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日本，有这么一批人：他们厌恶美国、反感西方、视驻日美军为“看门狗”（石原慎太郎语）；他们憎恨中国、鄙视亚洲、视周边国家为蛮族、“恶邻”；他们认为神里面天照大神最大，人世间日本天皇第一，大和民族与众不同，独特而且优越；他们满腔热血、一身反骨，热衷于“日本可以说不”；他们认为对外软弱等于“自虐”，对外强硬才有尊严，只要有助于提升日本的国家利益，大可不必看美国人的脸色，更不必理睬周边邻国的反应；他们认为战败之后的苟且和平是日本的耻辱，和平宪法之下的日本“像一只被阉割的狗”，日本作为经济强国理应奋起“革命”，“打倒Y.P（雅尔塔—波茨坦）体制”，“废除占领宪法”，重新武装起来，成为一个“普通国家”——战前那样的“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他们主张抛弃“东京审判史观”而回归“皇国史观”，他们认为日本发动对外战争并非“侵略”，而是“迫不得已的自卫”，“南京大屠杀”是子虚乌有的“中国式虚构”；他们还认为，只有日本国君臣军民才是真正备受苦难的战争受害者，最应该得到安抚和慰藉的不是尚存人间的异国慰安妇和强制劳工，也不是大屠杀和细菌战的中国幸存者和遗属，而是供奉在靖国神社里为国捐躯的大日本皇军将士的不朽英灵——包括对外国犯下了滔天大罪的甲级战犯的“怨灵”；……这一批人，就是日本所谓“右翼”。
在中国，也有这么一批人，与日本右翼的言行相似，且似乎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反日、反美、反西方、反普世价值，一门心思要挑战当今世界秩序，向通行的国际规则“说不”；他们认为美国“遏制”了中国、世界冷落了中国，所以总是含冤衔恨、“苦大仇深”，一身痞气、满脸怒容，一旦三五成群、街头乌合，便不免“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以至于必须对身边同胞“打砸抢烧”一通才能出一出心中久已郁积的恶气；他们以“爱国”做旗号，拿“崛起”当本钱，动辄鼓吹暴力，渲染仇恨，煽动战争，宣扬“中日必有一战”、“晚打不如早打”，还有什么“诛灭”、“血洗”、“杀光”、“荡平”、“抹去”之类，嘴上无德，词语肆虐；他们巴不得中美完全翻脸，中日即刻开战，唯恐天下不乱；他们内心阴暗，习惯于以敌我两分法、冷战思维、“阴谋论”、怨妇心态、泼妇语言对待外部世界，喜欢小题大做，乐于无事生非，最擅长的事情就是对外找“美国阴谋”，对内抓“汉奸、卖国贼”，义正词严地耍赖、撒泼，本国问题拿外国说事，人权问题拿主权说事，把党派恩怨说成是“十三亿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把鸡毛蒜皮说成是“民族大义”；他们认为中国唯一可以令美国、日本闻风丧胆的“民族英雄”就是“人民领袖”、“开国领袖”毛泽东，毛是至高无上的伟人，爱国必须爱毛，反毛就是汉奸“带路党”；他们认为毛泽东当年杀反革命、整右派不仅没有“扩大化”，倒是杀得、整得还远远不够，毛时代没有过三年饥荒饿死三千万人，也没有过十年动乱整死一千万人，这些都是右派分子的胡编乱造；……这一批人，在中国，叫做“毛左派”。
右翼？左派？本在政治光谱的两端，但是，从“说不”、仇外、比狠、好斗、口水暴力、自怜自夸、否认历史等诸方面的相似性来看，中国“毛左派”与日本右翼何其相似乃尔。这是一件颇为奇怪的事情，不过事实确实如此。看起来，苟延残喘的中国毛主义与阴魂不散的日本军国主义，是大可以触类旁通的。
本来，左派的意识形态一向是以阶级性压倒民族性，以“阶级仇”统辖“民族恨”的，正统的左派一向信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类思维的一般规律”，喜欢“世界大同”而非“中国特色”，喜欢“国际主义”而非民族主义，喜欢共产主义而非国粹主义，喜欢“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而非“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喜欢“人类社会的远大理想”而非本国本族的特殊传统，不过，最近二三十年来，“毛左派”成了理论上的杂食动物，政治口味大变。当文革体制垮台、国际共运崩溃，“毛左派”失去了意识形态主心骨，于是，在中国当局循循善诱的引导之下，他们华丽转身，将民族主义旗号作为破产的马列毛意识形态的替补，进而与民粹主义合流，变成了如日本右翼一样的民粹民族主义者，而且正在往越来越激进、越来越极端的方向演变——如毛泽东所说，这可真有一点“形左而实右”了。
