忘年交之少 郭罗基（1932-） 忘年交之老 周培源（1902-1993）
周老培源于1993年11月24日仙逝，享年九十有一。 我远在海外，未能亲往吊唁，遥托北京的友人敬献花篮于灵前，缎带上书：
吾师吾友吾父周老培源千古
纽约科学院院士郭罗基敬挽
周老和我，三种亲密的关系融而为一。 周老是江苏宜兴人，我是无锡人。 宜兴现属无锡市，我们又成了同乡。
我在北京大学学习时，周老是教务长。 不仅在辈分上是师生，我尝程门立雪，向周老学习相对论。 是为吾师。 从文化大革命的年代起，我们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反聂元梓，反迟群，反吴德,...... 一起度过漫长的惊涛骇浪的岁月。 是为战友。 我和周老的长女如枚年岁相仿。 1981年，如枚因癌症英年早逝。 在追悼会上，周老哀伤涕泣，握着我的手说：“罗基啊，如枚不在了，你就是我的亲人，以后要常来啊……”老年丧女是人生一大不幸，白发哭青丝，悲痛之极。 我本是周家常客，周老还要我常去。 从此周老对我又多了一层亲子之情。 我因政治原因被逐出北京，发配南京。 周老三次到南京来看我。 我和周老的交往，是彼此经历中重要的一部分，也可以说是北京大学校史中重要的一部分。
1991年，为祝贺周老的九十寿辰，拟出版一本纪念文集。 我理所当然应撰文叙旧。 有关人士说：“把郭罗基的文章放在里面，这本书就别想出版了。”我只好作罢。 《科学巨匠，师表流芳》一书出版后，其中涉及我的名字的地方都用“某人”、“等人”代替。 在中国，一旦被打入冷宫，与他有关的历史非删即改。 往事如烟，渺不可追； 直书一二，以存史实。
（一）
上世纪40年代，我上中学时，物理教科书是周培源、严济慈编的。 教物理的杨老师又是清华大学毕业的。 他在课堂上经常以崇敬的口气提到他的老师周培源，说他是中国科学家中唯一与爱因斯坦共事过的人。 我对大科学家周培源顿生仰慕之心。 这一年我的物理课学得特别好，总平均得了98分。 我本来立志学医，这时改变初衷，想当物理学家了。 后来物理学家也不当了，当了革命家。 没有想到，当年一顽童，20多年之后与大科学家周培源竟成忘年之交。
当了几年少年革命家，心中产生一些困惑，挥之不去，道之不明，于是寻求解答历史之谜。 1955年，我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 迎新大会上，校长马寅初发表演说。 主席台上坐着一排人，有一位白头翁，显得很突出。 据介绍，他就是教务长周培源。 我以为他已老迈年高，后来看到他在校园里骑着自行车来去匆匆，却是精神抖擞。 人家说他是少白头，40多岁已经白发盈颠。
1958年，我提前两年毕业，留校任教，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 周老作为北京大学副校长，是我的领导。
我和周老在政治上同命运是从1964年北京大学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始的。
60年代，中国农村进行了一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社教”，因在运动中需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故也称“四清”）。 在全国的大学中，唯有北京大学搞了“社教”。
北大的“社教”，与共产党上层的斗争有关。 彭真在北京当市委书记，独霸一方，确实是如毛泽东所说“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 以陆定一为部长的中共中央宣传部是管文教的，但对北京的文教单位却奈何不得。 中宣部曾在中国京剧院和中国人民大学检查工作，查出了问题，均被北京市委挡住。 1964年7月，陆定一派出以副部长张磐石为首的调查组进驻北大。 调查组认为，北大的问题很严重。 1964年11月，中宣部从全国各省市调集宣传部长、教育厅长、大学党委书记等200多人，组成庞大的工作队，开进北大搞“社教”，还想以此试点取得经验，向全国推广。 结果，中宣部的工作队遭到以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的强烈抵制，北大的“社教”都难以收场，其他的大学再也不搞“社教”了。 后来，把彭真和陆定一凑在一起，搞成“彭、陆、罗、杨反党集团”，和1957年把章伯钧和罗隆基两个对头搞成“章罗同盟”一样，都是毛泽东的“拉郎配”。
北大内部，党和群众、党内的领导和被领导，矛盾十分尖锐。 1957年彭真指责原北大党委书记兼副校长江隆基“右倾”，派陆平来取而代之，并进行纠偏。 当时共产党全党皆“左”。 陆平是个能干人，越能干越“左”。 他在北大纠偏，越纠越偏。 “左”得出奇，伤人必多，几年下来，校园内对党委一片怨言。 在左倾思想的指导下，本来是搞“左”的一套发生了问题，往往又归之于“左”得不够，诸如“阶级斗争抓得不狠”、“革命不彻底”、“反修不积极”等等。 张磐石工作队也是以“左”来反陆平党委的“左”，有所不同在于：陆平党委的“左”是依靠干部自上而下地整群众，而这一次张磐石工作队的“左”是发动群众自下而上地整干部、整党委。
北大“社教”的搞法，也像农村一样，什么“访贫问苦，扎根串联”，“组织积极分子队伍”等等。 我们哲学系挨党委整的人最多，被认为“苦大仇深”，所以工作队一头扎进了哲学系。 总支书记聂元梓，到哲学系不久，并没有挨整。 她是到过延安的老干部，对自己的地位不甚满意，而政治嗅觉又特别灵敏。 她向工作队密奏了陆平党委的种种不是，因而成为“头号积极分子”。 （康生曾对张磐石说：“你把聂元梓当作‘头号积极分子'，要当心，她在延安时表现不好。”到了文化大革命中，反工作队的时候，康生又说：“聂元梓是王八蛋也要支持。”）哲学系有一支庞大的“积极分子”队伍。 我也是挨党委整的，历来称“右”，此时又被加了一顶“反对‘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代表人物”的大帽子。 自然，我就被组织到“积极分子”队伍里去了。 工作队也是听不得不同意见的。 我本性难改，对工作队的“左”照样要批评，又被认为是“积极分子”队伍中的“动摇分子”，差一点又被踢出“积极分子”队伍。
周老也是“社教”运动的“积极分子”。
1965年3月，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访华。 离京赴外地参观时，周恩来总理陪同。 周恩来很细心，看到总统的随行人员中有一位顾问萨拉姆，是物理学家（1979年得诺贝尔奖）。 莫非要谈有关科学问题？ 所以他也请个物理学家作顾问，于是邀周培源同行。 在飞机上，周恩来随便问问：“你们北大现在怎么样啊？”周培源却是一个认真的人，说：“三言两语说不清，我写个材料给你。”周恩来说：“好。”用手一指：“你的材料写好后交给他。”他是统战部干部李贵。
周培源写的材料揭发了陆平的许多严重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三乱”。 还说：“陆平是我解放后所遇到的三个作风最恶劣的共产党干部之一。”我曾问过周老：“‘三个作风最恶劣的共产党干部'，另外两个是谁？”他说，另一个是教育部的一位司长，也姓陆。 第三个，我不记得了。
