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中国民族冲突根源与解决困境

1、冲突的症结与根源

按照社会学“冲突理论”和政治学种族冲突理论（以及民族独立运动及分离主义研究）的代表性观点，中国民族冲突的症结或根源是多重的，既有制度性的结构问题，也有政治精英引导动员的因素。比如：专制政治制度、政府民族政策、内外结构因素导致的社会变迁（如思想和价值观等）、族群和社区权力分配不均衡、阶级的形成（贫富悬殊加大）、族群特征受到威胁、文明化（对原住民社会和习俗等秩序的破坏）、精英个人利益最大化追求（理性选择），等等。

从制度和结构层面来看，中国民族冲突及独立运动或分离主义，首先根源于中共的一党专制制度，和北京在民族冲突地区所推行的民族政策。占统治地位的民汉族或国家解决民族冲突的方式（或所采取的民族政策）有几种：1、同化，2、吸纳精英，3、经济发展，4、民族地区自治等。目前北京在民族政策上依靠的主要是三个支柱：政治上的高压维稳，经济上的高速发展，对少数民族精英的吸纳，和汉族干部支援互补（见《裴敏欣：中国如何吸取他国经验解决民族矛盾》，BBC中文网，2011年6月6日, http://www.bbc.com/zhongwen/simp/focus_on_china/2011/06/110606_cr_chinaethnics.shtml）。而迄今为止， 中国政府的这些民族政策，大多效果不佳，甚或加剧了民族问题凸显地区的冲突与紧张，如新疆和西藏等地呈现的暴力和自焚事件。

缺乏民主和自由权利机制的政治制度，和以政治高压为主要特征的民族政策，让非汉民族的族群如蒙、维、藏等对自身文化和所居住地区的资源的被破坏和掠取，感到恐惧、不满和无法接受。而他们的这些愤懑又不能得到正常的表达和发泄，难以与占统治地位的汉民族及政府进行有效的交流，反而他们的声音和政治权利则受到政府的压制与剥夺。非自由、不民主、不公平和封闭式的社会政治环境，迫使这些民族对占统治地位的汉族及其国家的不认同，产生分离主义的意识，推动潜在的或公然的独立运动。这也就为（冲突各方的）极端民族主义和暴力运动提供了温床和沃土。

中国民族冲突及独立运动具有上述研究中提到的所有三种因素，即：有分离意识的民族，对自身向国家做出的付出大于自身所用状况的不满（如本地区资源的被掠夺），和害怕被汉民族及其政府“异质化”（民族特征的消失），以及恐惧被占统治地位的汉族（过分地）“顺化”（被融合或社会化）（见Ethnische Konflikte, Universal Lexikon，ebd., 同上）。另外，在内蒙、新疆和西藏等地区的民族冲突或分离运动，既有非暴力的，也有暴力的。

表面上，中国的这些民族冲突均体现在，有分离意识的民族强调自己民族在身份与特征上与其他民族特别是汉族的区别，突出自身民族文化如语言、宗教和习俗等面临灭绝的危机感，以及坚守自己对本民族历史的叙事和解释权和方式，等等。而在更深层的意义上，中国民族冲突的根源则更在于，较小民族及其精英对参与国家权力机会极少或几乎不可能现状的不满，欲通过民族独立或自决等方式来实现其掌握本民族地区和国家权力的统治诉求（如台湾和香港的独立运动及声音，那儿的分离主义者与大陆人同宗同族，但却要求独立出中国）。这正如上述韦伯、达伦多夫等人的观点所表述的那样，社会冲突往往（基本上）是各利集团争夺政治和统治权力活动的产物。

其次，从种族政治冲突理论的角度来看，在专制制度与不对等政策的结构环境下，中国民族冲突和独立运动产生、激化或难以缓解的动因还在于，冲突各方即占统治地位的汉族精英（包括中共和体制外反对派在内）和要求自决或独立的民族（如蒙、维、藏等）之精英，对自身民族历史和经历的叙事与解释，均存在上述“神话化”与“民族政治化”（以及一切问题的“民族化）的问题与倾向，并互相否认对方的说辞与论证。比如：中央和汉民族一直坚称自古或长期以来对其他民族地区有治权，而其他民族则否认北京的说法，努力证明自己自古就是该地区的原住民，或从未真正受中原的汉族政权所统治等等。为了获取自决与独立的权力，其他民族的精英也有将解决自身民族及地区的问题完全寄托在独立上，认为或相信，只要能独立建国，本民族的一切社会、政治和经济等问题则都会迎刃而解了。

