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年在网上不时见着一些关于鲁迅的讯息，得知鲁迅的某些文章被移出了大陆的教材，理由见仁见智，不值得多究问。此风影响下，有人称鲁迅并算不得文学大家，因他主要以杂文见长，无长篇问世。另有人很推崇沈从文与《边城》。笔者以为，表面上在谈不同的文学流派，背后不免是要反映沈从文的纯文学语言艺术，优于鲁迅文章的“尖酸刻薄”语言。等等。

笔者无意也无资格争这个风头，只想说点个人感受。

鲁迅是人，不是神，不可能无缺点，包括他的作品。对这样的文化人与作品，自不宜神化或圣化。但切忌沿袭文人相轻的劣习，那就势必走上贬损别人，抬高自己之路。笔者以为，这情况是存在的。

鲁迅的主业是文学。

真正的文学只能是真实的时代生活的反映，立足点首先是芸芸众生，是心灵煎熬的痉挛体现。作品要能经受住时间的检验，离不开作者的天赋、才学与勤奋，特别要有告别自我审查的勇气。此种自我审查不限于政治高压，另有千百年来形成的伦理、习俗的制约。向政治高压屈服，向世俗观念投降，是绝大多数文化人的归宿。

鲁迅属于另类文化人。

鲁迅的幸运是，他生在一个容许他发声的年代，自觉不自觉地融合进了新文化运动。他若早生五十年，他的理念也不免停留在龚自珍那个“我劝天公重抖擞”的层次上。而他若晚生五十年，依他的性格，则下狱无疑，难望造诣。这个年代有两件事对鲁迅影响重大，一是在日本的生活经历，使他痛切地感受到了不同的国民性于社会变革的作用。二是新文化运动的一批先驱，于他不可抗拒的感染。

鲁迅的不幸是，他的作品事实上触动不了多数人的心灵。太多的人未必读得进他的作品，更未必读得懂他的作品。中国不是没有福泽喻吉和写《常识》的潘恩这类人，但它们不受大众欢迎。受大众欢迎的仍是帝王将相。但也不能不说，就时代已肯定和欢迎的白话文这方面而言，鲁迅语言的效果不够好。他若使用的是巴金《雾》《雷》《电》里那号语言，效果将大不同。鲁迅的声誉，主要限于知识人群体。他在老国王时代的声誉，被利用罢了，利用他对“旧社会”的批判，衬托“新社会”的好，成了打鬼的钟馗。当然主要的问题是，他的理念超前了。其实不是超前，而是社会生活积重难返的顽固理念衬托出他的理念超前。他的文学成就，莫过于创作了“阿Q”这个形象。然而这是一个不朽的形象，又是一个有损太多人虚荣心的文学形象，很明显地不合悠久历史、泱泱大国、浩荡皇恩所培育的审美观念。

有必要多说几句阿Q。

阿Q的社会身份定位在“未庄”那块土地上，其形象主要是底层人的写照，集愚昧、自私、狡黠、不甘于现状却奴性十足、得志一定猖狂于一身。后人认为鲁迅对阿Q的基本态度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未必准确，因为鲁迅分明看出了阿Q欢迎“革命”，革命了可以“手持钢鞭将你打”的另一面。后人之所以这样认为，依我看不外乎庆幸自身不在阿Q之列，大可以切割，心理上具有了天然的优越感与高贵感，所以看待阿Q尽可以居高临下。大陆电影《阿Q正传》就是这样看待阿Q的。然而这是对鲁迅创作意图的一种有意识的曲解，是新一代文化和技术官僚的自以为是，目的是要把阿Q限制在一定范围内。可惜，这世界没有天生的高贵者。优越的社会身份可以世袭，精神气质上究有几个天然高贵者，除非他们来自外星球。阿Q忘不了吴妈和小尼姑，这和达官贵人、新贵名流热衷于“二奶”、“小三”、“明星”多多益善有何区别？阿Q对赵老太爷羡慕嫉妒恨，官场上又有几人望向庙堂大佬不是此种心态？实际，最大的贵人一样如此，在他未得志之时，也是面对在位的赵老太爷只能强调他姓赵，不是冒牌货，如此而已。所以，阿Q所行，肯定不是全体国人的所行，但阿Q所想，却是90%国人的所想。

