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明:习近平掌权的两年,中国人权极度倒退

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当政已两年有余。习近平掌权后,大刀阔斧地展开反腐,似乎为中国的政治生活带来了新气象。然而,在意识形态领域,采取的却是更为严厉的政策,对异见人士打压的力度似有增强之势。如何看待习近平掌权后的中国,对此,纽约市立大学教授夏明先生接受了本台的采访。




法广11月21日这一天,新疆自治区看守所内对维族学者伊力哈木•土赫提进行了二审宣判,维持一审以“分裂国家罪”对伊力哈木的无期徒刑判决。有关当局对伊力哈木提出的二审公开开庭审理的申请,只进行了“书面”审理,并且选择在一座不公开的看守所内进行宣判,这样的做法是否符合正常的司法程序?


夏明中国现在就是用所谓的国家安全这方面的罪来指控这些平和的学者。我想它有两个问题在里边。第一,他用国家安全来为自己秘密审判提供一个法律的依据。但是另一方面呢,我觉得是用秘密审判呢去掩盖他在法律上是没有依据的。所以我觉得这当然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倒退。


法广伊力哈木一案的宣判结果,引发了众多维权人士的不满。当局打算通过对此案的宣判传达怎样的信息?重判伊力哈木意义何在?


夏明:现在我觉得习近平有非常大的一个焦虑,他通过党内的派系各方面的整合,各方面的平衡,讨价还价,坐上了中国最高领导的职位。但是他坐上了中共领导最高的职位以后,很快就发现他跟中国的这些学者没有太多的相互信任。也就是说中国的知识界,尤其是中国的知识界现在基本上是被具有自由和民主取向的学者所占据主导地位。与习近平新政权的蜜月期其实是非常短暂。中国知识界很快就认识到习近平的专制、独裁,而且很暴力的一些政策。所以很快知识界和习近平就发生了很大的一个对抗。我觉得习近平采取对伊力哈木这种温和学者强力打压,他传递的信号,当然第一是针对知识分子,这些学者、大学教授,他希望通过这种强力的打压政策让他们噤声。当然第二呢,因为伊力哈木他有少数民族回族的身份,这个维吾尔族的身份让习近平在针对新疆的问题呢,他提出的所谓恐怖主义呢,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呢,他当然也是通过伊力哈木这一事件呢,来表达他在这一事问题上的强力措施。当然对伊力哈木下手的话,也是针对其他的少数民族。对西藏少数民族也有警示作用。今天我们看到香港还有占中问题。占中还没有解决。而占中呢其实很大程度上是由学者和学生组织的。所以我觉得对习近平来说,他针对整个知识界,他的目标已经非常明确了。


法广:同样是在11月21日这一天,资深媒体人士高瑜 “泄露国家秘密”一案在北京闭门开庭审理。当局为什么要采取这样一种不公开审理的做法?他们的顾虑是什么?


夏明:我觉得第一,他认为这里面涉及到国家机密。因为高瑜他认为是向海外泄密了,被逮捕、被起诉的。但是其实这个里面非常荒唐的地方是什么呢,因为他所认为的国家机密是一个根本不存在的机密。第一,他讲得是习近平的一个讲话,讲话里面有七不讲;这个东西第一是党内的一个内部的讲话,这里面不存在你一个党员讲的东西不是一个国家的机密。第二,他的讲话向外传达了。高瑜听到了这个讲话,她把它就记下来,然后把它给发表出来了。而且在互联网的世界,不存在在国外发表、还是国内发表,或是向国外提供这种信息。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中共对高瑜的惩罚,第一表示它自己的一只老虎,它对高瑜这样一个资深媒体人、中共在讲七个不讲的时候,它还在挑战这个七个不讲。因为七个不讲是属于新闻自由、这些资产阶级的新闻自由观。高瑜作为一个资深媒体人,她当然要反对这七个不讲。


