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罗克铜像
人类社会的各种游戏规则无论是否符合公义，与儿童游戏一样，其目标是规范人的行为，其手段不外乎奖励与惩罚这软硬两手。规则好坏的区别在于——把人当作目的还是工具。
每逢岁末年初或节庆的日子，官方都要进行各式各样的评比表彰，这是专制社会的特色之一。一个社会越专制，其明规则与潜规则的差距就越大，国民的人格越分裂，越虚伪。这种权力的褒奖不过是对明规则的粉饰，对潜规则的鼓励。
专制者在以暴力做统治后盾的同时，软硬兼施，独霸或操控褒奖的权力，当作伪造其统治“合法性”的手段之一，按自己的意志确定褒奖标准，打造和宣传典型人物，用来粉饰现实，引导人们的言行，欺骗和操控社会，旨在利用人性的弱点，驯化现代奴隶和奴才，为其专制统治服务。这种虚假的褒奖光环不过是浮云而已。一个连人的权利都没有的奴隶，不可能有真正的尊严和荣誉。最高的荣誉来自真理的公义，来自民意的褒奖。
大棒下的胡萝卜
任何专制者都懂得，仅仅靠惩罚和镇压来消除反抗是不够的，要减少统治的成本，从被奴役者身上榨取更多的价值，还需要诱之以名利，对表现突出的顺服者进行褒奖。
中国古代的皇帝们，就是通过对忠臣、烈女等进行封赏、追谥、立碑，为人们树立效仿的榜样，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通过科举等手段，引诱人们围绕升官发财而读书，从而控制知识分子的自由探索，消除独立精神所造成的潜在威胁（参看《知识演化与社会控制》，吴刚，教育科学出版社2002年6月）。当年，唐太宗李世民在考场望着鱼贯而入的儒生们，得意地说：“天下英雄尽入毂中。”
现代历史上，希特勒纳粹势力在对德国人民的控制中，宣扬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和种族优越，实施了一系列褒奖政策。
针对少男少女追求荣誉和理想的特点，纳粹通过漂亮的制服，精致的短剑，盛大的游行，庄严的宣誓仪式，吸引他们加入“希特勒青年党”的少年队和少年女子团，“希特勒青年党”负责人宣称：“为元首服务就是为德国服务，为德国服务就是为上帝服务！”纳粹还选拔官员子弟和优秀者，进入“阿道夫•希特勒”学校，培养领袖人才。
对外扩张需要人力，于是纳粹鼓励生育，提供结婚贷款、生育奖金、家庭津贴等财政支持。婚礼上向元首和国家庄严宣誓补充或替代了宗教上的誓言，“婚姻的目的是为了履行一项国家的职责”，生儿育女被誉为“为元首捐献孩子”，生育7至5个孩子的妇女，会得到金、银、铜质的“母亲十字勋章”。
为了控制工人阶级，希特勒1933年上台后，亲自阐明五一节庆典主题：“劳动光荣，尊重工人”；以新的官方工会“劳工阵线”取代传统工会；纳粹用建设无阶级社会的宣传神话来提升工人的地位感，掩饰工资下降的现实；“劳工阵线”组织职业培训和“全国职业大赛”，最后的优胜者获得明星版的待遇——媒体宣传，被邀与希特勒或官方工会领导喝茶。为了调动人们积极性，“劳工阵线”实施以“快乐中获得力量”为主题的群众性休闲活动和旅游计划，提供文化培训、讲座，赞助体育赛事，修建图书馆，提供低价票让人们听音乐会和观看戏剧，安排人们去风景名胜和国外旅游。对农民，纳粹每年秋天组织“丰收感恩节”，让农民们聆听希特勒赞誉他们为“民族的未来”。
至于苏联的斯大林，他的翻译在回忆录中指出：“主人却善于讨好那些对自己忠心耿耿的人。他大把地撒出奖章、勋章、英雄的金星、代表的身份等等，给那些创造了好纪录的工人和农庄庄员。后者则顺从地在最高苏维埃举手表决，满足于他们参与了按照列宁‘任何一个厨娘’都能行的方式‘管理国家’。他奖给杰出的武器设计师们和院士们的是占地数公顷的别墅。歌颂‘伟大的斯大林时代’的作家诗人们则允许他们出国访问。谱写和演奏领袖喜爱乐曲的作曲家和演员们赠给普通大众可望不可及的汽车。正是在那个时候，出现了专门为上层服务的医疗机构和疗养院等等。在享受这些设施的时候，‘上层’人士在思考着，千百万囚徒，其中许多是他们不久前的同事，在沃尔库塔、克雷马、马加丹等地正在挖掘冰封的土地，开采黄金，钻石和其它宝藏，充实国库，而‘各族人民领袖’从其中拿出来慷慨地赠送给自己听话的臣民。斯大林时代，他所建立的行政命令体制正是基于这种心理定势：即结合了狗的忠诚、盲目的热忱和恐惧感。”（《斯大林私人翻译回忆录》，瓦列金•别列什科夫，海南出版社，2004年2月）苏联1951年还把斯大林奖金颁发给中国作家配合官方政治需要的作品：丁玲的长篇小说《太阳照耀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长篇小说《暴风骤雨》，贺敬之、丁毅的歌剧《白毛女》。
在纳粹德国，虽然“上帝”被绑架在法西斯的战车上，但纳粹毕竟承认有个超越性的神的存在，而持无神论的中共，完全将领袖和政党放在神的位置，自封伟光正，不容他者质疑和替代，以偶像崇拜的现代迷信取代对真神的信仰。中共为了维护充斥奴隶和奴才的动物庄园，几十年来，在各个时期制订了许多表彰制度，不断推出各种所谓模范典型，从劳模到各行各业的“先进人物”。但凡在大陆生活过的人都有体会，参加各类评比是中国人生活的一部分，几乎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几个荣誉证书。由于表彰项目过多过滥，中共不得不组织中纪委牵头、国务院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参与，于2003至2009年期间，进行大规模清查。官方新华社2011年9月26日报道，全国共清查出各种评比表彰项目14.8万多个，并撤销了其中的14.4万多个，保留了四千多个，撤销率达97%以上。堪称世界之最。
奴隶和奴才的模范标本
在正常的社会里，人们的行为规范受信仰之神的律法或传统道德的约束，其范式往往是道成肉身的神或经过千百年积淀下来的经典人物。而现代专制者世界观的唯意志论，决定了其对信仰和传统文化的态度是投机性的，否定还是利用，都是以有利于专制权力的巩固为标准。在倡导以官方意识形态为核心的所谓价值观时，专制者必须根据现实的政治需要，不断推出体现其精神的新的典型形象（如同娱乐界为避免粉丝们厌倦而不断制造新偶像）。作为让奴隶和奴才仿效的模范标本。他们的共同特征必须是效忠或至少表面上不反对官方，以官方意识形态为最高的是非标准，而且职业成绩突出。
在纳粹德国，飞行员汉德里克在1936年柏林奥运会上夺得五项全能赛冠军，成为纳粹宣传的榜样，此后他还率战斗机小组成功地完成了对西班牙保皇分子的攻击，击落5架敌机，回国时受到英雄般的欢迎。而在艺术界，众所周知，最受希特勒青睐的要数女电影导演日芬斯塔尔，她著名的《意志的胜利》、《奥林匹亚》等纪录片，在宣扬纳粹精神、为新德国树立国际形象方面尽显才华。纳粹优先争取的最高目标是年轻人，为此制造的模范有希特勒青年党15岁的奎科斯，他1932年在张贴标语时被共产党人刺杀，纳粹艺术家创作了小说《希特勒青年党的奎科斯》和据此拍摄的故事片《奎科斯》，他被塑造成脱离堕落、追求光明、为国效力的青年英雄，表现了“德国青年的牺牲精神”。最著名的当属纳粹冲锋队第五分队队长豪斯特•威塞尔，他创作的纳粹诗歌被谱写成进行曲《豪斯特•威塞尔之歌》，成为第三帝国的第二国歌，纳粹炮制了以他的生平为题材的小说、“纪实”和戏剧、电影。这个靠妓女生活又死于私人纠纷的纳粹分子，经过打扮和神化，成了纳粹党的圣徒和烈士。纳粹宣传部部长戈培尔不仅看望了弥留的豪斯特•威塞尔，还在为他举行的隆重葬礼上演讲，把他称作“风暴领袖”。
