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朝》这个国家，它们不会让你了解过去，因为它本来就生于不义。这个国家，它们不会让你看到真相，因为它到处充满了罪恶。 这个国家，它们不需要你学会思考，因为谎言已代替了真理。 这个国家，它们不要求你道德如何，因为人的良知会激发起正义。 这个国家，它们不允许你了解世界，因为愚昧才有利于统治。
----网友

美国作家大卫•雷姆尼克在描述苏联崩溃的巨着《列宁的坟墓》中指出，戈巴契夫对民族问题的忽视是其改革失败的重要原因。苏联这个帝国，本是沙皇与共产党所征服的战利品，而不是一个由经济连结、历史共业所构成的“多民族联邦政体”。戈巴契夫却乐观地将自己描述成“苏联大世界”的领头羊，而那些提倡民族独立的人，都是倒行逆施的民族主义者，注定会陷入长达数个世纪的部落战争之中。然而，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在苏联广袤的版图上像头发丝一样微不足道的波罗的海三个小国，偏偏成功地重演了大卫战胜歌利亚的传奇。在戈巴契夫上台之前好几年，立陶宛“自由运动”的领导人、音乐史教授兰茨贝吉斯就如同先知般地指出，立陶宛文化的保存才是唯一可信的政治行动，“如果我们可以保存自己的语言、宗教、文化，也就是莫斯科当局处心积虑想要毁掉的那些东西，应该就有成功的机会”。

如今，同样的故事又在中国与西藏之间上演。中国网民用“天朝”这个嘲讽性的词语来指称现政权，其实天朝不是一个国家，而是动物庄园。你必须乖乖地加入其中，否则就是枪炮伺候。这就是藏人和其他少数民族在一九四九之后的唯一选择。今天，如果要瞭解西藏问题的来龙去脉，不能只听来自中共御用学者和西方藏学家的两种声音，更要听藏人自己的声音。在藏人当中，也不能单单听达赖喇嘛和流亡政府的声音，更要听那些具有独立身份的藏族学者的声音。一九六七年，在文革初期的风暴波及西藏时，年仅七岁的茨仁夏加被母亲带着逃离故土。此后，茨仁夏加在英国完成学业、展开学术生涯，并以研究西藏史和西藏当代问题而蜚声国际。在其杰作《龙在雪域：一九四七年后的西藏》中，茨仁夏加以持平的立场、根据口述访问和许多未曾面世的史料，描述了中共入侵西藏的过程，以及此后半个多世纪中共对西藏的残暴统治。

永远不能相信共产党的承诺

如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所说，学者最可贵的品质，不是从事意识形态宣传，而是保持不被国家、民族和某种既定观念左右的“求真意志”。在《龙在雪域》一书中，作者并没有将共产党佔领之前的西藏美化成一尘不染的雪域圣地、香格里拉，他披露了一九四七年国共内战胜负之局砥定之后，长达数年间西藏噶厦政府高层因循守旧、举棋不定所犯下的严重错误，也描述了藏人起初对共产党的幻想与轻信，以及共产党统治期间“藏奸何其多”的事实。

在中共公布的《十七条协议》中，白纸黑字地写着：“西藏现存的政治和军事制度保持不变。……各阶层宗教人士、政府官员与头人仍像以前一样供职。所有有关西藏改革之事宜，将以完全遵从西藏人民愿望的方式，与西藏人民、领导人员协商的方法来解决之。”当时，大部分藏人相信了这些承诺，就如同后来相信中国会遵守《中英联合声明》、遵守“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承诺的香港人一样。面对中共这个比中国历代王朝更加暴虐的极权主义怪兽，他们太过单纯和无知了。

解放军进入西藏之后，迅速建立起一套新的统治机构。传统西藏政府的行政组织显得累赘无用，其威信也受到破坏。当时的印度驻拉萨代表辛哈在一份报告中指出：“目前西藏政府好似一支在战场上经历过一连串战略失误之后、失去了所有将领的军队；他们群龙无首、士气不振，正在快速地瓦解。”辛哈还评论说，噶厦成员绝大多数的倾向是“迴避责任以逃避舆论的批评”。

