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7月5日12：20AM，南水北调（西线工程）民间独立考察队杨勇队长发来短信：我们已于今日出发，奔赴长江正、南、北三源进行地毯式考察。关注长江生态，关注中国水资源，我们一直在努力！请支持我们！杨勇。——一阵阵悲凉袭上心头。

    众所周知，南水北调工程是国家课题，其影响面超过三峡工程，其敏感度也超过三峡工程。方针既定，却有人要提出质疑，这人不是疯子，就是勇士——其勇气不亚于长江第一漂勇士尧茂书。

    多年来，我们被迫习惯了一种思维和行为模式：凡是国家的事不想，凡是国家的事不问，凡是国家的事不管，凡是国家的事，明知是错事，也不能反对。所以国家成为神圣，多少错误因此铸成，多少罪恶假汝名而行。错误和罪恶的制造者往往是少数人极少数人，错误的承担者，却是我们全体——无政府无社会的公民，包括我们的子子孙孙。

   南水北调工程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水利工程，也是世界上前所未有的多流域跨流域水资源调配工程。南水北调工程的建设实施，将在大半个中国产生巨大的正面效益和负面效应，包括经济、政治、生态、环境、文化、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将产生广泛的、深刻的、深远的影响。因此，南水北调工程不应该仅仅成为一届或几届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目标，而应该成为全社会、全民族、全中国共同关注共同参与的一件国家大事。

   然而如同所有重大工程项目一样，南水北调工程只是在政府职能部门和项目公司内部操作，并没有发动社会参与。并且，在国家其它职能部门的配合协调下，正在防止社会的关注和参与。这不能不使还有一点做人的良心和社会责任心的人产生深刻的忧虑和忱心。

   长期以来，我们还习惯了另一种思维和行为，凡是对政府项目进行质疑或提出意见的，不是赞成，就是反对。现行体制下，公民的赞成，政府并不真正需要；公民的反对，基本上是无济于事。因此，公民意见在政府行为中长期缺失，有它讨厌、麻烦，无它省心、安全。这种思维定势一旦形成，就给国家行为或政府项目提前解除了一道安全屏障，使项目在缺乏社会监督和可能缺乏技术保障的条件下冒险运行，并且可能使项目脱离政府控制，成为项目操作人员的“私有”项目。一个项目从公到私的转变标志，就是看它是不是脱离了全社会的监督和控制。

    7月4日，为了杨勇的新闻通气会和壮行会，笔者发出了100多个E-Mail，邀请了包括中央媒体，地方媒体以及专家学者、环保NGO的众多人士。然而媒体到会寥寥无几，部分专家也有托辞。如同今年4月的柏条河工程，人们习惯对敏感问题保持谨慎和警惕，采取距离，没有人敢作舌头碰牙齿的有益尝试。

    然而公共话语正是一个有软有硬的话语体系。软的是公众的意见，硬的是法律的规定，科学的规律，以及道德伦理的规范。比如南水北调工程，研究了二十多年，闭门造车却不开门纳谏，只作可行性研究，不作不可行性探讨，更不审时度势，采纳先进的工程理念和技术方法（比如节水工程、微水工程、管道运输，比如生态补偿机制，比如水资源普查和小流域环评），而是在九十年代初期研究的基础上修修补补，不作全局性和系统性调整。因此，我们有理由预言：已经开工的东线、中线工程，将会成为边设计边施工边修改的“三边”工程。而正在筹划的西线工程，应该避免“三边”工程的命运。

   1997年，时任建设银行攀枝花二滩支行行长的陈连跃，在审计二滩电站预算时发现不合理工程项目漂木机道。陈根据与吴为、冯春、杨勇、杨欣等人多次考察结论，认定雅砻江上中游已经不可能再有100万M3/年的水运木材产量，报经上级单位后停止了该项目的建设实施，为建设项目节约资金70亿元。98 年天然林全面禁伐，更加印证了这项决定的正确性。

    这就是杨勇独立考察的意义所在：不是事先赞成事后反对，也不是事先反对事后赞成，在公共工程问题上，重要的是科学态度而不是政治立场。特别在西线工程可能对四川和西南地区产生重大影响，而这些影响并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的情况下，应该作好充分的调查，针对项目公司的研究成果提出针对性的调研课题，在事先假定而非全盘否定的基础上，带入超越单纯工程技术的观点和理念，为项目完善及政府评估提供判断的决策依据。

    公民独立考察的社会意义，在于引入社会监督职能，建立一种项目安全机制，这就是建设性和保护性的项目“再保险”机制。这个机制的建立和完善可以有效地保护项目安全，项目公司安全，保护社会，保护政府的公信力。在这个意义上，杨勇发起的南水北调（西线工程）独立考察项目，更加值得关注，更加应该支持。

   作为一个环境作家，笔者只能坐地打冲锋，给予杨勇最大的道义支持和社会呼吁，让这支孤军奋战在公众的关注而不是漠视中，胜利在政府的理解和接纳下。
 

   2006.7.7 (记者：蔡楚) [博讯首发,欢迎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