以偏概全，用花瓶式的人物掩饰社会真相，是专制者一贯的做法。纳粹德国为了笼络人心，制造假象，在报道垃圾收运工时，大肆渲染其所谓的“艰苦工作的崇高地位”。无独有偶，中共推出掏粪工人时传祥，当作宣扬工人阶级地位提高的偶像。在毛泽东时期，耀眼的模范人物与严酷的社会现实形成强烈的反差。中共在各个领域树立典型人物，工人学习王进喜，农民学习陈永贵，士兵们学习雷锋，服务业学习售货员张秉贵，少年儿童学习“草原英雄小姐妹”龙梅和玉荣（真名叫吴龙衣和吴玉荣，最初的新闻报道有误）等……可是，几十年下来，到毛泽东统治末期，不但经济濒临崩溃，而且民怨沸腾，民心丧尽。如今，这样的政治花瓶依然不少，只不过多了些时尚明星，如被成为劳模的“小沈阳”，没时间准备提案的“打酱油”政协委员刘翔……
一些中共表彰的模范，不过是被奴役、被洗脑而不自觉的悲剧人物，被用作宣扬反常识的蒙昧主义。当年，为了一群集体的羊，11岁的龙梅失去了脚趾，9岁的玉荣双腿截肢；下乡知青金训华为了到洪水里捞几根集体的木头，献出了生命；李文显成为文革英雄，只因为高举“红宝书”，冲进塌方的石雨，去救红卫兵，死时“红宝书”还贴在胸前；最著名的是广东汕头牛田洋军垦农场1969年“七•二八”抗台风事件，在“捍卫毛主席光辉的‘五•七’指示，誓死守护大堤，人在大堤在！”的口号下，83名大学生和470名解放军战士，用身体抗击不可抵御的强台风大海潮而失去生命。可是，这个本是悲剧的事件与其它类似事件一样，被党文化变成了正剧，没有得到彻底反思。2007年，这里成了“汕头大学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此类地方实际上是奴隶奴才教育基地），“牛田洋精神”被归纳为：艰苦奋斗精神，无私奉献精神，勇于斗争精神，敢于胜利精神。
如果说一些“模范”奴隶是被利用，那么还有一些“模范”奴隶得到赏识之后，摇身一变，成为主动迎合的奴才。例如：倍受官方推崇的科学家钱学森，“大跃进”运动中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文章写道：“……稻麦每年的亩产量就不仅仅是现在的两千多斤或三千多斤，而是两千多斤的二十多倍。”还说：“这并不是空谈。“（《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钱学森，《中国青年报》1958年6月16日）新华社高级记者杨继绳指出：“粮食高产的神话带来了两个直接后果，一是大吃大喝，二是高征购。”这是三年“大饥荒”的重要原因。1959年3月上海会议期间，毛泽东的秘书李锐问毛为何轻信粮食高产“卫星”，毛回答说，是因为看了钱学森的这篇文章。（《大跃进亲历记》，李锐，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
受虐狂曲啸，作为曾经的“右派”分子，在经历长达 22年折磨后，竟到处演讲声称：“党就是妈妈，妈妈打错了孩子，孩子是不会也不应该记仇的！”甚至到美国讲给留学生，遭到当面抨击：“什么党是亲娘，可如此长期地打自己的孩子，那还是亲娘吗？比后娘都残忍，还有什么资格要求被虐待的孩子忠诚于她？母亲这样对待自己的孩子，在任何文明国家都是非法的，都要受到法律制裁的。”因无知而无畏的乒乓国手邓亚萍，担任《人民日报》副秘书长、“人民搜索网”总裁后，2010年12月8日，在北京邮电大学演讲中称《人民日报》创刊62年来“从来没有出过假新闻”，被问及如何才能做官时，她说：“当你的个人价值叠加在国家利益上，你的价值会无限放大。我就是这样的幸运儿。”引发舆论一片哗然，网友纷纷晒出大跃进、文革等时期，人民日报假新闻的版面照片。获得备受质疑的“共和国脊梁”称号的影视明星倪萍，谈及参加政协会议：“在大的会议上举手表决时我从来都没有反对过或者弃权过，因为我热爱这个国家，我不添乱。”今年两会，身为政协委员的倪萍更是配合官方对民间社会的控制和打压，提出封杀“山寨文化”和“山寨现象”。而张艺谋成名后被招安，则远远超过纳粹女电影导演日芬斯塔尔，在其作品中鼓吹帝王思想、国家主义，为官方意识形态和形象工程效力，而当局也将奥运会开幕式等官方“订单”慷慨地赏赐给他，让他捞得名利双收。
上世纪八十年代，山东残疾青年张海迪因自强自立而倍受赞誉，但是，她当上全国残联主席后，2011年却因网友呼吁她关注遭当局长期软禁迫害的山东临沂盲人律师陈光诚一家，竟一度关闭微博评论，并留言说：“不做自己不明白的事，不做稀里糊涂的事，不做没有调查的事。认准的事就努力做好，一丝不苟。”引起大量网友批评，网友陆以诺说,她唯一不肯做的就是按照良心该做的事。再看成龙，这个当年曾抗议六四屠杀的明星，在香港回归后，被中共封为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马上变脸，2009年4月在博鳌论坛上竟说台湾和香港“太自由了，就变成香港今天这样子，很乱；而且变成台湾这样子，也很乱。”“我慢慢觉得，原来我们中国人是需要管的。”由此引来舆论一片谴责，有网友说，成龙甘愿当中共狗奴才，为何不搬到中南海？
与那些主动出卖灵魂的奴才相比，晚年被官方尊为“大师”、加以利用的季羡林，在民间的声誉皆因他1989年的表现。他不仅参与签署了二百多名知识分子的《4.21公开信》，5月13日，还与严家炎等三百名教授和青年教师就学生绝食向党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递交的公开信，要求中央尽快采取措施，妥善解决学潮问题。5月16日，季羡林与包遵信、巴金、李泽厚、范曾、李陀、冯至、刘心武等知识分子共一千多人，联名发表《知识分子五一六宣言》提出：“历史证明，镇压学生运动绝无好下场。”“必须承认在民主程序下产生的学生组织的合法性”，“富于爱国传统和忧患意识的中国知识分子，应当意识到自己不可推卸的历史使命，挺身而出，推进民主进程，为建设一个政治民主，经济发达的现代国家而奋斗。”5月19日中共悍然宣布军事戒严以后，季羡林最大的表态就是加入“首都知识界联合会”，直接向中共挑战。六四大屠杀以后，6月22日北京当局发出通缉令，缉拿“首知联”7名主要干部，后来这一名单扩大为23名。而季羡林虽然不是“首知联”主要干部，却是四十多位发起人之一。季羡林主动打电话给戒严部队指挥部自首，自报是“首知联”成员，说在家里等候处置。相形之下，首鼠两端的李泽厚就不敢在“首知联”发起人名单上签名，而且警告其它签名人要“清醒一点”。曾经积极发言的（现任上海复旦大学教授）邓正来，则前往公安机关秘密自首，上交了他假借“秘书处”名义偷偷录制“首知联”等组织活动的全部录音带，结果导致多人被捕、判刑。遗憾的是，季羡林与钱钟书等支持学运的老人后来被收买“重用”，成为粉饰太平的装潢（详情检索《季羡林与“六四”大屠杀》，首都知识界联合会，观察网2009年7月14日）