话题再扯远一点。

楚辞的价值在于反映了春秋时期社会生活大变化的精神上的躁动不安，更在于用不乏野性的审美对已存天道与未来人道进行叩问。人作为个体，生存不免太过艰辛、屈辱，生活中性欲的极短暂欢愉与长年累月的身累心苦太不成比例了。人作为整体，生命、生活的意义到底是什么？要不要一个方向与目的？难不成欺诈、奴役、战争、杀伐愈来愈烈的生活才是人间正道？或许，人不该思想，尤其草民不该有思想，但是人无思想，便不复为人。猪是没有思想的，但不能说猪是人的兄弟。

此种顽强求索，自觉不自觉地支持了长江流域近三千年的“不安份”心态。致使汉唐以后官方的正统儒家文化可以打败它却征服不了它。进入近代，长江流域及以南地区，较之黄河流域及以北地区，容易适应咸涩的海风，发人深思。

唐诗宋词反映的首先是农耕文明与开明专制处于全盛期的满满自信心，艺术表现上远比楚辞显得美轮美奂。庙堂为之陶醉，文人墨客为之自豪，带动了民间的竞相追风。所谓“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指的便是此情况。然而月满则亏，正统思维正统思想已走上了下坡路。这是旧文明、旧文化尤其专制皇权挣不脱的宿命，专制皇权不能认可也就罢了，文人墨客坚信的也是“天不变，道亦不变。”从此，文化艺术上文人墨客空有良好愿景和抱负，起到的只是花絮作用，不是出来新物种作用。例如，对诗词韵律格式的讲究，对书法的讲究，对对联的精益求精，所投入的精力与社会效益极不相称。国学尤其是个鲜明例子，框架宏大，包罗万象，皇权支持下是那样地庄严、肃穆、义正、词严，但是无新意无创意。相反，极目是老生常谈，皓首穷经，思维僵化日甚，生活中阳刚气日少，上下皆陷身于虚伪道德中却不自知，暴虐统治有恃无恐。

民初新文化运动的悲天悯人情怀，源于继承了楚辞的求索精神，肯定了海风中养料的作用，更为睁大眼睛后看清楚了文明文化痼疾而痛心疾首，便希翼通过一场欧洲式的文艺复兴运动，重建华夏文化。从文化于文明的母体作用上看，这场运动的视野，乃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皆不可比拟的，那大量的忠君爱国的侠义小说更不消提了。诚然，此事极大地得力于海风改变了“天涯海角”的地理概念。如果说鲁迅的《呐喊》是惊雷，那么巴金的小说，曹禺的戏剧，乃至沈从文《边城》里对未遭污染人性的赞美，便是润物无声的春雨。万分不幸，西北欧为文艺复兴提供了两个世纪的时间，中国却只能为新文化运动提供一代人时间。此事关系重大。

再说点今人已知的外部世界情况。

荷马史诗宣扬了远古时代海岛居民的尚武风气与英雄气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生存的需要。印度史诗，中国的炎、黄二帝争雄，气质上并不例外，反映的主要是远古时代为使族群存活下去，无情的兼并行为乃至血腥手段不可免。这样的文学和今天我们理解的文学很不相同，严重缺失人文关爱特别对生命意义的追问。笔者才疏学浅，窃以为这方面中国的楚辞走在了世界的前面。

现代文学，形式上从诗歌到历史到哲学，皆属于文学，追求上注重的已是生命生活的意义。它由欧洲发端，始于八次十字军东征导致的几乎所有阶层的精疲力尽，不容敏感的心灵于私下里询问这是为什么？但是，中古时代的教会不能接受对生命生活意义的审视与质疑，因为在它那里一切都有了标准答案，便是圣经。这方面，欧洲要比中国落后了一千年。欧洲文学与中国文学的重大区别是，前者借助于文艺复兴，贯注了知耻勇气，勇于后来居上，后者仗着有老本吃，洋洋自得，倚老卖老，锐气不再。从此一升一降，差距越拉越大。