而北京则一味宣称或自我麻醉，“坚信”中共的民族政策是“公平、合理与有效”的，政府“有能力”控制和解决所有的民族问题，视不断激化和加剧的民族冲突与紧张而不见。北京将一切民族问题政治化，认为只靠经济、福利或其他手段（如优惠政策、移民和语言改变等），以及凭借政治和暴力的高压，就可杜绝民族自决与分离的诉求，无视其他民族对自身特征与文化的保持及获取各种权利的要求，并对其肆意扼杀与削减。

政治民族化现象同时出现在汉族与其他民族精英的态度上，比如：在对待民族独立或完全自决问题上，汉族的精英们（包括海外民运中的精英）一般不会发自内心的表示赞同，相反会本能或下意识地表示反对。而其他非汉族的精英们，则很容易或轻松地表示其对民族独立的同情与支持，而对大一统的意识则一般持否定和不欢迎的态度。在汉民族中，谁要是赞同其他民族独立自决，谁就会成为众矢之的，或过街老鼠。同样，在要求独立或分离的民族中，同情或支持继续与大汉族共同生活，保持大一统现状的人，多半站不住脚，或会被本族群边缘化。

在冲突各族群（不管是汉族还是其他民族）内部，只要谈到统一或独立，几乎所有不分阶层、职业、教育程度和价值观的人，都会站到同一条线或立场上发出同样的声音，都会自然而然地成为一个战壕里的战友。这种民族身份或特征（自觉）的自我认同，和对非本民族的不信任甚或排斥，亦是中共专制与政策，以及各民族精英引导动员自身社群的后果之体现。

再则，国际社会和全球化了的信息时代等环境条件，也对中国的民族冲突及独立运动有着促进的作用与直接影响。长期以来，各种国际力量和组织对中国民族自决和独立运动的同情与支持，呈不断增强的趋势。通过日益成长的社交媒体，各民族独立组织和人士，甚至中共的民族官员，更容易和便捷地与世界各地的同情和支持者取得联系，并得到精神与物质上的鼓励与帮助。这使得中共政府对民族冲突地区民众的控制变得更加不容易和困难。

2、民族冲突的解决困境

借鉴上述论点与研究成果，解决中国民族冲突可能的途径有多种，比如：自由法治国家、宪法保障人权、政治民主化、改变国家权力占有方式，权力分享，保障少数民族的政治参与权以及程序和法律保护，增进社会族群间的融合，实行民族独立或分离、民族（文化）自治或联邦制，消除弱小民族被同化或灭族的恐惧，国际社会及组织协调与监督，防止民族主义极端化，增加族群与社区间的沟通，发展经济，减少贫困，普及教育，保护民族文化，等等。

但这些都是理论和抽象意义上的方案，大多或几乎不适合中国民族冲突的现实，或中国的政治现实和所处的国际关系与环境，不能（充分）满足实现上述方案所需要的必要条件。

例如，就拿“民主化”来说，在目前和今后相当长的时段里，中共自动推行政治民主化的可能性几乎为零，而国际社会亦无力或没有强烈愿望要强迫中国立即实行改制。另外，有自决与独立诉求的民族与汉民族及其政府之间的信任日渐下降，其对中共的治权与国家的认同也越来越少，甚或为负值。

而且，对民主化和人权自由这些普世价值的共同追求，已经不能成为汉族自由派精英和其他民族政治领袖间保持“大一统”思想的坚强或唯一重要的纽带了。在统与独的问题和民族国家的认同上，海外的汉族与其他民族精英已经难以达到一致或基本的共识，更何况在大陆内部的汉族及其政府与各个要求独立自决的民族之间的互相认同了。这就是说，即使中国未来实现了民主化，民族冲突或统一与独立问题并不会迎刃而解，水到渠成。正如台湾的独派人士曾表示过的：中国大陆不民主，两岸不可能统一；大陆民主了，两岸则没有必要统一了，云云。