与季羡林不同，比他稍晚在同一年去世的杨宪益，是著名翻译家、《红楼梦》英译本作者、外国文学研究专家、诗人，曾留学英国牛津，四十年代回国后，和他的英籍太太戴乃迭一度被称为新中国忠实的发言人。但五十年代初，他们开始改变看法，并曾拒绝翻译《毛泽东选集》；反右运动中，杨宪益被指右倾；文革时夫妻双双下狱4年，其间独子受到迫害刺激数年后自焚身亡。文革后他对中共还抱有希望，继续申请入党，1986年入党后高兴了一阵子，可两年多后发生了六四屠杀。这个时候，杨宪益坚决要退党，而且多次接受英国广播公司的采访，把“六四”真相向世界宣布。此后，他就被打入冷宫。但是他没有放弃自己的工作，还写了许多批评中共的诗，香港天地出版社出版了他的诗集《银翘集》（详情检索《杨宪益的生平》，余英时，自由亚洲电台2009年12月14日）。
虚假的政治玩偶
为了一时的政治需要，在树立模范典型的时候，中共还不顾真相、伪造事实。
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是几代学生熟悉的课文，他的故事1980年被拍成电影《血沃中华》。中共宣传说他为抗战而死，实际上中共向福建、浙江派出方志敏领导的“抗日先遣队”时，那里没有日本的一兵一卒，其目的是打击和推翻领导抗战的国民政府，在战略上分散国民政府的抗日力量，阻碍抗日准备，实施中共“七分发展、二分观望、一分抗日”方针（详情检索《中共壮大之谜——被掩盖的中国抗日战争真相》，原四川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现任美国胡佛研究所客座研究员谢幼田，[香港]明镜出版社2002年8月）。方志敏被国民政府处死的另一个罪状，是其为勒索金钱而绑架、杀害无辜的美国牧师约翰•师达能夫妇（详情检索《殉道者之死——纪念师达能夫妇》，《生命季刊》总第二期）。
作为中共塑造的政治偶像，刘胡兰至今仍在小学课本里毒化儿童。一个不谙世事的未成年少女，却被拉进少儿不宜的政治组织，被政党纷争所利用。目无法制，与名为民兵实为“恐怖分子”一起，将一村之长暗杀，最后成为政治牺牲品，至死不悔。这样单纯的“铁杆粉丝”，难怪被权谋高手毛泽东看中，御笔钦题：“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可惜，真正的“伟大”从来与权力无关，无论如何欺骗和歪曲，都改变不了刘胡兰“政治童工”的悲剧性质。
白求恩是官方树立的国际主义典型，毛泽东在《纪念白求恩》中将他誉为完人。随着加拿大白求恩专家、历史学家罗德里克•斯图尔特与夫人合作调查撰写的《凤凰传奇：诺尔曼•白求恩的一生》出版（加拿大加麦吉尔—皇后大学出版社2011年11月），人们才了解到，白求恩来华皆因他在西班牙战争中沉溺女色、酗酒、坏脾气被逐回国，而加拿大共产党为该国非法组织，于是，受《西行漫记》的影响，白求恩来华寻找出路……“农业学大寨”的核心人物陈永贵弄虚作假，毛泽东在得到反映后，却仍出于政治需要，树立大寨这一典型，并当作打击刘少奇、周恩来等人的棍子。（详情检索《历史不再徘徊：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兴起和失败》，凌志军，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年7月。《大寨”内参”引起的轩然大波》，范银怀，《百年潮》1999年第3期。《大寨红旗真相揭秘》，李树远，《档案时空（史料版）》2004年第4期。《”大寨”弄虚作假的盖子是如何揭开的？》，林辉，爱思想网2011年11月20日）。“工业学大庆”的核心人物、著名石油工人劳模、“铁人”王进喜，到大庆油田时，那里已经打出了20口油井。是两位技术员跳下泥浆池用身体搅拌泥浆，才有了大庆的第一口油井。但石油部部长康世恩认为不能树立“臭老九”当典型，于是王进喜才被推荐上来，成为这一事迹的主角。报道中王进喜带领工人点篝火学马列，真相是当时油田只给菜窝窝团，工人们吃不饱怨气很大，领导们就强迫他们学马列。少年英雄赖宁，本来是在森林失火时掉了近视眼镜而迷路，被火烧死，皆因其父是当地水电局局长，副局长的丈夫是县委宣传部部长，于是赖宁被塑造成了救火英雄。另外，被誉为“当代保尔”、高位截瘫的张海迪，经过三十多年，如今腿部丰满，能跷二郎腿，还报名学开车，其残疾的真实性遭到人们普遍质疑。中共最大的政治玩偶是雷锋。官方说他做好事不留名，然而小学课本的照片显示，当雷锋送老奶奶回到家时，竟有照相机（那个年代少有的奢侈品）等在那里，从完美的角度拍下了那个场景。显然，雷锋的许多照片是摆拍、补拍的；而《雷锋日记》也是写作班子补写的；宣传中雷锋的捐款数远超出了一个普通战士的津贴；宣传中说他连续三天，日均捡粪300多斤，堪称“奇迹”；宣传中还说他是由于学了毛选，才学会理发、扔手榴弹达到及格……郭明义则是官方最新打造的学雷锋模范。有人质疑其献血被严重夸大了，按照新华社的报道，他20年共献血6万毫升，意味着他无休止地每月要献血200毫升。而献血法规定，一个人两次献血的间隔要不少于6个月，每次最多不超过400毫升。另外，今年3月2日《中国青年报》报道郭明义微博的粉丝突破65万，此后一天多时间，旋即突破693万，进入排行榜的前50名。但根据一项分析软件显示，实名认证人数只有1744人。那些郭粉里充斥着被唆使的大量僵尸粉和网络水军。连郭明义自己都不得不谦虚地说：“不要太神化我。”（详情检索《建国后树立的典型之真真假假》，信孚教育集团董事长信力建，2012年3月19日，凤凰博报“信力建的博客”）
当年“草原英雄小姐妹”获救时，最初发现和救助龙梅的，本来是被开除公职、下放草原劳动的内蒙古出版社编辑哈斯朝鲁，但由于他是右派分子，所以在报道中不提他，只有铁路工人王福臣得到荣誉和表彰。事发时，小姐妹的父亲吴添喜是去帮邻居刷房子，在后来表现此事的动画片和京剧《草原英雄小姐妹》、舞剧《草原儿女》中，小姐妹的父亲却被说成是去给公社的羊接生。而哈斯朝鲁被塑造成了没有改造好的“反动牧主”、“破坏分子”，说他故意打开羊拦把羊群赶出去，并企图杀害小姐妹。因此，哈斯朝鲁被反复批斗，1966年被关进监狱，1972年因病提前出狱，但是一家八口却成了了黑户，没有户口和口粮……在那个年代，因政治压力，王福臣不能说出真相，还多次找到哈斯朝鲁，希望他的“认可”，良知尚存的他没有保留那些虚假的荣誉材料。另一位救助者、首先发现玉荣的陈长生，由于为哈斯朝鲁说了句公道话，从此与荣誉无缘。小姐妹一家人不敢承认“管制分子”是救命恩人，而且为了表现进步，小姐妹的父亲吴添喜反而在批斗会上，上台扭打“破坏分子”哈斯朝鲁。直到文革后的1985年，在胡耀邦的亲自过问下，上访多年的哈斯朝鲁才得到平反，恢复工作。但值得深思的是，小姐妹的家乡有个爱国主义教育展览，直到2006年3月，对此事的说明依然沿用1964年的说法。（详情检索《”草原英雄小姐妹”：文艺、新闻和背后的故事》，李新宇，2007年3月7日《博客中国》）
如今，随着劳模待遇的提高，劳模造假的丑闻层出不穷。如：《北京青年报》2006年5月报道，河南某些县市的个别部门领导在申报省劳模时，把自己的身份填报为工人、农民，“聪明”一点的，填的是职称，隐去了职务。比如交通局局长填报为养护工，财政局局长填报为会计……央视“2010年感动中国人物评选”爆出“刷票”闹剧。短时间内，江西宜春市3位候选人王茂华、谭良才和曾凯的得票数量激增。（《“感动中国”被权力造假》，《共产党员》•下半月，2011年第1期）
