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著名宪政学者、企业私有化学者、体制外政治活动家曹思源先生，2014年11月28日因病在北京逝世。曹思源先生生前多次来纽约讲学、演说和交流，这里有他长达数十年的老朋友。在回忆曹思源的时候，他们有的称他为中国体制外推动体制内改革的绝无仅有的活动家；并都表示，对他追求自己认定事业的那种执着、热情和孜孜不倦印象深刻。

明镜集团总裁何频、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和宪政学者陈小平是纽约三位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认识曹思源的老朋友。

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说，曹思源80年代推动通过《破产法》，以“曹破产”著称；这些年他又推动宪法改革，又被称为“曹宪政”。其实起草《破产法》不光他一个人，搞宪政改革的更多，为什么给他这样的赞誉呢，就是因为“他认准了一个目标总是全力以赴地去做，一段时间盯着一件事情做，不达目标不罢休。”

何频说，曹思源推动通过的《破产法》，是在中国产权还不明确、私有财产还未确立的情况下做成的，“但是因为有了《破产法》大家对私有财产的认识才会加深。而不是先确定了私有财产。这是曹思源对中国改革的贡献。”

*没有人像他那么坚定、持久、热情*

胡平说，80年代的环境比较开放当然是他成功推动《破产法》的很重要原因，但是曹思源“有创意的活动能力，使他做到了一般人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何频也认为，“没有人像曹思源对自己认定的事业那么坚定、持久、具有热情。”

曹思源还以“院外活动家”著称。胡平说，虽然中国大人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议会，但是曹思源利用体制的力量和规定，对体制内的强硬派提出了挑战。

突出例子就是1989年六四镇压前李鹏政府宣布戒严后，曹思源推动人大常委会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戒严法，胡平说，“他扮演了重要角色，草拟了公开信，跟高瑜一起征集签名，征集到57位人大常委的签名或委托签名。”

*六四镇压的第一批被捕者*

按照中国宪法，当时征集的签名已经远远超过法定人数。如果召开大人常委紧急会议，很有可能会推翻戒严法，这对当时的中共当局形成了真正的强大压力，何频说，“他的做法对中共来说非常紧张，为了不让这个会议召开，当时的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外访回国时，让他停留在上海。”胡平说，“因此曹思源和高瑜成为六四镇压第一批被逮捕的人，他们在六月三日晚就被绑架了。”

明镜集团总裁何频说：“从现实角度来讲，他推动体制内的变革，有时比更有力量的体制外对抗更有实用价值。”

何频回忆了80年代中与曹思源认识的第一幕：“当时我在深圳法制报工作。我们在开一个研讨会，他来到会场散发推动破产法的传单。他给我的印象是头很大，说话嗓音很响，永远大大咧咧，完全旁若无人，他的形象很具有动画感。”

*没有人比他取得了更多实质性成果*

何频称他是寄希望于体制内改革的绝无仅有的体制外活动家。“不像有些知识分子，他既是个推动者、又是个思想者，同时还做具体工作。所以从80年代改革开始到现在为止，他几乎是绝无仅有的从体制内走到体制外、推动体制的具体变革的活动家。没有人持续的时间比他更长，没有人比他的贡献更大，也没有人比他取得了更多实质性成果。所以很多体制内的人愿意跟产生互动。他不完全是个反对派。”

也是在80年代认识曹思源的宪政学者陈小平说，曹思源是中国80年代最早倡导修改宪法的领军人物之一，“他最早提出修改宪法10点建议”。

*政治上的浪漫主义者*

陈小平说“曹思源是个政治浪漫主义者。他是学经济的，但他的兴趣大部分在政治问题上。一直到他去世前，他的这种浪漫情怀都没有改变。”

陈小平认为，曹思源提出的修宪、废除宪法中的无产阶级专政、军队国家化、总统制，“都是相当的政治浪漫主义，怀有一种理想，在不可能的情况下去追求这种理想。”陈小平说，如果说有成果的话，可能就是在宪法中写入了私有财产不可侵犯，“这是唯一的一个”。

在明镜新闻网任执行总编的陈小平说，曹思源最后的一篇文章是倡导中国实行总统制的《中国需要总统制》，提出了“国家实行民选总统制，是解决‘党政分开’最可行最有效的选择。”

