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提到了义和团，提到了文革。毫无疑问，所有这些历史记忆，正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当下现象，建立必要的警觉。然而，任何比喻都有其局限性的一面。9月中旬在中国一些城市发生的骚乱，只是局部性的，不需要太过夸张。需要相信这些年来中国已经走过的道路，相信中国民众在几十年的生活中已经培养出来的理性和某些免疫力。这就像日本曾经发生过军国主义当道，在今天也不乏右翼种种，但是一定要说这个国家正在回到军国主义，或者正在出现这样的势头，那么则是以偏概全，不能表达日本社会战后走过来的道路。

在赋予“文革”、“义和团”理解背后，所谓“暴徒”的形象呼之欲出。有消息说在一个城市被抓的实施打砸抢的游行人员中，许多人不知道钓鱼岛的地理位置。他们狂暴行为的动机显然是杂芜的。谁知道这些人做这些事情，头脑里到底想的什么？或者根本就什么也没有想。什么原因让他们心灵和头脑空空荡荡？让他们那么容易失去理智？

同样，另一方又拿“公知”当一个羞辱性的词汇，不分缘由地抱着一种极度不信任的态度，也是一种倾斜的心态。你认为已经发言的人们做得不够好，你可以做得更好，把话说得更透彻，道理讲得更恰当，开展和平的话语竞赛或话语权的争夺，而不是仅仅在一旁讥笑嘲弄。

互相给予一些理解，而非一味谩骂，才对我们共同的家园富有意义。

“国”的疆界里有什么

发布《让中日关系回归理性》期间，我在微博上写：“即使是官方允许释放的，即使出现了那么丑陋的表现，但是也不能抹杀所有人的爱国热情。将一切归结为官方背后操纵，认为人民仅仅是被动的棋子，不存在任何自发的可能空间，不承认除了自己之外的其他起点，无助于从实践中培养和呼吁公民的责任感及理性精神。”

其中出现的“爱国热情”和“自发的可能空间”，招致了许多批评。关于“爱国”这个问题，是应该面向社会做出正面回答。

国家的“国”这个字，四面是一个方框，首先意味这一个疆界。这个疆界具体来说意味着什么呢？我们是否在自己的生活中，通过自己的经验，也能够感受到它呢？回答是肯定的。那就是“故土”。一个人总是出生在某个地方，他的父母将他带到了这片土地上，在这片土地上将他养大成人，一般来说，他也会在这片土地上养育后代。而这个过程之所以延绵不绝，那是因为原来寸草不生的地方，已经被他的祖先捂热了。有一个地方，成了他的故土、故园、故乡。

即使存在许多限制，即使存在许多逼仄，但是透过灰霾的天空，在这里而不是在别的地方，我们有着太多有关亲人、亲情、朋友、友谊、爱的记忆，有着体验自身生长及与他人一道生长的经历，分享着与周围同胞许多共同的纽带：共同的教室和草场，共同的乡村、城市、街道与广场。在某些时刻，我们一起希冀，一起举杯和感到胜利，也一起体验失败、痛苦和绝望。再曲折的道路也是我们一起目击和经历的，在艰难的处境也是我们一起面对的，和需要继续面对的。这就使得我们互相之间有了更多辨识的可能，有了更多共同的纽带和默契。

如果要问我什么是“爱国”？那么我就要说这是人的一种基本感情。

要不然我们怎么会对于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丑陋行为，感到特别愤怒呢？怎么会觉得砸在同胞脚面上的石头，也落在了自己的脚趾上呢？怎么会去关心隔山隔海某个地方因拆迁自焚的人们，关心因网上发帖遭遇跨省追捕的人们，关心在生命线上挣扎的小贩？怎么会感到同胞的痛苦就是自己的痛苦，看到他们受罪觉得如同自己受罪？

