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人尝试阻挡民主发展，只会如“风中吐痰”（spitting in the wind）般白费气力。
----彭定康
我的大学时代正是彭定康任末代港督的时代。北大每间学生宿舍都有一份《人民日报》——学生阅读什麽报纸，学生没有发言权，是由学校党委指定“免费读物”。那是我平生中仅有的一段“偶尔翻翻”《人民日报》的时期，而报纸更大的用途是，攒了几个月，卖给收废品的老伯，再到校门外的小摊换羊肉串。跟苏联的《真理报》和《消息报》被民众嘲讽为“《真理报》无真理，《消息报》无消息”一样，《人民日报》当然跟“人民”毫无关係。
我对当时的《人民日报》惟一的印象是：有好几个月，每天的重要版面都充满了批判彭定康的文章。凡是汉语中找得到的恶毒词语——“娼妓”、“凶手”、“强盗”、“毒蛇”——全都加诸于彭定康身上，彷佛世界上没有比他更坏的人了。多年以后，彭定康在回忆录中幽默地回应説：“他们极富想像力地使用了汉语的丰富性来谴责我。很多抨击大概都受了‘杀鸡儆猴’的启发。但是，鸡既没有杀掉，也没有被叉烧。”
而我早已学会了对“党中央”的说法先打“问号”。我破天荒地认真阅读那些如同“九评”一样的毛式雄文，却怎麽也看不出彭定康有多坏。他所做的事情，不就是提升立法会在香港政治架构中的地位，修正立法会的选举方式使之更接近民主之真义吗？这难道不是北京承诺的“港人治港”吗？
二零零三年以来，我先后十多次访问香港，发现最得香港民心的政治家偏偏是中共最不喜欢的彭定康。原因何在？英国学者强纳森•丁伯白（Jonathan Dimbleby）在《香港末代港督彭定康》一书中道破天机：“我们可以猜测历史将会给彭定康什么样的评价，我情愿相信历史会证明他是站在正确的一边。因为他对个人自由的信念，未来香港的下一代甚至是中国的下一代，当他们回头看这段彭定康爲自由奋斗的历史时，将会心怀感激。”
没有民主守护的自由，宛如没有卫兵的博物馆
今天香港的年轻一代已经对彭定康心怀感激。而一部分醒过来的中国的年轻人也对彭定康有了新的认识。在一九九七年六月三十日的告别演讲中，彭定康指出：“英国对香港的贡献，是在这里建立了一个完善的架构，这个架构包括法治精神、廉洁开明的政府、自由社会的价值观、已具雏型的代议政制和民主社会制度。香港是一个华人社会，一个典型的华人社会，而又带有英国特色。”换言之，香港的首要特徵，不是作为人种意义上的“华人社会”，而是作为制度意义上的“英国制度”。
《香港末代港督彭定康》这本传记，集中描述彭定康在五年的港督任上，运筹帷幄地爲香港奠定民主体制的过程。本书主要根据彭定康的口述并採访了数百名香港各界人士而写成，作者概括说，彭定康一直在进行一场于公于私都相当艰苦的战斗，以实现他爲香港的这个计划：于公，和中共以及香港一群相当有权势的少数人相对抗；于公，和伦敦的一些具有影响力的政客、外交家和官员相抗衡。与前几任对推动民主兴趣不大的港督不同，彭定康认为，如果把一个未建立起民主机制的香港交到中共手中，香港原有的自由和法治必将丧失殆尽。但是，要引入民主体制，要克服多重障碍：中共当然不愿眼睁睁地看着香港大步迈向民主化，香港的富豪们不愿与平民百姓分享权力，伦敦的政客幻想着跟北京与虎谋皮，而香港普通百姓当时对民主的有无并无切肤之痛，即便少数倾向民主的活动家如李柱铭也未能与彭定康达成良好的互动。在此困境下，无论是推动立法局的直选、终审法院的落实以及人权法桉的通过，彭定康都得四面作战，宛如冲向风车的堂吉诃德，一个人战斗、一个人呐喊。