周培源揭发陆平的“三乱”，没有上纲上线，但概括非常准确，成了陆平的标签。 大家都知道周培源批评陆平“三乱”，哪三乱？ 又都说不全。 周老亲口对我说过，“三乱”是“乱说，乱批，乱干”。
周恩来看了周培源写的材料，大吃一惊。 1959年，马寅初遭批判之后，辞去北大校长职务。 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的一次舞会上征求北大学生的意见：“你们看谁当校长好？ ”学生们异口同声地喊：“陆平，陆平！”那时，陆平指挥人马批江隆基、批马寅初，反右派、反右倾，真是威风凛凛。 周恩来一直以为陆平在北大威信很高呢，没有想到问题十分严重。 他说：“要不是周培源说的，我还不相信呢。”周恩来将材料转给张磐石工作队，工作队如获至宝。
工作队搞了过火斗争，也站不住脚，再加党内上层的较量，北大的“社教”又翻了过来。 彭真大权在握，飞扬拔扈，岂容别人来挖墙脚？ 他指责中宣部派出的工作队犯了严重的错误。 中共北京市委奉命“清理”北大“社教”的错误，在宋硕、彭佩芸（北京市委大学工作部副部长）的领导下又反过来整工作队、整“积极分子”。 北京市委书记万里找周培源谈话，要他改变对陆平的看法。周培源顶住压力，坚决不改变。 后来周培源讲到：“社教中我给陆平提过意见，我给总理写了信。 第二次国际饭店会议上陆平要我作检查。 我与陆平吵起来了，结果不了了之。 “（1979年1月8日上午，周培源在高校科研会议第二小组会上的发言，存北大档案室，党办案卷16号，卷内材料顺序号2。 ）
陆平党委的反攻倒算比工作队的过火斗争更凶。 为了强迫哲学系的“积极分子”作检讨，开了一个长达7个月之久的“国际饭店会议”。 会后，不作检讨的人都被打发到农村。 陆平恶狠狠地说：“你们不是说我打击报复吗？ 现在再来一次打击报复。你们要是不好好改造，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 我是顽固分子，被打发到京郊怀柔县，作了“有去无回”的准备，一辈子当农民。
1966年中共中央发出《五一六通知》以后，彭真垮台了。 哲学系一批挨整后留在校内的聂元梓、杨克明等7人，以为时机已到，5月25日贴出《宋硕、陆平、彭佩芸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什么？ 》的大字报。 这份大字报迎合了上层斗争的需要，毛泽东称之为“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并批发向全国广播。 这就是所谓“点燃了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 在文化大革中，“社教”运动的“积极分子”翻过身来又把宋硕、陆平、彭佩芸以及他们手下的人打成“黑帮”，残酷斗争，无以复加。 作为文化大革命的发源地的北京大学，有它的典型意义。 在左倾路线的指引下，按照“斗争哲学”，斗来斗去，不断“翻烙饼”，一次比一次更“左”，至文化大革命而达于极左。
“社教”是北大历史上的一个死结，在很长的时期中常常引发争论。 “社教”是整人者挨整。 惯于整人的干部，向来道貌岸然、一本正经，轮到自己挨整却顿失常态，丑化自己、乱咬别人。 且不说政治上的是非，这一次暴露了他们人格的低下。 事后回味过来，他们对“社教”恨之入骨。 但七搞八搞，这些干部还是在北大掌权。 周老和我，虽然在“社教”中并非重要角色，而且不赞成张磐石工作队的过火斗争，因“头号积极分子”聂元梓等人已倒，而我俩打而不倒，总是被党委的干部当作“社教”的代表人物而受到攻击。
（二）
我和周老的密切交往始于文化大革命中的1967年。
文化大革命一来，陆平党委成了“黑帮”，挨他们整的“社教”运动的“积极分子”自然成了“左派”。 周老和我都是“左派”，我还是“老左派”。 哲学系有一批人从1961年开始就反党委，所以被称作“老左派”。 在政治斗争中扮演什么角色，有时是身不由己； 但也不是不可选择。 我身不由己地被列入以聂元梓为首的“老左派”，我又自己选择了与聂元梓分道扬镳。 一者，聂元梓此人人品不好，耻与为伍；二者，对文化大革命有看法，不愿当“老左派”。 1967年3月3日，我贴出一张大字报，题为《新北大要整风，聂元梓第一个要整风！》 聂元梓，是碰不得的。 北大流行一个公式：“反聂即反动”。 在我之前，凡是反聂的都被打成“反革命”。 我抓住一个合理合法的旗号——“整风”，虽然没有被打成“反革命”，还是受到日日夜夜的围攻，说我的大字报的要害是“颠覆红色政权”、“砍倒毛主席树立起来的红旗聂元梓”等等。 我和支持我的人被叫做“二月逆流在北大的表现——三月逆流”。 围绕我的大字报所进行的辩论，逐渐分成反聂和保聂两派。 4月30日，我在大饭厅发表了一次演说。 而后支持我的人越来越多，预定在6月8日成立一个反聂的组织——“新北大北京公社”。 文化大革命的逻辑就是这样：观点不同，人以群分；观点相同，组织起来；形成两派，激烈对抗。
6月7日，有人通知我：“周培源让你去汇报工作。”
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简称“校文革”），下设行政工作委员会。 周老原是副校长，给了他一个行政工作委员会副主任的头衔。 当时我是西哈努克亲王的儿子诺罗敦·纳拉迪波王子的老师，人称“太子太傅”。 纳拉迪波从北大附中毕业后，免试升入北京大学学习。 按中柬文化协议，他的学习是不能中断的。 全国的大学都在“停课闹革命”，只有这一个学生还要上课，而且是8个教师给一个学生上课。 我是王子教学组组长。 周老分工“管教学”，所以让我去汇报。
我跨进燕南园56号的门槛，周老从沙发上站起来，手里拿着一份传单，开门见山地说：“‘汇报工作'是个由头，有什么好汇报的？ 我请你来商量，我要亮相。”
我一时摸不着头脑。 周老继续说：“你的演说我看了三遍，完全同意。”我这才注意到他手里拿的传单是我4月30日演说的打印记录稿，是支持我的0363北京公社散发的。
“我对聂元梓早就有意见了，……”他讲了对聂元梓的看法，最不能容忍的是动不动把反对她的年轻人打成“反革命”，实际上还不是“反对”，而是正当的批评。
周老说了一句当时流行的语言：“我要和你们战斗在一起、团结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你看我能不能参加明天的大会？ 怎么亮相？ ”
我说：“你只要适当表示支持就可以了，不必参加组织。”
他问：“为什么？ ”
我说：“你年纪大了，经不起折腾，一旦卷进去就很难拔出来。”
他说：“这不是理由。”
我又说：“不参加比参加好。 你一亮相，会有许多教师、干部跟上来，这也是反聂的一个方面军。 打仗的时候，一支部队要分成两支，形成犄角之势。 你在北京公社外面用北京公社的观点讲话，作用更大。 你参加进去就和北京公社没有区别了。”他同意了。
6月8日，在五四广场开大会。 除了反聂的人们，保聂的人们也想来听个究竟，还有从校外来的人，广场上站了一万多人。 周老刚走进会场，就被人簇拥着上了主席台。 偌大一个会场，看主席台上的人不甚分明，只有周老的一头白发引人注意，他一出现下面就活跃起来了。