*临终前倡导总统制*

《世界宪政潮流——中外宪法比较》，曹思源著，2004年明镜出版社出版。

陈小平说，曹思源倡导总统制是因为来自习近平有可能平反六四的消息。“开始他并未对习政权看好。后来习阵营的人告诉他，今年六四25周年的镇压不是习干的，是别人让他背的黑锅。并且习也想对六四做个新的审视，但碍于党的集体领导，他无能为力。这是他提出这个总统制的起源。废除九龙治水，让他有更大权力，以解决棘手问题。”

曹思源的文章说“总统制下的总统一身兼任国家元首、行政首脑和武装力量总司令……。总统制以行政、立法和司法等三项国家权力完全独立为前提条件。中国共产党真想实现自己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目标，我认为，实行总统制，是最好的也是最可行的突破口。为此，我建议，中国应当在较短的时间内确立总统制，从根本上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长期存在‘党政不分’的难题，从国家权力结构上保证宪法所规定的‘实行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的目标逐步得以实现。”

陈小平说，曹思源逝世前提出中国实行“总统制”是他浪漫主义的绝唱。“他想把它作为一种制度固定在宪法里，虽有利于习近平集权，但也暗含了军队国家化，也会改变党国体制，把党主权变成人民主权、宪法主权，完全走的是宪政道路。”

不过陈小平表示，曹思源绝不是迎合政权，而是认为有助于推动其宪政理念；“他从来就是一个独立人士，他在中南海内做事多年，却从不接受官场那套东西，也没受那个体制的任何污染，而是跟他们格格不入。”

*寄希望于体制的绝唱？*

何频认为，“对曹思源个人来说，他的贡献的价值是很大的，但是对中国的长远发展来说，他的价值需要未来的证明。”

何频认为 “由于体制内现在的每一次变革最终都是强化、固化了体制本身，而不是使体制显得更具开放性、灵活性，因此很多人不仅认为体制内的变革是没希望的，而且是不应该的。”

由此何频认为 “曹思源的声音不仅是绝无仅有的，实际上也是越来越孤立的。像曹思源这样寄希望于体制的人已经越来越少了，这也正是他逝世所具有的代表意义。”

中国著名宪政学者、企业私有化学者、体制外政治活动家曹思源先生，2014年11月28日因病在北京逝世。曹思源先生生前多次来纽约讲学、演说和交流，这里有他长达数十年的老朋友。在回忆曹思源的时候，他们有的称他为中国体制外推动体制内改革的绝无仅有的活动家；并都表示，对他追求自己认定事业的那种执着、热情和孜孜不倦印象深刻。

明镜集团总裁何频、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和宪政学者陈小平是纽约三位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认识曹思源的老朋友。

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说，曹思源80年代推动通过《破产法》，以“曹破产”著称；这些年他又推动宪法改革，又被称为“曹宪政”。其实起草《破产法》不光他一个人，搞宪政改革的更多，为什么给他这样的赞誉呢，就是因为“他认准了一个目标总是全力以赴地去做，一段时间盯着一件事情做，不达目标不罢休。”

何频说，曹思源推动通过的《破产法》，是在中国产权还不明确、私有财产还未确立的情况下做成的，“但是因为有了《破产法》大家对私有财产的认识才会加深。而不是先确定了私有财产。这是曹思源对中国改革的贡献。”

*没有人像他那么坚定、持久、热情*

胡平说，80年代的环境比较开放当然是他成功推动《破产法》的很重要原因，但是曹思源“有创意的活动能力，使他做到了一般人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何频也认为，“没有人像曹思源对自己认定的事业那么坚定、持久、具有热情。”

曹思源还以“院外活动家”著称。胡平说，虽然中国大人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议会，但是曹思源利用体制的力量和规定，对体制内的强硬派提出了挑战。

突出例子就是1989年六四镇压前李鹏政府宣布戒严后，曹思源推动人大常委会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戒严法，胡平说，“他扮演了重要角色，草拟了公开信，跟高瑜一起征集签名，征集到57位人大常委的签名或委托签名。”

*六四镇压的第一批被捕者*

按照中国宪法，当时征集的签名已经远远超过法定人数。如果召开大人常委紧急会议，很有可能会推翻戒严法，这对当时的中共当局形成了真正的强大压力，何频说，“他的做法对中共来说非常紧张，为了不让这个会议召开，当时的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外访回国时，让他停留在上海。”胡平说，“因此曹思源和高瑜成为六四镇压第一批被逮捕的人，他们在六月三日晚就被绑架了。”