这也是为什么需要关心钓鱼岛的理由。从地理位置看，钓鱼岛离谁更近？台湾。小岛附近是台湾渔民们获取生计的地方。虽然是海域，也相当于被祖祖辈辈捂热的热土。岛屿附近生产鲣鱼，地理环境与气候条件十分有利于台湾渔民前往作业。渔民们为避风及修补渔具，曾经长期使用该岛。争论的根子仍然通往《马关条约》。无论如何，迟至战后1972年美军托管时期，苏澳、基隆渔民们前往打渔不断。风波起至美国将其私授给日本之后，传统渔民就经常遇到日本海上保安的取缔骚扰。我们一般人不熟悉“渔权”这个说法，正是台湾渔民率先提出了“要渔权，先要主权”的口号。这之后，才有新闻媒体、知识分子和台湾社会的跟进。

因此，钓鱼岛问题不能归结为“面积”问题，也不是“荒岛”（茅于轼先生语）；将其归结为石油，更是一个贪婪的说法。保卫钓鱼岛，是保卫人们自由和平的日常生活，是保卫当地人们世世代代的生活方式，是为受到欺负的同胞站出来说话和声援，是争取一个有力的外部框架，使得人们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独立自主地生活。在这方面，大陆做得晚了，已经对不起台湾渔民了。莫言先生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评论钓鱼岛，说：“搁置争端，你把它放在那个地方是影响不了两国人民的睡眠和吃饭的，甚至这样可以让鱼类生活得更好一些”，也是一个缺少体谅的说法。

“共同体”不是人们容易联想到的“集体”或“集体生活”。“集体”泯灭每一个具体的个人，而“共同体”则召唤独立自由、富有个性的人们，召唤按照自己的意愿去生活和创造的人们。共同体是独立自由的人们平等的联合体。在这里，人们感到比在别的地方更加自由自在，更加能够理直气壮和挺起胸膛做人。他们喜欢说，“我不需要一个主人”，而不说“这是我的权利”，因为他自己就是那个主人。

“共同体”中成员不仅具有拥有一份独立生活的自豪，而且能够感受到共同体成员之间的那些纽带，关心共同体的利益，这称之为“共同利益”。不是为了让少数人所窃取，而是他们共同的福祉，即人人所能够得到的那一份保护。当然，这样一个共同体肯定也不是排外的。就像一个真正自由的人，才能理解另一个自由的人，共同体成员所奉行的自由原则，使得他们愿意去理解和接纳依照自己原则生活的其他人们，视他们为平等的伙伴和兄弟。

是的，眼下中国离这个目标很远，非常遥远，但是任何东西都不是静态的，在国家的疆界找“国”这个字的方框里面是什么，和能够有什么，全看我们怎么往里面放进去什么。国家的面貌和形象，取决于我们作为公民（主人）如何塑造她。这就是我为什么要说：“你所站立的地方，就是你的中国。正是你的中国。你怎么样，中国便怎么样。你是什么，中国便是什么。你有光明，中国便不黑暗”。

实际上，如今的人们，越来越体验到自己身上的力量，越来越参与这个社会走向正常轨道。在网上喊一嗓子，转发一个帖子，你不正是这样做的吗？促使你这样做背后的动力到底是什么呢？显然不仅仅是出于个人利益。相反，在这种争取中许多人的个人利益，是遭到损失的。然而人们为什么原因这么做？是出于对于同胞的关切关爱，是对于共同家园的忧心忡忡，是对于这个民族未来的一份责任。

在今天，那些为了共同体内的自由去争取去抗争的人们，为了同胞不受欺凌而大声呼吁的人们，为了反抗独裁者反抗暴政而付出巨大代价的人们，为了听从自己良心的声音而不得不说话的人们，真正为这片土地的未来而着想的人们，才是爱国者。

爱国者不是唯唯诺诺的人，不是自甘为奴的人，更不是腐败者，不是压制和欺凌同胞的人，不是从自己同胞手里夺取土地和房屋的人，不是视人民为“蝼蚁”的人，甚至以爱国的名义投机谋取个人利益的那些人。这些人撕裂了共同体的纽带，破坏了共同体的精神和道德。