有个戏剧化情况需要说说。文艺复兴前期，如何复兴远古时代的求索精神，又能避开教会审查，先驱们便纷纷打着歌颂神的旗号，对神进行改头换面，让不容平视的僵化的神祇贯注人的灵动形神。那个时期的众多雕塑和绘画，多以神为题材，男神皆肌肉饱满，目光沉毅，女神皆体态丰满，目光透着不尽慈爱。毫无疑问，这是凡人的喜闻乐见，一如中国《白蛇传》给予凡人情感的慰藉与宣泄一样。实际这是一种“掏空”的手法，是尔后宗教改革的原因之一。这方面，教会的主教们可没有后世的共产党人敏锐。例如，文革结束后出来的某些“伤痕文学”作品，玩的也是在肯定共产党领导的旗号下批判阴惨现实的把戏，怎奈人间最先进的共产党人远比教会的老古董主教们精明，很快就把“伤痕文学”取缔。

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创作的唐•吉坷德这个人物形象，小说史上不失为一只报春鸟。它的历史意义在于反映了腐朽的专制统治下社会死气沉沉的精神面貌，而唐•吉坷德却欲以一己微力打造一个新生活，让人取代神成为生活主角。唐•吉坷德是个喜剧形象，不排除作者要避开审查的刻意为之。唐•吉坷德注定了失败，因为他尽可以把风车砸个稀巴烂，风仍在。他的理想却也可贵，近似于中国神话里的愚公移山，精卫填海。这又是先秦乃至唐宋时期的中国文化属于优质文化的一个证明。

文艺复兴为海洋文明时代的文学开辟了新道路，宗教改革也是重要助力，但文学里的人文关爱从此不可逆转，自由、民主、人权组合的新价值观才是文学的坚实保障。当然，文学也为新价值观大厦的建立添了砖加了瓦。甚至，进入十九世纪，文学还成了生产力一部分。

这样的观点其实已经陈旧，但对于特色社会主义某些权贵，没准还是新鲜话题。有什么奇怪，文学在他们眼里不过是粉饰太平的工具。看看七十年的红色文学吧，只恐某些权贵都不再读得下去。诚然，这样的结局，未必是那些作者的初衷。但垃圾就是垃圾，不因作者的初衷不孬就化腐朽为神奇。

文艺复兴以来的欧美文学，逐渐形成了现代世界的文学主流，作为欧风美雨的反映，这是必然的。其鲜明特征是突出了人文关爱与哲学思考，基本上耻于为权势方歌功颂德，接地气。进入二十世纪，此文风波及到了拉美地区，进一步促成了不同流派不同风格的争奇斗艳。毕竟，抽象的世界文学是不存在的，只有通过对不同国度不同地域不同的悲欢离合的具体描写，才能出来作家、诗人的不同作品。例如：读英国文学，能感受到早期工业化人性缺失的一面。没有法国大革命，便无《悲惨世界》与《九三年》。显克维奇，只能是波兰悲惨国运下的悲情男儿。《黑奴吁天录》创作意图上反映了新教徒不忍心让新大陆沦落为旧欧洲的新情怀。正是拉美国家丑陋的独裁统治，孕育了令人解气的《总统先生》。《百年孤独》，则是要从历史纵深溯源。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中国并不例外。宋明以降昏聩的老人政治与扼杀年轻人自由天性的儒教教义，是《家》《春》《秋》的不尽素材。阿Q这个形象的不朽，其深刻的意义在于揭示了这块土地不排除人种退化的危险。坦率地说，这不是《边城》能达到的高度。黄钟就是黄钟，瓦釜雷鸣可以淹没它的声音，但取代不了它的成色。传统的审美，实际效果已异化为让这块土地继续昏昏欲睡。