政治工具的过山车
在专制制度下，法律毫无公义和民意可言，专制者甚至无视自己制定的恶法，肆意妄为。所以，其政治运作往往由于人治而变化多端。专制者以国家、民族的名义，通过镇压和褒奖，不断制造新的敌人与模范奴隶和奴才，并保持这一体系的身份流动性，根据需要，随时将不同的人打下去或举起来。使民众保持恐惧感和邀宠感，达到对民众分而治之的目的。与之相应，被官方表彰的人物作为政治工具或玩偶，其命运不可避免地与过山车一般，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而沉浮。
在纳粹德国，希特勒手下的隆美尔纵横北非，被誉为战无不胜的“沙漠之狐”。1942年6月22日，隆美尔在前线胜利的消息，给他在国内的家带来无数贺电与献花，一座新落成的桥以他的名字命名，广播里宣布什特勒晋升他为陆军元帅。隆美尔在信中对妻子说：“当上陆军元帅真像做梦一样。”然而仅仅两年后的1944年10月14日，隆美尔因被怀疑涉嫌刺杀希特勒一案，被逼服毒自杀，为了元首的政治需要，纳粹对外隐瞒了他死亡的真相。二战结束后，许多人将隆美尔与谋杀分子一起看作反纳粹的英雄，可事实是，尽管隆美尔与希特勒在军事上有分歧，敢于当面提出自己的看法，但忠君思想很重的隆美尔对希特勒始终是效忠的。这也是他的个人悲剧。与职业军人的隆美尔不同，被希特勒列为第二号代理人的赫斯，是纳粹的元老，希特勒对他很赏识，还当了他儿子的教父。但赫斯1941年5月10日擅自驾机飞到英国，企图谈判媾和，令希特勒震惊，在公布消息时称其是“精神失常”（与薄熙来在内部公开称王立军有“忧郁症”，王出事后最初被官方宣布为“精神高度紧张，身体不适”很相似），可后来又在给纳粹县党部头目的秘密电文中却说赫斯是怀着“最高尚的目的”飞往英国的。堪与赫斯相比的，是乘飞机叛逃苏联的毛泽东的接班人林彪。
作为被用作宣传形象的典型人物，往往会由于各种原因而被专制者消失。德国退伍军人施莱格特，1923年因参与针对法国的破坏活动，被法国人以间谍罪和破坏罪处决。此后他被塑造成了民族英雄，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海德格尔在演讲中都赞誉过他。1933年纳粹掌权前夕，戏剧《施莱格特》首演时，戈培尔等纳粹党要员出席，成为一件国家大事，此后，该剧成了学校的必读作品，并在全国陆续上演。后来出于政治需要又被禁演。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民间与官方还存在某些共识。1979年3月至9月，张志新作为文革被迫害的烈士被广泛宣传，由于怕民众进一步追究下去，宣传突然被停止。而最短命、最可耻的的“荣誉”，当属镇压八九六四民运时，获得官方“共和国卫士”称号的37名军人。现在连心虚的官方也不敢宣传他们的荣誉，他们作为政治炮灰，其中14人丢了性命，死得耻辱而悲哀。同时，所有参与镇压的军人获得的“平暴”纪念奖章，都成了耻辱的历史纪录。
城门之火，殃及鱼池。由于专制制度的权力不受约束，社会生活是泛政治化的，谁也无法逃避政治。文革中，大庆被当作“唯生产力论”的典型被批判，王进喜成了假典型，被批斗、游街、毒打，要不是周恩来保护，险些丧命。如今声名卓著的劳模、水稻专家袁隆平，是因三年大饥荒而开始研究工作的。针对毛泽东提出的农业八字宪法“土、肥、水、种、密、保、管、工”，袁隆平提出还应加一个“时”，因此被扣上“反毛主席”的罪名。文革中，他不但被批判，实验田和实验设备被毁，还被下放煤矿当工人两个月。只是出于粮食短缺的现实需要，他后来才被恢复研究工作。
在专制社会的权力斗争中，一些小人物的命运也随着大人物的命运而沉浮。掏粪工人时传祥作为著名的全国劳模，1959年10月26日受到国家主席刘少奇的接见，刘少奇握着他的手说：“你掏大粪是人民勤务员，我当主席也是人民勤务员，这只是革命分工不同。”时传祥表示：“我要永远听党的话，当一辈子掏粪工。”文革初期的1966年国庆观礼，时传祥还被请上天安门，周恩来向他敬酒。可时隔不久，随着刘少奇倒台，时传祥惨遭迫害，被诬为“工贼”，1971年被遣送回原籍。幸亏周恩来相救，才在1973年8月被平反，回到北京。1975年刚60岁就病逝了。
与时传祥相比，另一些劳模被勉为其难地推到权力高位，成为一时的政治明星。全国劳模、大寨村支书陈永贵，在文革中成为积极从政的造反派，参加了对山西党政部门的夺权活动，1975年60岁时成为国务院副总理，1978年2月再次继任。1980年被解除职务。1982年失去政治局委员职务。另一位纺织厂的劳模吴桂贤，文革中成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短短7年间，从厂领导快速升至国务院副总理，时年只有37岁。据说她出席某次全国卫生工作会议，曾问道：“李时珍同志来了没有？”至今传为笑谈。两年后随着文革结束，吴桂贤被迫辞职回到厂里。劳模李素文是一位售货员，文革中被评为学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1968年进入沈阳市领导班子，1975年42岁时成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她难以应付政治风云的变幻，在分管的财贸领域积极“批邓”。1978年退出政治舞台。与李素文同时被选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姚连蔚，原是西安机械厂造反派组织的头头，他当过兵，务过农，还是生产突击手。1977年，这位只当了两年半的高官又锒铛入狱两年半，被开除党籍，出狱后重新当工人。（《中南海人物春秋》 ，顾保孜，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6月）另一个政治玩偶的命运更是起伏跌宕。大跃进时期当上了纺织女工的解悦，1964年创下一人看一千八百锭的亚洲纪录。文革开始后，解悦紧跟党的战略部署，在报刊上发表了一系列批判“三家村”的文章，可不久，她由于是刘少奇、邓小平树立的“黑劳模”而被批判，于是她坚决跟刘邓划清界线，积极参加革命造反队伍。1967年2月，她参加了“山西省革命造反联络总站”，该站的主任是陈永贵同志，解悦和牛发和、李顺达这三位劳模是副主任，后来当上了省革委会的常委。没想到，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大员之一、《红旗》杂志总编和《哲学研究》杂志主编、曾经在文革前采访并著文赞扬过她的关锋也倒了，解悦受牵连，又做检讨。接着她没跟紧康生，被当作“五一六分子”送进学习班“审查”，成为各个批斗会挨批的主角。1973年，周恩来偶然想起她，山西省领导立刻亲自向解悦赔礼道歉，安排她担任山西省轻工业厅的副厅长。此时，解悦在政治风浪中呛得有些清醒了，但她拒绝当官、回厂继续当工人的要求都不被允许，最后被安排到某厂当副厂长。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后，解悦作为劳模代表再次受到中央领导的接见。谁知没多久，开始清查文革“三种人”，解悦又成了清查对象。查来查去，直到1983年才不了了之。看来越紧跟党越出错，这样的劳模当之不易。算下来，劳模成为高官最幸运的还是李瑞环，这位劳模木工是电影《青年鲁班》主角的原型，最后以中共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的身份全身而退。
