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前奏
2006年8月5日早晨9点多，经过约3个小时的爬山涉水，我们又从撒戈铲村原途返回马鹿塘。冷太阳下的街面空寂依旧，双肩瑟缩的我敲开联络人孙如策的“美发厅”，里头睡的却不是他。可我们上斜对面的汤面馆刚落座，他竟出人意料地浮现了。
四张嘴围住圆桌，有声有色地吞掉四斗碗汤面，然后呼着滚滚热流出门，紧跟一身迷彩服的孙如策，一瘸一瘸奔向下一个工作对象。小孙虽然两眼辣红，也许心潮澎湃了一夜，却再也未提自己的私事。我猜是孙医生与他通了电话。
从昨日寻访民兵主任的坡口上行十来米，就插入一片直上直下的房檐，抬头仰望，恍若顺岩壁搭建的老积木玩具，于风中吱吱摇曳。小孙在蛇形石梯口与一喂猪的农妇打招呼，后者对我们微笑点头，斜指着苍天道：“老爹在上头等着呢。”
岩壁间，一个院落似一个玩具平台，我们曲曲折折拐上第三平台，那醉眼朦胧的大鼻子老头刚好自堂屋出来，冲我们嘻开了一览无余的瘪嘴：“欢迎啰。欢迎啰。”
由于地势高，从四周万山老林煽起来的风荡平了马鹿塘，自脚底往脑壳钻。我们赶紧跟老头躲入门槛，蹲坐在一窝余烬的火塘边。眼睛适应了两分钟，才混沌初开，我到底认清了最里面熏得黑红的“天地君亲师位”，两侧还有“观音菩萨，秉令尊神，福禄财神，进宝郎君，地脉龙神，五谷之神”的字样。
老头扁着脑袋，嘟着鸭嘴吹火，角落里顿时尘埃弥漫。我不禁迷眼躲闪，连道“不客气”。好不容易有了火星子，老头得意地抬头，对我喷了口酒气说：“快烤火，一会儿又没了。”
因为疲倦，老张靠住蜕皮的老墙闭目养神。小孙用本地话为我作开场白，老头却打断道：“晓得啰，你昨天就介绍过啰。”而后转向我：“同志你喝酒不？”
我笑道：“酒不喝，倒是想喝口水。”
老头不以为然：“大清早，没有准备水。况且农村没有烧开水的习惯。”
我依旧笑道：“那就不麻烦了。”
老头将茶缸当酒盅举起，直抵我的下巴：“酒比水解渴，喝嘛。”
我只得啜一口，接着翻出录音机和照相机。带子扎扎开转时，我又啜了一口，果然不渴了。烈酒及烈酒浸泡的往事，竟如此激荡着那颗83岁的心脏，嘭嘭嘭，我已感觉到一种即将喷血的剧跳，但无力，也不想平息。
两三个小时，我们喝光了两大茶缸，约1斤半高度白酒，彼此犹如恋人，勾肩搭背，如胶似漆。可职业本能还让我一再按相机，拍下若干特写，包括嵌在那张老脸上的童稚目光。记得告别时，老头扶着门框，唱了一首土改时期的革命歌赠给忘年知己；我则鼓掌赞叹，如风中杨柳，晃晃然，飘飘然，拾阶而去。
可事后酒醒，我不禁出一头冷汗，这真是平生最凶险的一次拜访啊。
老威：老人家好酒量！
余金元：没酒量，只是喜欢喝啰。
老威：这酒如何？
余金元：马鹿塘本地的酒，比外头的纯。你尝尝就就明白。如果你不会喝，就使舌头舔一添嘛，先感觉到烧，有些冲鼻子，接着就是苦和麻，再接着，才是回甘。如女人的手，从嘴皮、舌头的两边，顺喉管一路按摩下去，直落到胃里头，还在继续拔火罐，一热一紧，很舒服。过了量也不会出多大的问题，死猪一般睡啰。第二天，脑壳照旧在肩膀上，不晕不沉。
老威：真是几十年的经验之谈。
余金元：贵州的茅台，你们四川的好多名酒，我在旧社会就喝过了，还是不如云南的土酒。马鹿塘的地势高，没酒不行，没大烟也不行。过去，这一带的人，无论穷富，都吹大烟。共产党、新中国来了，破除迷信，破除陋习，提倡新风尚。不准吹大烟，不准祭祖宗，不准供菩萨。就只剩下酒……
老威：你吹过大烟吗？