与此同时，绝大多数藏人开始从心底相信中共真的是来把西藏“现代化”的。他们对拉萨街头的卡车，对现代化的印刷厂感到好奇，许多西藏知识分子和贵族都把孩子和学生送到中国去学习——这既是向中共表达投诚之意，也是希望年轻一代藏人在中国学到现代化的知识。

那时，就连年轻的达赖喇嘛也一厢情愿地认为，藏传佛教可以跟共产主义和平共处。达赖喇嘛被邀请到北京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那一趟行程基本上是愉快的。多年以后，达赖喇嘛在西方的公开演讲中仍然半开玩笑地说，他青年时代见到的毛泽东还没有变坏，而那时的他甚至还热心于研读马列着作。对此，茨仁夏加写道：“毛泽东似乎与达赖喇嘛处得不错，两位领袖相见了多次。毛年纪比较大，以父权的姿态告诫年轻的达赖喇嘛‘民主的真正形式’，还指点他如何成为真正的领袖。他也告诉达赖喇嘛，如果对驻西藏的中国代表不满意，可以直接跟他讲。”涉世不深的达赖喇嘛哪裡猜得透毛泽东这个奸雄的内心世界。

永远不能相信共产党说的话，这个党历来就是“好话说尽，坏事做绝”。而轻信和自我麻痺，往往是灾难的前奏。当年的西藏是如此，如今的香港和台湾也是如此。

吃糌粑的人与吃米饭麵条的人不一样

关于一九五九年西藏的反抗与中国的镇压，不是《龙在雪域》一书的重点所在。这个主题，学者李江琳用了整整一本书《一九五九，拉萨》来呈现。不过，茨仁夏加在书中揭示了藏人以卵击石、以死抗争的原因所在。当时，有一位西藏民众投书到西藏报纸《镜报》表明他是写信给“吃糌粑的人”。糌粑是所有藏人的基本食物，越过了阶级、性别、教派与地方主义，让他们与吃米饭和麵条的中国人有所区别。这个比喻背后的涵义是：“驱使人们採取行动的并不是狭窄的阶级或地区利益，也不是冷战时期大国在背后操纵。拉萨起义主要是平凡百姓为了保卫他们的价值体系，达赖喇嘛就是这个体系的中枢。”

那不是一场战争，而是一场屠杀。共产党的宣传机构嘲笑西藏军队“腐化到核心，打仗时一点用处都没有”，却闭口不谈对方没有飞机、大砲和坦克等先进武器，很多时候是以冷兵器时代的大刀、长矛乃至血肉之躯来抵挡武装到牙齿的解放军。茨仁夏加採访到一位参加过起义的工匠，这位名叫朗顿嘉措的工匠回忆说，他所属的木匠和石匠协会有五百位成员但只有两把步枪与二十五把手枪。“我们唯一能做的事就是训练自己与解放军进行近身搏斗，所以我们准备了刀箭、还有一些看起来很厉害但后来证明完全没有用的武器。”

按照中共的阶级划分方法，朗顿嘉措是赤贫的“无产阶级”，是共产党在西藏的“民主改革”的受益者，在这一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体制下，朗顿嘉措可以“翻身做主人”了；但是，与中共在汉人居住区域进行的此类改革获得底层民众热烈响应截然不同，西藏的“无产阶级”却拿起武器与共产党军队殊死搏斗。这是无神论的共产党人无法理解事实：藏人愿意用生命来捍卫他们的宗教信仰和文化传统。

当年，苏联独裁者斯大林对弹丸之地的梵蒂冈不屑一顾：“教宗，他有多少个师的军队？”斯大林没有料到，在他死后对他的帝国造成最大威胁的，既不是作为共产党内部的“叛徒”的戈巴契夫，也不是在一边虎视眈眈的、“美帝国主义头子”的雷根，而是波兰裔的天主教教宗若望•保罗二世。若望•保罗二世到处宣讲宗教信仰自由和人权，鼓励包括他的祖国波兰在内的铁幕背后的人民“不要畏惧，也不要失去精神的自由”。对于没有一兵一卒的教宗身上的巨大力量，历史学家指出：“没有教宗，就不会有团结工会；没有团结工会，就不会有戈巴契夫；没有戈巴契夫，就不会有一九八九年。”

