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琳:利用现代管理手段提升海外民运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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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外民运在中领馆集会(网络图片)

 

 

最近高智晟律师爆出了关于海外有人利用其在海外的家属的名义进行骗捐的事。这件事不论真假,都是整个海外民运界的耻辱。如果有人能够利用他人名义进行骗捐,这说明海外的捐助工作做得不好,没有规范化、系统化,给人钻了空子;如果此事是构陷的,那么,能够虚构这样的事,也必然是有这样的环境条件才能让一些人相信,那还是因为海外的捐助工作做得不好,没有规范化、系统化。美国社会的捐助事业是做得很好的,很普遍,美国人几乎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偏偏在华人中就出现这样的事,这对美国人来说就是一个笑话。这一方面是海外华人没有真正学到美国人的做事方式,更谈不上运用现代管理方法手段;二是有特务在捣乱。这里说的特务捣乱,还不仅仅是指这个事情本身,而是包括特务们一直在刻意制造那样一种环境、模式。 

 

一直以来人们对海外民运工作感到很失望。也不是说一点实事都没做,但显然不够规范化、没有系统性,抓不住重点,或者重点事情用力不够、方式不佳,那种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式的做法,总让人觉得只不过是不得已而为之或者只是为了捞取一点政治资本。 

 

现代管理方法、手段很多,倒不是要全部都用上,但至少一些基本的方法、手段要用吧。诸如PDCA循环、目标管理、绩效管理、末位淘汰制等等。 

 

 PDCA循环首先是要有计划,海外的民运组织有没有计划?反正我是没看到过,而且从实际行动来看是看不出有什么计划性的,显得很杂乱。该做的事没做,或者做一下又没后续,没什么意义的事却又挺当回事老是去做。当然,就具体单个事情来说也许有计划,但没有长期和阶段性计划就不可能取得很好的效果。海外民运不是搞地下工作,所做的事情基本上没什么秘密,绝大多数事情是可以公开的,尤其是一些常务性工作。如果真有秘密,那么秘密工作这一块可以不公开计划。公开计划可以让他人提出建议进行修改、完善,可以指导、提醒大家按计划去做,可以接受监督使工作做得更好。也许刚开始计划做得不好,这没什么怕丢人的,可以在实践中提高。实在没能力,可以让真正有能力的人上。大家的目的是为了推倒中共的专制、建立宪政民主的中国,不应该让个人私心影响这个总目标。 

 

有了计划,再制定实施方案、检查监督措施、处理方式,那么事情就能够按部就班地进行,随时纠偏,总结提高。这样组织才有成长性。可惜这么多年来我们看不到海外组织的成长性。不仅没有成长,还越来越乱。 

 

目标管理是把总目标进行分解,包括按阶段分解、按功能分解、按岗位分解等等,它与计划是有关联的。 

 

绩效管理要建立绩效档案,要进行考评,它也是在计划、目标管理的基础上进行的。比如说,对于决策层的表决这项工作,每次表决要记录投赞成票是哪些人、投反对票、弃权是哪些人,年底进行统计、公布,投票有益率低的末位者退出决策层,另选他人。 

 

计算机、网络为上述管理工作提供了很大的便利,也不需要多少成本。没有这些管理工作,就根本体现不出一个组织的样子,难免被人们认为那些组织都只是挂个牌子去骗钱捞资本的。 

 

海外有充分的自由度,没什么风险,海外民运组织完全可以按照现代企业和机构的管理模式、方法、手段进行管理。大家都有了这种意识,就会形成一种良性竞争的局面,优胜劣汰,或者分工协作,或者合并。现在是大家都没有这种意识,怎么搞都无所谓,都搞得不好,但又说不清哪个比哪个更差。海外民运圈搞得就像是海外的城中村一样。中国人总是善于把中国的一些优良传统带到其他地方发扬光大 

 

按说海外民运圈里博士、教授也有那么一些,却没能把现代企业、机构的管理模式、方法、手段运用到民运工作中,让人难以理解。这不能以专业不对口来解释,管理知识是通用知识,哪行哪业哪个领域都要用的,博士、教授这么高素质的人不应该对之不学不用。其实我的本专业也不是学管理的。 

