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祖田:七谈红朝改开:曲已终,席在散,似闻楼塌声


七谈红朝改开:曲已终,席在散,似闻楼塌声


可以对四十年改革开放做出概论了。

武汉病毒的出现,宣告了改革开放的终结。它不同于文化大革命的终结,随着毛泽东寿终正寝,世人多半感到一个时代过去了,不是太意外。武汉病毒的出现,无人有预感,无人识终点,只有瞠目以对。它是否自然生成?如是,则是苍天造孽,便尽可任由国人和世界探寻真相,以防劫难再来,但是......

它与改革开放什么关系呢?

政治学上与社会学上的改开,一九八九年便由红朝执行了斩立决。六·四后三十余年,只有经济上的继续改开。此事,中共不愿提,但事实上是承认的,当然它也否认不了。关于这个经济上的继续改开,严格地说改革就是个文字游戏。现代经济牵涉到了方方面面,不可测的因素多多,随时需要调整,哪来这么多的改革?不过,开放确属相当干货。入世见证了中国曾经的悲情与勇气,大尝甜头后自然没有了退回来的道理。至于滚滚而来的财富彻底扭曲了权贵们的心态与行为,属于经济后面专制权力的作用。美中贸易战,是三百年来屡见不鲜的利益纷争把戏的再演,二战后的时代通过互相让步,多半都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武汉病毒的性质就不一样了。不能排除这一点,世界将此提到是生存还是毁灭的高度,疫情源头问题不解决,中国开放的积极意义就一定会要成为空壳。这两年的中西关系很显然:改革开放走向了曲终席散已然次要了,重要的是美西齐齐冷眼看着红朝还将怎么玩。至此,改革开放当然不消再提。

但改革开放这个字眼儿可以不再提,它给国内造成的重大裂变不但不会随之消失,而且仍在发生作用,这就不能一风吹了。正如文革过去了半个世纪,恶劣影响仍在,不能一风吹一样。

可悲的是,六四后三十年,红朝改开性质大变。政治改革叫停,说白了就是不再向二战后世界新走势靠拢。然而这事十分重要。我们这个时代,一定要坚决告别极权军国主义与放任资本主义。必要对现实政治、经济、科技、文化、伦理、主权的相互关系作大改变。红朝统治集团却仍痴迷于丑陋不堪的世袭特权,不惜反人类。事态正是这样发展的,中共一步步走上了故意犯罪的道路。

天意不可测的是,后三十年经济改开,红朝自己也未料到它居然大发横财,社会主义这块皮还不用丢。它的高明之处在于看穿了美西大资本财团及政客的唯利是图本性,是以凭借经济上出来了一时绩效这个资本,对内对外它都日益忘乎所以。这样的傲慢日子它至少过了二十年。

更为可悲的是,95%的国人皆被假象所迷惑。他们乐看鲜花和桂冠,喜闻华丽辞藻,不去看鲜花、桂冠后面的汗水和泪水,不相信隐藏和掩盖的巨大危机,现代生活不可或缺的民主、人权、宪政居然是“玩虚的,”疫情爆发前武汉百家宴浓缩了这个可怕的社情和民心。当他们欢声笑语推杯换盏时,谁去提防病毒扑向了他们?看来,这样的社情和民心,一次疫情未必能震醒它们。

事态本来明明白白,二战后的世界变化给予了中国很多次机会。红朝建立,若能坚持“新民主主义”二十年,中国参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世界经济大循环是大概率,不但文革发生的概率小,而且今日中国很多方面超过美国也可能。果然如此,自是大好事,人类文明本来就是通过你追我赶而进步的。走得通的路偏不走,就凭这一条,毛泽东的犯罪就不可宽恕。若坚持前十年的良性改开之路,呵护一度出现的全民悲情,尔后器物建设或许少靓丽,但质量会上去,结构会改变,分配将走向初步公平,它们才是真正的巨大的生产力。同时,对大自然的暴力掠夺会收敛,社会生活的上进心会更大更多,官场腐败与社会糜烂就不会不可收拾,比照后三十年,中国人是得到的多,还是失去的多?相应地,邓小平的功罪怎么认定?江、朱、胡、温时期,中国仍有不小的机会拥抱世界,争取长治久安,前提是政治、社会改革皆不容缓。这个机会又失去了。这几位维持会长的难言之苦是,后面站着一群拿枪的“太君”。不容他们不识趣。红二代习近平上位伊始,中国仍存一线和平转型希望,这个希望已是随着不尽闹剧完全破灭。今天,欲使中国不坠下悬崖,已是终结红朝变态统治都不够了,只恐要赖于大中国解体后由各个独立国家重启精、气、神。