认为爱国会妨碍启蒙，主权的要求会压倒人权的要求，是许多人的忧虑。实际上，民族国家本身，正是现代性诉求的一部分。它的现代含义在于提供普遍而平等的成员身份，以“国民”、“公民”、“人民”取代“臣民”或“奴才”。当人们说起“公民”这个词，首先意味着他是某一个地方的公民，是在某个地方当“主人”，而不是任何地方。当然，起点上的东西，并不能代表所有的东西；和平生活的条件，不能替换和平生活本身；共同的生活内容，不能代替个人生活的自由和选择，但是否有可能将它们并列起来，而不至于以一个压倒另外一个。

网络上也存在这样的反对声音：台湾的保钓，是民间发起，而在大陆，则是官方发动，意义不一样。是否可以这样说，不仅是做什么事情，还在于怎么去做。具体去做的纹理纹路，同意什么如何同意，反对什么如何反对，才镌刻和释放了具体的立场本身。如果你不同意官方及街头那样一种高调的做法，那么你可以就这个议题发展出自己理性、务实的表述，在晦涩混乱的时刻引入理性清晰的立场，重新塑造运动的新形象。

这才有了我们那份联署呼吁《让中日关系回归理性》。呼吁书的第八条写道：“我们每个人在自己的故土上生活、劳作，养育后代，参与社会事务及国家事务，拥有对于国家的主权，并拥有对于国家主权的一份发言权。基于这个原因，我们认为在政府处理主权事务时，需要倾听民众的意见，而不是把民众甩在身后”。

不能因为他人的罪行付出自身人性的代价

一些日本媒体来采访我，谈论关于联署呼吁书的始末，我也不失时机地向他们请教日本民众对于其政府国有化钓鱼岛的看法。从中得出的印象是：日本民众大都不觉得国有化钓鱼岛是一个什么问题。如果最近的争端引起了日本民众的关注，那么，他们主要关注在中国城市一些街头发生的骚乱。他们对于中国人如此强烈的反应，感到不解和恐惧。

“领土问题为什么要与历史问题联系在一起呢？”日媒记者替他们的民众不断地向我提出这个问题，也让我越来越陷入了沉思。

两个国家民众的反应相差如此之大，对于事情轻重的理解完全不同，明显生活在不同的世界当中。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说，仿佛刚刚从战争状态中走出来不久，对于日本人仍然抱有对待当年的侵略者那样一种心态。一位网友在我的微博上写道：“我二爷就是被日本兵挑死的，村里好多老人都被日本人虐待过，虽说已经过去了那么多年，但提起日本人，都还恨得牙根痒痒，这种仇恨是永远无法释怀的。” 这种情绪很有代表性。

毫无疑问，日本方面首先要对这种怨气负起责任。就像我们在呼吁书的第二条中写道的：“不能否认，战后日本在承担历史责任方面，没有做到让周边国家的人们心悦诚服。在中国民间，始终存在许多积怨。首先需要面对这些积怨，然后寻找化解的途径。这一方面需要对于战争的过去有足够的认识，体现以德服人，另一方面，不能再制造新的争端，激发起本来就存在的怨气。”

在这个过程中，我也发现了观察问题的另外一些视角，并希望以这个视角来补充我们此前的认知，这便是——在处理战争遗留方面，我们自身是否也存在着某些问题？是否有一些重要的必须去做的事情，我们自己没有去做？比如战后某些必要经历的阶段而我们没有经历，某些必要采取的措施我们没有采取？因此才让这种“对日怨气”，如同我们民族记忆和民族生活中积存的淤泥，始终没有面对，也始终没有得到疏通和释放。

我说过自己最早倡议建立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但是我没有说过，作为南京大学的学生，之所以提笔给当时的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写那封信，背后还有一个故事：我是从一位日本人那儿，第一次听说南京大屠杀的事情，一个新年晚会上，这位日本留学生用不熟练的汉语对我说：他本来以为作为一个日本人来南京，南京人会对他如何如何（他做了一个手势，两只手臂从空中落下，意思是将他揍扁），但是他发现南京人什么也没有做，为此他感到惊讶。我不记得他是否运用了“南京大屠杀”这个词，但是肯定他让我明白了这个意思。当时来中国的，多是左派学生。他讲述的这个情况，对我产生了强烈的刺激。