我在会上发表了一个主题演说，批评聂元梓扼杀民主、镇压群众。 反聂的人们欢呼、鼓掌，保聂的人们就喝倒采。
我在批评聂元梓的时候借题发挥。 我引用马克思所赞赏的法国大革命民主派的一句名言：“伟大人物之所以看起来伟大，是因为你自己跪着。”然后就对保聂的人们说：“你们把聂元梓看成伟大人物就因为你们自己跪在地上。”我发出一个号召：“可怜的人们，站起来吧！”反聂派狂呼乱叫，把保聂派的倒采压了下去。 这句话，是我在北大的文化大革命史上留下的痕迹。 过了多少年，人们还对我说：“你那次演说，别的都没记住，‘可怜的人们，站起来吧！'就这句话忘不了。”这句话之所以忘不了，因为它有弦外之音。 谁是伟大人物？ 应当说聂元梓还不够资格。 我认为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是文化大革命的精神支柱，提醒大家不要跪在地上看人。 聪明人都心照不宣，重复这句话的时候往往相对发笑。 后来被反对我的人们悟出来了，把我打成“反革命”，说是“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 我既不承认也不否认。 承认下来是愚蠢之举，说不定要掉脑袋；否认了于心不安，因为确是真实意图，而且对不起为我鼓掌的人们。 我把球踢了过去：我当时说的是聂元梓。 听的人也可以有不同的理解，现在说“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那就是你们的理解。 这是后话。
当时正在批判电影《清宫秘史》，因为刘少奇说过《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的，批它的卖国主义。 电影中称慈禧太后为“老佛爷”，“老佛爷”一开口，那些奴才们就跪在地上喊：“喳，喳，喳！”于是聂元梓得了一个外号——“老佛爷”，对于聂元梓唯命是从的人们就是“喳派”。 其实，文化大革命中的“喳派”岂止北大拥护聂元梓的人们，真正的“老佛爷”也不是聂元梓。
我的演说讲完之后，下面纷纷递条子，要周培源“火线亮相”。 周老发表即席讲话，又说：“我要和你们战斗在一起、团结在一起、胜利在一起！”下面递了更多的条子，要求头头们批准周培源加入北京公社。 主席台上的头头们立即开会。 我还是主张不参加比参加好。 其他人都说，这是群众的强烈要求，不能不考虑。 周老本人表示同意，他把当初我们的约定忘掉了。 也怪我，我应当把我的战略思想向群众讲清楚，打消群众对周老参加北京公社的压力。
主席台上当场宣布批准周培源加入北京公社，下面好一阵热闹。 周老的亮相，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许多敢怒不敢言的教师都站了出来，加入反聂的行列。
反聂的组织，除了北京公社，还有新北大公社革命造反总部、红旗飘战斗队、井冈山公社、东方红公社，共五个组织。 对立面——“校文革”是权力机构，新北大公社是“校文革”依靠的群众组织，都是聂元梓的工具。 聂元梓的副手是孙蓬一。 有时统称他们为“聂孙”。
1967年8月，五个反聂的组织酝酿联合起来，共同对付“老佛爷”。 文化大革命中的工作方法是很特别的。 联合以后的组织叫什么名称？ 光是这头一项议程就在38楼前的广场上几千人辩论了五个晚上，这是乱哄哄的民主。 最后定名为“新北大井冈山兵团”。 更为麻烦的是谁当头？ 当时呼声最高的是原“红旗飘”的牛辉林。 在北大反聂是冒风险的。 北大的两派与其他地方的两派有所不同。 别的造反派都是造当权派的反。 在北大，“聂孙”是响当当的“造反派”，孙蓬一还自称是“江青派”。 北大“井冈山”是造“造反派”的反，造红色政权“校文革”的反。 中央文革对一般的两派都承认是群众组织，唯独对北大“井冈山”从来没有说过是群众组织。参加“井冈山”的教师们，十分担心江青这个疯子再一次乱点名，如果她说一句“‘井冈山'是坏头头操纵的反动组织”，几千人都将背上黑锅。 成群结队的人往我家里跑，要我控制“井冈山”的局势，不能让牛辉林当头，此人不可靠。
有人怂恿我出来当头。 理由是：“第一，大规模的反聂势力的形成，是由你的大字报引起的。 第二，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的灵魂人物都是老左派，我们也要抬出一个老左派来与之对抗。”我说：“你们有所不知，我也是一个危险人物。”江青的女儿李讷是我的学生，她的考试，我给了四分（五级记分制）。 其他课程都是五分，只有我这门课是四分。 而这门课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她家里有一座“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挨着“顶峰”，好像她得五分是理所当然的。 因此她本人和她家里的人大为不满。 文化大革命初期，江青在北大全校大会上点历史系教师郝斌的名，说他“迫害李讷”，还说了一句浑话：“阶级斗争跑到我们家里来了。”郝斌立刻被打成“牛鬼蛇神”。 郝斌曾是农村“四清”工作队队长，李讷是队员。 因李讷是个特殊人物，郝斌对她采取一些保护措施，反被说成是“监视”。 江青本来也要点我的名，说我是“修正主义的苗子”。 因为我是哲学系的“老左派”，聂元梓为我说情，赦免了。 如果我当了“井冈山”的头，聂元梓进谗言，江青旧事重提，我还是免不了成为“坏头头”。 虽然没有当“井冈山”的头，后来在“清理阶级队伍”时，我仍然跑不了，也是以“迫害李讷”的罪名被打成“反革命”。 其实，我对李讷的印象是很好的。 北大有一大批高干子弟，如果把他们的家长请来开个家长会，几乎可以开成中央委员会。 这一班王孙公子，大多有骄、娇二气; 唯李讷和胡德平（胡耀邦之子）衣着朴素、待人谦和。 考试打分是秉公办事，何来“迫害”？ （后来越传越离谱，说我给了她一个不及格）一帮人到我家里抄家，要找出李讷的考卷作为“迫害”的罪证。 考卷没有找到，却多了一个罪证。 我的家里没有挂毛主席的像，被揭露出来，叫做“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有刻骨仇恨”。 我的“反革命”罪行一共是三条，除了这两条，还有上面所说的那句口号：“可怜的人们，站起来吧！”因此而被关了四个多月的禁闭。 关于“迫害李讷”一事，北大的人都说我太迂。 历史系的教师说：“郭兄，你迂呀，见了李讷的名字，考卷看都不用看，给她打个五分拉倒。 反正给多少分又不花本钱。”我的秉性确实迂，按北京人的说法叫做“绞死理儿”。 到了80年代，成了“顽固坚持”的“自由化分子”。 我的朋友于浩成自号“呆公”，李洪林则称“痴翁”，我就是“迂夫”了。 有人说这是“京城三愚”。
再回到“井冈山”。 谁当头？ 关系到几千人的命运。 我苦思苦想，想出了一个方案。
本来我不赞成周老参加反聂组织，既然参加了，干脆让他当第一把手。 第一，他是著名科学家，重点保护对象，不可能把他打成“坏头头”。 第二，在“井冈山”内部可以摆平，拥戴牛辉林的人们无话可说。 副手让学生来当，做实际工作。 “井冈山”的稳健派都说这是一条妙计，不知周老干不干？ 我说，只能由我来说服他了。
不过，我觉得对周老确实难以启齿。 我到周老家，战战兢兢，吞吞吐吐，说明“井冈山”的难处，事到如今只有这一计。