专制之下，就连一些参与宣传典型人物的人，其命运也难免随政治气候的变化而起伏。“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在兰考工作只有475天，他的“亲密战友”、副书记张钦礼把自己治理三害（风沙、盐碱、干旱）的许多事迹当作焦裕禄的介绍给记者，但是他的命运却经历了生死波折，引发许多涉及真假是非的争议。1980年2月新华出版社重新出版《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张钦礼”的名字消失。由于采写过程牵连复杂，焦裕禄大通讯的初稿作者、新华社河南分社记者周原曾建议，三个署名作者都不要把这篇焦裕禄通讯收入自己的文集，三个人都答应了。但粉碎“四人帮”后，惟周原一人至今遵守这一承诺。文革一开始，《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因为没写阶级斗争，被批判为“一株修正主义的大毒草”，主抓这一采写的穆青当时是新华社副社长，被作为“当权派”打倒。周原却几乎因这篇报道丧命。文革后，穆青1982年升任新华社社长、党组书记，《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一直被列为他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他本人更被誉为“焦裕禄式的好记者”，成为新闻宣传战线的典型。参与初稿编辑、修改的作者之一冯健也升任新华社副社长。周原、陈健夫妇却在新华社当了一辈子记者，最终以记者的身份离休。一生淡泊名利的周原，只有一件事最耿耿于怀：“大通讯重新发表，删去了张钦礼的名字。”（详情检索《真假虚实?焦裕禄大通讯四十年论战始末》，喻盈，《时代周报》2009年6月18日。《为张钦礼所做的申诉——焦裕禄身后鲜为人知的一桩大冤案》，新华社离休记者陈健，2003年12月）。欧阳海是上世纪60年代中共树立的典型人物。生前是广州军区驻湖南耒阳部队的一名班长，平时并无特别突出的地方。1963年初，欧阳海因私事赶着部队的马车外出时，为将受惊马匹赶出铁道而被火车撞死。由于当时正开展“全国学解放军”运动，按照高层指示，部队作家金敬迈创作了长篇小说《欧阳海之歌》，将欧阳海塑造成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以及为保卫人民财产临危不惧的英雄人物。1965年7月《欧阳海之歌》问世后，发行近 3000万册，创下了中国小说发行量之最。一时间，欧阳海成为家喻户晓、人人学习的榜样。1967年5月，金敬迈由普通一兵，被任命为事实上的“文化部长”，以“解放军负责人”的身份登上了天安门城楼，还成为“中央文革”文艺组的实际“负责人”，着实风光了一阵。在任期间，他在奉江青之命，将她极力想隐藏的早年在上海当演员、与唐纳结婚的一段历史的有关电影、杂志等资料全部收藏起来后，失去了利用价值，遭江青诬陷，被以“收集中央领导黑材料、阴谋反对毛主席”，和“趁主席南巡时，阴谋进行绑架”的罪名，投入了秦城监狱，后送至农场改造。11年后，金敬迈出了狱，而江青却入了狱。经历了磨难的金敬迈在自传《好大的月亮，好大的天》中反思道，漫长的监禁使他“明白了很多道理，看清了很多人。”从而发现自己“多少年来思想上的困苦烦恼和疑惑，皆因有人在装神弄鬼，更多的人在帮神助鬼的同时，我轻信了他们。我也曾真诚地参加了造神造鬼的行列，而且不遗余力，声嘶力竭。”他真诚地说道：“写《欧阳海之歌》的时候，我正睡着。现在，我醒了。”对于《欧阳海之歌》一书，金敬迈只给自己打了15分。他表示，他塑造的欧阳海这个人物被政治家们“大大的利用了”。他认为，“不批判‘文革’，中国就没有希望。如果一个有13亿人口的伟大的、强大的民族，都不认真地反思自己做过些什么，那是一个不清醒的民族，那么这个民族是没有希望的。”（《好大的月亮，好大的天》，金敬迈，中国电影出版社2002年1月）
与一些被权力抛弃、命运凄凉的劳模相比，孙大午属于另一类典型。他组建的河北大午农牧有限公司造福一方，1996年被河北省政府评为“河北省骨干乡镇企业”，他本人被评为“河北省养鸡状元”。可是，孙大午由于是个不懂“潜规则”的“另类”，是不肯拔一毛“孝敬”官场的“孙大抠”、“孙大牛”。为此，孙大午18年间遭遇过“投毒、放火、毁机器、毒打、暗杀、绑架”，最终于2003年5月被捕，11月被以莫名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刑三年、缓刑四年执行，大午集团损失了100多万元。著名学者茅于轼对此感叹：在中国，做一个正直的企业家有多难！
命运最富于戏剧性的新典型，当属“打黑英雄”、“公安楷模”王立军，他以重庆市副市长的身份，今年2月6日进入美国驻成都领事馆。引发了一场正在发酵的政治大地震……周力军题为《王立军一语成谶》的文章说，1996年冬，他受公安部金盾影视文化中心委托，前往铁岭采访王立军后创作了电视连续剧《铁血警魂》，并在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同名长篇小说。根据周力军的透露，1997年春，王立军在抚顺的澡堂子里对他说：“我心里很清楚，我就是当官的嘴里一块口香糖，嚼得没味儿的时候吧唧吐地上，指不定粘在谁的鞋底子下。”文章写道，“我注意到，说完时，他急忙用手捧水抹脸，我知道他流泪了。”接着他又说：“人们都说英雄流血不流泪，我现在是流血流汗又流泪。”
被权力和铜臭腐蚀的奖券
专制制度下，官方褒奖往往集荣誉与政治地位和物质待遇于一体，难免被权力和铜臭所腐蚀，诱发人性之恶。
毛泽东统治时期，地富反坏右”黑五类”及其子女，成为血统论、种姓制度下的现代贱民，连奴隶都做不成。促使另一部分人靠着践踏比自己更低的人，向统治者邀功，卖友求荣，成为高等奴隶或奴才，所获得的官方荣誉及其利益成了其无耻的罪证。
文革中，“著名语言学家、北大教授王力家乡博白县尚有一案：一浪荡贫下中农子弟趁乱欲强奸一地富女儿，女不从，便将女杀死。又到公社革委领导处要求入党、表扬：我对阶级敌人斗争多坚决！领导说：光我们知道还不行，得让大家都了解你的事迹……。该无赖将被害者头颅割下，到公社中学，趁放学之际在篮球场上以人头作球，蹦来跳去，‘投篮’不休，引得人山人海围观，人人自愧弗如。于是大会表扬，光荣入党……。……文革后期，广西群众曾强烈要求‘吃过人的人不能再当干部！’而广西最高当局（据说是原自治区革委主任，后解放军前政治部主任韦国清）的回答是：‘为什么不能继续当干部？对吃过人的人也要作具体分析嘛’！参与吃人的党员、干部数量之多，从中亦可窥一斑。”（《红色纪念碑——文革广西吃人事件》，郑义，台湾华视文化公司1993年）1967年，战士刘学保因杀死阴谋炸桥的敌人而断臂，成为解放军英雄，红遍全国，事迹进入小学课本和连环画。文革后真相大白，原来他为了当英雄，杀死他人，自残手臂，伪造假爆炸案件。1985年7月，被害者平反昭雪，刘学保被判无期徒刑。