那一年应该是1982年，报纸上突然登载了许多当年日军入侵的照片，普通平民在南京城里受辱受死的种种惨景，让人感到十分震惊。而同样感到震惊的是，此前为什么没有人告诉我！我在那份倡议信中写道：“我在此学习了四年多的南京城，曾经是日本侵略军进行杀人竞赛的场所！我所熟悉的街道，曾经布满了亲爱的同胞的尸体和鲜血。”

那些被沉埋地下的面庞，她们绝望的眼神，绝望的躯体，为什么多年被死死封存，彻底消失在人们的视野当中？是哪些具体的有血有肉的人们在受罪？是哪些母亲和女儿？哪些父亲和儿子？哪些祖父祖母和孙儿孙女？她们在通往死亡的道路上到底经受了什么？事情是吃过午饭发生的，还是吃过晚饭？是在家门口还是在胡同的巷子里？她们身上哪里疼，哪里最疼？映入她们眼帘的最后一片树叶，是从哪一棵树上掉下来的？所有这些细节，对我们仿佛无足轻重，对她们却非常重要。那是他们生命的最后时刻，是他们与这个世界最后的联系，是关于这个世界的最后消息。

有人提到了义和团，提到了文革。毫无疑问，所有这些历史记忆，正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当下现象，建立必要的警觉。然而，任何比喻都有其局限性的一面。9月中旬在中国一些城市发生的骚乱，只是局部性的，不需要太过夸张。需要相信这些年来中国已经走过的道路，相信中国民众在几十年的生活中已经培养出来的理性和某些免疫力。这就像日本曾经发生过军国主义当道，在今天也不乏右翼种种，但是一定要说这个国家正在回到军国主义，或者正在出现这样的势头，那么则是以偏概全，不能表达日本社会战后走过来的道路。

在赋予“文革”、“义和团”理解背后，所谓“暴徒”的形象呼之欲出。有消息说在一个城市被抓的实施打砸抢的游行人员中，许多人不知道钓鱼岛的地理位置。他们狂暴行为的动机显然是杂芜的。谁知道这些人做这些事情，头脑里到底想的什么？或者根本就什么也没有想。什么原因让他们心灵和头脑空空荡荡？让他们那么容易失去理智？

同样，另一方又拿“公知”当一个羞辱性的词汇，不分缘由地抱着一种极度不信任的态度，也是一种倾斜的心态。你认为已经发言的人们做得不够好，你可以做得更好，把话说得更透彻，道理讲得更恰当，开展和平的话语竞赛或话语权的争夺，而不是仅仅在一旁讥笑嘲弄。

互相给予一些理解，而非一味谩骂，才对我们共同的家园富有意义。

“国”的疆界里有什么

发布《让中日关系回归理性》期间，我在微博上写：“即使是官方允许释放的，即使出现了那么丑陋的表现，但是也不能抹杀所有人的爱国热情。将一切归结为官方背后操纵，认为人民仅仅是被动的棋子，不存在任何自发的可能空间，不承认除了自己之外的其他起点，无助于从实践中培养和呼吁公民的责任感及理性精神。”

其中出现的“爱国热情”和“自发的可能空间”，招致了许多批评。关于“爱国”这个问题，是应该面向社会做出正面回答。

国家的“国”这个字，四面是一个方框，首先意味这一个疆界。这个疆界具体来说意味着什么呢？我们是否在自己的生活中，通过自己的经验，也能够感受到它呢？回答是肯定的。那就是“故土”。一个人总是出生在某个地方，他的父母将他带到了这片土地上，在这片土地上将他养大成人，一般来说，他也会在这片土地上养育后代。而这个过程之所以延绵不绝，那是因为原来寸草不生的地方，已经被他的祖先捂热了。有一个地方，成了他的故土、故园、故乡。

