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十六届六中全会经过四天的闭门会议于星期三（10月11日）在北京闭幕。会议通过了所谓《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表示要缩小贫富差距。观察人士认为，这可能标志着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将由推动增长的速度型向可持续发展型转变。但依然不提政治改革，依然坚持一党专制。也有人分析这次会议确定了胡锦涛的权力地位，胡锦涛与江泽民势力和“上海帮”的权力斗争仍在继续，尽管大势已定。
六中全会公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和主要任务”：
到二0二0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和主要任务是：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更加完善，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实，人民的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城乡、区域发展差距扩大的趋势逐步扭转，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基本形成，家庭财产普遍增加，人民过上更加富足的生活；社会就业比较充分，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立；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完备，政府管理和服务水平有较大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明显提高，良好道德风尚、和谐人际关系进一步形成；全社会创造活力显着增强，创新型国家基本建成；社会管理体系更加完善，社会秩序良好；资源利用效率显着提高，生态环境明显好转；实现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的目标，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
下面是一周来中外时事评论员和媒体的评论摘要，供读者参考。
● 建立和谐社会 缩小贫富差距
▲美国塞勒学院政治系主任理查德.李维长期研究中国贫富分化问题。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中国的贫富分化已经到了无所不在的程度。他说：“两极分化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城乡之间、沿海和内地之间、农村内部和城市社区内部之间都存在着严重的贫富分化现象，这种现象由于各级政府官员的腐败而变得更加严重。”
▲彭博新闻社引述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汤敏的话说，中国领导层似乎已经得出共识，以扩大投资规模驱动的经济增长可持续性不足，要维持可持续性发展就必须扩大居民的消费需求，而消费需求的扩大在于缩小收入差距。他预计，今后几个月内，中国领导层将陆续推出实际措施，实现经济发展由追求速度型向可持续发展型的战略转变。
▲塞勒学院政治系教授李维认为，消费需求不足影响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当然是市场经济体长期面临的一个问题。尽管中国自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是国计民生的许多领域仍然由非市场的国营部门垄断，在这种情况下，由国家调节收入分配和社会财富的流向就显得更为重要。
他说：“政府把追求快速增长的投资重新导入社会服务领域，实行更公平的收入再分配，这当然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鉴于中国现行的政治体制和腐败程度，这些措施是否可行，是否能行之有效地解决贫富分化的问题，前景还很不明朗。”
▲美国独立政治评论人士刘晓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和谐”这个词本身并不坏，但是如果对它进行牵强附会的使用，那就让人哭笑不得了。
他说：“也就是说什么都和谐，从共产党建国以来就是和谐，从这个文件叙述来看就让人觉得完全没有历史感，因为共产党刚夺取政权时首先是三反五反，然后是毛泽东的斗争哲学、搞阶级斗争，怎么能把这些都否定掉，说这是为促进和谐进行探索呢？现在之所以要这么提，就是胡锦涛想有自己的一个特色，或者说，他想把自己的标签贴到中国的历史中去，这完全是一种让人哭笑不得的做法。”