 

海外民运几乎很少看到组织发挥的作用,大都是一些人挂着组织的头衔实际是以个人名义在晃悠。个人之间的撕逼也好,对某个事件的态度、策略也好,都几乎看不到组织在发挥作用。海外总是那么些个政治明星、网红在表演。我不是说那些政治明星、网红不该那样做,他们乐在其中那是他们的自由,但是,看不到组织的作用,组织的影响被那些个政治明星、网红盖住了,这不能不说是整个海外民运的悲哀。中国的民运人士在国内是一盘散沙,到了国外还是一盘散沙,有组织也是形同虚设。 

 

海外山头林立,一成立组织,就是选几个主席、副主席、秘书长之类的笼统职责的职位人选,那些各种功能性机构、岗位呢?具体职责呢?组织规划、工作计划呢?好像都没有。如果说人手不够暂不设置那些机构、岗位,那也应该有个组织规划嘛。说得不好听,如果没什么人马,又何必再成立一个组织呢?加入别人的组织不行吗?也许别的组织都搞得不好,你们几个看不惯,那既然看不惯,总得是有具体的问题吧?你们为什么不能加入进去把他们存在的问题搞清楚指出来使它提高或迫使当权者下台呢?难道那个组织的人全都是不正常的?在海外,只要不是掉进特务窝里,真正有能力的人,在哪里都能发挥出来、受到拥戴。如果你加入别人的组织发挥不了作用,那么另起炉灶也往往搞不好。 

 

再举几个简单的例子。关于办理政治庇护的事情,曾经有人揭露某某某利用帮别人办理政治庇护来骗钱,人们对此莫衷一是,有的人就说手续是这样的,有的人又说手续是那样的,争来争去没个结果,不知道该信谁好。难道办理政治庇护不是有统一的标准的做法吗?海外民运组织难道不知道该怎么办吗?为什么海外那么多组织竟然没有一个组织以组织的名义编制指南手册、提供咨询服务?以至于有些人声称被骗了?这种最基本的工作都没有一个组织去做,他们到底在做些什么?据说也有些是在以组织的名义在做这事,但却是偷偷摸摸的,像黄牛党一样,结果是人被骗了后组织却不承认,说是个人行为。这种事组织为什么不能大张旗鼓地公开做?做得好了,大家都知道去到国外该找谁,这不很好吗?还会发生被骗甚至落入中共特务手里的事吗?只是编制一个指南、提供一点咨询,这种事要花多少钱?如果连这点事都做不了,还牛逼哄哄地搞什么民运? 

 

捐助的事也是一样。对于那些因政治避难去到海外的人,海外组织应该建立一个名单,主动去了解是否有困难、是否需要捐助,需要捐助的,其名单公开,并公开募捐。募捐款项必须公开。捐款人愿意完全公开信息资料的予以完全公开,不愿意完全公开的可以部分公开其资料信息(例如护照号码和手机号码的末几位数或者自编一个化名),以便捐款人核实捐款情况进行监督。这种事可以在多个组织的协调下由一个或几个组织去做。如果这样做了,不仅不会发生骗捐的事,也不会发生污蔑骗捐的事。 

 

哪些事情、哪些人需要关注,哪些事情需要去采取什么行动,这些都应该由组织来做,而不仅仅是以个人身份去做。由组织来做,就应该是在表决的基础上做出组织的决定,由组织承担责任。 

 

几年前我就提出海外应该对国内被抓、判刑的人建立资料信息档案,在专门的网站上公布,及时更新,让人们随时查看,为关注、声援、送饭者提供方便。然而很长时间没有人做这个事,后来有人时不时地在聊天群里发一下国内被抓、判刑的人的信息资料,但却不是以组织的名义,信息也不全,还偶有错漏,而且人们需要找最新资料的时候又不知道上哪去找。 

 

对海内外人士发起的各种呼吁书、联名信,海外组织也从来都没有当一回事,顶多只是个人参与。作为一个组织,应该把这个事当作一项常务工作来做,平时注意搜集这方面的信息,对每一份呼吁书、联名信,由组织内部有权表决的人进行表决,多数人同意支持的,由组织向外界公开表态予以支持并号召(不是强制)本组织成员积极参与。如果多数人不同意支持,那么组织不必表态。有些呼吁书、联名信组织不表态,这没什么问题,但是,这么多年来,那么多呼吁书、联名信,都从来没有一个组织表过态,这正常吗? 