无论环境如何恶劣，彭定康始终坚信：“《中英联合声明》説的是关于在香港建立民主，是在台湾、南韩、日本实行的那种民主，也可以説就是我们在英国有的民主。那是当初中国所签订的——代议制政府的发展。”此种民主体制，应当有效保障公民的基本人权和自由。在彭定康任期内，香港的新闻自由已笼罩在北京的阴影之下。《明报》记者席扬在北京被捕，引发大面积的“寒蝉效应”，香港各大媒体的老闆纷纷向北京示好，若干批评北京的报道遭到内部封杀。在此情形之下，彭定康决定奋起反击，儘管胜算不大。一九九四年秋天，他推动在香港举办世界新闻自由讨论会，并在公开演讲中指出：“企业主、编辑和记者们必需要证明，他们也完全相信，一个开放社会的价值观。”舆论对他的此一举动给予正面评价：“这位总督将尽全力捍卫香港的新闻自由……现在在香港的我们比任何时候更急需新闻自由。”
对于彭定康在港督任内推动民主的努力，在他离开之后有越来越多香港人念兹在兹。当年，香港民主派前辈司徒华送给彭定康一幅自己写的书法字，把北京当局对彭定康的诅咒“千古罪人”，改动一个字成了具有深情意味的讚词——“千古迷人”。而英国及西方世界对彭定康的政绩亦多为正面评价。「金融时报」评论说，彭定康显示出英国建制之内，仍然有人关心香港人的意愿，和敢于为港人跟北京争辩，而他亦为香港日后的民主、自由与人权，立下了量度基准。「观察家报」则形容，彭定康是第一位现代港督，是具有远见的民主人士。
绅士与流氓的艰苦谈判
强纳森•丁伯白在书中指出，彭定康需要在五年任期内完成三大使命：第一，根据中英联合公报和香港基本法的相关规定，完成香港主权从英国到中国的平稳过渡；第二，使香港民众对未来有所准备；第三，让英国能从香港以尊严和光荣的姿态离开。面对中共政权的顽固和冷酷，彭定康未能百分之百地完成这三项环环相扣的任务。他不可能同时获得站在这一边的香港民众、英国和西方社会以及站在另外一边的中共政权和香港富豪的一致的掌声。强纳森•丁伯白评论説：“在大部分国家的眼中，彭定康都被视为一个迟来的西方重要原则和价值的捍卫者。……彭定康支持民主和人权的公开宣言，总是和一些行为结合在一起，这些行为包括他面对中共仍坚持一些基本原则，重新确证了一些英国原有的价值，和对香港过去责任和未来任务的关心。”
彭定康就任总督后不久，即赴北京与中国负责香港事务的高官鲁平谈判，结果这场漫长的会谈不欢而散。彭定康认为，他的改革方桉是爲维持香港的稳定而设计；而鲁平认为，像李柱铭这样的“捣蛋分子”进入立法局，将会成为北京统治香港的威胁，因此彭定康的所作所为是对《中英联合声明》的破坏。鲁平倨傲地步出钓鱼台国宾馆的会场，只简短地知会他的客人，如果英国不遵守此前的协议，两国之间就不必再谈了。
此后，英国外相与中国外长钱其琛的会谈也劳而无功。钱其琛被西方认为是中国领导层中较有理性的人士，但彭定康如此评价钱其琛説：“这个傢伙当他摘掉头上的帽子之后，就开始露出其原形，就像是文革时那些难缠的傢伙一般。”那一刻，他大概想起了文革期间在毛泽东鼓动下焚烧英国驻北京代办处的那些狂热的红卫兵。
经过几个回合的交涉，彭定康悲哀地认识到，这是一场绅士与流氓的谈判，不会有交集。如同当年英国特使马戈尔尼与中国乾隆皇帝的会面——中国不能理解在近代化的世界格局中，自由贸易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而把焦点集中在番邦使节必须向皇帝下跪这一礼仪上。彭定康直率地指出：“我认为中国实际上是不会改革，的确，你对中国的理解越多，他们就越具有威胁性。”
敢于像彭定康这样对中国説不的人并不多。因为彭定康得罪了中国这个正在崛起的强权，很多依赖中国致富的香港富豪转而反对彭定康。很多抱有马基雅维利式的世界观的英国政客和名流也是如此：比如，两任英国圣公会的坎特伯雷大主教途经香港时，避免与港督府接触，以免触怒中国政府。当然，他们在访问中国时，不会批评中国当局迫害基督教家庭教会的恶劣行径。而彭定康来说，他对自己被某些权贵人士视为“麻风病人”的身份安之若素。