不会有多少中国人耐听这号话。坦率的讲,多数国人的智力也达不到这一层。但又不宜苛求他们,因为红朝豢养了多少专家、教授、乃至国师,这帮人可曾向国人揭示文明根本:文明演进决然少不得辐射各阶层的凝聚力,凝聚力决然离不开人权发展。今天和今后的时代尤其如此,否则制约不了专制下技术权能对文明的反噬,武汉病毒乃是明证。进一步说,文明根本是不容摧毁的,一旦摧毁,再多的军舰和高楼都是枉然。一旦迎来经济崩溃,便是雪崩,海啸一齐扑来。向来如此,价值观崩盘,一代人时间就够了,重建价值观至少需要三倍时间。如果说文革激活了人心中最丑恶、肮脏、狠毒、残酷的一面,从人数上看未能超出10%,另有90%的人仍守着底线。后三十年改开,人心的败坏与坚守底线已是90%对10%了。今日中国的现实,已是再好的生活信念也只能唤醒极少量依旧心热之人,唤不醒心冷心贪心狠之人,更唤不醒心死之人。中共的金句一样如此,王沪宁发明的初心与再宣誓,赖小民不相信,欧金中当然也不会信。习近平提共同富裕,等于承认了红朝七十年极不公平,习总这一次特聪明,反正旧的杨改兰听不见了,新的杨改兰不听不行。

红朝改开走到了尽头,也不容它不划句号。是因它已无可再改。再改,它就要赔上老本。这方面它才不傻哩。那些批评习当局不该向“左”转的希望继续改开者,不免只强调了一个方面忽视了另一个方面。其实只谈第一个方面,他们也错了,无非是个限于眼前平安的政治正确。很简单,武汉病毒岂是偶然,已经饮鸩止渴了三十余年,还待饮鸩到何日?当然今天的难题是,停止饮鸩,何以止渴?

难题无解是因为自己偏要作贱。愚意以为,改开伊始,中国有约60%可能性和平转型,全民悲情是主要动力。六·四后此可能性便降到了不足30%,习近平新时代顶多还余5%可能性。寄希望于邓小平南巡后的重启改开,是精英阶层弱智加贪婪的大释放,性质上就是以为多献上几个美女,强奸犯就会收心。红朝统治变得强固,外靠美西财团绥靖输血,内靠精英伥鬼出谋献肾。无论如何,不与专制合作总可以吧。再退一步,保持应有的警惕不为过吧。改开前是被骗过奴隶社会生活,六·四后是主动过丛林法则生活,无可避免地迎来了难题无解,想不吞咽苦果,天理也会不容。

前面说了,我们这个时代最忌极权军国主义与放任资本主义。后三十年特色改开的精髓,就是个国家权贵放任资本主义,现在又在朝着极权军国主义路上走,价值根基又被摧毁,只恐联邦制都救不了这个国体。台湾走向独立是早晚的事,越狂叫武统,离意越坚。小粉红的爱国鼓噪,吸食了四号的亢奋罢了。依得他们这号豪情,义和团早就灭尽了洋人。台、港的离心是否第一块骨牌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它因寒心所致。危邦不入,天下至理。人不自重,何来人敬。红朝暨后三十年改开,加上近两百年来未见的社情民意,终于成就了大中国掘墓人的荣耀。

诚然,三千年的华夏土地,本来就习惯了“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但愿这是最后一次劫难。这一天,或许就在三五十年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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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祖田:七谈红朝改开:曲已终,席在散,似闻楼塌声


七谈红朝改开:曲已终,席在散,似闻楼塌声


可以对四十年改革开放做出概论了。

武汉病毒的出现,宣告了改革开放的终结。它不同于文化大革命的终结,随着毛泽东寿终正寝,世人多半感到一个时代过去了,不是太意外。武汉病毒的出现,无人有预感,无人识终点,只有瞠目以对。它是否自然生成?如是,则是苍天造孽,便尽可任由国人和世界探寻真相,以防劫难再来,但是......