 

海外搞游行示威是最有效的手段,又没什么风险,可惜这方面做得很不够,所做的也大多像是作秀。我曾经提出应该到联合国机构门前搞游行示威,有人就说很多人离得远没法去。是不是住在那附近的真的没什么同仁呢?是不是离得远的真的不方便不愿意去呢?这我没法调查清楚,也不想调查。我认为,首先,作为一个海外组织,应该把游行示威作为一项最重要的工作来抓,首先应该把需要搞游行示威的事情列出来并进行分类,对每一类事情列出效果最佳的几个游行示威地点(所谓效果最佳是指相同规模的情况下,不考虑规模大小),然后逐一实施,看实际效果如何。其实搞游行示威不一定非得要有足够多的固定参与者,有那么几个人就可以搞,有可能会引来很多潜在的参与者。不搞怎么知道呢?此外,也应该通过调查掌握哪些地方华人较多、同仁较多,也可以在那些地方搞。效果最佳的地方和华人较多、同仁较多的地方这些资料情况都应该公开发布,以便周知、提出意见。搞游行示威最主要的是发动更多潜在人群,因此应该广而告之,这需要建立海外统一的相关信息平台,以及了解掌握有哪些信息平台华人较多。每次发通告的时候要注明将在哪些信息平台发布。据我所知,海外民运没有建立这样的信息平台。也许是我孤陋寡闻。如果真的没有,那就是巨大的失职。 

 

本人创作、制作了很多民主、维权歌曲,在国内外都有一定影响力,但从来都没有哪个海外民运组织大力支持、推广,海外知名民运人士推广的也很少,差不多是集体漠视。我说这事不怕别人说我什么,我实事求是、讲道理。如果你们认为我的歌曲不好,没问题,你们认为哪个好,你推广他的,我没有意见。你们有吗?应该说不是完全没有,但显然这方面做得很不够。歌曲是启蒙、激励的重要手段,是抨击专制的有力武器,海外民运组织有没有把这当作一项重要工作来做?有没有固定的机构、人员负责?有没有将其联系方式公开?倒是海外民运很看不起的法轮功组织搞了个海外禁歌精选榜,并把我的一首歌纳入了。 

 

很多人说所有海外民运组织所做的事加起来都不够法轮功做的十分之一。这个说法是否准确我不作评论,但确实有较大差距。不管法轮功组织的目的是什么,他们所做的很多事情还是对推墙有利的吧?即便你们认为不恰当的东西,也还不至于对推墙有直接的阻碍吧?很多人在攻击法轮功,那么海外民运组织有没有一个态度?漠视吗?听之任之吗? 

 

还有对建议的管理。民主事业需要大家提出各种建议,事实上也有很多人提了很多建议。但是,有些很有价值的建议由于没能让较多人知道而得不到支持,还有一些建议虽然本身没有可行性但有可能触发别人的灵感而产生新的可行的有价值的建议。因此,我认为应该建立一个建议库,把有一定数量的人(例如5人)支持的建议收录进去,予以列表公布让人们查看。负责建议库工作的机构的联系方式予以公开、广而告之。 

 

毫无疑问,海外确实有不少特务,也有不少人在抓特务,可是抓来抓去没几个能确认的,反倒把海外民运圈搞得乌烟瘴气。没有规范的、系统的、科学的工作方法,就是特务生存最适合的环境。有了规范的、系统的、科学的工作方法,特务要在这个环境中混下去就比较难,该做的事不做或做得不好,他就要靠边站,至少说话没有了份量。捣乱就更容易被发现了。 

 

在美国那样的自由、安全的环境里如果都正不压邪,那海外民运就真的是没得救了。 

 

 这篇文章是否会被海外民运组织们漠视呢?具体观点可以不认同,但至少应该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吧?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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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琳:利用现代管理手段提升海外民运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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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外民运在中领馆集会(网络图片)