他说：“当初你连北京公社都叫我不要参加，现在怎么叫我当五个组织联合起来的头？ ”
我说：“彼一时此一时也。 当时我是想让你率领教师队伍，与群众组织形成反聂的钳形攻势。 这个战略思想没有实现，现在出现了新形势。 ”
他又说：“我怎么当得了这个头？ ”
我说：“说穿了，只是利用你的声望，您老人家尽管坐在家里，只要让你的名字发挥作用就行了。 实际工作还是由学生来做。”他勉强同意了。
于是，“新北大井冈山兵团”宣布周培源为核心组组长。 当时周老65岁，恐怕是文化大革命中最年长的一位“寨主”。 实际上冲锋陷阵的还是学生。 我则被人叫做什么“精神领袖”、“神秘人物”、“摇羽毛扇的”、“总参谋长”诸如此类的称呼。 核心组十一人，是各种角色形成的组合。
周老并没有坐在家里，总是积极参加各种活动。 “井冈山”核心组的会议常常是躲在燕南园63号的阁楼上进行的，周老和年轻人一样，低着脑袋爬上爬下。 周老耳聋，开会的时候，手持助听器，凑近发言者，那认真的姿态，十分令人感动。 有时发生争论，谁都听不清，周老说：“慢点，慢点......”年轻人就冷静下来。 有这么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真能镇住阵脚。
1967年12月，新北大公社掀起“打倒周白毛”运动。 打倒了周培源，他们就可以把“井冈山”说成是“坏头头操纵的反动组织”。
12月21日深夜，新北大公社广播了一个“打倒美国特务周培源”的声明，随即抄了周老的家，还要抓人，周培源的囚室都准备好了，计划在第二天召开“批斗美国特务周培源”的群众大会。 由于新北大公社内部的好人通风报信，周老转移到28楼“井冈山”的总部，批斗计划没有得逞。
抄家以后，广播电台一遍一遍地宣布周培源的“美国特务”的罪行：
1，在美国组织反动特务组织 “中国社”。
2，向美国出卖有关青岛等军事机密。
3，困难时期投机倒把，倒卖中国古字画。
周老早年在美国求学，二次大战期间参加了美国海军部的科学研究项目。 这就是打成美国特务的最方便的口实。 新北大公社挖空心思搜索了几个月，抛出来的材料极其可笑。
当时在加州理工学院的中国人很少，只有钱学森、钱伟长、林家翘、郭永怀等几个人。 他们都是单身汉，每逢周末，常到周家聚会，其乐融融。 有人说了一句，我们真是一个China Society。 不料文革中被说成周培源建立的特务组织“中国社”。
美国海军部的一张中国地图把青岛的位置搞错了。 青岛本是海港，却画到内陆上去了。 周老纠正了一个常识性错误。 在一次中国人的聚会上，他嘲笑了海军部地图的荒唐。 不料在场的一个人，在文革中进行了揭发。
揭发者是清华大学某教授，当年常与周家往来。 他不是不知道，按美国的规定，参加政府组织的科学研究项目必须加入美国籍，而周老拒绝入籍，还提了几个条件。 事实是“美帝国主义”迁就了他。 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不少人往往以放大的形式表现了自己平时被掩盖的卑劣。
抄家以后，新北大公社声言“拿到了美国特务周培源的密电码”。这就更可笑了。科学家有积累数据的习惯。 周老的助听器所用的电池，持续多长时间都作了记录，存有一大摞卡片。 那些家伙看不懂，就说是“密电码”。
至于倒卖古字画，完全是无稽之谈。
第二天晚上，我和刘渝宜到28楼去看望周老。 “井冈山”怕新北大公社来抢人，设了几道防线，重兵把守。 周老住在四楼尽头的一个房间里。 他和几个年轻人正在打扑克，说：“你看，我这个人真笨，打扑克都不会。”平时太忙，现在倒得闲娱乐一番。 我常听到周老说自己“笨”。 其实他的智商很高，一点都不笨。 我想，他的用意是时时告诫自己，不要自作聪明。
窗外的高音喇叭在歇斯底里地叫喊：“打倒周白毛”、“把美国特务周培源揪出来示众”。 我指指窗外。 周老心胸坦荡，笑得很天真，说：“我耳朵聋，什么也没听见。 ”
我说：“我当初出了一个坏主意，让你当头，现在害了你。 ”
他说：“不能这么说，是我同意的。 我们‘井冈山’，谁出来当头都会被打倒。 人家不是说吗？ ‘反聂没有好下场’。 明知没有好下场还是要反。”周老的这句话具有代表性。 参加北大“井冈山”的许多人都是知其不可而为之，究竟为了什么？
聂元梓要白晨曦动员周培源下山，说：“周培源下了山就没事了。”白晨曦说：“周培源这个人我是了解的，可杀不可辱。 你们把他搞得这样，他是不会下山的，我也不去动员。”可见，下山了就不是“美国特务”了。
新北大公社在北京城里到处去贴“打倒美国特务周培源”的大标语、大字报。 周恩来批评了他们，要他们立即清理干净。
文化大革命自有它的规律，确实是不以人们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 参加文化大革命的许多人渐渐发觉事态的发展违背了初衷。 “井冈山”的成员是为了反聂而集合起来的，但在当时的背景下不得不采取与聂元梓同样的文化大革命的一套话语系统，什么“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什么“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等等。 而且为了寻求支持又和北京市的两大派纠缠在一起，新北大公社是“天派”，“井冈山”就投入“地派”。 到后来，文化大革命的流行病，“井冈山”也一应俱全。 新北大公社“打倒周培源”，“井冈山”就抓了站在新北大公社方面的“革命干部”、原党委副书记兼教务长崔雄昆，以示报复。 有些做法周老和我不赞成，但我们的讲话不灵了。我被“井冈山”的一些激进分子称作“老机”（机会主义的机）。 我所采取的第一个行动，不过是和聂元梓决裂。 因为受到围攻，我就要和支持者站在一起；支持者越来越多，又推动我去成立组织；形成了两派，我居然成为一派的头头之一。 我被一种无形的力量推着走，已经离出发点很远了。 我和周老认为，我们无法为“井冈山”的行动和后果负责，于是提出以后不再参加总部的活动，但坚决不“下山”。 总部进行了改组，核心组都由学生组成。
1968年2月13日，周恩来要丁国钰（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李钟奇（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向周培源传达两条意见：“今天接你来，是传达周总理指示：第一，退出井冈山； 第二，你还是副校长，参加群众组织不合适。 这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声音。”周培源还特别问：我下山可以，但与“井冈山”组织的性质有无关系？ 丁的回答是：总理只是出于对你个人的关心，与群众组织性质无关。 周老表示“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指示我一定照办”。 他虽然组织上离开了“井冈山”，但政见没变，依然坚持“井冈山”对“聂孙”、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的批判态度。