余金元：大烟是越穷越吹，越吹越穷。所以我只喝酒，再贵也要弄来尝。你莫小看这茶缸子里的东西，8元钱1斤啰，一般从村上的作坊打酒，最多一两元1斤，我是要亲自守在现场，眼睛不眨地盯着出酒，头尾不要，只拿把壶接中间的。他说8元就8元，值得。
老威：这辈子，你对酒的感情胜过人吧？
余金元：不好说啰。酒不害人，人会害人。如果我滴酒不沾，挣钱干啥？就学孙如策他老祖，去买田买地，发家致富？那到了土地改革，就划大地主，连脑壳都保不住。
老威：你们家过去有多少田地？
余金元：没有田地。所以划成贫农了。
老威：那以前靠什么生活？
余金元：跑生意，就是低价收购本地的奶猪，再运到昆明高价卖出去。
老威：老人家算长途贩运、发展经济的先驱了。
余金元：我是做一笔生意就停下来，喝完了再做。父母骂我多少次，没出息！，可到了土改，划阶级，称大秤，我家自然是贫农。
老威：共产党是什么时候进来的？
余金元：四几年就在这一带打游击了。1950年马鹿塘解放，好多游击队就变成了工作组，跟部队来剿匪、征公粮。我还记得住在大村的工作组里有个河南人，叫张志；还有个年轻女娃娃，姓周。他们四、五个人，在这儿开展了1年多的工作。
国民党的官进来是坐轿子，住乡公所；共产党是骑马，这让穷人觉得亲切些。他们一下马，就往最脏最烂的地方钻，不管三七二十一，替人干活，替人出头。访贫问苦搞串联，一心要把没房子没地的、没人管没人理的、穷得要饭的、混一天算一天的，总之，把天下最遭孽的撮合到一块，组织起农民协会；再从最遭孽的人里面，挑选最最遭孽的，进贫雇农主席团。这就是工作组要依靠的核心力量啰。
老威：你算不算核心力量呢？
余金元：安排我做过卫生组长。我的记性好，嗓门大，所以也叫我带大家唱歌。
老威：你会唱土改时期的歌曲吗？
余金元：整个马鹿塘，就数我会的歌最多。每场政治运动，都要学几十首，现在我记得的起码有几百首。
老威：你就唱首土改歌吧。
余金元：《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是土改工作组教的。我再唱一首：
中国封建了几千年，
朝朝代代，皇帝坐江山。
现在呀，老百姓一定把身翻。
农民弟兄们快起来，
清匪反霸，减租退押，
该我们人民坐江山，
幸福生活万万年。
毛主席呀坐江山，
人民的幸福万万年！万万年！
老威：这是哪年的歌？
余金元：1951年，减租退押的歌。
老威：还有呢？
余金元：1950年刚解放，工作组在村头教我们唱的是：
阴湿的地方需要太阳，
苦难的中国需要共产党；
太阳照耀着万物生长，
共产党领导民族才能得解放。
还有歌颂毛主席的，调子也跟如今的不大一样：
南京到北京，
哪一个不闻名？
人民领袖呀，
就是毛泽东……
老威：嘿嘿嘿，笑死人了。
余金元：当年全村的人都集合起来唱，几里外都听得见。那个工作组的女娃子还站在磨盘上指挥，一遍又一遍，要叫剥削阶级听得发抖。还有迎接解放的歌：
排排走，排排走，
欢迎朝阳升起来，
山花遍地开。
排排走，排排走，
欢迎月亮升起来，
银光照大海。
欢迎海风吹过来，
风吹浪花开。
老威：还挺抒情的。
余金元：迎了解放，就要闹翻身，脚跟脚地来：
金凤子，开红花，
一开开到穷人家。
穷人家呀齐翻身，
大家喜洋洋……
老威：翻了身就搞土改，也是脚跟脚地上吧？
余金元：是啰，走一坡唱一歌：
土改的锣鼓到了每个村呃，
贫农和雇农一家人……
老威：有斗地主的歌吗？
余金元：好多年不唱，就忘了。我想想看……哦，还记得一首：
