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沛璋先生长我十多岁，我一直叫他钟老师，近年省去“师”，直呼钟老，显得更亲切。他常向我说：捍卫一个人的思想自由，不仅是捍卫人的最基本权利，也是捍卫人类发展的生命线。
1987年我受中国经济记协之邀，来京承办《中国经济信息》。那时他是中宣部新闻局局长，我因刊号事向他写过一次信，但未谋面。“六四”政治风波后，《法制日报》社长关志豪先生因保护同志拒绝清查，提前“下课”，有了往来。关和钟同住在三里屯，开始直面接触。此时钟老在主办《东方》杂志，我呢，与中国科普协会挂上钩，承包了它们的月刊《科技与企业》。这两本杂志的共同点是“不吃皇粮”，不靠国家供养，自负盈亏，自组人员，自谋生存的民办刊物。我走的是面对企业，广告产品宣传的有偿服务之路；钟老走的是高质量、高品味的思想文化奉献之路，故举步维艰，经济压力很重。说得直白一点，我办杂志为的谋生赚钱，他办杂志为的是窃普罗米修斯之火，照亮人们奔向民主自由之路！这不但是赔钱买卖，还有极大的政治风险。因为1989年“六四”后的中国，又回到毛泽东思想一统的局面，任何一点异样声音与不同的文章都要遭到整肃。到了1996年，他因策划刊载“文革三十年祭”专题，而触怒当局敏感神经，《东方》被迫停刊整顿，钟老“窃天火”的抱负夭折。然而这本只有三四年时间的杂志，却为中国二十世纪九十代思想史留下凝重的一笔！
十年后的今年——“反右斗争”五十周年，我和钟老的距离拉近了。他是共产党内和中国新闻界一位著名的“右派”，又是《中国青年报》的领导人之一。五十多年前的《中国青年报》是中国年轻人心中的一把火炬，是表达亿万青年声音的园地，影响着一代人的思想与成长。身为副总编的他，分管报纸的思想、学生、记者三大部门，而副刊上最受欢迎的“辣椒”，就由他主抓。这个副刊生动活泼，辛辣犀锐，以夹议的杂文形式对社会生活中不良之风，进行了无情的揭露与鞭挞，脍炙人口，享誉千家，他不幸成了“右派”。我这个“干预生活”的地方小报记者也“光荣”入编，成了全国五十五万“右军”中的一员。在半个世纪后的今天，自然要义无反顾地为沉冤呐喊。
于是，我们几个小右派串在一起，想联名搞个向中央上书，吐吐苦水，陈述几十年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冤情。鉴于二十年前许良英、刘宾雁、王若望为筹办此事所受到的打击，故只能秘而不宣的进行。但为了得到难兄难弟们的响应，首先要有名望的“右派”支持参加，还得有一封文字过硬的公开上书信。我贸然找到了钟老。原来顾虑钟老会不会是那种“名士派”、“招安派”、“避嫌派”、“享乐派”而婉言回绝呢？没想到钟老无任何犹豫，立即表示支持。他不顾耄耋高龄，不但亲自给一些有影响的“老右”打电话，还帮我们仔细推敲修改了给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国务院的上书信，使得此事在国内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历史留下一个声音！无论这个声音大也罢小也罢，钟老功不可殁，历史会记住他。
相交渐近，相识更深。我逐步走近钟老，发现他一生都在为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国家的民主自由，反对专制，反对独裁，坚持不懈地进行思考，坚持知识分子的思想独立和人格独立而威然矗立。
他是浙江镇海人，1924年生于上海，成长于国难当头年代。自幼就有强烈的救亡意识，十四岁即参加中共外围组织“上海学生救亡协会”，十五岁经吴学谦介绍加入中共。此后打游击，逐倭寇；反独裁，捣老蒋。为唤起人民起来反对国民党一党专制的腐朽政权站在最前线。，最先，他在上海创办了宣扬民主自由的刊物《学生报》、《青年知识》半月刊。还创办了在国民党统治区唯一的由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公开的广播电台。电台在上海轰动一时，经常宣传介绍进步文化和学生运动。他夫人陈敏在电信局做话务员，小他四岁，参加工人运动，也是十五岁入党，组织上调她到电台播音，促成一对革命夫妻，相伴相随六十多年了。
钟老一直处在对敌斗争前线，为争取民主自由，出生入死，奋战不息，后又潜入国民党CC系主办的《东南日报》资料室当资料员，在报纸副刊上编写“每周军事述评”。他巧妙地逃过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利用外国通讯社的消息，把蒋介石军队在“三大战役”（辽沈、淮海、平津）的败北情况，以《挥泪别东北》、《八面风雨会徐州》、《雨过天未晴》之类的标题透露出来，加速了蒋介石先生独裁统治的崩溃。当时他的主要任务是在杭州领导“反独裁，反迫害”称为第二条战线的学生运动，使国民党陷入全民包围之中。