它与改革开放什么关系呢?

政治学上与社会学上的改开,一九八九年便由红朝执行了斩立决。六·四后三十余年,只有经济上的继续改开。此事,中共不愿提,但事实上是承认的,当然它也否认不了。关于这个经济上的继续改开,严格地说改革就是个文字游戏。现代经济牵涉到了方方面面,不可测的因素多多,随时需要调整,哪来这么多的改革?不过,开放确属相当干货。入世见证了中国曾经的悲情与勇气,大尝甜头后自然没有了退回来的道理。至于滚滚而来的财富彻底扭曲了权贵们的心态与行为,属于经济后面专制权力的作用。美中贸易战,是三百年来屡见不鲜的利益纷争把戏的再演,二战后的时代通过互相让步,多半都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武汉病毒的性质就不一样了。不能排除这一点,世界将此提到是生存还是毁灭的高度,疫情源头问题不解决,中国开放的积极意义就一定会要成为空壳。这两年的中西关系很显然:改革开放走向了曲终席散已然次要了,重要的是美西齐齐冷眼看着红朝还将怎么玩。至此,改革开放当然不消再提。

但改革开放这个字眼儿可以不再提,它给国内造成的重大裂变不但不会随之消失,而且仍在发生作用,这就不能一风吹了。正如文革过去了半个世纪,恶劣影响仍在,不能一风吹一样。

可悲的是,六四后三十年,红朝改开性质大变。政治改革叫停,说白了就是不再向二战后世界新走势靠拢。然而这事十分重要。我们这个时代,一定要坚决告别极权军国主义与放任资本主义。必要对现实政治、经济、科技、文化、伦理、主权的相互关系作大改变。红朝统治集团却仍痴迷于丑陋不堪的世袭特权,不惜反人类。事态正是这样发展的,中共一步步走上了故意犯罪的道路。

天意不可测的是,后三十年经济改开,红朝自己也未料到它居然大发横财,社会主义这块皮还不用丢。它的高明之处在于看穿了美西大资本财团及政客的唯利是图本性,是以凭借经济上出来了一时绩效这个资本,对内对外它都日益忘乎所以。这样的傲慢日子它至少过了二十年。

更为可悲的是,95%的国人皆被假象所迷惑。他们乐看鲜花和桂冠,喜闻华丽辞藻,不去看鲜花、桂冠后面的汗水和泪水,不相信隐藏和掩盖的巨大危机,现代生活不可或缺的民主、人权、宪政居然是“玩虚的,”疫情爆发前武汉百家宴浓缩了这个可怕的社情和民心。当他们欢声笑语推杯换盏时,谁去提防病毒扑向了他们?看来,这样的社情和民心,一次疫情未必能震醒它们。

事态本来明明白白,二战后的世界变化给予了中国很多次机会。红朝建立,若能坚持“新民主主义”二十年,中国参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世界经济大循环是大概率,不但文革发生的概率小,而且今日中国很多方面超过美国也可能。果然如此,自是大好事,人类文明本来就是通过你追我赶而进步的。走得通的路偏不走,就凭这一条,毛泽东的犯罪就不可宽恕。若坚持前十年的良性改开之路,呵护一度出现的全民悲情,尔后器物建设或许少靓丽,但质量会上去,结构会改变,分配将走向初步公平,它们才是真正的巨大的生产力。同时,对大自然的暴力掠夺会收敛,社会生活的上进心会更大更多,官场腐败与社会糜烂就不会不可收拾,比照后三十年,中国人是得到的多,还是失去的多?相应地,邓小平的功罪怎么认定?江、朱、胡、温时期,中国仍有不小的机会拥抱世界,争取长治久安,前提是政治、社会改革皆不容缓。这个机会又失去了。这几位维持会长的难言之苦是,后面站着一群拿枪的“太君”。不容他们不识趣。红二代习近平上位伊始,中国仍存一线和平转型希望,这个希望已是随着不尽闹剧完全破灭。今天,欲使中国不坠下悬崖,已是终结红朝变态统治都不够了,只恐要赖于大中国解体后由各个独立国家重启精、气、神。