“井冈山”的许多学生也对“文化大革命”厌倦了，有头脑的人开始重新思考。 为了 掌握理论武器，追寻李大钊的传统，他们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或是“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青年共产主义学会”等等。 他们常常关起门来“议论无产阶级司令部”。
1968年3月29日凌晨，新北大公社有准备地袭击“井冈山”的学生宿舍31楼，于是发生武斗。 当时社会上已是武斗成风。 我对“井冈山”总部的头头们说，过了若干年，回头一看，武斗是毫无意义的。 我们是不是可以采取一种与众不同的做法，人家打上门来，我们挂免战牌，离开学校，等平静以后再回来。 他们不赞成，认为这是示弱，并且说：“你们（教师）都走，让我们（学生）留下来对付。 “井冈山”的学生占了四幢大楼，被新北大公社三面包围（一面是马路），停水停电，坚持了四个多月。 我没有办法说服别人不搞武斗，我又不愿意参加武斗。 我住在朗润园，如果不住进“井冈山”的据点则将被新北大公社抓去。 “井冈山”总部的人对我和周老说：“我们没有办法保护你们，还是离开北大。”我远离北京，到南方去躲避。 周老先后住在女儿如雁、如枚家。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时，预计“停课闹革命”半年。 闹了两年，收不了场。 什么“两条路线的斗争”，道理讲不清了，干脆来个不讲道理。 先是姚文元发了一篇文章《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制造舆论；然后派出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学校。 所谓“工人阶级占领上层建筑”，实际上是对学校实行军管，这是中国教育史上最黑暗的年代。 1968年8月19日，63军军宣队进驻北大，周老和我以及所有出去躲武斗的人都回到了学校。 63军政治部副主任刘信当军宣队、工宣队指挥部的总指挥，具体操作的是政治部宣传处的一位处长杨顺德。 63军是倾向新北大公社的，一味压制“井冈山”。 “清理阶级队伍”时，杨处长宣布“井冈山”有40几个“反革命小集团”。 人们终于发现，凡是打着马克思的旗号的，都是怀疑毛泽东思想、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凡是“毛泽东思想学习小组”才是正统的、拥护“文化大革命”的。 因为我是“井冈山”的“精神领袖”，所以被杨处长点名为“井冈山反革命小集团总后台”，关入南阁的一间小屋子进行“隔离审查”。
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所有的教师都搬入学生宿舍，不准回家。 周老又住进了28楼，审查他的“美国特务”问题。 有一次全校大会点了他的名。 在这以前，崔雄昆因被点名而自杀。 周老对前去看他的三女儿如玲说：“我不会这样的，让你妈放心好了。”老一辈知识分子的经历都有一些难以说清的事情，像周老这样充满自信而又意志坚强的，不是很多。
63军在北大胡来，先后被关进“牛棚”的达800多人。 文化大革命初期，北大自杀的只有3、4人。 人们有政治经验，不管戴什么“帽子”，反正“运动后期落实政策”。 此时，“毛主席派来的军宣队”定了案，以为永世不得翻身了。 不少人寻短见。 死了一个就刷大标语：“×××畏罪自杀，死有余辜！”一条一条大标语数下来，自杀的竟有40多人。 特别是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和夫人双双自杀，惊动了“上面”。 就是按当时的标准也太过火了。 毛泽东派他身边的警卫团8341部队取代63军。 8341部队进校以后，把“牛棚”里的人和关禁闭的人都放了出来，周老和我都回家了。 8341在两派之间声称“一碗水端平”。 北大的紧张气氛得到缓解。 周老的“美国特务”案，我的“井冈山反革命小集团总后台”案，就算不了了之。
一本纪念周培源的文集，40多万字，只有季羡林先生的一篇短文《记周培源先生》提到周老在文化大革命中曾是反聂组织的“领导成员”。 他正是在周老的影响下也参加了反聂组织。 《周培源教授年谱》从1966年一下子跳到1972年。 我感到很奇怪！ 现在，人们对文化大革命中的经历往往讳莫如深。 从前对文化大革命一概肯定，后来又一概否定。 时至1979年，我的《谁之罪？ 》一文因“否定文化大革命”而被定罪。 过了几年，“否定文化大革命”成了官方的态度，而且唯恐不力，还要加上“彻底”二字。 似乎凡文化大革命的参与者都不是好人。 我不赞成官方的“彻底”，又被指责为“为文化大革命辩护”了。
20世纪中国发生的“文化大革命”是一种极其复杂的历史现象，一时还难以说清楚。 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者和参与者，动机是不一样的；参与者，不同的人动机也是不一样的。 不参加，未必正确。 陈云有言：“提拔干部要从文化大革命的逍遥派中挑选。”他是逍遥派，故欣赏逍遥派。 逍遥派人士大多是没有热情、缺乏责任感的。
描绘文化大革命的画面，不是群魔乱舞，就是悲惨世界。 这不仅是肤浅的，也大为失真。 有邪恶必有正义。 文化大革命期间沧海横流，中国之大，岂无一个半个挺身而出的仁人志士？ 有的，那就是张志新、遇罗克等英雄人物。 但他们首先是文化大革命的积极参加者，不参加无从反对。 当然，参加者也可以扮演不同的角色。 周培源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所作所为，充分表现了中国知识分子中与谄媚奉承相反的刚直不阿的一面。 季羡林先生在他的文章中说：“我也使上了牛劲，终于经过长期的反复的考虑与观察，抱着‘粉身碎骨在所不辞'的决心，‘自己跳了出来'，也参加了那个反'老佛爷'的组织。 这一跳不打紧，一跳就跳进了‘牛棚'，几乎把老命给赔上。”（《科学巨匠，师表流芳》第77页，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像周培源、季羡林这样有名望的知识分子，如果当逍遥派、作壁上观，完全可以平安无事。 一旦“跳了出来”，险遭灭顶之灾。 他们所追求的并非私利，而是正义。 在北大反对聂元梓，就是反对聂元梓所代表的文化大革命的潮流。 季羡林先生还说：“我一生所做的事情自己满意的不多。 我拼着老命反‘老佛爷'一事，是最满意的事情之一，它证明我还是一个有正义感的人，不是一个贪生怕死的胆小鬼。”（同上，第78页）像季羡林先生这样在文化大革命中“自己跳出来”的本来不多，而如今在对文化大革命的一片诅咒声中犹引以自豪，更是难能可贵。 掩隐文化大革命的经历，就不是一个完整的周培源，而且将使他的形象大为逊色。
1973年7月17日，毛泽东在接见杨振宁时，周恩来、周培源作陪。 毛主席对周培源笑着说：“文化大革命把你搞得呜呼哀哉了吧？”周培源耳背，没有听清。 周恩来起身，与周培源换了座位，让周培源靠近毛主席。 毛又说：“聂元梓这一派太坏了！”周培源回应：“聂元梓的后台是陈伯达。”毛接着说：“林彪是陈伯达的后台。”有一次，周恩来接见欧洲外宾。 外宾将访问北大，周恩来对他们说：“北大有一个坏女人！”周培源当场听到，回来问家人：“周总理说的坏女人是谁？”周夫人王蒂澂说：“瞧你的榆木疙瘩脑瓜，‘北大有一个坏女人'说的不就是聂元梓嘛！”哄堂大笑。 我认为周老是明知故问。