 

 

最近高智晟律师爆出了关于海外有人利用其在海外的家属的名义进行骗捐的事。这件事不论真假,都是整个海外民运界的耻辱。如果有人能够利用他人名义进行骗捐,这说明海外的捐助工作做得不好,没有规范化、系统化,给人钻了空子;如果此事是构陷的,那么,能够虚构这样的事,也必然是有这样的环境条件才能让一些人相信,那还是因为海外的捐助工作做得不好,没有规范化、系统化。美国社会的捐助事业是做得很好的,很普遍,美国人几乎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偏偏在华人中就出现这样的事,这对美国人来说就是一个笑话。这一方面是海外华人没有真正学到美国人的做事方式,更谈不上运用现代管理方法手段;二是有特务在捣乱。这里说的特务捣乱,还不仅仅是指这个事情本身,而是包括特务们一直在刻意制造那样一种环境、模式。 

 

一直以来人们对海外民运工作感到很失望。也不是说一点实事都没做,但显然不够规范化、没有系统性,抓不住重点,或者重点事情用力不够、方式不佳,那种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式的做法,总让人觉得只不过是不得已而为之或者只是为了捞取一点政治资本。 

 

现代管理方法、手段很多,倒不是要全部都用上,但至少一些基本的方法、手段要用吧。诸如PDCA循环、目标管理、绩效管理、末位淘汰制等等。 

 

 PDCA循环首先是要有计划,海外的民运组织有没有计划?反正我是没看到过,而且从实际行动来看是看不出有什么计划性的,显得很杂乱。该做的事没做,或者做一下又没后续,没什么意义的事却又挺当回事老是去做。当然,就具体单个事情来说也许有计划,但没有长期和阶段性计划就不可能取得很好的效果。海外民运不是搞地下工作,所做的事情基本上没什么秘密,绝大多数事情是可以公开的,尤其是一些常务性工作。如果真有秘密,那么秘密工作这一块可以不公开计划。公开计划可以让他人提出建议进行修改、完善,可以指导、提醒大家按计划去做,可以接受监督使工作做得更好。也许刚开始计划做得不好,这没什么怕丢人的,可以在实践中提高。实在没能力,可以让真正有能力的人上。大家的目的是为了推倒中共的专制、建立宪政民主的中国,不应该让个人私心影响这个总目标。 

 

有了计划,再制定实施方案、检查监督措施、处理方式,那么事情就能够按部就班地进行,随时纠偏,总结提高。这样组织才有成长性。可惜这么多年来我们看不到海外组织的成长性。不仅没有成长,还越来越乱。 

 

目标管理是把总目标进行分解,包括按阶段分解、按功能分解、按岗位分解等等,它与计划是有关联的。 

 

绩效管理要建立绩效档案,要进行考评,它也是在计划、目标管理的基础上进行的。比如说,对于决策层的表决这项工作,每次表决要记录投赞成票是哪些人、投反对票、弃权是哪些人,年底进行统计、公布,投票有益率低的末位者退出决策层,另选他人。 

 

计算机、网络为上述管理工作提供了很大的便利,也不需要多少成本。没有这些管理工作,就根本体现不出一个组织的样子,难免被人们认为那些组织都只是挂个牌子去骗钱捞资本的。 

 

海外有充分的自由度,没什么风险,海外民运组织完全可以按照现代企业和机构的管理模式、方法、手段进行管理。大家都有了这种意识,就会形成一种良性竞争的局面,优胜劣汰,或者分工协作,或者合并。现在是大家都没有这种意识,怎么搞都无所谓,都搞得不好,但又说不清哪个比哪个更差。海外民运圈搞得就像是海外的城中村一样。中国人总是善于把中国的一些优良传统带到其他地方发扬光大 

 

按说海外民运圈里博士、教授也有那么一些,却没能把现代企业、机构的管理模式、方法、手段运用到民运工作中,让人难以理解。这不能以专业不对口来解释,管理知识是通用知识,哪行哪业哪个领域都要用的,博士、教授这么高素质的人不应该对之不学不用。其实我的本专业也不是学管理的。 