在权力和物质的威逼利诱下，许多精英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政治斗争的棋子。文革中，为新中国拿回第一个世界冠军的乒乓国手容国团和其他两个队友姜永宁、傅其芳，遭到批判，不堪折磨而先后自杀。但是另一个乒乓国手庄则栋，偶然中成了中美外交的破冰者，从此走上仕途，后来跟随江青造反，1974年12月当上了国家体委主任。当科技、文化、艺术界大批知识分子被批判或死于文革的迫害时，著有长篇小说《艳阳天》、《金光大道》的作家浩然，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中扮演洪常青的刘庆棠，京剧《红灯记》中扮演李玉和的钱浩梁等，却成了政治权力者手中的棍子，在各自领域被驱使利用，红极一时。
任何时代，总有一些政治投机分子趋炎附势，捞取私利。文革中，深得权力者赏识的造反派明星就有北大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清华大学学生蒯大富、北师大附中学生宋彬彬等。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副校长卞仲耘，1966年8月5日被该校红卫兵学生打死于校中。是北京第一个被红卫兵打死的教育工作者。13天以后，1966年8月18日，在天安门广场，毛泽东接见了一百万红卫兵（以后还有7次）。一些红卫兵领导人则登上了天安门城楼，与毛泽东、刚成为第二号人物的林彪、以及总理周恩来等握手交谈。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的红卫兵负责人彭小蒙，在天安门城楼上代表红卫兵发表讲话。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属中学的红卫兵负责人宋彬彬（中共高官宋任穷之女），把一只红卫兵的袖章套在毛泽东的手臂上。宋给毛戴袖章的照片广泛发行，也在电影纪录片里作了突出报道。……《人民日报》和《中国青年报》发表了献袖章时毛泽东与宋彬彬的谈话：毛问宋彬彬叫什么名字，当他听说是“文质彬彬”的“彬彬”时，毛泽东说：“要武嘛。”于是“宋要武”一夜成名……在8月18日大会后校园暴力大规模升级，杀戮全面展开。（《文革受难者──关于迫害、监禁与杀戮的寻访实录》，王友琴，[香港]开放杂志出版社2004年）宋彬彬后来改名，取得美国博士学位，并在美国生活了近三十年。一直未听到她的忏悔。2007年，北师大附中九十年校庆，在所出的北师大校友名录中，竟将“知名校友”宋彬彬的照片与卞仲耘的照片放在一起。
文革后期，反“师道尊严”的“反潮流”英雄、北京中关村第一小学学生黄帅，高考中的“白卷英雄”、插队青年张铁生，一夜成名。黄帅写信给《北京日报》，发泄对老师批评的不满，被“四人帮”利用，树为“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典型，报纸发表了她的日记摘编，让她到处演讲，风光无限，各个地方也树立了黄帅式的反潮流人物。但是，黄帅私底下并不快乐，对老师十分内疚，偷偷地哭，感叹“我这个‘英雄’可真难当啊。”江青接见张铁生时称他是“一块有棱有角的石头”，并说“我要用这块石头打人了。”张铁生也积极追随，在政治舞台上拼命表演，成为“四人帮”的马前卒。随着文革的结束，张铁生的人生一下子跌入谷底，入狱15年。1991年出狱后，他经营饲料业成了千万富翁，如今他说“只是想过普通人的日子。”类似张铁生这样的被裹挟进政治漩涡的知青典型还有邢燕子、侯隽、柴春泽、朱克家等。
当今，权力和金钱带来的腐败，已蔓延到包括劳模在内的社会各界。如：”全国物流劳模”、浙江义乌市运输场站建设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原董事长兼总经理华灵群，因涉嫌受贿42万元、用公款44万元包养情妇，被义乌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3年；2008年4月，原全国劳模、江苏海门市殡仪馆馆长倪国祥4月16日，因受贿近41万元被判刑5年6个月，并处没收财产20万元。倪国祥也是南通殡葬行业从2002年以来第十五个被抓进去的蛀虫。公安部原部长助理、经济犯罪侦查局原局长郑少东，曾组织指挥侦破“东星轮”千万港元大劫案、张子强特大暴力犯罪团伙案、“长胜轮”特大海上抢劫杀人案等重大刑事案件，曾获个人一等功等荣誉；2010年8月因受贿828万元，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在后极权时代，中共为了掩盖其政治目的，往往在幕后操控各种社会评奖。还有一些奴才以民间的名义组织评奖，献媚于官方，捞取政治和物质利益。2010年10月8日，诺贝尔奖委员会将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在狱中的中国异议人士刘晓波，引发中共难堪和恼怒。为了对抗该奖，12月10日“世界人权日”该奖颁奖的前一天，毛左头目之一孔庆东和刘晓波的校友、北师大哲学系教授谭长流和周桂佃等人，拼凑班子，举行首届“孔子和平奖”颁奖仪式，结果这个闹剧备受冷落，连官方媒体都不敢宣传。第二年，官方为了避免丢丑，让文化部干脆下令取缔了冒用其下属“中国乡土艺术协会”名义举办的“孔子和平奖”评奖活动。今年1月，有毛左分子提出“用毛主席稿费遗产设立‘毛泽东青年学生奖’，获奖人专为全国高等院校在校学生。”在权威部门成立基金管理委员会，“设定具体获奖条件，每年会同国家教育部等部门评选一定名额的获奖学生，在全国范围内给予表彰奖励，并发给证书奖金。”声称“使他们掌握毛泽东思想精神实质，坚定社会主义信念，使西方反华势力通过中国的青年学生‘扳倒’社会主义中国的美梦完全落空。”（详情检索《用毛主席稿费遗产产设立“毛泽东青年学生奖”》，赵连军，2012年1月4日）这不过是文革“学毛选积极分子”的翻版，他们企图进一步毒化愚昧青年一代。
如今社会各领域的评优评奖，在政治权力操控之外，又插进了金钱这只“咸猪手”，因此鲜有体现公开、公平、公正的褒奖，一片喧嚣浮华的荒凉。《南方周末》今年2月23日报道，在雷锋的家乡长沙，当局“将设立学雷锋活动基金和文明创建专项经费，对好人好事，以及每年评选出来的学雷锋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除了进行表彰奖励外，还在评选评优、招考招聘、社会礼遇、子女升学、医疗救护、住房保障等方面给予照顾。”这种延续几十年的方式，万变不离其宗，依旧把所谓道德建设系之于权、诱之以利，而不是开放社会的自治机制，还民众自主选择道德范式的自由，通过自主自发、多元途径、持之以恒地进行。所以只能是缘木求鱼。为了镇压民众的反抗，中共维稳也加大了利益的诱惑。《江南都市报》报道，江西省委组织部今年2月26日透露，声称对在“维护社会稳定”中“特别优秀”的基层干部可以破格提拔。重庆市酉阳县委组织部一份工作总结在网上曝光，据南方都市报2011年5月12日报道，报告中提到的网上水军写作补助尤其引人关注。对于每月按时按质按量完成网宣工作的,奖励50元,每超额完成一篇网评文章,奖励5元；未完成任务的,每差一篇罚10元。网友落起说，随着物价提升，“五毛”党的工资也涨了，今后该叫他们“五元”了。