中国民族冲突或独立问题难以解决，或难以通过正常途径而消减的关键是，在非汉族地区的族群中，存在着对现状显著不满的情绪和无奈的感觉（或称挫折感和创伤），而他们的这种无奈与绝望又不能通过如制度和政策的改变以及各方精英实行对话而达成妥协等方式，来得到有效的表达和消减，从而推动或实现其独立、自治或统一的愿景等等。

相反，中国各民族现今面对的现实却是：“统而不和、独又无路”的困境，致使内乱不已，民族与政府以及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冲突找不到消解和宣泄之路。民族之间缺乏共识和相互信任，以及各民族没有对国家的一致认同，是目前中国民族问题和冲突无法消解一大症结。而这一症结，又无从找到有效的医治方法或药方。


五、后记

这里，必须强调的是，在对待民族冲突与统独问题上（即对统与独、合与分），不应预设价值、立场或选边站。统独没有好坏之分，只有可能与否，或如何实现统或独的问题。不管是分还是合，都应在和平、对话、互信等基础上来实现，务必防止暴力及种族或宗教仇杀悲剧的重演（如在巴尔干半岛、叙利亚和伊拉克等国家和地区发生的野蛮惨景）。

不仅那种无论如何都要保持大一统的思想不可取，而且那种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分离或独立的意识也不值得推崇。任何固执和极端的思想与方式都是危险的，和有害于真正解决民族冲突的努力。

历史和经验显示，民族冲突往往是一个复杂而长期的痛苦现象与历程，通常长久地不能得到根本或完全的解决，甚至成为（几个）世纪（潜在）的冲突。民族冲突不仅仅是一个民族和国家认同的问题，更是一个囊括政治（权力诉求）、经济和历史（恩怨情仇）等内容的社会问题，其中国际大国间的地缘政治博栾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民族冲突，不可能仅仅通过某一种途径和方案，或简单借鉴或照搬他国经验，就能得到解决或根除的。

（2015年12月6日修改补充于德国寓所。作者为德国政治学博士，时政评论家）

四、中国民族冲突根源与解决困境

1、冲突的症结与根源

按照社会学“冲突理论”和政治学种族冲突理论（以及民族独立运动及分离主义研究）的代表性观点，中国民族冲突的症结或根源是多重的，既有制度性的结构问题，也有政治精英引导动员的因素。比如：专制政治制度、政府民族政策、内外结构因素导致的社会变迁（如思想和价值观等）、族群和社区权力分配不均衡、阶级的形成（贫富悬殊加大）、族群特征受到威胁、文明化（对原住民社会和习俗等秩序的破坏）、精英个人利益最大化追求（理性选择），等等。

从制度和结构层面来看，中国民族冲突及独立运动或分离主义，首先根源于中共的一党专制制度，和北京在民族冲突地区所推行的民族政策。占统治地位的民汉族或国家解决民族冲突的方式（或所采取的民族政策）有几种：1、同化，2、吸纳精英，3、经济发展，4、民族地区自治等。目前北京在民族政策上依靠的主要是三个支柱：政治上的高压维稳，经济上的高速发展，对少数民族精英的吸纳，和汉族干部支援互补（见《裴敏欣：中国如何吸取他国经验解决民族矛盾》，BBC中文网，2011年6月6日, http://www.bbc.com/zhongwen/simp/focus_on_china/2011/06/110606_cr_chinaethnics.shtml）。而迄今为止， 中国政府的这些民族政策，大多效果不佳，甚或加剧了民族问题凸显地区的冲突与紧张，如新疆和西藏等地呈现的暴力和自焚事件。

缺乏民主和自由权利机制的政治制度，和以政治高压为主要特征的民族政策，让非汉民族的族群如蒙、维、藏等对自身文化和所居住地区的资源的被破坏和掠取，感到恐惧、不满和无法接受。而他们的这些愤懑又不能得到正常的表达和发泄，难以与占统治地位的汉民族及政府进行有效的交流，反而他们的声音和政治权利则受到政府的压制与剥夺。非自由、不民主、不公平和封闭式的社会政治环境，迫使这些民族对占统治地位的汉族及其国家的不认同，产生分离主义的意识，推动潜在的或公然的独立运动。这也就为（冲突各方的）极端民族主义和暴力运动提供了温床和沃土。