 

海外民运几乎很少看到组织发挥的作用,大都是一些人挂着组织的头衔实际是以个人名义在晃悠。个人之间的撕逼也好,对某个事件的态度、策略也好,都几乎看不到组织在发挥作用。海外总是那么些个政治明星、网红在表演。我不是说那些政治明星、网红不该那样做,他们乐在其中那是他们的自由,但是,看不到组织的作用,组织的影响被那些个政治明星、网红盖住了,这不能不说是整个海外民运的悲哀。中国的民运人士在国内是一盘散沙,到了国外还是一盘散沙,有组织也是形同虚设。 

 

海外山头林立,一成立组织,就是选几个主席、副主席、秘书长之类的笼统职责的职位人选,那些各种功能性机构、岗位呢?具体职责呢?组织规划、工作计划呢?好像都没有。如果说人手不够暂不设置那些机构、岗位,那也应该有个组织规划嘛。说得不好听,如果没什么人马,又何必再成立一个组织呢?加入别人的组织不行吗?也许别的组织都搞得不好,你们几个看不惯,那既然看不惯,总得是有具体的问题吧?你们为什么不能加入进去把他们存在的问题搞清楚指出来使它提高或迫使当权者下台呢?难道那个组织的人全都是不正常的?在海外,只要不是掉进特务窝里,真正有能力的人,在哪里都能发挥出来、受到拥戴。如果你加入别人的组织发挥不了作用,那么另起炉灶也往往搞不好。 

 

再举几个简单的例子。关于办理政治庇护的事情,曾经有人揭露某某某利用帮别人办理政治庇护来骗钱,人们对此莫衷一是,有的人就说手续是这样的,有的人又说手续是那样的,争来争去没个结果,不知道该信谁好。难道办理政治庇护不是有统一的标准的做法吗?海外民运组织难道不知道该怎么办吗?为什么海外那么多组织竟然没有一个组织以组织的名义编制指南手册、提供咨询服务?以至于有些人声称被骗了?这种最基本的工作都没有一个组织去做,他们到底在做些什么?据说也有些是在以组织的名义在做这事,但却是偷偷摸摸的,像黄牛党一样,结果是人被骗了后组织却不承认,说是个人行为。这种事组织为什么不能大张旗鼓地公开做?做得好了,大家都知道去到国外该找谁,这不很好吗?还会发生被骗甚至落入中共特务手里的事吗?只是编制一个指南、提供一点咨询,这种事要花多少钱?如果连这点事都做不了,还牛逼哄哄地搞什么民运? 

 

捐助的事也是一样。对于那些因政治避难去到海外的人,海外组织应该建立一个名单,主动去了解是否有困难、是否需要捐助,需要捐助的,其名单公开,并公开募捐。募捐款项必须公开。捐款人愿意完全公开信息资料的予以完全公开,不愿意完全公开的可以部分公开其资料信息(例如护照号码和手机号码的末几位数或者自编一个化名),以便捐款人核实捐款情况进行监督。这种事可以在多个组织的协调下由一个或几个组织去做。如果这样做了,不仅不会发生骗捐的事,也不会发生污蔑骗捐的事。 

 

哪些事情、哪些人需要关注,哪些事情需要去采取什么行动,这些都应该由组织来做,而不仅仅是以个人身份去做。由组织来做,就应该是在表决的基础上做出组织的决定,由组织承担责任。 

 

几年前我就提出海外应该对国内被抓、判刑的人建立资料信息档案,在专门的网站上公布,及时更新,让人们随时查看,为关注、声援、送饭者提供方便。然而很长时间没有人做这个事,后来有人时不时地在聊天群里发一下国内被抓、判刑的人的信息资料,但却不是以组织的名义,信息也不全,还偶有错漏,而且人们需要找最新资料的时候又不知道上哪去找。 

 

对海内外人士发起的各种呼吁书、联名信,海外组织也从来都没有当一回事,顶多只是个人参与。作为一个组织,应该把这个事当作一项常务工作来做,平时注意搜集这方面的信息,对每一份呼吁书、联名信,由组织内部有权表决的人进行表决,多数人同意支持的,由组织向外界公开表态予以支持并号召(不是强制)本组织成员积极参与。如果多数人不同意支持,那么组织不必表态。有些呼吁书、联名信组织不表态,这没什么问题,但是,这么多年来,那么多呼吁书、联名信,都从来没有一个组织表过态,这正常吗? 