我觉得更大的问题不在于高瑜的所谓泄密,其实更大的问题在于高瑜作为新闻的资深的记者,她敢站出来,捍卫新闻的独立性。这恐怕是令中国恼火的。对习近平来说,尤其在这个问题上直接地、快速地跟他作对,我想一定让习近平十分地恼火。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对高瑜的这种惩戒,就等于像邓小平对魏京生发出这种个人的恼羞成怒、对魏京生一定要重重地惩罚是一样的。我相信在高瑜的问题上,习近平个人的恼火,一定要对高瑜进行严处理。另外一方面,中共也意识到它现在所作的许多事情没有道理可讲,在法理上是没有办法公开的。所以如果它把高瑜的审判公开的话,其实会变成对中共自己的荒唐、暴力、反历史、反人类普世价值的一次公开审判。它也意识到这种审判只会让它变成被告人。中共现在有一个很大的担忧,就在于中国现在到处有很多的干柴,如果有人点火的话,中共真的不知怎么样应付。而且我们看到中国的经济危机也正在爆发,尤其是民营企业,包括中小企业,生存也非常地艰难;这种情况下,他不愿意通过这个审判引发知识界、公众的各种关注和声援,想避免更多地民众的哗变,或者知识界各种的活动再产生。


法广习近平掌权已满两年。您怎样评论两年来中国人权领域的现状?


夏明:我觉得中国过去两年,当然人权是极度地倒退。我们知道,在胡锦涛的十年的执政,尤其在2008年以后,他的许多保守的做法,如果把它作为底线的话,如果习近平还在倒退,我觉得这就非常可怕了;习近平目前在人权问题上的倒退,其实是向中国人发出的更大的信号。我认为习近平目前的做法第一,就是有可能把文革招魂回来。因为我们看到他无论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他的作为,对高校思想工作要狠抓、要加强。现在辽宁日报这种有针对高校里边的社会科学和哲学界呢,他们好像在抹黑中国这些导向在进行批判。所有这些东西呢,就是看出中共在习近平下面,有一种强烈的反制主义的倾向。而且习近平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对毛泽东那一套整肃知识分子那些做法,他有一点下意识地感到亲和。他想用这些办法来治理中国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哲学、社会科学、人文界的知识分子。所以我觉得很大的担忧就是文革是否会重现。


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说,中国已经有文革的前兆了。第二,还有一个问题就在于,习近平多大程度上会把西方国家的、历史上的法西斯主义、尤其是德国的法西斯主义、这种领袖体制、这种紧急状态的法律、紧急状态的国家运用到他目前以国家元首来通过各种特别委员会,来治理国家的体制、把它糅合在一起。所以我觉得中国在习近平目前这两年来的任期内,其实已经看到两个幽灵在中国大地上晃荡了。一个是毛的文革的幽灵,另外一个就是法西斯德国的纳粹的幽灵。我觉得这两个都是中国目前最大的威胁。


法广习近平未来执政的八年中,您认为,中国政治改革面临怎样的前景?


夏明:我觉得习近平没有太多地政治的方案。也没有大的蓝图。他更没有一个坚定的意识形态的价值观。甚至他连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都没有。所以第一,我不认为习近平能够做完八年,我认为习近平会是中共最后一个领导人;第二,我认为习近平根本做不完八年,他没法任到两届。我相信习近平会垮台、中共也会垮台。所以我不认为习近平会对中国政改产生任何积极地推动。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有几个很明显的做法,我们可以看出中共已经不可能进行任何政改了。第一我们看到意识形态上的不断转换。他在意识形态上已经回复到毛的起点。他反对普世价值、反对民主的基本价值观,基本上可以看到他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全面倒退。他在用法西斯思想在武装自己。第二看到他以前容忍的、一些有限度的民主试验。也就是在地方、在具体的事务上他进行的所谓治理的创新。其实治理的创新在中共目前的框架下,也不予鼓励了。原来,在2011年之前进行的各种治理创新,包括像俞可平这些在北京大学和中央编译局他们进行的了。其实现在都已经寿终正寝。中共已经失去热情去做这些小的改动了。第三,看到中共在推行新的一个叙述,就是中国现在已经是一个民主国家了。而且中国的民主是一个独特的民主。它已经超越了西方的民主、超越了一人一票的这种选举的民主。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根本就不认为还有学的空间。相反它认为它目前的做法,已经比其它的国家还要好了。所以它哪用动力、哪有想法要去进行政改?最后一点就在于今天中共的领导人全部成为中共最大的既得利益的权贵集团、寡头集团。我们看到从习近平、到温家宝、到周永康、到徐才厚、到薄熙来,哪一个不是贪腐、都已经价值连城的贪腐,他们的整个家族、无论是通过婚姻、还是血缘的家族,都成为中国目前整个国民经济上的蛀虫,他们中饱私囊、养肥自己、把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利益和前途全部地葬送,他们在所不惜。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期盼既得利益的寡头集团能够进行政治改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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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明:习近平掌权的两年,中国人权极度倒退