中国民族冲突及独立运动具有上述研究中提到的所有三种因素，即：有分离意识的民族，对自身向国家做出的付出大于自身所用状况的不满（如本地区资源的被掠夺），和害怕被汉民族及其政府“异质化”（民族特征的消失），以及恐惧被占统治地位的汉族（过分地）“顺化”（被融合或社会化）（见Ethnische Konflikte, Universal Lexikon，ebd., 同上）。另外，在内蒙、新疆和西藏等地区的民族冲突或分离运动，既有非暴力的，也有暴力的。

表面上，中国的这些民族冲突均体现在，有分离意识的民族强调自己民族在身份与特征上与其他民族特别是汉族的区别，突出自身民族文化如语言、宗教和习俗等面临灭绝的危机感，以及坚守自己对本民族历史的叙事和解释权和方式，等等。而在更深层的意义上，中国民族冲突的根源则更在于，较小民族及其精英对参与国家权力机会极少或几乎不可能现状的不满，欲通过民族独立或自决等方式来实现其掌握本民族地区和国家权力的统治诉求（如台湾和香港的独立运动及声音，那儿的分离主义者与大陆人同宗同族，但却要求独立出中国）。这正如上述韦伯、达伦多夫等人的观点所表述的那样，社会冲突往往（基本上）是各利集团争夺政治和统治权力活动的产物。

其次，从种族政治冲突理论的角度来看，在专制制度与不对等政策的结构环境下，中国民族冲突和独立运动产生、激化或难以缓解的动因还在于，冲突各方即占统治地位的汉族精英（包括中共和体制外反对派在内）和要求自决或独立的民族（如蒙、维、藏等）之精英，对自身民族历史和经历的叙事与解释，均存在上述“神话化”与“民族政治化”（以及一切问题的“民族化）的问题与倾向，并互相否认对方的说辞与论证。比如：中央和汉民族一直坚称自古或长期以来对其他民族地区有治权，而其他民族则否认北京的说法，努力证明自己自古就是该地区的原住民，或从未真正受中原的汉族政权所统治等等。为了获取自决与独立的权力，其他民族的精英也有将解决自身民族及地区的问题完全寄托在独立上，认为或相信，只要能独立建国，本民族的一切社会、政治和经济等问题则都会迎刃而解了。

而北京则一味宣称或自我麻醉，“坚信”中共的民族政策是“公平、合理与有效”的，政府“有能力”控制和解决所有的民族问题，视不断激化和加剧的民族冲突与紧张而不见。北京将一切民族问题政治化，认为只靠经济、福利或其他手段（如优惠政策、移民和语言改变等），以及凭借政治和暴力的高压，就可杜绝民族自决与分离的诉求，无视其他民族对自身特征与文化的保持及获取各种权利的要求，并对其肆意扼杀与削减。

政治民族化现象同时出现在汉族与其他民族精英的态度上，比如：在对待民族独立或完全自决问题上，汉族的精英们（包括海外民运中的精英）一般不会发自内心的表示赞同，相反会本能或下意识地表示反对。而其他非汉族的精英们，则很容易或轻松地表示其对民族独立的同情与支持，而对大一统的意识则一般持否定和不欢迎的态度。在汉民族中，谁要是赞同其他民族独立自决，谁就会成为众矢之的，或过街老鼠。同样，在要求独立或分离的民族中，同情或支持继续与大汉族共同生活，保持大一统现状的人，多半站不住脚，或会被本族群边缘化。

在冲突各族群（不管是汉族还是其他民族）内部，只要谈到统一或独立，几乎所有不分阶层、职业、教育程度和价值观的人，都会站到同一条线或立场上发出同样的声音，都会自然而然地成为一个战壕里的战友。这种民族身份或特征（自觉）的自我认同，和对非本民族的不信任甚或排斥，亦是中共专制与政策，以及各民族精英引导动员自身社群的后果之体现。