二
中国“毛左派”与日本右翼一样，人数其实并不多，但是，他们的声势很大，能量也不小。这不仅是因为他们是具有毛氏政治遗传的天生的“运动”健将和世袭的“斗争”高手，也不仅是因为他们与执政当局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意识形态亲缘和言行上相互配合、相互照应的政治默契，还因为他们在当下复杂的政治气候、敏感的社会环境里，在刚刚失去“唱红打黑”这面合法性旗帜之后，又重新找到了足以占据道义制高点的意识形态符号，找到了极具民粹号召力的火爆的政治话题，这就是：保卫钓鱼岛。
钓鱼岛横亘于中日之间，像一根细小的鱼刺，准确地卡住了中日关系的咽喉。钓鱼岛很小很小，与良好的中日关系、良好的亚太局势所能产生的长期且巨大的国家利益相比，钓鱼岛即便遍地是金矿——真有所谓“寸土寸金”之贵——它所能带给中国或者带给日本的“主权收益”，仍然微不足道。当然，绝大多数日本人都不乐意把尖阁列岛还给中国，绝大多数中国人也都不乐意把钓鱼岛让给日本，但是让我们简单地说，中日为钓鱼岛打仗，不值；长时间互搞经济制裁，也不值。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在外人看来，这是一目了然的事实判断。和平时期，领土争端要慢工出细活，一时解决不了，以周恩来、邓小平所主张的搁置争议、高高挂起为务实明智之策。将来，若中日都能大彻大悟，修成了“世代友好”，钓鱼岛问题自将冰释瓦解，或许，那个小岛有大把机会成为中日亲密相处、东亚持久和平的桥头堡；若中日持续交恶，再次走到了发动战争的地步，那也应该是为了更大、更多的目标开打，战争之后，历史遗留的小小钓鱼岛问题自然而然也就顺带解决了。
然而，日本的右翼分子和中国的“毛左”人士并不这么看问题。他们认为，站在敌我意识的高度，基于民族主义的立场，以主权至上的观点，钓鱼岛大得不得了，乃神圣之物，无价之宝，为了它，可以“不惜一切代价”。据有些日本人说，若日本丢掉此岛，则不能免祸于“中国威胁”，亦不能自立于亚太诸国。据有些中国人说，若中国不得此岛，则“崛起”终将无望，“复兴”遥遥无期（有语言粗俗者把台湾比作中国的阳具，把钓鱼岛比作中国的睾丸，睾丸被日本捏住，自然“崛起”不了）。为了此岛，两国大可以兵戎相见，你死我活又有何妨？若日本趁机把美国也拉下了水，豁出去打一场亚太大战，中美日拼个鱼死网破，一了百了，死得其所，不亦壮哉！
在中国，关于钓鱼岛的极端重要性，关心经济的人说：钓鱼岛海域有巨量的石油储存，足以惠及后世子孙。不过，储量未经实勘，未必可以确证。再者，即使巨量油储为真，用拿钱可以买得到的石油，换取拿钱买不到的周边安全和东亚和平，真实的“经济效益”如何，恐怕也不好说。关心战略的人说：钓鱼岛是中国突破第一岛链封锁，走向太平洋的不可或缺的战略重地。此说的漏洞是，当且仅当伪战略家们将美国、日本、朝鲜半岛、东盟、俄罗斯等亚太邻居全部设定为围堵中国大陆的“假想敌”时，“中国的钓鱼岛”才具有如此重要的“战略意义”。当然，最致命的论说不在经济与“战略”，而在主权。关心主权的人说：“钓鱼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神圣领土”，而“事关主权，半步不让”，哪怕钓鱼岛寸草不生，哪怕那里的海底没有石油、只有垃圾，哪怕中日开战炸沉了钓鱼岛，也不能将“主权”白白送给日本人。可是别忘了，说到“自古以来”，黑瞎子岛（包括给了俄国的那半个岛）、海参崴、外蒙古，更“古”一点的，还有“交州”、“安南”，也曾是“神圣领土”，但这些纯属历史往事，如非呕气斗嘴，对于当下的主权之争又有何意义？
三
此轮中日钓鱼岛纠纷的始作俑者，是曾经的日本小说家、当今的右翼政客石原慎太郎先生。此人是“四反分子”——反美、反西方、反华、反东亚（有人说他“五反”，还“反日”，但这恐怕不是一回事。石原反美、反华其来有自，是发自内心，当然他有反美反华的言论自由，不管他反得有无道理，中国人也不妨多听一听。而“反日”则不然，只因他心中有一个理想化的神圣崇高的大日本，故而对现实的日本有所失望，所谓“爱之深，恨之切”，“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罢了）。他思路敏捷，不拘一格，常有出位之思；性格泼辣，口才上佳，常有惊人之语，因此石原成了颇为抢眼的右翼偶像，人气很高，以创纪录的高票三次连选连任东京都知事。幸亏日本不搞总统制，否则此公说不定能成日本的查韦斯，那可就麻烦大了。