多年以后，彭定康在自传《非一般的外交官》中，以他担任港督期间与中国打交道的切身经历，劝诫西方商人在中国投资的时候务必谨慎。他在这本书中论及某些阿拉伯国家的话，可以原封不动地移用到中国身上：“独裁政府不可能成为好的经济管理者，因为这种政府会包庇腐败、压制提高经济管理透明度的多元主义（比如舆论自由）。……经济困难，特别是在贫富悬殊的情况下，再加上对不同政见的压制，就酿成了大麻烦。”
不可对邪恶的“自我殖民主义”袖手旁观
英国作家奈保尔在游历了非洲大陆后，针对欧洲殖民者离开之后坠入苦难深渊的非洲国家提出了“自我殖民主义”的定义。也就是说，这些国家自己孕育出来的独裁者和暴君，比此前的西方殖民者更加邪恶、更加暴虐。中国的情形不也是如此吗？中国对回归之后香港的统治也不也是如此吗？
香港回归之后，北京明目张胆地毁坏英国留下的制度遗产。董建华、曾荫权和梁振英等三名香港特首，唯北京马首是瞻，一蟹不如一蟹。虽然他们都是黄皮肤、黑眼睛的中国人，民调却远低于彭定康这个白皮肤、蓝眼睛的洋人。董、曾、梁三人将讨好北大人、保住官位，看得比维护香港民众的基本权益更重要。董建华还未就任特首时，就公开表示要限制香港人游行示威的权利，并恐吓参加维园纪念六四晚会的市民，声称要“将天安门事件抛进历史的灰烬之中”。来自于本国本族权贵阶层的“自我殖民主义”，往往更为恶劣、野蛮与阴毒。
中共对香港的强硬政策逼出了本土化思潮。在香港的年轻一代中，认同中国人这一身份的不足两成。很多丧失安全感的香港人愤怒地喊出“中国人滚回中国去”、并打出港英米字旗。曾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的中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副主任陈佐洱表示，对此“深感痛心”。但陈佐洱及其主子习近平不愿倾听港人的心声：对很多八零后的香港年轻人来说，香港就是家，香港的历史就是他们的历史。香港艺术家荣念认为，香港文化意味着批判性思维、独立、思维和行动的自由。香港政治家吴霭仪指出，香港代表着机会、包容、宽容、开放。而提倡“香港城邦论”的学者陈云则强调説，香港一直就是一个城邦，它过去就与中国其他城市不同，未来也将永远如此。“香港在中国历史中没有根，香港的根在欧洲。”
二零一四年十一月月，彭定康在英国国会举行的香港问题听证会上表示，中国人大常委会替香港行政长官（特首）选举设下框架，违反香港基本法第四十五条中“先按民主程序提名后普选”的条文。他同时直言不讳地批评英国，迄今没有为港人发声，“令我惊讶的是，英国外交部没有召见中国大使，告诉他这是中英联合声明，而不是中国的声明。”彭定康在《金融时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提到了一个具有讽刺意义的细节：一九九七年离港前，他曾探访一间精神病院，一名病人问他説，为何一个号称是世上最古老民主的国家，没有徵询市民意见，就将香港交给另一个专制体制的国家？当时他的助手说很奇怪，一条最清醒的问题，竟然来自一位精神病人。
在牛津大学的一个论坛上，彭定康亲自打起黄雨伞支持港人，而港人则亲切地回应说：“肥彭才是香港的真朋友。”是的，香港问题不是中国的内政，全世界都有责任帮助香港人争取民主和自由。在这历史的十字路口，我们更需要检视彭定康留给香港的遗产，并倾听彭定康清晰而尖锐的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