真理的荣耀 民心的丰碑
林昭墓
斗转星移，沧海桑田。任何世俗的荣誉如果不与超越性的永恒真理相连，不过是“神马”“浮云”。古往今来，多少貌似强大的帝国灰飞烟灭，那些附庸权势的荣耀，往往不是化为粪土，就是成为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标本。而永恒的荣耀属于那些献身真理的人，他们穿越时空，永远是人们心中的丰碑，永远屹立在历史的长河中。
在纳粹德国时期，杰出的政治记者、政论家和著名的反法西斯和平战士卡尔•冯•奥西茨基，不断撰文反对希特勒，先后4次身陷囹圄，1936年，成为第一个在囚牢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1935年度）的人（1938年被迫害致病而亡）。33岁的神学家朋霍费尔离开安全而自由的美国，返回黑暗的祖国，与同胞共担苦难，力阻狂轮。1945年4月9日与五位战友一起在绞刑架上就义。（参看《力阻狂轮》，[德]温德，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年11月。《狱中书简》，[德]朋霍费尔，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11月。故事片《朋霍费尔》，2003年）
苏联时期，以苏联“氢弹之父”萨哈罗夫和科学家麦德维杰夫兄弟为代表的持不同政见者，坚守良知，与帝国对峙，萨哈罗夫1975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1989年9月27日，萨哈罗夫在法国里昂发表了充满道德力量的演讲《科学与自由》，其中谴责了六四屠杀，强调不能以任何实用主义的理由为中国政府开脱。索尔仁尼琴直面真相而写作，因《古拉格群岛》等一系列揭露劳改营的作品，197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天才诗人布罗茨基，在艰难的环境中，坚持以诗歌创作彰显自由，被放逐国外15年后，47岁的他成为最年轻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真正的英雄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2011年3月2日，是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80岁生日，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宣布，颁给他象征俄罗斯最高荣誉的“圣安德烈勋章”，表彰他在前苏联末期担任国家领袖时所做出的贡献。还在克里姆林宫为戈尔巴乔夫举行盛大勋章授予仪式。俄罗斯民间出现了自发的“感谢戈尔巴乔夫”运动。俄罗斯人用各种形式对戈尔巴乔夫结束了苏联共产党的一党独裁统治表示感谢。……一些居民区的街头大型广告牌上还贴出了很多写有“感谢戈尔巴乔夫！”和一颗爱心的大幅广告。
在中国，官方操控的荣誉不断失去公信力。冉云飞2010年在一篇标题为《政府越无耻，百姓越感动》的文章中，抨击央视的“感动中国人物评选”：那些所谓感动的事情，明明是要政府去办的，现在却要个人去承担。他认为，像央视这样的传媒，只不过是在转移民众思考视线，替政府开脱罪责而已。有网友（@swinsody）说：“你们评选的感动中国人物没有一个能感动我，能够感动我的都被你们关进了监狱。”
中共建政以来，在1957年春季、1976年“四五”、1979年西单墙、1980年代、1989年等历次自由民主运动中，涌现出无数先驱。尽管官方封杀，但那些为自由民主而牺牲、奋斗的人们，依然铭刻人心。
在毛泽东统治时期，文革前和文革中有北京的林昭（北大百年校庆的纪念册竟不收录这位“中华圣女”校友）、陈世忠、郭世英、上海的刘文辉，甘肃《星火》杂志反革命集团案的43人，主要有张春元、杜映华等（含林昭）。文革中有北京青年遇罗克、铁道部干部王佩英、中学生郑晓舟和伊林•涤西、大学生王容芬等，上海交响乐团指挥陆洪恩、辽宁的张志新、宁夏教师朱守中、青海教师贾正玉、江西南昌青年学生吴晓飞、山西教师邓思京、青海青年农民安文忠、甘肃战士王笃良、福建干部陈寿图、河北工人李元富和张坤豪、河南保卫干部李新夏、贵州技术员马锦征、北京干部杜长绪、湖南知青丁祖晓、天津公安干部李良、广东女医生官明华、驻西藏战士石仁祥、黑龙江哈尔滨铁路局郭维彬等等，上述这些先驱，除王容芬、郭维彬之外，都被当作“现行反革命”处以死刑（其中遇罗克被毛泽东亲自批准杀害）。文革后期有，吉林长春青年工人史云峰、四川李天德、驻北京的战士蒋标川、重庆市工人白智清、驻山东青岛市的战士韩爱民、福建三明市青年干部赵大中、上海复旦大学学员刘秀英等等，除史云峰被杀害于“四人帮”被粉碎之后，其它人在狱中受到磨难侥幸生还。（详情检索《中国知识分子：并非仅有一个林昭——<星火>反革命集团案真相》，裴毅然，2010年5月。《他们远比大人物重要——最早洞悉文革真相的人》，傅国涌，2006年。《文革时期的思想解放先驱》，刘济生，《炎黄春秋》2009年第7期等）“四人帮”被粉碎后，被杀害的还有上海的王酉申、江西的李九莲和钟海源等。他们的精神至今令专制者恐惧。例如，官方用铁丝网围住苏州的林昭墓，还在墓前安装摄像头，监控人们祭奠。
在后毛时代，更涌现出无数自由民主事业的后继者，他们有体制内的反叛者，更多的是民间的践行者，他们得到许多来自国内外有形和无形的荣誉。
八九民运和六四大屠杀，是中共建政以来各阶层反抗专制的第一次最广泛的展现，从高层到民间，许多人挺身而出，勇敢地坚守自己的良知。他们有：反对镇压、后被软禁至去世的中共总书记赵紫阳，赵的秘书鲍彤、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的助手林牧和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许家屯等高官，用英语向全世界广播抗议屠杀的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英语节目负责人吴小勇，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中身着黑衣、臂带黑纱表达悼念的主持人薛飞、杜宪，只身挡坦克的王维林，为救同学而被坦克碾断双腿的北京体育学院学生方政，坚持现场采访，被打掉一颗牙齿和打断一条胳膊，获得1989年英国年度最佳记者奖的英国《泰晤士报》东亚编辑梅兆赞，遭解放军枪击而双腿致残、坚持长期抗争的齐志勇，迎着火车头撞车自杀、身殉国殇的中央戏剧学院戏文系83级女生韦武民，六四后坚持长期抗争的“天安门母亲”群体……还有运动中各地各界的许多带头人，以及千百万参与其中的普通民众，这是他们一生的荣耀。（详情检索《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修订版]，杨继绳，香港大风出版社2006年2月，大陆删节版名为《邓小平时代：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年纪实》，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六四底层英烈传》，黄河清，2009年。《六四屠杀的第一批受难者》，王丹，自由亚洲电台2009年11月30日）与官方的“共和国卫士”相反，六四中许多军人捍卫了军人的真正荣誉。他们有：拒绝带带兵镇压的28军军长徐勤先，拍发“讨邓拥宪”电报的原成都军区驻滇部队文职官员汪卫军，向各级政府机关书写抗议信的驻滇部队坦克团播音员齐金贵，鼓动士兵自动撤离的原27军戒严部队军官、部队画家、后来创作纪念六四画作的陈北……（《六四时抵制戒严的军中豪杰英名流芳》，艾鸽，2009年）