 

海外搞游行示威是最有效的手段,又没什么风险,可惜这方面做得很不够,所做的也大多像是作秀。我曾经提出应该到联合国机构门前搞游行示威,有人就说很多人离得远没法去。是不是住在那附近的真的没什么同仁呢?是不是离得远的真的不方便不愿意去呢?这我没法调查清楚,也不想调查。我认为,首先,作为一个海外组织,应该把游行示威作为一项最重要的工作来抓,首先应该把需要搞游行示威的事情列出来并进行分类,对每一类事情列出效果最佳的几个游行示威地点(所谓效果最佳是指相同规模的情况下,不考虑规模大小),然后逐一实施,看实际效果如何。其实搞游行示威不一定非得要有足够多的固定参与者,有那么几个人就可以搞,有可能会引来很多潜在的参与者。不搞怎么知道呢?此外,也应该通过调查掌握哪些地方华人较多、同仁较多,也可以在那些地方搞。效果最佳的地方和华人较多、同仁较多的地方这些资料情况都应该公开发布,以便周知、提出意见。搞游行示威最主要的是发动更多潜在人群,因此应该广而告之,这需要建立海外统一的相关信息平台,以及了解掌握有哪些信息平台华人较多。每次发通告的时候要注明将在哪些信息平台发布。据我所知,海外民运没有建立这样的信息平台。也许是我孤陋寡闻。如果真的没有,那就是巨大的失职。 

 

本人创作、制作了很多民主、维权歌曲,在国内外都有一定影响力,但从来都没有哪个海外民运组织大力支持、推广,海外知名民运人士推广的也很少,差不多是集体漠视。我说这事不怕别人说我什么,我实事求是、讲道理。如果你们认为我的歌曲不好,没问题,你们认为哪个好,你推广他的,我没有意见。你们有吗?应该说不是完全没有,但显然这方面做得很不够。歌曲是启蒙、激励的重要手段,是抨击专制的有力武器,海外民运组织有没有把这当作一项重要工作来做?有没有固定的机构、人员负责?有没有将其联系方式公开?倒是海外民运很看不起的法轮功组织搞了个海外禁歌精选榜,并把我的一首歌纳入了。 

 

很多人说所有海外民运组织所做的事加起来都不够法轮功做的十分之一。这个说法是否准确我不作评论,但确实有较大差距。不管法轮功组织的目的是什么,他们所做的很多事情还是对推墙有利的吧?即便你们认为不恰当的东西,也还不至于对推墙有直接的阻碍吧?很多人在攻击法轮功,那么海外民运组织有没有一个态度?漠视吗?听之任之吗? 

 

还有对建议的管理。民主事业需要大家提出各种建议,事实上也有很多人提了很多建议。但是,有些很有价值的建议由于没能让较多人知道而得不到支持,还有一些建议虽然本身没有可行性但有可能触发别人的灵感而产生新的可行的有价值的建议。因此,我认为应该建立一个建议库,把有一定数量的人(例如5人)支持的建议收录进去,予以列表公布让人们查看。负责建议库工作的机构的联系方式予以公开、广而告之。 

 

毫无疑问,海外确实有不少特务,也有不少人在抓特务,可是抓来抓去没几个能确认的,反倒把海外民运圈搞得乌烟瘴气。没有规范的、系统的、科学的工作方法,就是特务生存最适合的环境。有了规范的、系统的、科学的工作方法,特务要在这个环境中混下去就比较难,该做的事不做或做得不好,他就要靠边站,至少说话没有了份量。捣乱就更容易被发现了。 

 

在美国那样的自由、安全的环境里如果都正不压邪,那海外民运就真的是没得救了。 

 

 这篇文章是否会被海外民运组织们漠视呢?具体观点可以不认同,但至少应该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吧?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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