今天，这情况果然上演。鲁迅俨然成了绝唱，真正的文学于生活已然可有可无，形于一块抹布。

这两年在网上不时见着一些关于鲁迅的讯息，得知鲁迅的某些文章被移出了大陆的教材，理由见仁见智，不值得多究问。此风影响下，有人称鲁迅并算不得文学大家，因他主要以杂文见长，无长篇问世。另有人很推崇沈从文与《边城》。笔者以为，表面上在谈不同的文学流派，背后不免是要反映沈从文的纯文学语言艺术，优于鲁迅文章的“尖酸刻薄”语言。等等。

笔者无意也无资格争这个风头，只想说点个人感受。

鲁迅是人，不是神，不可能无缺点，包括他的作品。对这样的文化人与作品，自不宜神化或圣化。但切忌沿袭文人相轻的劣习，那就势必走上贬损别人，抬高自己之路。笔者以为，这情况是存在的。

鲁迅的主业是文学。

真正的文学只能是真实的时代生活的反映，立足点首先是芸芸众生，是心灵煎熬的痉挛体现。作品要能经受住时间的检验，离不开作者的天赋、才学与勤奋，特别要有告别自我审查的勇气。此种自我审查不限于政治高压，另有千百年来形成的伦理、习俗的制约。向政治高压屈服，向世俗观念投降，是绝大多数文化人的归宿。

鲁迅属于另类文化人。

鲁迅的幸运是，他生在一个容许他发声的年代，自觉不自觉地融合进了新文化运动。他若早生五十年，他的理念也不免停留在龚自珍那个“我劝天公重抖擞”的层次上。而他若晚生五十年，依他的性格，则下狱无疑，难望造诣。这个年代有两件事对鲁迅影响重大，一是在日本的生活经历，使他痛切地感受到了不同的国民性于社会变革的作用。二是新文化运动的一批先驱，于他不可抗拒的感染。

鲁迅的不幸是，他的作品事实上触动不了多数人的心灵。太多的人未必读得进他的作品，更未必读得懂他的作品。中国不是没有福泽喻吉和写《常识》的潘恩这类人，但它们不受大众欢迎。受大众欢迎的仍是帝王将相。但也不能不说，就时代已肯定和欢迎的白话文这方面而言，鲁迅语言的效果不够好。他若使用的是巴金《雾》《雷》《电》里那号语言，效果将大不同。鲁迅的声誉，主要限于知识人群体。他在老国王时代的声誉，被利用罢了，利用他对“旧社会”的批判，衬托“新社会”的好，成了打鬼的钟馗。当然主要的问题是，他的理念超前了。其实不是超前，而是社会生活积重难返的顽固理念衬托出他的理念超前。他的文学成就，莫过于创作了“阿Q”这个形象。然而这是一个不朽的形象，又是一个有损太多人虚荣心的文学形象，很明显地不合悠久历史、泱泱大国、浩荡皇恩所培育的审美观念。

有必要多说几句阿Q。

阿Q的社会身份定位在“未庄”那块土地上，其形象主要是底层人的写照，集愚昧、自私、狡黠、不甘于现状却奴性十足、得志一定猖狂于一身。后人认为鲁迅对阿Q的基本态度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未必准确，因为鲁迅分明看出了阿Q欢迎“革命”，革命了可以“手持钢鞭将你打”的另一面。后人之所以这样认为，依我看不外乎庆幸自身不在阿Q之列，大可以切割，心理上具有了天然的优越感与高贵感，所以看待阿Q尽可以居高临下。大陆电影《阿Q正传》就是这样看待阿Q的。然而这是对鲁迅创作意图的一种有意识的曲解，是新一代文化和技术官僚的自以为是，目的是要把阿Q限制在一定范围内。可惜，这世界没有天生的高贵者。优越的社会身份可以世袭，精神气质上究有几个天然高贵者，除非他们来自外星球。阿Q忘不了吴妈和小尼姑，这和达官贵人、新贵名流热衷于“二奶”、“小三”、“明星”多多益善有何区别？阿Q对赵老太爷羡慕嫉妒恨，官场上又有几人望向庙堂大佬不是此种心态？实际，最大的贵人一样如此，在他未得志之时，也是面对在位的赵老太爷只能强调他姓赵，不是冒牌货，如此而已。所以，阿Q所行，肯定不是全体国人的所行，但阿Q所想，却是90%国人的所想。