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当政已两年有余。习近平掌权后,大刀阔斧地展开反腐,似乎为中国的政治生活带来了新气象。然而,在意识形态领域,采取的却是更为严厉的政策,对异见人士打压的力度似有增强之势。如何看待习近平掌权后的中国,对此,纽约市立大学教授夏明先生接受了本台的采访。




法广11月21日这一天,新疆自治区看守所内对维族学者伊力哈木•土赫提进行了二审宣判,维持一审以“分裂国家罪”对伊力哈木的无期徒刑判决。有关当局对伊力哈木提出的二审公开开庭审理的申请,只进行了“书面”审理,并且选择在一座不公开的看守所内进行宣判,这样的做法是否符合正常的司法程序?


夏明中国现在就是用所谓的国家安全这方面的罪来指控这些平和的学者。我想它有两个问题在里边。第一,他用国家安全来为自己秘密审判提供一个法律的依据。但是另一方面呢,我觉得是用秘密审判呢去掩盖他在法律上是没有依据的。所以我觉得这当然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倒退。


法广伊力哈木一案的宣判结果,引发了众多维权人士的不满。当局打算通过对此案的宣判传达怎样的信息?重判伊力哈木意义何在?


夏明:现在我觉得习近平有非常大的一个焦虑,他通过党内的派系各方面的整合,各方面的平衡,讨价还价,坐上了中国最高领导的职位。但是他坐上了中共领导最高的职位以后,很快就发现他跟中国的这些学者没有太多的相互信任。也就是说中国的知识界,尤其是中国的知识界现在基本上是被具有自由和民主取向的学者所占据主导地位。与习近平新政权的蜜月期其实是非常短暂。中国知识界很快就认识到习近平的专制、独裁,而且很暴力的一些政策。所以很快知识界和习近平就发生了很大的一个对抗。我觉得习近平采取对伊力哈木这种温和学者强力打压,他传递的信号,当然第一是针对知识分子,这些学者、大学教授,他希望通过这种强力的打压政策让他们噤声。当然第二呢,因为伊力哈木他有少数民族回族的身份,这个维吾尔族的身份让习近平在针对新疆的问题呢,他提出的所谓恐怖主义呢,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呢,他当然也是通过伊力哈木这一事件呢,来表达他在这一事问题上的强力措施。当然对伊力哈木下手的话,也是针对其他的少数民族。对西藏少数民族也有警示作用。今天我们看到香港还有占中问题。占中还没有解决。而占中呢其实很大程度上是由学者和学生组织的。所以我觉得对习近平来说,他针对整个知识界,他的目标已经非常明确了。


法广:同样是在11月21日这一天,资深媒体人士高瑜 “泄露国家秘密”一案在北京闭门开庭审理。当局为什么要采取这样一种不公开审理的做法?他们的顾虑是什么?


夏明:我觉得第一,他认为这里面涉及到国家机密。因为高瑜他认为是向海外泄密了,被逮捕、被起诉的。但是其实这个里面非常荒唐的地方是什么呢,因为他所认为的国家机密是一个根本不存在的机密。第一,他讲得是习近平的一个讲话,讲话里面有七不讲;这个东西第一是党内的一个内部的讲话,这里面不存在你一个党员讲的东西不是一个国家的机密。第二,他的讲话向外传达了。高瑜听到了这个讲话,她把它就记下来,然后把它给发表出来了。而且在互联网的世界,不存在在国外发表、还是国内发表,或是向国外提供这种信息。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中共对高瑜的惩罚,第一表示它自己的一只老虎,它对高瑜这样一个资深媒体人、中共在讲七个不讲的时候,它还在挑战这个七个不讲。因为七个不讲是属于新闻自由、这些资产阶级的新闻自由观。高瑜作为一个资深媒体人,她当然要反对这七个不讲。


