昨天，是八九民运的第十七个纪念日，我经历了有生以来的首次“依法”传唤——我被北京市公安局一处的孙狄副处长，先后两次“控制”到丰台区樊家村派出所。中国政府以其侵犯基本人权的“实际行动”，维护了天安门广场上那暴力掩盖之下的“稳定”。
1989
年6月3日子夜，坚持不撤的几千名学生和市民，集结到天安门广场纪念碑北侧，周围火光冲天枪声大作，边上的松树墙着了火，喇叭里播放着杀气腾腾的公告，此时已有无数人喋血街头。合围广场的戒严部队到达了指定位置，但他们尚未开始清场，只肯让人看到钢盔上映出来那惨绿的光。就在这个时候，我告诉身边的同学们，纪念碑将会见证我们的死，但是假如能活着出去，此后每年的今天，我都会再回来，来这里凭吊所有无辜的死难者。
这句话竟然成了我许下的一个愿，一个可能需要终生来还的愿。从1990年至今，我所有的6月3日都来这里盘桓，从未间断过。每到这一天，我们夫妻都要约上若干好友，从
1995年起还带上了儿子，来到纪念碑的脚下想想心事。每年的6月3日，也是我忏悔的日子，我都要在此地拨通丁子霖老师的电话，以便这位白发苍苍的母亲，能如期收到儿子的问候。我们的心态一年年平和起来，这是因为仇恨的蓄积于事无补，冲突的化解需要宽容，但这一切和解的前提，都只能是放开言论和说出真相，让敏感的事情不再敏感。我相信，一定还会有人像我们一样在坚持。
忘记历史对不住先行者，苟活下去将无颜再见“暴徒”们的在天之灵。即使不能像当年的柴玲那样，“头可断血可流，誓与广场共存亡”，至少我们需要忏悔。但刻意的掩饰尘封了历史，“天安门母亲”日渐凋零，“六四”
成了需要回避的话题，连合唱《国际歌》都是犯忌的事情，似乎1989年的今天这里不曾有过血腥。八九一代人需要对这场遗忘承担责任——当年的学生已进不惑，如今成了社会的中坚，但社会却在我们手里日渐腐败，我们既没能告诉后人发生了什么，甚至失去了面对自我的勇气。正如崔健在歌中所唱到的，“过去的理想如今变成工具了”。我无法宽恕自己的懦弱。
我必须留住记忆，更希望人们拒绝遗忘，“八九”不能走进历史，否则悲剧便会重演。6月2日晚上九点钟，我写了短信打算发到上千个手机上，内容如下：“六月三日晚上，是八九屠城的第十七个年头，我们将前往天安门广场纪念碑下凭吊。只想告诉自己，这件事并未走入历史，而是植根于内心深处。浦志强与君共勉：勿忘六四，说出真相；立足维权，倡导和解！”我所做的，已经是最低限度的抗争了，为的只是自己能理得心安。
像去年一样，我把短信发给了“关照”我的警察，算是打了招呼——以免“上边儿”怪罪下来，他们还得跟着坐蜡。没想到江山竟会“固若金汤儿”若此，几封短信也能搞得“鸡犬”不宁。6月3日凌晨1点10分电话铃响，丰台区国保大队的程广雷已奉命“摸”到楼下，告知北京市公安局要跟我谈谈，希望我千万“配合”一下。我例行公事地抗议一番，上车前往樊家村派出所，走进大厅时，看到靠墙摆着“文明养犬”的黑板，不禁哑然失笑——也许到了政府也做到“文明养犬”的时候，这个社会才能和谐起来。
市公安局孙狄副处长和韩峰警官已恭候多时了。孙狄的身高与我相仿，一脸憨厚作深藏不露状，看上去找不到多少表情。他说，他们接获了有关短信的报告，所以奉命前来向我了解细节。“天安门广场是什么地方，明天是什么日子，大家心里都清楚。你给这么多人发短信说要去那里，其中还有不少中外媒体，要是大家都去了，那里出了事怎么办？”他说。“上边儿”认为，我的短信危害了稳定，他要问清楚我发短信的动机、内容、发给了多少人，以及这些人到底是谁。
我平静地回答他，我的短信对象中不会有任何人“举报”我，收信人也不会都去广场，“我没那么大的感召力，这一点连胡锦涛都做不到。”我说国内的媒体早吓破了胆，记者想报道也是枉然，而国外媒体无论如何都要报道，你们想管也管不了，因而此举的好坏任人评说也就是了，无需大惊小怪。既然数年如一日地监控至今，我希望最好开诚布公都磊落点儿，边说边随手把短信转发给他。我告诉他匹夫不可夺志，6月3日去广场凭吊“六四”死难者，是我当年许下的愿，去了无非就是还愿，去不成心里便会不踏实。我还说在中国发短信好像并不犯法，6月3日去广场也不犯法，没有任何法律规定禁止公民凭吊“六四”，所以我们之间的这次谈话纯属多余。我说我很气愤，你们警察半夜三更地闯上家门，不拿任何手续就想找我“谈谈”，这么干了就属于执法犯法。
孙狄希望我再别乱发短信了，最好能再低调一点，“你自己想去就悄悄地去呗，还发什么短信啊？”他承诺不会限制我的自由，但可能派员“护驾”随行，我表示了理解和接受。我让孙狄转告“上边儿”，虽然我认为那部《集会游行示威法》违反了宪法，但假如真想集会游行示威，我会“依法”提前具文申请的，此行既然纯属个人私事，而且天安门广场属于公共空间，警方限制我的行动便是违反宪法。我还希望政府能正视现实和面对历史，拿出诚意来解决“六四”问题，掩耳盗铃难以持久，而且会让人“相当”地瞧不起。