明镜集团总裁何频说：“从现实角度来讲，他推动体制内的变革，有时比更有力量的体制外对抗更有实用价值。”

何频回忆了80年代中与曹思源认识的第一幕：“当时我在深圳法制报工作。我们在开一个研讨会，他来到会场散发推动破产法的传单。他给我的印象是头很大，说话嗓音很响，永远大大咧咧，完全旁若无人，他的形象很具有动画感。”

*没有人比他取得了更多实质性成果*

何频称他是寄希望于体制内改革的绝无仅有的体制外活动家。“不像有些知识分子，他既是个推动者、又是个思想者，同时还做具体工作。所以从80年代改革开始到现在为止，他几乎是绝无仅有的从体制内走到体制外、推动体制的具体变革的活动家。没有人持续的时间比他更长，没有人比他的贡献更大，也没有人比他取得了更多实质性成果。所以很多体制内的人愿意跟产生互动。他不完全是个反对派。”

也是在80年代认识曹思源的宪政学者陈小平说，曹思源是中国80年代最早倡导修改宪法的领军人物之一，“他最早提出修改宪法10点建议”。

*政治上的浪漫主义者*

陈小平说“曹思源是个政治浪漫主义者。他是学经济的，但他的兴趣大部分在政治问题上。一直到他去世前，他的这种浪漫情怀都没有改变。”

陈小平认为，曹思源提出的修宪、废除宪法中的无产阶级专政、军队国家化、总统制，“都是相当的政治浪漫主义，怀有一种理想，在不可能的情况下去追求这种理想。”陈小平说，如果说有成果的话，可能就是在宪法中写入了私有财产不可侵犯，“这是唯一的一个”。

在明镜新闻网任执行总编的陈小平说，曹思源最后的一篇文章是倡导中国实行总统制的《中国需要总统制》，提出了“国家实行民选总统制，是解决‘党政分开’最可行最有效的选择。”

*临终前倡导总统制*

《世界宪政潮流——中外宪法比较》，曹思源著，2004年明镜出版社出版。

陈小平说，曹思源倡导总统制是因为来自习近平有可能平反六四的消息。“开始他并未对习政权看好。后来习阵营的人告诉他，今年六四25周年的镇压不是习干的，是别人让他背的黑锅。并且习也想对六四做个新的审视，但碍于党的集体领导，他无能为力。这是他提出这个总统制的起源。废除九龙治水，让他有更大权力，以解决棘手问题。”

曹思源的文章说“总统制下的总统一身兼任国家元首、行政首脑和武装力量总司令……。总统制以行政、立法和司法等三项国家权力完全独立为前提条件。中国共产党真想实现自己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目标，我认为，实行总统制，是最好的也是最可行的突破口。为此，我建议，中国应当在较短的时间内确立总统制，从根本上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长期存在‘党政不分’的难题，从国家权力结构上保证宪法所规定的‘实行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的目标逐步得以实现。”

陈小平说，曹思源逝世前提出中国实行“总统制”是他浪漫主义的绝唱。“他想把它作为一种制度固定在宪法里，虽有利于习近平集权，但也暗含了军队国家化，也会改变党国体制，把党主权变成人民主权、宪法主权，完全走的是宪政道路。”

不过陈小平表示，曹思源绝不是迎合政权，而是认为有助于推动其宪政理念；“他从来就是一个独立人士，他在中南海内做事多年，却从不接受官场那套东西，也没受那个体制的任何污染，而是跟他们格格不入。”

*寄希望于体制的绝唱？*

何频认为，“对曹思源个人来说，他的贡献的价值是很大的，但是对中国的长远发展来说，他的价值需要未来的证明。”

何频认为 “由于体制内现在的每一次变革最终都是强化、固化了体制本身，而不是使体制显得更具开放性、灵活性，因此很多人不仅认为体制内的变革是没希望的，而且是不应该的。”

由此何频认为 “曹思源的声音不仅是绝无仅有的，实际上也是越来越孤立的。像曹思源这样寄希望于体制的人已经越来越少了，这也正是他逝世所具有的代表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