坡上的豌豆刚成熟，
狼心的蒋狗吃了它；
地里的包谷才长大，
背时的保长又来啰……
呀嗬嗨。
老威：“蒋狗”是谁？
余金元：蒋介石及走狗。
老威：嘿嘿嘿，让我喝口酒。
余金元：你笑我？老了嘛，牙齿缺了，嘴皮又不关风，所以就跑调了。土改时我才20多岁，喉咙亮得很，工作组经常表扬嘛。你还在笑？嘿嘿，牙齿没有你多，可命长，见的事就多啰。抗日战争，云南是大后方，全国各地来昆明的流亡学生可密了。我跟他们学会了《松花江上》，回到马鹿塘也哼哼。洋盘啰，泥腿杆，哪个会这种歌？晓不晓得“九一八，九一八”是啥子意思？
到了1952年，划阶级，分土地，我们家16口人，分得不少……
老威：到底多少？
余金元：记不得了。过去我是贩猪的，不习惯种庄稼。共产党硬要分土地，就只好种了。还买牛买羊自己养。
老威：由生意人变农民了。
余金元：原来也是农民，祖宗多少代都是农民，要不，咋个不住城里面？扯远了。总之，贫雇农都得了共产党的好处，《地契》，还有《租地合约》，从地主家搜出来，开完大会就统统烧掉。地主、富农的土地全部连成片，重新丈量，再按你们家、他们家多少人口，平均划多少亩，肥瘦搭配。政府发给《土地证》，地多少，房屋几间，宅基地出来多宽，都明明确确写在上面，盖政府方方的大红印。
我家白白地分地，先还不敢要，觉得不踏实。后来工作组和贫雇农主席团来做工作，一定要要！我一高兴，就想唱《松花江上》，可又感到它与工作组教的革命歌不一样。就找到女娃子小周说，我在抗战时学了一首歌，不敢唱，害怕它反动。小周说，你先悄悄唱给我听听，不好今后就别提了。于是我麻着胆子唱：“我的家，在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漫山遍野的大豆高粱……”想不到，小周一听就跟上来了，并且说，这是我们共产党的歌，为东三省沦陷作的歌，为啥不唱？
老威：白得了地，唱点人家喜欢的歌，也划算嘛。
余金元：嘿嘿，大形势啰。
老威：除了哼哼唱唱，你还晓得啥？
余金元：我晓得红军从马鹿塘过，那个时候的地主叫土豪，红军抓土豪，叫“绑肥猪”。家属如果不在期限内多端几铜盆银元出来，就要张贴告示，召集乡民，当众杀猪啰。这村上，我们的老人，有跟着红军跑的；有带路去皎平渡口会师，吃不得苦，又开小差回来的。后来打抗战，红军成了八路军，脑壳上戴青天白日帽徽，服从老蒋；再后来，又换回五角星，叫打倒老蒋的解放军了。云南解放那会儿，昆明驻扎的是卢汉的国军，与解放军在郊外对阵，双方都朝天打枪。跟着搞到一堆，卢汉的兵就统统换五角星了。
老威：再后来呢？
余金元：国军宣布起义，云南全境和平解放。游击队变工作组，下乡来搞征收。50年清匪反霸，51年减租退押，52年土改，53年复查——成份划过火了，不符合实际的，就降下来；因掌握政策过于保守而漏划掉的地主、富农，该升就升上去……
老威：马鹿塘这边土改复查过几次？
余金元：就53年一次。政策有变化，工作组又下来了。以前都是用贫雇农主席团，那些最最遭孽的。几个要饭的公报私仇，乱划了成份，乱杀了人，我们这些主席团外边的，都说不起话。这次好了，不要主席团，工作组找上门，与我一头睡觉，拿书本本念给我听，问我们肚子头有没有气？尽管发。
我们村有富农升地主，也有一两户贫农升成地主；降下来的有三、四户。村头老袁家的三公公愿赌服输，解放的前几年，把房子、牲口、田地全部抵押给了孙乡长，剩个光屁股，土改复查就由贫农升为破落地主。后来政府发《土地证》，他跪在田坝里笑：“呵呵呵，这个地主才值得哦，分了两间房，还赶条牛给我。”