达赖喇嘛之于中国，就如同当年若望保罗二世至于苏联东欧集团那样，堪称以一人敌一国。而一直要等到一九八九年达赖喇嘛荣穫诺贝尔和平奖，中共当局才从这个世俗的最高荣誉中发现达赖喇嘛的巨大影响力。他们竭尽全力阻止达赖喇嘛回到故土，并动用政治、经济、文化等所有手段来削弱达赖喇嘛的国际影响力。二零一四年十一月，中纪委派出巡视组赴西藏，中纪委高官叶冬松要求西藏官员要“始终突出反分裂斗争和维稳工作。”他警告说，要对“追随十四世达赖集团、参与支持分裂渗透破坏活动的党员干部，依法依纪从严查处。”与此同时，西藏党委书记陈全国在《西藏日报》发表文章说，中国会清除任何分裂主义的倾向，要用党纪国法严惩西藏党组织内对达赖喇嘛心存幻想的人。从这些气势汹汹的警告中可见，中共内部的离心离德已到了难以遏制的地步。

西藏的未来不在于北京，而在于达兰萨拉

在本书的结论部分，茨仁夏加认为，北京在西藏的失败，大体上根源于两个理念。首先是二十世纪以来日渐升温的民族主义。中国的西藏政策必须在中国民族主义崛起的脉络之下加以检视：从中国的角度来看，西藏政策的首要目标是将此区域纳入新中国的政治与经济系统之中。中国共产党并不认为西藏与其他行政区域有所不同。而当西藏问题逐步走向国际化的时候，中共则以西藏问题纯属中国的内政来拒绝外界的批评。受到历史上中国遭受西方帝国主义羞辱的怨恨所滋养，中共当局鼓励中国人以外国瓜分中国的阴谋来诠释西藏人要求独立的心声。这种思考认为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因此不允许将藏人的看法或心声纳入考量。

其次，中共对于民族认同採取狭隘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决定论的观点。他们相信，民族只是经济差距的产物。这样，衍生出来的一个结论是，一旦经济不平等的现象被移除，民族的差异就会自然而然地消失。中共在处理西藏、新疆、内蒙等所有民族问题时，都企图以“发展经济”来掩盖其他的矛盾。然而，在中共极权而腐败的机制下，即便是针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政策性投资”，大部分也都被汉族官商集团所侵吞，真正具有少数民族身份的普通民众并未获益。不断加剧的城乡差异和经济不平等，反而让民族矛盾愈发激化。对于中共当局的这种掩耳盗铃式的做法，茨仁夏加感叹说：“关于认同与自我意像这种错综複杂的现实问题，在中共理解的西藏民族的方式裡是找不到任何位置的。”

西藏的未来不在于北京，而在于达兰萨拉。台湾学者苏嘉宏在《民主在流亡中转型》一书中分析了以达兰萨拉为中心的西藏流亡政府的民主化努力。作者指出，在流亡藏人社会中政党政治仍然不太发达，但经过竞争性的选举，流亡政府已经走出了“政教合一”的传统阴影。流亡社区的经济状况相对落后，民主政治却比经济发展先行了一步，随着以公民为主体的政治文化的发展，民主自由及政治多元主义的价值也将得以确立。而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共不仅压制民间的异议分子和公民社会的成长，还要拼命打压经济高度发达的香港的普选诉求，中共的“民主恐惧症”可见一斑。

所以，达兰萨拉这个“民主特区”，将为西藏的未来树立一个可以效彷的榜样，同时也将成为中国民主化进程中富于刺激性的思考点。那么，西藏与中国之间悲惨而血腥的故事，将来或许会有一个美好而和平的结尾；那么，在不久的将来，茨仁夏加也许能够怀着愉悦的心情，完成《龙在雪域》的续集。