这就为北大的文化大革命作了结论。 以周培源为首的“新北大井冈山兵团”那一派反对“聂元梓这一派”反得对！ 反得好！
（三）
1969年，风闻北京和上海组织了写作班子，正在批判爱因斯坦的相对论。 周老对我说：“这件事一定会找到我头上来，要作点准备。”周培源是中国唯一与爱因斯坦共事过的科学家，他在普林斯顿参加爱因斯坦主持的高等学术研究院的工作将近一年，讨论相对论，并长期研究广义相对论引力论。
相对论是科学，但所谓的“批判”是做哲学文章，说什么“相对论就是相对主义”。 周老说：“我要向你学哲学。”周老太谦虚了，我实在不敢当。 我说：“列宁讲，哲学要和自然科学结成联盟。 我们就来结成联盟吧。”不过，我不懂相对论，无法结成联盟。 我们商定，周老给我讲相对论，一边讲一边讨论哲学问题。 周老订了一个计划，每一讲还写出提纲。
我的科学基础太差，周老总是从日常生活的具体事例中引出原理。 我记得他从一把锄头讲起，说新石器时代人们就会使用锄头，过了几千年上万年才总结出一条杠杆原理.……。 然后又从牛顿力学讲到相对论。 相对论的论证需要运用数学推导。 我虽学过高等代数、微积分，早已忘得一干二净。 听不懂的时候，我直摇头，周老就说：“那我们换一种讲法。”同一个问题可以有不同的表达，只有多方试探理解力，才能使人容易接受。 大学问家总是融会贯通，深入浅出; 最可恶的是学问不多，故作艰深，浅入深出。 有一首打油诗说得好：“深入浅出是通俗，浅入浅出是庸俗，深入深出尤可为，浅入深出最可恶。”
周老讲到“钟变慢，尺缩短”，说这个问题最难理解，因为日常生活的经验不可能提供根据。 我说，这个问题我倒不难理解，中国古代的神话传说早就讲“山中方七日，世上几千年”。 “山中”是神仙住的地方，“世上”是凡人住的地方，两个系统不一样，所以时间也是不一样的，“世上”的时钟拿到“山中”，会慢得一塌糊涂。 这就是“同时”的相对性。 不过这不是科学，而是想象； 但中国古代能产生这种奇特的思维方法，也是很了不起的。 周老说：“对呀，我以后讲课就可以讲这个例子。”然后对中国古代文化赞美了一番。 周老虽然长期受西方的教育，对乡土、祖国、传统仍然保持浓郁的感情。 他和夫人王蒂澂收藏了一百几十件中国古代书画的珍品，后来都捐赠给无锡市博物馆了。 他还收藏了一些古砚，其中有一台棕色的宋砚。
继续讨论相对论。 我说，有“钟变慢，尺缩短”，一定还有另外一个系统“钟变快，尺拉长”，只是现在我们还没有发现，这才是彻底的相对论。 不过，这是逻辑推论，没有科学论据。 周老说，你这是创造性思维，我没有想过，也没有听别人讲过。 你的辩证法学到家了。
周老也不时提出哲学问题来讨论。 头一个问题就是：“他们说相对论违反唯物辩证法，怎么看？ ”
我说，科学是实证的。 科学从实践中来，哲学从科学中来。 科学的哲学不可能和它的基础发生冲突。 如果有一种哲学和科学发生冲突，应当抛弃的是哲学而不是科学。 相对论和唯物辩证法并无冲突，问题是唯物辩证法被歪曲了。
“那么，相对论是否就是相对主义？”
这是望文生义。 哲学上的相对主义是主张一切皆相对，虽然它反对绝对主义，实际上也是把相对的东西绝对化。 唯物辩证法既反对相对主义、又反对绝对主义，而是主张相对中有绝对，绝对是相对的总和。 我根据周老讲的物理学史加以分析：相对论是区别于牛顿的绝对论。 牛顿的绝对论在19世纪末导致物理学的危机，爱因斯坦突破了绝对论的狭隘眼界，才提出相对论。 相对论并没有简单地否定牛顿力学，在牛顿力学适用的范围内，它依然是有效的。 我记得，周老你说过，用牛顿力学计算日蚀、月蚀，可以达到分秒不差。 相对论包含了牛顿力学又超越了牛顿力学。 这恰恰就是唯物辩证法所主张的相对中包含绝对。
“还有一个常常受到攻击的问题，他们说相对论的光速不变是形而上学。”
光速不变是就相对论的系统而言，这正是相对中的绝对，说明相对论不是一切皆相对的相对主义。 科学上的常数、恒定等等都是在一定的范围、有一定的条件的。 周老说：“对了，如果光速不变是形而上学，那就多了，水的沸点、绝对零度等等都是形而上学。”我说：“那些家伙根本不理解自己的批判对象，也不知究竟要批什么。 说是要批相对论的相对主义，这里又去批绝对主义了。”
中科院“相对论批判学习班”的一篇文章中说：“光速不变原理深刻地反映了西方资产阶级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是人类终极社会，垄断资本主义生产力不可超越，西方科学是人类科学的极限这种反动的政治观点。”完全是牵强附会。
我们讨论涉及的问题很多，有些已经不记得了。
1969年下半年，根据林彪的一号战备命令，许多大学迁往外地，北大的教师也进行疏散。 我跟着大队人马到江西南昌鄱阳湖畔的鲤鱼洲农场去种地，周老则到陕西汉中的“653工地”劳动。 所谓“653工地”是1965年3月开始建设的北大分校工地。 我在江西接到周老从北京发出的来信，说在汉中干了两个月被迟群一个电话叫回去。 迟群是北大、清华两校的总管。 北大的党委书记兼革委会主任起初是警卫团政委杨德中，后来换了副政委王连龙。 迟群不过是宣传处的一个干事，因粗通文墨，在土包子中鹤立鸡群，逐渐发迹，与“通天”人物谢静宜一起，掌了两校的实权。 果然，批相对论找到周老了。 他们要周老写批判相对论的文章。 周老说，他正在写一篇文章，不是批判，而是用科学的材料来说明相对和绝对的关系。 他还说，我们的讨论很有意思，可惜现在没有人同我讨论了，你能不能回一趟北京？ 这在当时是不可能的。
两年以后回到北大，我才知道，好戏还在后头。
1969年，中国科学院成立了“相对论批判办公室”，由军代表坐镇，还出一本批判相对论的刊物。 中国科学院的“相对论批判学习班”集体写作了一篇《相对论批判》，准备在《红旗》杂志1970年1月号上发表。 那一年中苏边境发生了珍宝岛事件。 《相对论批判》说“同时”的相对性是“荒谬的、有害的”。 我们说苏修开了第一枪，苏修说我们开了第一枪，如果“同时”是相对的就无法判断了。 意思是主张“同时”的相对性对苏修有利。 科学上无能，用政治来吓人。 苏联和中国处在同一个地球上、在同一个参考系内，不同的参考系才发生同时的相对性。 周老对中国科学院革委会负责人刘西尧说：“这样的文章不能发表， 否则会闹出国际大笑话。”幸而刘西尧采纳了周老的意见，把这篇文章压了下来。
相对论批判原来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的旨意。 江青则指使人批判苏联作家萧洛霍夫。 他们要打倒一切名家，专找大个儿的批。 江青说：“大批判要找大个儿的。”她找了大个儿的文学家肖洛霍夫，批判《静静的顿河》。 聂元梓在大饭厅传达时，把《静静的顿河》说成“顿顿的静河”。 大家没有反应过来，以为肖洛霍夫另有一部《顿顿的静河》。 有人大喊一声：“《静静的顿河》！”一下子醒悟了，哄堂大笑。 聂元梓的洋相很多，著名的，还有，“披荆斩棘”念成“披荆斩辣”。