1949年春，他奉命负责迎接解放军解放上海的宣传工作，在国共两方交战枪炮声还异常激烈中，位于上海市中心的跑马厅钟楼已挂出了象征自由民主的解放红旗！又在上海最大的百货大楼外挂起了毛泽东、朱德巨幅画像。还在“向着民主，向着自由，向着新中国，发出万丈光芒！”的歌声中，由他负责创办的全国第一份《青年报》，己送到千万读者的手中。这份报纸说的是青年关心的事，讲的是青年想说的话，民主自由的主线贯穿始终。为此引起时为团中央书记胡耀邦的注意，把他上调北京，与另一个民主情结很浓的我们四川老乡张黎群领导《中国青年报》，张任总编，他任副总编，开辟了副刊“辣椒”，为日后身陷“右派”泥潭作下了铺垫。在1957年的“反右”之初，应划不划他为右派分子？全社干部讨论投票，结果是139人反对，2人同意，而侥幸过关。但在1958年夏团中央召开的三中全会上，重新检查怎样对待党的领导，翻出1956年团中央领导筹备召开青年团第三次大会座谈会记录，有他和项南（后任福建省委书记）、梁步庭（后曾任青海、山东省委书记）曾说青年团“要有独立性，要有青年化、群众化、民主化”，视为“反党言论”补为右派分子，项、梁两人也受到严重处分。在这个劫难中，《中国青年报》的精英们，包括两位副总编、三位编委和记者部主任刘宾雁等十七名编采人员，纷纷中箭落马。
他被划为“右派”后，下放到山东劳动改造，在那里学会了推独轮车和其它一些农活。1960年摘掉帽子，调回《中国青年报》做普通的编辑。因他是团中央出了名的笔杆子，1964年又要召开团代会，大会工作报告的第一稿送给胡耀邦审看，胡不满意，团中央领导只好找他来起草，他只好遵命执行，报告得到上下一片叫好。可是“文革”中胡耀邦却有条罪名：“重用右派分子钟沛璋”。
他的夫人陈敏，1955年调到人民大学刚成立不久的新闻系学习，是系里大班班长。五七年反右，学校党委要把两位同学和一位教授划为右派，她站出来说了几句公道话，便引火烧身，加上创作《工作着是美丽的》著名作家陈学昭、她的姑姑是“大右派”，她便名列其中，在劫难逃了。中央规定工人不划右派，陈敏是工人出身，组织上要她当右派，只好改了她的出身和成分。
夫妻双双成了右派后，最受罪的是儿女。“文革”时，大儿子初中毕业去了东北兵团。有一次兵团的食堂失火，他去救火，却被诬为纵火犯。当时的逻辑是，父母都是右派，儿子也不会是好人。黑龙江的冬天，零下四十多度，儿子被关到一间帐篷里反省，忍饥挨饿，靠朋友扔块豆饼、酒糟活着，冻得两腿都萎缩了。他没有办法通知家里，就把毛衣拆了夹进一个纸条卷成线团，托人寄回来。胡耀邦非常关心钟沛璋一家。当他知道了钟家儿子的事后，就让陈敏将情况写下来，交给他的连襟——当时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的杨勇将军（黑龙江兵团归沈阳军区管）。为了到黑龙江救儿子，钟沛璋向干校请假。但他本人没有摆脱专政的状态，“帽子”拿在人家手里，不得不忍辱在写着不实之词的结论上签字，才得以准假成行。
他在干校整整呆了八年，相当于一次“八年抗战”，但并未磨掉他的意志。干校出来，他去看胡耀邦，胡耀邦很惊奇，说：“你的精神没有倒！”他淡淡一笑。精神没有倒的他，矢志不移地坚信：民主是普世价值，自由是做人根本，“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没有工作，只好找事干。先是到朝阳区党校讲《毛选》，又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编《民国史》，写“辛亥革命武昌起义”那一章。这期间，他看到了很多资料，感受强烈。他说，国民党开始也是革命的党，多少英雄豪杰，热血青年！后来从革命走到反革命，抗战胜利后三年，就把政权丢了，原因是独裁专横，不讲民主法治，最后为人民所抛弃。而今天我们的国家，似乎又在重复这段历史，不由得心里十分不安。