不会有多少中国人耐听这号话。坦率的讲,多数国人的智力也达不到这一层。但又不宜苛求他们,因为红朝豢养了多少专家、教授、乃至国师,这帮人可曾向国人揭示文明根本:文明演进决然少不得辐射各阶层的凝聚力,凝聚力决然离不开人权发展。今天和今后的时代尤其如此,否则制约不了专制下技术权能对文明的反噬,武汉病毒乃是明证。进一步说,文明根本是不容摧毁的,一旦摧毁,再多的军舰和高楼都是枉然。一旦迎来经济崩溃,便是雪崩,海啸一齐扑来。向来如此,价值观崩盘,一代人时间就够了,重建价值观至少需要三倍时间。如果说文革激活了人心中最丑恶、肮脏、狠毒、残酷的一面,从人数上看未能超出10%,另有90%的人仍守着底线。后三十年改开,人心的败坏与坚守底线已是90%对10%了。今日中国的现实,已是再好的生活信念也只能唤醒极少量依旧心热之人,唤不醒心冷心贪心狠之人,更唤不醒心死之人。中共的金句一样如此,王沪宁发明的初心与再宣誓,赖小民不相信,欧金中当然也不会信。习近平提共同富裕,等于承认了红朝七十年极不公平,习总这一次特聪明,反正旧的杨改兰听不见了,新的杨改兰不听不行。

红朝改开走到了尽头,也不容它不划句号。是因它已无可再改。再改,它就要赔上老本。这方面它才不傻哩。那些批评习当局不该向“左”转的希望继续改开者,不免只强调了一个方面忽视了另一个方面。其实只谈第一个方面,他们也错了,无非是个限于眼前平安的政治正确。很简单,武汉病毒岂是偶然,已经饮鸩止渴了三十余年,还待饮鸩到何日?当然今天的难题是,停止饮鸩,何以止渴?

难题无解是因为自己偏要作贱。愚意以为,改开伊始,中国有约60%可能性和平转型,全民悲情是主要动力。六·四后此可能性便降到了不足30%,习近平新时代顶多还余5%可能性。寄希望于邓小平南巡后的重启改开,是精英阶层弱智加贪婪的大释放,性质上就是以为多献上几个美女,强奸犯就会收心。红朝统治变得强固,外靠美西财团绥靖输血,内靠精英伥鬼出谋献肾。无论如何,不与专制合作总可以吧。再退一步,保持应有的警惕不为过吧。改开前是被骗过奴隶社会生活,六·四后是主动过丛林法则生活,无可避免地迎来了难题无解,想不吞咽苦果,天理也会不容。

前面说了,我们这个时代最忌极权军国主义与放任资本主义。后三十年特色改开的精髓,就是个国家权贵放任资本主义,现在又在朝着极权军国主义路上走,价值根基又被摧毁,只恐联邦制都救不了这个国体。台湾走向独立是早晚的事,越狂叫武统,离意越坚。小粉红的爱国鼓噪,吸食了四号的亢奋罢了。依得他们这号豪情,义和团早就灭尽了洋人。台、港的离心是否第一块骨牌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它因寒心所致。危邦不入,天下至理。人不自重,何来人敬。红朝暨后三十年改开,加上近两百年来未见的社情民意,终于成就了大中国掘墓人的荣耀。

诚然,三千年的华夏土地,本来就习惯了“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但愿这是最后一次劫难。这一天,或许就在三五十年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