《天朝》这个国家，它们不会让你了解过去，因为它本来就生于不义。这个国家，它们不会让你看到真相，因为它到处充满了罪恶。 这个国家，它们不需要你学会思考，因为谎言已代替了真理。 这个国家，它们不要求你道德如何，因为人的良知会激发起正义。 这个国家，它们不允许你了解世界，因为愚昧才有利于统治。
----网友

美国作家大卫•雷姆尼克在描述苏联崩溃的巨着《列宁的坟墓》中指出，戈巴契夫对民族问题的忽视是其改革失败的重要原因。苏联这个帝国，本是沙皇与共产党所征服的战利品，而不是一个由经济连结、历史共业所构成的“多民族联邦政体”。戈巴契夫却乐观地将自己描述成“苏联大世界”的领头羊，而那些提倡民族独立的人，都是倒行逆施的民族主义者，注定会陷入长达数个世纪的部落战争之中。然而，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在苏联广袤的版图上像头发丝一样微不足道的波罗的海三个小国，偏偏成功地重演了大卫战胜歌利亚的传奇。在戈巴契夫上台之前好几年，立陶宛“自由运动”的领导人、音乐史教授兰茨贝吉斯就如同先知般地指出，立陶宛文化的保存才是唯一可信的政治行动，“如果我们可以保存自己的语言、宗教、文化，也就是莫斯科当局处心积虑想要毁掉的那些东西，应该就有成功的机会”。

如今，同样的故事又在中国与西藏之间上演。中国网民用“天朝”这个嘲讽性的词语来指称现政权，其实天朝不是一个国家，而是动物庄园。你必须乖乖地加入其中，否则就是枪炮伺候。这就是藏人和其他少数民族在一九四九之后的唯一选择。今天，如果要瞭解西藏问题的来龙去脉，不能只听来自中共御用学者和西方藏学家的两种声音，更要听藏人自己的声音。在藏人当中，也不能单单听达赖喇嘛和流亡政府的声音，更要听那些具有独立身份的藏族学者的声音。一九六七年，在文革初期的风暴波及西藏时，年仅七岁的茨仁夏加被母亲带着逃离故土。此后，茨仁夏加在英国完成学业、展开学术生涯，并以研究西藏史和西藏当代问题而蜚声国际。在其杰作《龙在雪域：一九四七年后的西藏》中，茨仁夏加以持平的立场、根据口述访问和许多未曾面世的史料，描述了中共入侵西藏的过程，以及此后半个多世纪中共对西藏的残暴统治。

永远不能相信共产党的承诺

如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所说，学者最可贵的品质，不是从事意识形态宣传，而是保持不被国家、民族和某种既定观念左右的“求真意志”。在《龙在雪域》一书中，作者并没有将共产党佔领之前的西藏美化成一尘不染的雪域圣地、香格里拉，他披露了一九四七年国共内战胜负之局砥定之后，长达数年间西藏噶厦政府高层因循守旧、举棋不定所犯下的严重错误，也描述了藏人起初对共产党的幻想与轻信，以及共产党统治期间“藏奸何其多”的事实。

在中共公布的《十七条协议》中，白纸黑字地写着：“西藏现存的政治和军事制度保持不变。……各阶层宗教人士、政府官员与头人仍像以前一样供职。所有有关西藏改革之事宜，将以完全遵从西藏人民愿望的方式，与西藏人民、领导人员协商的方法来解决之。”当时，大部分藏人相信了这些承诺，就如同后来相信中国会遵守《中英联合声明》、遵守“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承诺的香港人一样。面对中共这个比中国历代王朝更加暴虐的极权主义怪兽，他们太过单纯和无知了。

解放军进入西藏之后，迅速建立起一套新的统治机构。传统西藏政府的行政组织显得累赘无用，其威信也受到破坏。当时的印度驻拉萨代表辛哈在一份报告中指出：“目前西藏政府好似一支在战场上经历过一连串战略失误之后、失去了所有将领的军队；他们群龙无首、士气不振，正在快速地瓦解。”辛哈还评论说，噶厦成员绝大多数的倾向是“迴避责任以逃避舆论的批评”。