▲前《北京经济周报》副总编高渝认为暂时没有显示陈良宇得到进一步处分，是因为官方不想转移了对和谐社会主题的注意：“为了集中宣传这个理论，要是把陈良宇放在六中全会上搞倒，那和谐社会理论就没人听了，都议论陈良宇了。大家都在盯着陈良宇以及六中全会有什么人事变动。”
高渝说：“你看十一五规划执行十个月了，很多问题都没有解决。要看它是真的从社会公正出发，还是为解燃眉之急。再谈和谐，最基本的人权的改善是要靠民主制度的建立的。”
▲《日本时报》评论说，胡锦涛总书记关注中国巨大的贫富差距，值得肯定，但“构建和谐社会”计划太宽泛，没有说清和谐社会目标如何实现。另外，由于一些地方政府仍然有“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心态，中央要执行它的意志还缺乏必要的手段。到现在为止，外界还不清楚北京的中央领导层是否获得了对评估边远省份极为重要的准确信息。
▲中国大陆颇有影响的政论报纸《南方周末》头版发表了清华大学教授秦晖写的评论，题为《和谐社会：难得的全民共识》，文中写道：
“和谐社会”已成为当下中国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关键词”。这无疑是一大进步：有那么几十年我们言必“斗争”，言必“你死我活”，谈“和”色变。其实，先人早就有言“和为贵”，又说“和而不同”。前者指出妥协、合作的可贵，后者标示多元、共存的价值。现在上下齐为“和谐社会”努力，看来那种“你死我活”的“斗争”时代应该是过去了。
什么是和谐社会呢？高层定义为六个具体的目标：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民主法治与公平正义赫然居首，显系人心所向。民间则有一则广为流传的“拆字”解释：有“禾”入“口”是为“和”，人“皆”能“言”谓之“谐”。前者讲的是民生和社会保障，后者讲的是民主和言论自由，二者具则“和谐”达矣。这与前述的六个目标是相通的，无疑体现了一种上下共识。
当然，如今并不是什么事情都有“共识”。“和谐社会”作为有待“建构”的目标也显示了我们的社会还有不少不够“和谐”之处。近来不断强调“和谐社会”，恰恰是改革深入到如今这个关键时期、社会矛盾增多的体现。这应当不难理解。这两年出现了相当尖锐的“改革论争”，以“郎旋风”为标志的国企改革争论，以医疗、教育问题为中心的公共品供应改革争论，以物权法和农民问题为中心的经济社会改革争论，都相当激烈，以至于有人惊呼“改革共识已经破裂”。
▲中共中央党校社会学教授青连斌在接受采访时说，构建和谐社会的理论绝不意味着放弃对经济发展的追求，北京只是要取消长期以来高速发展经济的政策，而偏重于改善社会服务以及缩小日益增大的贫富差距。
青连斌说：“绝对不是说工作重点有转移。这主要是因为我们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间确实有一些偏向性的问题。因为胡锦涛曾经讲过，我们经济社会发展的两者协调没有解决好，一条腿长，一条腿短。一条腿长是说我们经济建设这条腿比较长，经济建设搞得比较好；相对来讲，社会建设、社会事业发展方面我们重视不够，或者说这条腿短。那么，两条腿一条长，一条短，怎么办？肯定不能把那条长腿锯掉一点，实行两者的平衡。而是应该让那条短腿变长一些，也就是说要加强社会事业的发展、社会建设，所以我们要把社会建设提到更加重要的位置上面来，这主要是纠正我们工作中的一种偏向。”
▲《亚洲时报》刊登了署名吴忠的文章《贫富悬殊冲击中共统治 六中全会急商“和谐社会”》，文章说，要使中国社会变得更和谐，中共还有很多其他问题需要解决。然而，恢复社会公正、缩小贫富差距是当前最重要、也是最紧迫的任务。中共中央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可以制定政策方针，但关键在于这些政策方针能否被彻底贯彻实施。
在中国老百姓看来，胡构建和谐社会的理念听起来不错，但如果不能付诸实践，看起来再美好也与他们的生活毫不相干。
▲英国《泰晤士报》发表评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精英忧心贫富差距。文章说，胡锦涛执政已经五年，他向党内精英清楚表明，如果他们不能让公众信服他们是致力于改善全体中国人民（的生活），他们将有失去政权的危险。该党公开承认它管理国家的挑战，10%最富裕的家庭的可支配收入是最贫困的10%的家庭的8倍多。
▲针对六中全会提出的“和谐社会”，台湾民进党中国事务部主任赖怡忠表示，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应公开宣布放弃对台使用武力，并承诺不再封杀台湾的国际空间，以落实和平发展的主张。