1978年底，要开十届团代会，团中央又调钟沛璋来起草报告。毕竟是“老家”。团代会结束后，他回到了《中国青年报》，还是当他的副总编。回忆起这段时光，钟沛璋很开心，他说，我在《中国青年报》的两个时期，都是思想很活跃的时期。当时一个话题，是青年们出现了信仰危机。这时，报纸应该做什么？钟沛璋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要看到主流。经过“文革”，与“驯服工具”时代不同了，青年们学会了思考。他特意为《人民日报》写了一篇题为《为一代新人的成长广开言路》的长文章。那时还出了一件很轰动的事，丰泽园饭庄的青年厨师陈爱武给《中国青年报》写信，批评当时的商业部长王磊吃客饭不交钱，搞特权。钟沛璋为此事写了社论，全力支持青年推动社会进步的积极性。报纸还连续发表群众的讨论文章。青年们很高兴，觉得动了真格的了，对国家对生活又有了信心。为此，他又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开一代民主新风》的长文。但是，有的领导同志很不满意：报纸怎么能不经请示就点名批评起部长来了？钟沛璋说，我们支持群众的正确批评，不等于对某个领导的全面否定。如果这位领导能有所检讨，表现出对社会公正呼声的认同，不是威信更高了吗？
到了1982年，已经五十八岁的钟沛璋调到中宣部新闻局当局长。此时正是文化环境走向宽松，思想逐步解放的时期，传播媒介十分活跃，新的报刊雨后春笋般出现，广播电视迅速普及。但旧的观念却仍束缚着新闻事业的发展。针对这种情况，钟沛璋提出一连串尖锐的问题：究竟应该怎样看待批评？究竟应该怎样看待新闻媒介的不同声音？新闻媒介的功能是否只是宣传？怎样看待新闻单位的自主权？怎样看待新闻改革？在一次全国省报总编辑座谈会上，他提出要变单向流动为双向流动，既要上情下达，也要下情上达；变宣传单功能为多功能，至少包括发布新闻、宣传思想、反映民意、传播知识、提供娱乐和销售商品六大功能；变指令性为服务性；变灌输方式为交流方式。这个发言，在全国新闻界引起了广泛的反响，并准备组织班子草拟“新闻法”，推动中国民主自由意识的发展，为政革提供支持。但时间不饶人，转眼到了退休年龄。人生苦短，又因被划为“右派”，剥夺了二十多年人生最宝贵的工作年华，能施展才干的时间是何其短促？
本来他还想发挥余热，继续为人民做点事情，为中国民主自由的发展再贡献一点力量，不幸2000年2月14日，一场意外的车祸几乎夺去他的生命。七十七岁的他，每天早晨都要去工人体育场锻炼身体。那天，他沿着人行横道，快步穿过马路，在即将踏上人行道的时候，不意一辆出租车高速向他冲来，顿时失去知觉。直到医生用针尖刺他，给他打破伤风针时，他才发现自己已经躺在朝阳医院的急救室里。经检查，他的右腿已粉碎性骨折，左臂也断了，断骨穿破肉皮，鲜血染红了外衣，胸肋断了三根，头部受震荡，但他奇迹般地活了下来。也许是壮志未酬的民主自由精神，支持他活了下来，而且活得十分乐观愉快！2001年1月18日，他伤愈，拄着拐杖，参加江泽民召集的上交通大老同学聚谈，他被推为中心发言，从中国谈到世界大势，为推进中国的民主宪政进言，进行了长达数小时的长谈。
今年六月，我应邀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参加“国际反右斗争研讨会”，他又为大会撰写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大劫》一文，在网上广为流传。他写道：“五十年后的今天，人们在反思中渐渐醒悟过来，这是为什么。原来，从秦始皇焚书坑儒，到1957年中国知识分子遭受的历史浩劫，表明中国有延续两千二百多年的根深蒂固的专制主义传统。辛亥革命只是革掉了清朝皇帝，并没有反掉专制主义。五四运动掀起科学与民主的启蒙思潮，但是帝国主义的侵略，使救亡压过了启蒙。直到全国解放，中国人民只是从外国侵略者的铁蹄下解放，而并没有从专制主义的阴影下解放。毛泽东曾多次为千古暴君秦始皇翻案。说秦始皇焚书坑儒算不了什么，他坑的儒比秦始皇多一百倍。在批郭沫若‘十批不是好文章’的诗中，又肯定秦始皇的专制制度，说‘百代都行秦政法’。他还表明自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而他所说的马克思，是打着马克思旗号屠杀大批苏联知识分子的斯大林。”在文章结尾时，他提出三点：“一、中华要振兴，要在21世纪全球化的竞争中，为人类文明做出自己的贡献，必须首先唤起知识分子的创造精神。二、要唤起知识分子的创造精神，必须使知识分子有做人必须具备的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思想。三、要使知识分子有独立的人格，自由的思想，必须有赖以生存的环境，必须有民主的制度。因此必须坚定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彻底铲除专制主义的顽根。”
这就是钟老，一个为民主献身的中共老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