与此同时，绝大多数藏人开始从心底相信中共真的是来把西藏“现代化”的。他们对拉萨街头的卡车，对现代化的印刷厂感到好奇，许多西藏知识分子和贵族都把孩子和学生送到中国去学习——这既是向中共表达投诚之意，也是希望年轻一代藏人在中国学到现代化的知识。

那时，就连年轻的达赖喇嘛也一厢情愿地认为，藏传佛教可以跟共产主义和平共处。达赖喇嘛被邀请到北京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那一趟行程基本上是愉快的。多年以后，达赖喇嘛在西方的公开演讲中仍然半开玩笑地说，他青年时代见到的毛泽东还没有变坏，而那时的他甚至还热心于研读马列着作。对此，茨仁夏加写道：“毛泽东似乎与达赖喇嘛处得不错，两位领袖相见了多次。毛年纪比较大，以父权的姿态告诫年轻的达赖喇嘛‘民主的真正形式’，还指点他如何成为真正的领袖。他也告诉达赖喇嘛，如果对驻西藏的中国代表不满意，可以直接跟他讲。”涉世不深的达赖喇嘛哪裡猜得透毛泽东这个奸雄的内心世界。

永远不能相信共产党说的话，这个党历来就是“好话说尽，坏事做绝”。而轻信和自我麻痺，往往是灾难的前奏。当年的西藏是如此，如今的香港和台湾也是如此。

吃糌粑的人与吃米饭麵条的人不一样

关于一九五九年西藏的反抗与中国的镇压，不是《龙在雪域》一书的重点所在。这个主题，学者李江琳用了整整一本书《一九五九，拉萨》来呈现。不过，茨仁夏加在书中揭示了藏人以卵击石、以死抗争的原因所在。当时，有一位西藏民众投书到西藏报纸《镜报》表明他是写信给“吃糌粑的人”。糌粑是所有藏人的基本食物，越过了阶级、性别、教派与地方主义，让他们与吃米饭和麵条的中国人有所区别。这个比喻背后的涵义是：“驱使人们採取行动的并不是狭窄的阶级或地区利益，也不是冷战时期大国在背后操纵。拉萨起义主要是平凡百姓为了保卫他们的价值体系，达赖喇嘛就是这个体系的中枢。”

那不是一场战争，而是一场屠杀。共产党的宣传机构嘲笑西藏军队“腐化到核心，打仗时一点用处都没有”，却闭口不谈对方没有飞机、大砲和坦克等先进武器，很多时候是以冷兵器时代的大刀、长矛乃至血肉之躯来抵挡武装到牙齿的解放军。茨仁夏加採访到一位参加过起义的工匠，这位名叫朗顿嘉措的工匠回忆说，他所属的木匠和石匠协会有五百位成员但只有两把步枪与二十五把手枪。“我们唯一能做的事就是训练自己与解放军进行近身搏斗，所以我们准备了刀箭、还有一些看起来很厉害但后来证明完全没有用的武器。”

按照中共的阶级划分方法，朗顿嘉措是赤贫的“无产阶级”，是共产党在西藏的“民主改革”的受益者，在这一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体制下，朗顿嘉措可以“翻身做主人”了；但是，与中共在汉人居住区域进行的此类改革获得底层民众热烈响应截然不同，西藏的“无产阶级”却拿起武器与共产党军队殊死搏斗。这是无神论的共产党人无法理解事实：藏人愿意用生命来捍卫他们的宗教信仰和文化传统。

当年，苏联独裁者斯大林对弹丸之地的梵蒂冈不屑一顾：“教宗，他有多少个师的军队？”斯大林没有料到，在他死后对他的帝国造成最大威胁的，既不是作为共产党内部的“叛徒”的戈巴契夫，也不是在一边虎视眈眈的、“美帝国主义头子”的雷根，而是波兰裔的天主教教宗若望•保罗二世。若望•保罗二世到处宣讲宗教信仰自由和人权，鼓励包括他的祖国波兰在内的铁幕背后的人民“不要畏惧，也不要失去精神的自由”。对于没有一兵一卒的教宗身上的巨大力量，历史学家指出：“没有教宗，就不会有团结工会；没有团结工会，就不会有戈巴契夫；没有戈巴契夫，就不会有一九八九年。”