我觉得更大的问题不在于高瑜的所谓泄密,其实更大的问题在于高瑜作为新闻的资深的记者,她敢站出来,捍卫新闻的独立性。这恐怕是令中国恼火的。对习近平来说,尤其在这个问题上直接地、快速地跟他作对,我想一定让习近平十分地恼火。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对高瑜的这种惩戒,就等于像邓小平对魏京生发出这种个人的恼羞成怒、对魏京生一定要重重地惩罚是一样的。我相信在高瑜的问题上,习近平个人的恼火,一定要对高瑜进行严处理。另外一方面,中共也意识到它现在所作的许多事情没有道理可讲,在法理上是没有办法公开的。所以如果它把高瑜的审判公开的话,其实会变成对中共自己的荒唐、暴力、反历史、反人类普世价值的一次公开审判。它也意识到这种审判只会让它变成被告人。中共现在有一个很大的担忧,就在于中国现在到处有很多的干柴,如果有人点火的话,中共真的不知怎么样应付。而且我们看到中国的经济危机也正在爆发,尤其是民营企业,包括中小企业,生存也非常地艰难;这种情况下,他不愿意通过这个审判引发知识界、公众的各种关注和声援,想避免更多地民众的哗变,或者知识界各种的活动再产生。


法广习近平掌权已满两年。您怎样评论两年来中国人权领域的现状?


夏明:我觉得中国过去两年,当然人权是极度地倒退。我们知道,在胡锦涛的十年的执政,尤其在2008年以后,他的许多保守的做法,如果把它作为底线的话,如果习近平还在倒退,我觉得这就非常可怕了;习近平目前在人权问题上的倒退,其实是向中国人发出的更大的信号。我认为习近平目前的做法第一,就是有可能把文革招魂回来。因为我们看到他无论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他的作为,对高校思想工作要狠抓、要加强。现在辽宁日报这种有针对高校里边的社会科学和哲学界呢,他们好像在抹黑中国这些导向在进行批判。所有这些东西呢,就是看出中共在习近平下面,有一种强烈的反制主义的倾向。而且习近平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对毛泽东那一套整肃知识分子那些做法,他有一点下意识地感到亲和。他想用这些办法来治理中国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哲学、社会科学、人文界的知识分子。所以我觉得很大的担忧就是文革是否会重现。


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说,中国已经有文革的前兆了。第二,还有一个问题就在于,习近平多大程度上会把西方国家的、历史上的法西斯主义、尤其是德国的法西斯主义、这种领袖体制、这种紧急状态的法律、紧急状态的国家运用到他目前以国家元首来通过各种特别委员会,来治理国家的体制、把它糅合在一起。所以我觉得中国在习近平目前这两年来的任期内,其实已经看到两个幽灵在中国大地上晃荡了。一个是毛的文革的幽灵,另外一个就是法西斯德国的纳粹的幽灵。我觉得这两个都是中国目前最大的威胁。


法广习近平未来执政的八年中,您认为,中国政治改革面临怎样的前景?


夏明:我觉得习近平没有太多地政治的方案。也没有大的蓝图。他更没有一个坚定的意识形态的价值观。甚至他连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都没有。所以第一,我不认为习近平能够做完八年,我认为习近平会是中共最后一个领导人;第二,我认为习近平根本做不完八年,他没法任到两届。我相信习近平会垮台、中共也会垮台。所以我不认为习近平会对中国政改产生任何积极地推动。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有几个很明显的做法,我们可以看出中共已经不可能进行任何政改了。第一我们看到意识形态上的不断转换。他在意识形态上已经回复到毛的起点。他反对普世价值、反对民主的基本价值观,基本上可以看到他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全面倒退。他在用法西斯思想在武装自己。第二看到他以前容忍的、一些有限度的民主试验。也就是在地方、在具体的事务上他进行的所谓治理的创新。其实治理的创新在中共目前的框架下,也不予鼓励了。原来,在2011年之前进行的各种治理创新,包括像俞可平这些在北京大学和中央编译局他们进行的了。其实现在都已经寿终正寝。中共已经失去热情去做这些小的改动了。第三,看到中共在推行新的一个叙述,就是中国现在已经是一个民主国家了。而且中国的民主是一个独特的民主。它已经超越了西方的民主、超越了一人一票的这种选举的民主。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根本就不认为还有学的空间。相反它认为它目前的做法,已经比其它的国家还要好了。所以它哪用动力、哪有想法要去进行政改?最后一点就在于今天中共的领导人全部成为中共最大的既得利益的权贵集团、寡头集团。我们看到从习近平、到温家宝、到周永康、到徐才厚、到薄熙来,哪一个不是贪腐、都已经价值连城的贪腐,他们的整个家族、无论是通过婚姻、还是血缘的家族,都成为中国目前整个国民经济上的蛀虫,他们中饱私囊、养肥自己、把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利益和前途全部地葬送,他们在所不惜。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期盼既得利益的寡头集团能够进行政治改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