这次谈话于凌晨三点左右结束，我被程广雷送回家中。但事情又有了变化。
上午10点20分，警察把电话打到家里，通知我今天不许出去，这意味着几小时前孙狄的承诺，不再算数了。虽说尚在意料之中，但我十分生气。饭后下楼遛狗，见到丰台区国保大队三位干警已经“上岗”，个个一脸的无奈——有的人整个晚上没能睡觉，困得东倒西歪。当场与孙狄通话，指出既然官府“违约”在先，我便只好公之于众了，同时还希望他继续沟通和请示，最好不要欺人太甚，至少该成全我这一年一度的还愿之行。
遛完狗已是中午，警察陪着我回到楼下，跟我相熟的一位应邀造访。我忙着写我和孙狄之间发生的“不得不说的故事”，母亲在包饺子招呼客人，客人帮着擀皮儿——家里平常门庭冷落，老太太见了警察都非常高兴。
下午一点多钟，程广雷又到楼下，希望我下楼“再聊会儿”。我用群发邮件发出了刚写的片段，匆匆吃下几个饺子，身着T恤、拖鞋、短裤便“微服”赴约。他睡眼惺忪地告诉我，还得到派出所去一趟，“市局”的还想再谈谈，我说那就让他们来楼下谈吧——这里既凉快又敞亮。他说这我哪儿能做得了主啊，你就少说两句再
“配合”一下吧。我心里明白，为确保纪念碑脚下不会出现我的身影，他们多半要陪我“共度”几个小时了——“上边儿”交代的公事，就是要“搅黄”我的私事，但他们做不到有话直说。
下午出场的，是市局一处的姜庆杰和张凯军，孙狄直到晚饭前才露面儿。姜庆杰1996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公安大学，透着精明强干，只是又忘了出示合法手续。他们关心的还是短信内容、动机和发送对象，但目的显然是要“绊”住我。他说这时候发这样的短信，会危害稳定和造成后果，所以必须要把事实查清楚。我先谴责孙狄不守信用，然后请教他我发短信、去广场、凭吊“六四”是否犯了法，问他发短信能否损害到社会稳定。我说我可以理解你们办差的苦衷，但不会容忍如此疾言厉色，说到底是政府的骚扰违法了，而不是我的行为违法——我无权要求别人凭吊“六四”，我没有这么做，但政府更无权限制我凭吊“六四”，可你们却正在这么做！假如想公事公办，我便没有“配合”义务，谈话马上可以结束。
可这场谈话还得接着进行下午，于是便只剩下了云山雾罩，间或做点儿法律咨询。案子太多了经常加班，待遇太低了升不了官，在看守所里能不能不吃窝头只吃烙饼疙瘩汤，都是我们的“闲篇儿”。我开玩笑说，听说当年“跟着”魏京生和刘晓波的张志超等人早就升了官儿，所以卖点儿力气好好“跟着”我，说不定哪天也能混个一官半职——去年赵紫阳仙逝那几天，有幸陪我住了一宿的那位小伙子，一转眼儿就当了这家派出所的副所长，手下能管几十号人。
吃完盒儿饭烙饼，已经是晚上六七点钟，他们要做份笔录“走个程序”。我说开始时怎么不说这回是传唤呢，我还一直以为也是“绑票儿”呢。我问张凯军为什么要传唤我，如果是传唤，那我就得请个律师了。他说依据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82条，我让他给我念念这“大法”里边说的是啥，因为我还没被传唤过——每回都是警察缠着我非法“聊天”的。看了几眼法律，我说你们错了，因为只有在发现有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行为时，才可以“依法”传唤，而我并没有这种行为。他们回答说这条儿只是程序性的规定，你要是不同意可以在里边儿说清楚。于是，我“配合”他们回答了问题，指出了他们的违法之处，看过笔录后签字画押，又特别注明了警察的违法行为没有被记录下来。
与此同时，朋友们不断打电话问我到哪里了，告诉我今年很是奇怪，八点钟就往外轰人要“清场”了，而往年今天都是九点多钟才清场的。我告诉他们我在派出所，已被依法“绑票儿”了七八个小时，让他们注意安全别惹事。
晚上九点半，孙狄让我签字“确认”传唤结束的时间是晚上十点钟，他说“传唤”是从下午两点半开始的，只要在八小时内结束都是合法的。我祝贺他圆满完成了任务，因为他们的任务就是干扰我的私事，但国家因此丢尽了脸，而且在派出所被控一天，我实际上也还了愿。我提醒他，早上两个小时“传唤”还没有“走程序”，千万别给我留下把柄，他笑着说那次只是私人聊天儿，不是“传唤”。
6月4日中午，我来办公室加班工作，两个警察奉命陪伴左右维护“稳定”大局，我们就这样一直耗到了此时此刻。
浦志强
2006年6月4日晚十点于北京
(记者：蔡楚) [博讯首发,欢迎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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