石原慎太郎发动集资购岛，表明他不在乎是否台日亲善、中日友好。他是为了改变岛上治理真空，打破“搁置争议”的现状，以便日本像一个“普通国家”那样对钓鱼岛行使独立自主的完全主权。他当然知道，这会激怒两岸三地许多对收回钓鱼岛抱有强烈期待的中国人，不过他并不在意，也无所畏惧。石原言行所涉及的日本国家责任超出了他所担任的职务和他所拥有的能力，显然，他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人——不是对中国不负责任，是对日本不负责任。据前原诚司透露，石原在会晤野田佳彥首相时声称购岛志在必行，“不惜与中国一战”。可见其政治责任感并不比中国街头那些言行失控的“抗日英雄”高到哪里去。至于野田政府之尾随石原而“国有化”钓鱼岛，究竟是无计可施，找不到更低调、更妥当的方法阻止石原购岛，还是乐得借力发力，与石原大唱“双簧”，把右翼的小动作变成中央的大政策，外人自然难知其详。无论如何，也就那么回事，小岛就在那里，小岛还在那里，不值得大动干戈。
四
对于此番中日钓鱼岛冲突，中国“毛左”与日本右翼你触我发，你呼我应，你唱我和，精诚合作，实在是配合得好极了。有那么一个无人的小岛，方便中日两国的好事者们随时生事随时找茬，令其各自的“爱国热情”得以及时抒发，对他们来说，这不就是天上掉馅饼吗？
石原慎太郎发动购岛激化冲突，但把冲突做大、做绝，把中日关系逼到墙角，把两国人民的“民族感情”和相互恶感推向极端，将正常的公民抗议游行变成无节制的民粹暴力狂欢，这个责任则在中国一方，主要在“毛左派”人士身上；中国政府纵容民粹街头反日于前，却又无力约束管理于后，亦难辞其咎。应对主权争端，本应以外交部为主角，由熟悉情况的专业人士在双边层面展开，但政府无能，外交无力，便只能像慈禧太后倚仗义和团一样指望“民心可用”，将外交事件内政化、民粹化、暴力化，结果，变成了一场以“毛左派”为主角的、肆意损害中日关系的、几乎丧失正常理性的民粹民族主义狂潮。许多在华合法经营的日资企业、许多合法拥有日系汽车的中国车主遭遇无妄之灾。比起在钓鱼岛问题上的外交失策，斯文受辱，法纪荡然，这倒是更加严重的“民族耻辱”。
在那些高举毛像以“爱国”名义实施“打砸抢烧”的人们眼里，那个荒无人烟的小岛似乎足以颠覆中国国运，虽然近一半的“打砸抢烧”者其实并不知道钓鱼岛在何方。这些人的逻辑是：爱国就要“保钓”，“保钓”就是爱国，既是爱国行动，就可以无法无天、为所欲为。在这里，钓鱼岛只是一个符号，一个象征，一个图腾，有人拿它对人耍流氓，有人拿它自我作践，但他们把所有这些事情都叫做“爱国”。
五
已持续了一个多月的此轮中日钓鱼岛纠纷如何收场，目前尚不明晰。但迄今为止，中日双方没有任何一方从这场冲突中得到过哪怕一分钱的国家利益，这是肯定无疑的。说到底，这不过是一场双方各无所得、各有所失的双输的“闹剧”而已。
比比欧洲，看看东亚，既叫人艳羡，也叫人气馁。欧洲和东亚同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战场，昔日都曾杀人盈野，造成尸山血海，留下国恨家仇。如今，欧洲已消解了历史积怨，曾经的冤家对头成了互信互助的合作伙伴，曾经壁垒森严的族别和国界也大为淡化，不复为文化、心理和地理的障碍。在那里，人员、资本、货物自由流动，不同国籍的人们大都盼着本国好、邻国也好，大欧洲正变得越来越像一个真正的“邦联”。
而在东亚诸国，却是一幅令人难堪的景观。在这里，战争恩仇尚未真正了结，有人仪式性“谢罪”但从不真诚悔罪，不时还要大刮战争翻案风；有人假装大度，“以德报怨”，但内心里也并不当真。东亚各国人民恶感依旧，恨意难消，可偏偏旧仇未解，又常添新恨。中国大陆、日本、朝鲜半岛、台湾、东南亚诸国，大家全都心存芥蒂，彼此猜忌，各相防范，谁也信不过谁，谁看谁都不太顺眼。如此东亚，着实前景堪忧。
如何改善东亚的前景，这是一个大课题。从小处着眼，当今之计，各国不妨就从约束中国“毛左”和日本右翼这一类的破坏性势力入手。假以时日，当中国“毛左”和日本右翼在其本国被智识阶层所鄙弃，对底层民众逐渐失去蛊惑力，东亚的和平与和睦或许还有些希望。
2012-10-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