话题再扯远一点。

楚辞的价值在于反映了春秋时期社会生活大变化的精神上的躁动不安，更在于用不乏野性的审美对已存天道与未来人道进行叩问。人作为个体，生存不免太过艰辛、屈辱，生活中性欲的极短暂欢愉与长年累月的身累心苦太不成比例了。人作为整体，生命、生活的意义到底是什么？要不要一个方向与目的？难不成欺诈、奴役、战争、杀伐愈来愈烈的生活才是人间正道？或许，人不该思想，尤其草民不该有思想，但是人无思想，便不复为人。猪是没有思想的，但不能说猪是人的兄弟。

此种顽强求索，自觉不自觉地支持了长江流域近三千年的“不安份”心态。致使汉唐以后官方的正统儒家文化可以打败它却征服不了它。进入近代，长江流域及以南地区，较之黄河流域及以北地区，容易适应咸涩的海风，发人深思。

唐诗宋词反映的首先是农耕文明与开明专制处于全盛期的满满自信心，艺术表现上远比楚辞显得美轮美奂。庙堂为之陶醉，文人墨客为之自豪，带动了民间的竞相追风。所谓“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指的便是此情况。然而月满则亏，正统思维正统思想已走上了下坡路。这是旧文明、旧文化尤其专制皇权挣不脱的宿命，专制皇权不能认可也就罢了，文人墨客坚信的也是“天不变，道亦不变。”从此，文化艺术上文人墨客空有良好愿景和抱负，起到的只是花絮作用，不是出来新物种作用。例如，对诗词韵律格式的讲究，对书法的讲究，对对联的精益求精，所投入的精力与社会效益极不相称。国学尤其是个鲜明例子，框架宏大，包罗万象，皇权支持下是那样地庄严、肃穆、义正、词严，但是无新意无创意。相反，极目是老生常谈，皓首穷经，思维僵化日甚，生活中阳刚气日少，上下皆陷身于虚伪道德中却不自知，暴虐统治有恃无恐。

民初新文化运动的悲天悯人情怀，源于继承了楚辞的求索精神，肯定了海风中养料的作用，更为睁大眼睛后看清楚了文明文化痼疾而痛心疾首，便希翼通过一场欧洲式的文艺复兴运动，重建华夏文化。从文化于文明的母体作用上看，这场运动的视野，乃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皆不可比拟的，那大量的忠君爱国的侠义小说更不消提了。诚然，此事极大地得力于海风改变了“天涯海角”的地理概念。如果说鲁迅的《呐喊》是惊雷，那么巴金的小说，曹禺的戏剧，乃至沈从文《边城》里对未遭污染人性的赞美，便是润物无声的春雨。万分不幸，西北欧为文艺复兴提供了两个世纪的时间，中国却只能为新文化运动提供一代人时间。此事关系重大。

再说点今人已知的外部世界情况。

荷马史诗宣扬了远古时代海岛居民的尚武风气与英雄气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生存的需要。印度史诗，中国的炎、黄二帝争雄，气质上并不例外，反映的主要是远古时代为使族群存活下去，无情的兼并行为乃至血腥手段不可免。这样的文学和今天我们理解的文学很不相同，严重缺失人文关爱特别对生命意义的追问。笔者才疏学浅，窃以为这方面中国的楚辞走在了世界的前面。

现代文学，形式上从诗歌到历史到哲学，皆属于文学，追求上注重的已是生命生活的意义。它由欧洲发端，始于八次十字军东征导致的几乎所有阶层的精疲力尽，不容敏感的心灵于私下里询问这是为什么？但是，中古时代的教会不能接受对生命生活意义的审视与质疑，因为在它那里一切都有了标准答案，便是圣经。这方面，欧洲要比中国落后了一千年。欧洲文学与中国文学的重大区别是，前者借助于文艺复兴，贯注了知耻勇气，勇于后来居上，后者仗着有老本吃，洋洋自得，倚老卖老，锐气不再。从此一升一降，差距越拉越大。