再则，国际社会和全球化了的信息时代等环境条件，也对中国的民族冲突及独立运动有着促进的作用与直接影响。长期以来，各种国际力量和组织对中国民族自决和独立运动的同情与支持，呈不断增强的趋势。通过日益成长的社交媒体，各民族独立组织和人士，甚至中共的民族官员，更容易和便捷地与世界各地的同情和支持者取得联系，并得到精神与物质上的鼓励与帮助。这使得中共政府对民族冲突地区民众的控制变得更加不容易和困难。

2、民族冲突的解决困境

借鉴上述论点与研究成果，解决中国民族冲突可能的途径有多种，比如：自由法治国家、宪法保障人权、政治民主化、改变国家权力占有方式，权力分享，保障少数民族的政治参与权以及程序和法律保护，增进社会族群间的融合，实行民族独立或分离、民族（文化）自治或联邦制，消除弱小民族被同化或灭族的恐惧，国际社会及组织协调与监督，防止民族主义极端化，增加族群与社区间的沟通，发展经济，减少贫困，普及教育，保护民族文化，等等。

但这些都是理论和抽象意义上的方案，大多或几乎不适合中国民族冲突的现实，或中国的政治现实和所处的国际关系与环境，不能（充分）满足实现上述方案所需要的必要条件。

例如，就拿“民主化”来说，在目前和今后相当长的时段里，中共自动推行政治民主化的可能性几乎为零，而国际社会亦无力或没有强烈愿望要强迫中国立即实行改制。另外，有自决与独立诉求的民族与汉民族及其政府之间的信任日渐下降，其对中共的治权与国家的认同也越来越少，甚或为负值。

而且，对民主化和人权自由这些普世价值的共同追求，已经不能成为汉族自由派精英和其他民族政治领袖间保持“大一统”思想的坚强或唯一重要的纽带了。在统与独的问题和民族国家的认同上，海外的汉族与其他民族精英已经难以达到一致或基本的共识，更何况在大陆内部的汉族及其政府与各个要求独立自决的民族之间的互相认同了。这就是说，即使中国未来实现了民主化，民族冲突或统一与独立问题并不会迎刃而解，水到渠成。正如台湾的独派人士曾表示过的：中国大陆不民主，两岸不可能统一；大陆民主了，两岸则没有必要统一了，云云。

中国民族冲突或独立问题难以解决，或难以通过正常途径而消减的关键是，在非汉族地区的族群中，存在着对现状显著不满的情绪和无奈的感觉（或称挫折感和创伤），而他们的这种无奈与绝望又不能通过如制度和政策的改变以及各方精英实行对话而达成妥协等方式，来得到有效的表达和消减，从而推动或实现其独立、自治或统一的愿景等等。

相反，中国各民族现今面对的现实却是：“统而不和、独又无路”的困境，致使内乱不已，民族与政府以及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冲突找不到消解和宣泄之路。民族之间缺乏共识和相互信任，以及各民族没有对国家的一致认同，是目前中国民族问题和冲突无法消解一大症结。而这一症结，又无从找到有效的医治方法或药方。


五、后记

这里，必须强调的是，在对待民族冲突与统独问题上（即对统与独、合与分），不应预设价值、立场或选边站。统独没有好坏之分，只有可能与否，或如何实现统或独的问题。不管是分还是合，都应在和平、对话、互信等基础上来实现，务必防止暴力及种族或宗教仇杀悲剧的重演（如在巴尔干半岛、叙利亚和伊拉克等国家和地区发生的野蛮惨景）。

不仅那种无论如何都要保持大一统的思想不可取，而且那种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分离或独立的意识也不值得推崇。任何固执和极端的思想与方式都是危险的，和有害于真正解决民族冲突的努力。

历史和经验显示，民族冲突往往是一个复杂而长期的痛苦现象与历程，通常长久地不能得到根本或完全的解决，甚至成为（几个）世纪（潜在）的冲突。民族冲突不仅仅是一个民族和国家认同的问题，更是一个囊括政治（权力诉求）、经济和历史（恩怨情仇）等内容的社会问题，其中国际大国间的地缘政治博栾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民族冲突，不可能仅仅通过某一种途径和方案，或简单借鉴或照搬他国经验，就能得到解决或根除的。

（2015年12月6日修改补充于德国寓所。作者为德国政治学博士，时政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