1970年4月，陈伯达亲自出马督阵，跑到北大开座谈会，指定要周培源参加。 陈伯达口出狂言，说是要全面批判爱因斯坦、彻底打倒相对论; 还要开万人大会，让中小学生都参加。 中国是革命中心，也要成为科学中心；东方无产阶级要全面胜过西方资产阶级，云云。 众目所视，等着周老表态。 周老斩钉截铁地说：“不能批！ 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已被事实证明，动不了。 广义相对论在学术上有争议，可以讨论，但不是批判。”由于周老的抵制，北大没有卷入相对论批判的闹剧。
下半年，陈伯达在庐山会议上因鼓吹林彪的国家主席论而倒台，相对论批判就此无疾而终。
粉碎“四人帮”以后，人们期盼“科学的春天”。 商务印书馆决定将1976年内部发行的《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再版，公开发行。 文集的主要编译者许良英加写了一篇《前言》。 出版社的一位负责同志还没有摆脱文革思维，认为《前言》的作者“美化了资产阶级”。 许良英据理力争，商务才同意把此稿打印出来，在较大范围内征求意见。 多数人对此稿表示赞同，但也有人要给爱因斯坦戴上“伟大的科学家，渺小的哲学家”的帽子，甚至还有人警告许良英：“不要头脑发热”，“放任灵魂深处的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感情，冒出来损害无产阶级革命事业”。
9月12日，周培源致信许良英，说：对《前言》“总的印象是，它对爱因斯坦在科学方面的成就、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做了比较全面的介绍。 这说明你和同志们做了大量工作并做出了成绩。 你们的这个工作一定会受到广大物理学工作者的欢迎。 ”最后又说：“总之，出版《爱因斯坦文集》是一件大事。 我祝贺你们工作的巨大胜利，并要向你们致敬。”信中，还对《前言》稿提出许多修改意见，并且与许良英商榷，把“伟大导师”等辞句“用到科学家身上是否恰当”。 许良英他们读了这封信，都很高兴，于是商定请周培源为《爱因斯坦文集》作序，以代替原来的《前言》。
周培源欣然同意。 他在《前言》的基础上，花了很大的功夫修改定稿，并加了很长一段1936—1937年同爱因斯坦直接交往的印象，很是亲切动人。
一位编辑删掉了《序言》稿中“他（指爱因斯坦）是人类科学史和思想史上一颗明亮的巨星”等话语。 编辑还告诫许良英“不要再固执已见了”。许良英偏要“固执己见”，一定要与编辑一起，当面听取周培源的意见。
1978年1月23日晚，许良英、编辑、还有一位住在北大的中国科技大学的同志，来到了燕南园的周家。 在周培源面前，许良英与编辑发生了争执。 编辑说“这是我们编辑部与许良英同志的原则分歧。 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后，资产阶级已经没有思想家，因此不能称爱因斯坦是人类思想史上一颗明亮的巨星。”许良英反驳道：“马克思之后，资产阶级都不思想了？”他引证爱因斯坦的哲学思想和社会政治思想，据理力争。 周培源笑着说：“既然思想史上的巨星，有人不同意，干脆把‘思想史’和‘科学史’几个字都删了，改成‘他是人类历史上一颗明亮的巨星’吧！”许良英与科大的那位同志都叫好，那位编辑无奈，也只得点头认可。 这样一来，反而对爱因斯坦的评价更高了。
爱因斯坦在中国恢复了崇高的评价。
1979年，为纪念爱因斯坦100周年诞辰，举行了一系列活动。 因为这是经中共中央批准的，当年批判相对论的人们又唱起颂歌来了。 最有资格讲话的当然是周培源，他在纪念大会上作了题为《纪念伟大科学家爱因斯坦诞辰100周年》的长篇报告。这一时期，周老的文章、讲话都是我起草的，我对周老说：“这篇文章我起草不了，因为我对爱因斯坦和他的著作太不熟悉。”他口述大意，由中国科协的一个研究小组起草。但他要我修改，还说：“你定稿的文章我才放心。”
报告特别讲到爱因斯坦的为人：“凡是他所经历的重大政治事件，他都要公开表明自己的态度；凡是他所了解到的社会黑暗和政治迫害，他都要公开谴责，否则，他就觉得是在‘犯同谋罪'。”这也是周老自己的为人，所以他能理解爱因斯坦，敢于顶住压力维护爱因斯坦。
报告还提到爱因斯坦1949年写的一篇论文《为什么要社会主义？ 》，看来爱因斯坦不是社会主义者也是社会主义的同情者，怪不得在麦卡锡时代他会受到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秘密调查。周老特别引述了下面一段话：
计划经济还不就是社会主义。 计划经济本身可能伴随着对个人的完全奴役。 社会主义建设，需要解决这样一些极端困难的社会—政治问题：鉴于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的高度集中，怎样才有可能防止行政人员变成权力无限和傲慢自负呢？ 怎样能够使个人的权利得到保障，同时对于行政权力能够确保有一种民主的平衡力量呢？
爱因斯坦所提出的问题，表明他的思想要比那些自名为社会主义行家的人们深刻得多。 这就是社会主义在苏联失败、在中国衰变的要害所在。
相对论批判正是印证了爱因斯坦所说的，政治权力的高度集中缺乏民主的平衡力量，以至科学屈服于权势。 可悲的是科学家没有科学精神，甘心让科学成为政治的奴婢。 五四时代就提出中国需要“民主和科学”，二者有内在的联系； 至今中国还是缺少这两样。 周老是继承五四传统的知识分子，他的科学精神和民主追求是一致的。
（四）
鉴于批判相对论的荒唐，周培源写了一篇文章，题为《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强调学习和研究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的重要性，反对理向工靠、理工不分。 现在看来极其平常，但在那个不平常的年代却成了不平常的政治事件。
文章在《光明日报》发表后，先是起了振聋发聓的作用，知识界莫不欢欣鼓舞；后来又被作为“右倾回潮”，遭到批判。
这一事件发生的时候，我在江西南昌和北京大兴当“五一六”分子，二度成为“反革命”。 刚摘掉“五一六”分子的帽子，回到北大，周老和我在“反右倾回潮”运动中挨批判，我们又同命运了。
姚文元的《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贬损知识分子，嘲笑“理工科的教授不会开拖拉机”。 可笑的是姚文元自己，根本不懂“理工科”是怎么回子事。 理科是不教开拖拉机的，工科也不是全都教开拖拉机。 但从此刮起一阵歪风：知识无用，理论有害。 电影《决裂》将农学院教授讲“马尾巴的功能”当作脱离实际的典型。 从1970年开始，“工农兵学员”进入大学。 他们的任务是“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简称“上、管、改”），老师要服学生的管。 上课时，“工农兵学员”动不动就问：“学了有什么用？”大部分基础理论一时说不出有什么用。 所谓“教育革命”的方向就是“学开拖拉机厂”、“办农场”等等，大学理科面临着取消的危险。 讨论时，周老不怕孤立，坚持自己的看法：“理科可以改，不能取消。”