有个戏剧化情况需要说说。文艺复兴前期，如何复兴远古时代的求索精神，又能避开教会审查，先驱们便纷纷打着歌颂神的旗号，对神进行改头换面，让不容平视的僵化的神祇贯注人的灵动形神。那个时期的众多雕塑和绘画，多以神为题材，男神皆肌肉饱满，目光沉毅，女神皆体态丰满，目光透着不尽慈爱。毫无疑问，这是凡人的喜闻乐见，一如中国《白蛇传》给予凡人情感的慰藉与宣泄一样。实际这是一种“掏空”的手法，是尔后宗教改革的原因之一。这方面，教会的主教们可没有后世的共产党人敏锐。例如，文革结束后出来的某些“伤痕文学”作品，玩的也是在肯定共产党领导的旗号下批判阴惨现实的把戏，怎奈人间最先进的共产党人远比教会的老古董主教们精明，很快就把“伤痕文学”取缔。

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创作的唐•吉坷德这个人物形象，小说史上不失为一只报春鸟。它的历史意义在于反映了腐朽的专制统治下社会死气沉沉的精神面貌，而唐•吉坷德却欲以一己微力打造一个新生活，让人取代神成为生活主角。唐•吉坷德是个喜剧形象，不排除作者要避开审查的刻意为之。唐•吉坷德注定了失败，因为他尽可以把风车砸个稀巴烂，风仍在。他的理想却也可贵，近似于中国神话里的愚公移山，精卫填海。这又是先秦乃至唐宋时期的中国文化属于优质文化的一个证明。

文艺复兴为海洋文明时代的文学开辟了新道路，宗教改革也是重要助力，但文学里的人文关爱从此不可逆转，自由、民主、人权组合的新价值观才是文学的坚实保障。当然，文学也为新价值观大厦的建立添了砖加了瓦。甚至，进入十九世纪，文学还成了生产力一部分。

这样的观点其实已经陈旧，但对于特色社会主义某些权贵，没准还是新鲜话题。有什么奇怪，文学在他们眼里不过是粉饰太平的工具。看看七十年的红色文学吧，只恐某些权贵都不再读得下去。诚然，这样的结局，未必是那些作者的初衷。但垃圾就是垃圾，不因作者的初衷不孬就化腐朽为神奇。

文艺复兴以来的欧美文学，逐渐形成了现代世界的文学主流，作为欧风美雨的反映，这是必然的。其鲜明特征是突出了人文关爱与哲学思考，基本上耻于为权势方歌功颂德，接地气。进入二十世纪，此文风波及到了拉美地区，进一步促成了不同流派不同风格的争奇斗艳。毕竟，抽象的世界文学是不存在的，只有通过对不同国度不同地域不同的悲欢离合的具体描写，才能出来作家、诗人的不同作品。例如：读英国文学，能感受到早期工业化人性缺失的一面。没有法国大革命，便无《悲惨世界》与《九三年》。显克维奇，只能是波兰悲惨国运下的悲情男儿。《黑奴吁天录》创作意图上反映了新教徒不忍心让新大陆沦落为旧欧洲的新情怀。正是拉美国家丑陋的独裁统治，孕育了令人解气的《总统先生》。《百年孤独》，则是要从历史纵深溯源。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中国并不例外。宋明以降昏聩的老人政治与扼杀年轻人自由天性的儒教教义，是《家》《春》《秋》的不尽素材。阿Q这个形象的不朽，其深刻的意义在于揭示了这块土地不排除人种退化的危险。坦率地说，这不是《边城》能达到的高度。黄钟就是黄钟，瓦釜雷鸣可以淹没它的声音，但取代不了它的成色。传统的审美，实际效果已异化为让这块土地继续昏昏欲睡。

今天，这情况果然上演。鲁迅俨然成了绝唱，真正的文学于生活已然可有可无，形于一块抹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