达赖喇嘛之于中国，就如同当年若望保罗二世至于苏联东欧集团那样，堪称以一人敌一国。而一直要等到一九八九年达赖喇嘛荣穫诺贝尔和平奖，中共当局才从这个世俗的最高荣誉中发现达赖喇嘛的巨大影响力。他们竭尽全力阻止达赖喇嘛回到故土，并动用政治、经济、文化等所有手段来削弱达赖喇嘛的国际影响力。二零一四年十一月，中纪委派出巡视组赴西藏，中纪委高官叶冬松要求西藏官员要“始终突出反分裂斗争和维稳工作。”他警告说，要对“追随十四世达赖集团、参与支持分裂渗透破坏活动的党员干部，依法依纪从严查处。”与此同时，西藏党委书记陈全国在《西藏日报》发表文章说，中国会清除任何分裂主义的倾向，要用党纪国法严惩西藏党组织内对达赖喇嘛心存幻想的人。从这些气势汹汹的警告中可见，中共内部的离心离德已到了难以遏制的地步。

西藏的未来不在于北京，而在于达兰萨拉

在本书的结论部分，茨仁夏加认为，北京在西藏的失败，大体上根源于两个理念。首先是二十世纪以来日渐升温的民族主义。中国的西藏政策必须在中国民族主义崛起的脉络之下加以检视：从中国的角度来看，西藏政策的首要目标是将此区域纳入新中国的政治与经济系统之中。中国共产党并不认为西藏与其他行政区域有所不同。而当西藏问题逐步走向国际化的时候，中共则以西藏问题纯属中国的内政来拒绝外界的批评。受到历史上中国遭受西方帝国主义羞辱的怨恨所滋养，中共当局鼓励中国人以外国瓜分中国的阴谋来诠释西藏人要求独立的心声。这种思考认为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因此不允许将藏人的看法或心声纳入考量。

其次，中共对于民族认同採取狭隘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决定论的观点。他们相信，民族只是经济差距的产物。这样，衍生出来的一个结论是，一旦经济不平等的现象被移除，民族的差异就会自然而然地消失。中共在处理西藏、新疆、内蒙等所有民族问题时，都企图以“发展经济”来掩盖其他的矛盾。然而，在中共极权而腐败的机制下，即便是针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政策性投资”，大部分也都被汉族官商集团所侵吞，真正具有少数民族身份的普通民众并未获益。不断加剧的城乡差异和经济不平等，反而让民族矛盾愈发激化。对于中共当局的这种掩耳盗铃式的做法，茨仁夏加感叹说：“关于认同与自我意像这种错综複杂的现实问题，在中共理解的西藏民族的方式裡是找不到任何位置的。”

西藏的未来不在于北京，而在于达兰萨拉。台湾学者苏嘉宏在《民主在流亡中转型》一书中分析了以达兰萨拉为中心的西藏流亡政府的民主化努力。作者指出，在流亡藏人社会中政党政治仍然不太发达，但经过竞争性的选举，流亡政府已经走出了“政教合一”的传统阴影。流亡社区的经济状况相对落后，民主政治却比经济发展先行了一步，随着以公民为主体的政治文化的发展，民主自由及政治多元主义的价值也将得以确立。而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共不仅压制民间的异议分子和公民社会的成长，还要拼命打压经济高度发达的香港的普选诉求，中共的“民主恐惧症”可见一斑。

所以，达兰萨拉这个“民主特区”，将为西藏的未来树立一个可以效彷的榜样，同时也将成为中国民主化进程中富于刺激性的思考点。那么，西藏与中国之间悲惨而血腥的故事，将来或许会有一个美好而和平的结尾；那么，在不久的将来，茨仁夏加也许能够怀着愉悦的心情，完成《龙在雪域》的续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