老威：凭刚才激情澎湃的歌声，老人家你是名符其实的土改积极分子。
余金元：我虽然没参加贫雇农主席团，可唱歌、跳舞、开大会，还有办墙报，为刷标语的提浆糊桶，样样有份。
老威：墙报的内容是什么？
余金元：农民多数不识字，工作组就画些表格在墙上，每个人的名字都有，大家来评议。比如某某人是大户，或者在乡公所，或者作威作福，或者有奴仆、丫环，或者有通匪嫌疑，总之是坏蛋，上头一念名字，下面就抢着在他的名字旁边，一颗接一颗，画一堆耗子屎。如果你是谁都不得罪的老好人，或者上顿吃了无下顿的遭孽人，就画大白米；赌钱、做小生意、吹烟，有其它恶习，可没剥削人，还向共产党靠拢的，就画小红米……
还画了好多种粮食啰，我都不太记得了。男女老幼，每人都上，给自己，也给别人画。这是动员阶段开的会，又热闹又好耍。
老威：你给自己画的什么？
余金元：当然是大白米啰。
老威：你做过奶猪贩子嘛。
余金元：我心里有数。政府让农民自己给自己打分，就一定不要手软。当时大家全盯着，你会觉得脸皮火辣辣，可过后就特别踏实。
老威：你这80几年的酒真没白喝。
余金元：你又笑我？
老威：我天生爱笑。好好，罚一口酒。
余金元：我大你几十岁，你要加紧喝，才能赶上我的进度。
老威：还没赶上你，我就醉死逑了。
余金元：我天天鸡叫三遍就起床，一个人坐在这火塘边喝，也没见醉死。你摸摸我的手杆，没有抖嘛？你再摸摸我的腮帮子，如果我瞎鸡巴款，你就扇它两巴掌。好多比我清醒的、聪明的、不沾一口酒的，都跑到我前面去死了。我劝他们慢点，莫整人害人，莫操心过度，莫削尖脑壳往官帽子里钻，都等不得，非要早早死给我看。
老威：老人家扯远了，也罚酒一口。
余金元：开会，白天黑夜都开。我那时没满30，在家里对婆娘说，把国民党手头全部的会加起来，也没共产党1年的会多。
老威：划阶级的会是咋个开的？
余金元：几百上千人参加，工作组简单动员几句，就坐上面，稳起不吭声了。只由村里的主席团说话。在国民党手头做乡长、民团队长、保长；还有替他们跑腿的、吹喇叭的、在村里乡里耀武扬威的；还有神通广大的、富得流油的，统统是恶霸地主。矮一等的，虽然达不到以上级别，可在减租和退押中，拖拖拉拉，消极对抗，甚至隐藏财产，想方设法逃交罚款，在群众中造成恶劣影响的，划为不悔改地主。又矮一等的，按田地、奴仆、长短工、收租子等称大秤的标准，评为普通地主。再就是现在衰败了，可查家庭历史，或曾经称得起大秤，或与旧政权有牵扯，就评为破落地主。再矮一等的就是富农，分恶霸富农、普通富农与劳动富农。接着是中农，富农达不到，做中农又冒出去，就是富裕中农，跟着是一般中农。
再底下，就是贫农了。再再底下，就是雇农，除了人一根，啥子都没得，在旧社会最最遭孽，最最叫人看不起的。
老威：相当于现在的打工仔。
余金元：打工仔算个逑。那个时候，雇农被共产党请来坐上把位，是最最吃香的。主席团里头，如果有两三个雇农要你死，肯定就不得活，因为工作组只听他们的。
老威：为什么？
余金元：亲不亲，阶级分啰。毛主席说过，他们革命最彻底。
老威：应该是“绑肥猪”最彻底。这也算从红军时期一路继承下来的盗匪传统。只不过人家打下江山，成了正果，绑肥猪的自己倒吃成了超级大肥猪。如今，有人再要学习前辈绑猪，恐怕已没哪么大的力气了。
余金元：搞逑不懂啰。来，喝酒喝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