他说，北京政府口口声声要和平崛起，却加速瞄准对台飞弹等军事部署；中国领导人说希望海峡两岸和平发展，却持续在国际上宣传“台湾是中国的一部份”的恶意言论，并意图消除台湾的外交承认以让台湾“非国家化”，扩大封杀台湾人民国际参与的范围、拉大窒息台湾国际空间的力道。中国种种行为是意图灭绝台湾的生存，北京政府说一套做一套，根本是破坏两岸和谐。如果胡锦涛真寄希望于台湾人民，就不要持续拒绝与台湾民选政府对话，并要回应台湾人民巩固民主、捍卫主体自由、与和平繁荣的心愿，而不是选择性的施放经济小利企图收买人心。唯有北京政府放弃威胁，台海和谐才会出现。
● 中共党内权力斗争，胡锦涛巩固权力地位
▲北京知名民间政治学者、曾经担任过团中央常委的张祖桦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采访时说：“六中全会这一次本身的议程里面并没有关于人事方面的议题和议程。胡锦涛的领导地位，通过最近一段时期他采取的巩固政权的措施，特别是对陈良宇的处理以及一系列的人事布局，包括对十七大筹备的安排，我觉得应该是大为增强。”
张祖桦表示，虽然此次全会是按既定议程进行，全会公报也显得平淡无奇，但是在处理陈良宇的问题上，中共高层应该是取得了一致意见。他认为，不会有人在陈良宇的问题上站出来挑战现在的领导。他说，陈良宇的问题涉及的人非常多，问题也非常大，因此仍然处于处理程序之中，虽然公报当中没有提及，但是胡锦涛在全会的讲话中提到了陈良宇的问题。
▲在深圳的政治评论人士赵达功分析，是权力斗争导致胡锦涛在处置陈良宇，及继续整肃贪污方面做出妥协：“胡锦涛和江泽民的势力之间有妥协，虽然战了一个回合胡锦涛的势力占上风，但还是有妥协的，所以这事情暂时放一放。因为互相有牵制，比如说陈良宇的腐败问题，其实在中国陈良宇这种腐败是普遍现象，不但是上海市的问题，而是全国各地都有，要抓就应该都抓，实际上是权力斗争。老百姓都清楚，这不是反腐，而是权力斗争，腐败老百姓早都揭发过你们都不管。”
▲香港《明报》在中国版发表评论文章指出，值得注意的是，政治局候补委员王刚与其他二十三名政治局委员同坐前两排，就在军委副主席曹刚川身旁，显示王刚虽然未成为政治局委员，但其政治前程获看好。
文章说，由于韩正未能在这次六中全会进入中共政治局，显示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一职人选的地位尚未完全尘埃落定，胡锦涛和温家宝为首的中共最高领导层仍然在观察韩正的工作能力和效忠程度。目前中央派人担任上海市委书记的可能性仍不能完全排除。
评论认为，韩正和辽宁省委书记李克强、青海省委书记赵乐际、商务部长薄熙来、中共中央统战部长刘延东、江苏省委书记李源潮等人都是进入政治局的热门人选。不过，韩正要使自己成为中共决策层的一员，未来一年必须作出相当大的努力，既证明自己的工作能力，也要证明自己的忠诚。
▲俄罗斯《商人报》（Kommersant）10月10日刊登该报记者戈布耶夫（Gab uev）对中国共产党六中全会有关报导，新闻标题为“北京帮排挤上海帮”。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六中全会八日于北京开幕。《商人报》认为，此次大会被视为是胡锦涛领导的“北京帮”势力一大胜利，去年举行上届会议时，由于城乡差距问题日益扩大，胡锦涛因此作出减缓城市发展步调，并致力解决农村经济问题的决定。但以江泽民为首的“上海帮”希望快速发展经济，反对胡锦涛的作法；胡锦涛当时忍气吞声，并未和上海帮公开决裂。经过一年时间，政治势力的版图发生变化，北京帮压过上海帮，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遭撤职是胡锦涛的一大胜利。
▲香港《南华早报》报道，胡锦涛在10月8日至10月11日召开的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上，任命他在党内的主要竞争对手曾庆红筹备明年的十七大会议。媒体猜测，这一举动显示了胡锦涛对于自己在党内地位的自信得到了加强。
曾庆红是中国国家副主席，在党内序列中仅仅排名第五。但是，外界普遍认为，他的实际权力要大于在党内的席位排列。在中共前主席江泽民掌权时，身为江系人马的曾庆红的政治地位中获得了极大的提升，江泽民正式推出领导岗位之后，曾庆红出任国家副主席，尽管这一职位并没有实权，但曾庆红在党内的影响力依然令人不能小视。
最近前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涉嫌贪污腐败而被立案调查，据说曾庆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甚至起到了主导作用。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消息人士对南华早报表示，胡锦涛与曾庆红处于竞争与合作并存的关系，委托曾庆红筹备十七大，显示了胡锦涛有信心驾驭全局，但是胡锦涛同时也保留了在关键议题上作最后决断的权力。
▲路透社最新报道指出，曾庆红是中国前领导人江泽民1989年到中共中央赴任时从上海市委带到北京的，曾被广泛视为是中国前领导人江泽民心腹。虽然已经退休，但是正如过去一些领导人，江仍然在幕后对权力进行一定程度上的操控。分析人士相信，曾一直在等待，万一胡下台或健康出现问题。