伴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大陆各地异议人士，维权的民间组织和维权人士，被及时报道，引起国内外舆论的关注，得到各种赞誉。以这几年来不完全的记录为例：民间机构政右经左工作室从2005年开始，每年评选推出“百名华人公共知识分子”。2007年盲人维权律师陈光诚荣获被誉为亚洲诺贝尔和平奖的“麦格塞塞奖”。2008年，身系狱中的维权人士胡佳获得以维护人权为宗旨的“萨哈罗夫奖”。2009年3月，著名学者刘晓波及《零八宪章》签署者荣获捷克人权奖。2009年清明节，遇罗克雕像在北京通州区宋庄美术馆落成揭幕。2010年10月8日，挪威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将当年度诺贝尔和平奖颁发给刘晓波。2010年11月，北大法学教授贺卫方获得民主教育基金会（美国）第二十四届杰出民主人士奖。体育馆鸟巢的设计者、艺术家艾未未在汶川大地震后，对造成数千名孩子们惨死于豆腐渣校舍下的真相进行调查，拍摄了《老妈蹄花》、《花脸巴儿》、《4851》等非主流叙述的纪录片，被警察毒打至头部重伤。英国权威刊物《艺术评论》推出的2009年全球100位最具影响力艺术家排行榜上，艾未未由上一年度的第70多位上升到了前50名的地位。2011年当艾未未面临当局莫须有的巨额罚款时，国内外三万民众在短时间内迅速行动，借款850多万元给艾未未，演变成一次大规模声讨专制的运动，共同创作了大型集体行为艺术。2010年11月，独立中文笔会将首届“刘晓波写作勇气奖”（也是第五届“狱中作家奖”）授予均在狱中的中国作家刘贤斌和缅甸作家扎加纳。民间的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将2010年度“当代汉语贡献奖”授予中文世界的所有推友们。表彰他们的自由言说光复了汉语。广东《时代周报》2010年12月13日推出2010年“有影响力的时代100人”，“结石宝宝”之家的创始人赵连海被评为“年度民间人士”，并排在特刊的第一位。赵连海是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受害者家长、“结石宝宝家庭同盟”组织发起人。《时代周报》的主管副总编辑为此被要求写检讨书，剩余报纸被全部秘密回收。北京知名媒体人王小山针对央视“感动中国人物”奖，设立了“王小山新闻奖”，奖励在2010年里发表的新闻评奖记者和新闻人物。但他12月表示，此奖在新浪微博全部被“河蟹”了。2011年3月，维权律师高智晟荣获本年度言论自由出版组织“查禁目录”（Index on Censorship）所颁发的“言论自由奖”之中的宾德曼法律与活动奖。2011年，福建三名网友因为替严晓玲母亲上网发帖，呼吁政府及社会关注严晓玲“遭轮奸致死”一案而于4月16日被判刑，来自全国各地和福州本地的支持者大约两千人在马尾法院门口表达支持。11月20日，福建三网民案关注团获得在美国的中国民主基金会颁发的“杰出民主人士奖”。美国国务院2011年3月8日为10位妇女颁发国际妇女勇气奖。来自中国的北京众泽妇女法律咨询服务中心主任郭建梅是获奖人之一，该中心成为中国第一家专门从事妇女法律援助及研究的公益性民间组织。2010年，北京大学撤销了这个中心。达赖喇嘛2011年5月4日在美国接受人权组织“国际特赦”颁发的人权光明奖，此奖表彰达赖喇嘛50年来不懈地用和平方式捍卫各地的人权。四川被捕异议人士陈卫2011年6月获海外中国民运人士创办的“中国青年人权奖”。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2011年的赫尔曼—哈米特奖将颁发给来自24个国家的48位作家，以表彰他们对言论自由的坚持，以及在面对迫害时表现出的勇气。获奖者有10人来自中国：内蒙古作家图门乌力吉、哈达，以及崔子恩、杜导斌、范燕琼、高瑜、郭泉、刘贤斌、谭作人和朱虞夫。设于美国的魏京生基金会2011年12月5日将“第八届魏京生中国民主斗士奖”，颁发给刚刚去世的中国1976年四五运动的先锋刘迪。2011年12月10日，《南方周末》主办“2011中国梦践行者致敬盛典”，白岩松、陈道明、姚晨等8位嘉宾获奖。胡耀邦之子胡德平为白岩松颁奖时称，感谢白岩松在“东方时空”讲常识、讲道义。而白岩松则回应，“作为一个1989年夏天毕业的大学生，我们与胡德平先生的家庭始终有一种不是血缘关系的血缘关系。”现场掌声雷动。2011年12月，荷兰政府将当年度的郁金香人权捍卫奖，颁发给中国著名的基督徒维权律师倪玉兰，这个奖是欧洲少数几个具有重要影响的人权奖。今年1月24日，《北京之春》杂志将“第四届北京之春自由先锋奖”授予先后坐牢20年的异议人士秦永敏。今年2月，荷兰克劳斯亲王基金会颁奖给中国藏族女作家唯色，表彰敢于为藏人权利发声的勇气。今年3月，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获得美国卡托研究所颁发的弗里德曼自由奖，以表彰他对推动自由市场经济与个人自由的贡献……
对于来自国内外对自由民主人士的褒奖，中共无可奈何。刘晓波获诺奖后，中共向挪威政府强烈抗议并施压，暴露其专制思维的无知与专横——诺贝尔奖委员会作为民间组织，是独立于政府、不受其干涉的。中共还警告所有在挪威有大使馆的60个国家不得参加这样的典礼，再次向世界证明其丑恶和专制“崛起”对世界和平的威胁。
荣誉对于每个人来说，是在“本我”的生存需求之上，“自我”对“爱与尊重”的心理需求。如果说“本我”的满足以物质为基础，核心是生理体验；那么“自我”的满足以他人和社会的认同为基础，以世俗名利为标志，核心是心理体验；而更高层次的“超我”的满足，则是不被世俗名利所左右的自我肯定，是以信仰为基础的属灵生命的高峰体验。如果没有信仰的正确引领，世俗的名利就成为人性的诱惑和桎梏。人类命运的拯救，从根本上是通过每个人靠信仰超越“本我”和“自我”而进行的，而这信仰的力量来自真理的公义，来自民心所向。唯此，一个人才“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2012年4月29日于石家庄望云楼
作者为独立中文笔会会员
作者Email：zxx1960@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