1971年4月，北京召开全国教育工作会议。 在迟群的把持下通过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抛出“两个估计”：“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大多数教师的世界观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一个“基本上”，一个“大多数”，这就将大学在校的知识分子和从大学毕业出去的知识分子视为异己。 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本来把周老排除在外，由于与会者强烈要求，迟群不得不在最后一天让周老讲了话。 周老的讲话中说，既要反对理论脱离实际，又要反对“理论无用”，但重点是强调理论的重要性。 会议已成定局，周老的讲话当然起不了多大的作用。
“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有点清理文化大革命的意思，批判林彪时引导人们反极左。 讲到教育界的极左，他几次强调加强基础理论的研究。 周老受到了鼓舞。 周老在教育工作会议上发言时，《人民日报》有一记者在场。 1972年初，他向周老约稿，就教育问题发表意见。 周老花了两三个月的时间，一再琢磨、思考，才写成《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并将初稿寄给中国科学院、北大和清华的朋友们，广泛征求意见。
1972年7月，以任之恭、林家翘为首的12名美籍华人著名科学家，组成中美关系改善后的第一个访华团。 周总理接见时，他们十分中肯地指出：中国的基础理论水平太落后，而且至今不能正视。 周总理听了很激动，一改往日的温和姿态，很严厉地对在座的周培源说：
你回去一定要把北大的理科办好，把基础理论水平提高，这是我交给你的任务。 有什么障碍要清除，有什么钉子要拔掉。
会后，周老对总理说：“我已写了一篇文章，正好请总理看看。”总理说：“最近很忙，没有时间，你就发表吧。”这一天是7月14日。 周老回去又认真思考了几天，于7月20日上书总理，分析我国基础理论落后的原因，并提出一些建议。 周总理非常重视，第三天就转给国务院科教组和中国科学院，并作了如下批示：
把周培源同志的来信和我的批件及你们批注的意见都退给你们好做根据，在科教组和科学院好好议一下，并要认真实施，不要像浮云一样，过去就忘了。
由于周总理的指示广泛传达，大家都知道周培源给周总理写了信，但不知道信的内容。
那时，我还在劳动改造。 回到北大后，问起周老，他出示底稿，我抄录了一份：
总理：
关于我国基础科学这样落后，我认为有下列一些原因：
一、 文化大革命前基础科学研究工作，缺乏具体领导。 在1956年制定的科学规划的第56项任务“自然科学中的重大基本理论问题”（这是您指示我们制订的）和“基础科学规划”，由于没有具体单位去抓，基本上都没有落实。 1963年的10年科学规划中，国家科委只抓了32个“国重”（国家重点项目），没有抓比较全面的规划，经过文化大革命，这32个“国重”大致都垮了。
二、 科学院的研究所应该注意基础科学研究，但据了解，如物理研究所，在文化大革命前大部分的力量花在任务上，接受生产单位的试验性工作，做完就完了，没有能够做到预计的那样“任务带学科”，把学科带动起来。 这种情况在其它研究所可能也有。
三、 学校中科研工作反复性很大，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没有能够坚持几年的艰苦工作，做些成绩出来。 来一次运动首先受冲击的是基础理论研究。 似乎科学院也有类似的情况。
以北京大学为例，现在老中教师普遍的思想情况是不愿搞也怕搞基本理论研究。 怕在短期内搞不出成绩，怕挨“理论脱离实际的批评”。 教师中对基础理论的重要性，还没有建立起正确的认识。
在您七月十四日晚对北大的指示，我向北大党委常委传达后，理科教师都很激动，感到党中央对我们的亲切关怀，都表示要做好工作。 理科的教改组对过去的科学研究工作曾作过一些调研，如今拟进一步总结经验。
我感到，要使我国基础科学赶上去关键在于领导。 是否可以让中国科学院统一领导全国基础科学研究工作，其中包括综合性大学的理论研究工作。
其次，要发动科学界的广大群众，统一对基础科学工作重要性的认识，把大家的积极性调动起来。
周培源
一九七二年七月二十日
周老的文章《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人民日报》已决定发表。 姚文元几次打电话，横加阻挠。 《人民日报》将文章转给《光明日报》，光明日报不知内情，于10月6日头版刊出。 在中国，凡是报上登的，常人都以为是“上面的精神”。 周老的文章一出，知识分子感到风向要转了，纷纷上书店、跑图书馆，一时之间又提起了研究理论的劲头。 可惜好景不长。
1972年年底，风向来了一个“南转北”，批极左又变为批“极右”。 毛泽东说：“林彪右得不能再右”。 借批林彪的“极右”，“四人帮”开始兴风作浪。
我从劳改农场回到北大后，周老很兴奋地同我谈了重视基础理论的问题，还说：“我那篇文章写得很吃力，你在北京就好了。”我告诉他一个不好的消息。 在上海《文汇报》工作的我的一个学生出差到北京，特意来找我，悄悄地说：张春桥正部署批周培源的文章，讲什么“周培源有后台。 不管后台有多硬，就是要批。”我将此话转告周老，周老却说：“传来之言，不要轻信。”科学家信事实、重证据，周老确实是一个不为流言所轻易挑动的人。 同时，他对上层的复杂性估计不足，以为得到周总理的支持还会有什么问题？ 不料迟群在北大也讲出和张春桥同样的话，周老这才相信我的学生所言不虚。
1973年下半年，迟群在北大、清华发动了一场“反右倾回潮”运动。 强调重视基础理论的研究，最大的“障碍”、最硬的“钉子”就是“军宣队”、“工宣队”，岂是周培源所能“清除”、所能“拔掉”的？ 在他们看来，这是否定“教育革命”的成果。 周老的文章成了“右倾回潮”。 我因为说过“开门办学是瞎折腾”，当然也是“右倾回潮”。 我们两人都是作为“反对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代表人物而在运动中受到批判。
上海《文汇报》针对周老一连发了好几篇“大批判”文章。 说什么“自然科学基础理论是西方资产阶级编造出来的”，“什么是基础理论？ 马克思主义就是基础理论。”因周老的文章中提到微积分“当时并不是直接为生产需要发明的，过了300年后的今天看来，生产中无处不在应用”，他们嘲笑周培源的文章“也许300年后有用”。 诬称周培源提倡什么“300年后有用论”，把它当作理论脱离实际的典型论调。
这一时期，周老的心情很苦闷。 他和我都是顽石一块，批判是不怕的。 但周老眼看我国的科学事业受损失，与国际水平的差距越来越大，内心痛楚，难以言表。 1974年，“四人帮”搞“批林批孔”，实际是批“周公”。 周老更是时常为周总理担忧。 周老讲起，有一次，周老夫妇陪同周总理接见外宾。 外宾还没到，周总理先站在人民大会堂的台阶上迎接内宾。 见了周老夫妇，说：“这么晚了，还让你们从西郊赶来，真过意不去。”周老讲到周总理对知识分子的尊重和爱护，眼睛都湿润了。 不仅是个人对周总理的感情受到冲击，更重要的是为国事操心，周老不止一次地对我说：“我们这个国家不知还要出什么事！”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