报道指出，胡这一选择显示，他足够自信来任命曾庆红，即使曾一直是他的竞争对手。“胡和曾彼此斗争，但同时达成一些交易”，一个消息来源表示。
▲《亚洲周刊》记者王健民撰稿《中共六中全会破特殊利益集团》：北京当局要消除“特殊利益集团”对和谐社会的威胁，悄然改变北京市人事布局。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的秘书谭维克未能升任北京市委常委。原北京市检察长许海峰涉嫌保护“红顶黑帮”，正被中纪委调查；其妻陈济生被指涉及挪用医疗系统十七亿住房基金炒股案。
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十月八日至十一日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官方主旋律中召开，但却是在京津沪开始系列反贪战役、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被撤职的背景下，在中纪委“六零九项目组”进驻北京市的敏感时刻进行，因此显得格外引人注目。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中共高层在六中全会举行之际，在北京市提拔了多位官员充实市委和市政府领导机构，令人想起中共政治上传统的“扔石头”和“掺沙子”手法，即在重要的人事更迭之前，先调进合适的人选，进行有效制衡，并实现和平过渡，以保持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稳定性和连续性。
● 拒绝政治改革的会议
▲路透社：题为《六中全会，中国年轻领导人在后台等待》的文章指出，中国下一批的国家领导人思想更开放、所受教育更良好以及意识形态更少，他们将改变这个国家的面貌。尽管在外界的名声还不是很响，李克强、习近平、赵乐际和薄熙来在未来数月可能会成为政治焦点，因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准备在明年关键的会议上选定胡锦涛及其领导班子的继承人。
专家认为，在所谓的“第五代”下的政治改革可能会很谨慎，他们（新领导人）取代胡锦涛这一代，未必会带来民主。
▲但是，德国之声记者平心对六中全会公报作出“几个不提”的总结：一是不提陈良宇案，二是不提斗争避开火药味，三是不提社会民主主义，四是不提外交避开崛起，五是不提党外民主。
▲北京的独立作家刘晓波认为：“和谐社会不是靠压制民间的意见；不是靠封锁媒体才能建立的，动不动就把人关监狱的社会怎么叫和谐社会？改革以来，大大小小的整肃和镇压也从未停止过，甚至制造了六四大屠杀和镇压法轮功的人权灾难，现在也在严厉打压民间维权和严控媒体。这一系列造成官民对立的大问题不解决，而仅仅靠经济赎买和操控舆论来制造表面的和谐，中国就只有谎言下和恐惧下的和谐，而永远不会有民意对官权的自发认同的和谐。”
刘晓波还认为，反腐方面的动作与和谐社会没关系。陈良宇被免职不早不晚恰好在宣布十六届六中全会的前一天，充分表明反腐败只是权力斗争的借口。另外，在刘晓波看来，中国“政令不通”的问题，完全是中国自上而下的官僚体制所致：“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员都是任命的，这么长的政府代理链条，不可能下级都是每级百分之百的执行。要是民选的，比如北京市市长是北京老百姓选的，那他就会对他的选民负责。他怎样治理北京市跟中央一点关系都没有。但中共把这些人事任命大权死掐在手里，这种矛盾就是必然的。从制度的角度讲，这就是一个死结。”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高放说，中国有个市场经济，不过权力集中在党里，结果就是贪污。政治改革要加速，不然这些问题只会恶化。高放说，“这制度是个非常危险的状况。一般人不会感谢党带来经济发展，而他们会责怪党带来贪污腐败。”
▲香港《文汇报》引述政情分析人士指出，六中全会公报未提及陈良宇问题原因有二：第一，官方此前宣布六中全会的主题为和谐社会，处理陈良宇问题乃是党内局部事务，不在预设议题中。如果将陈良宇问题插入全会议题，也许会分散对建构和谐社会这一重大主题的关注度。第二，对陈良宇贪腐问题的审查还没有完结。有关人士透露，目前陈良宇案件只完成初核和立案的程序，还处在从立案到移交审理的阶段。未来应由专门机构如中纪委对陈良宇问题作出专门通报。
▲中国比较政治和经济研究中心的何增科研究员透露，中共正在起草一份有关政府革新的计划，计划可能在接近十七大时公布。他说，中国的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进行的道路一样，从简单到复杂。在全国各地，中共也静静地进行地方政府改革，允许党员和一般民众提批评意见，有时候让他们选举基层人大代表。不过，胡锦涛是位谨慎的领导，他不会希望新的政治改革带来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