即使存在许多限制，即使存在许多逼仄，但是透过灰霾的天空，在这里而不是在别的地方，我们有着太多有关亲人、亲情、朋友、友谊、爱的记忆，有着体验自身生长及与他人一道生长的经历，分享着与周围同胞许多共同的纽带：共同的教室和草场，共同的乡村、城市、街道与广场。在某些时刻，我们一起希冀，一起举杯和感到胜利，也一起体验失败、痛苦和绝望。再曲折的道路也是我们一起目击和经历的，在艰难的处境也是我们一起面对的，和需要继续面对的。这就使得我们互相之间有了更多辨识的可能，有了更多共同的纽带和默契。

如果要问我什么是“爱国”？那么我就要说这是人的一种基本感情。

要不然我们怎么会对于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丑陋行为，感到特别愤怒呢？怎么会觉得砸在同胞脚面上的石头，也落在了自己的脚趾上呢？怎么会去关心隔山隔海某个地方因拆迁自焚的人们，关心因网上发帖遭遇跨省追捕的人们，关心在生命线上挣扎的小贩？怎么会感到同胞的痛苦就是自己的痛苦，看到他们受罪觉得如同自己受罪？

这也是为什么需要关心钓鱼岛的理由。从地理位置看，钓鱼岛离谁更近？台湾。小岛附近是台湾渔民们获取生计的地方。虽然是海域，也相当于被祖祖辈辈捂热的热土。岛屿附近生产鲣鱼，地理环境与气候条件十分有利于台湾渔民前往作业。渔民们为避风及修补渔具，曾经长期使用该岛。争论的根子仍然通往《马关条约》。无论如何，迟至战后1972年美军托管时期，苏澳、基隆渔民们前往打渔不断。风波起至美国将其私授给日本之后，传统渔民就经常遇到日本海上保安的取缔骚扰。我们一般人不熟悉“渔权”这个说法，正是台湾渔民率先提出了“要渔权，先要主权”的口号。这之后，才有新闻媒体、知识分子和台湾社会的跟进。

因此，钓鱼岛问题不能归结为“面积”问题，也不是“荒岛”（茅于轼先生语）；将其归结为石油，更是一个贪婪的说法。保卫钓鱼岛，是保卫人们自由和平的日常生活，是保卫当地人们世世代代的生活方式，是为受到欺负的同胞站出来说话和声援，是争取一个有力的外部框架，使得人们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独立自主地生活。在这方面，大陆做得晚了，已经对不起台湾渔民了。莫言先生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评论钓鱼岛，说：“搁置争端，你把它放在那个地方是影响不了两国人民的睡眠和吃饭的，甚至这样可以让鱼类生活得更好一些”，也是一个缺少体谅的说法。

“共同体”不是人们容易联想到的“集体”或“集体生活”。“集体”泯灭每一个具体的个人，而“共同体”则召唤独立自由、富有个性的人们，召唤按照自己的意愿去生活和创造的人们。共同体是独立自由的人们平等的联合体。在这里，人们感到比在别的地方更加自由自在，更加能够理直气壮和挺起胸膛做人。他们喜欢说，“我不需要一个主人”，而不说“这是我的权利”，因为他自己就是那个主人。

“共同体”中成员不仅具有拥有一份独立生活的自豪，而且能够感受到共同体成员之间的那些纽带，关心共同体的利益，这称之为“共同利益”。不是为了让少数人所窃取，而是他们共同的福祉，即人人所能够得到的那一份保护。当然，这样一个共同体肯定也不是排外的。就像一个真正自由的人，才能理解另一个自由的人，共同体成员所奉行的自由原则，使得他们愿意去理解和接纳依照自己原则生活的其他人们，视他们为平等的伙伴和兄弟。

是的，眼下中国离这个目标很远，非常遥远，但是任何东西都不是静态的，在国家的疆界找“国”这个字的方框里面是什么，和能够有什么，全看我们怎么往里面放进去什么。国家的面貌和形象，取决于我们作为公民（主人）如何塑造她。这就是我为什么要说：“你所站立的地方，就是你的中国。正是你的中国。你怎么样，中国便怎么样。你是什么，中国便是什么。你有光明，中国便不黑暗”。

实际上，如今的人们，越来越体验到自己身上的力量，越来越参与这个社会走向正常轨道。在网上喊一嗓子，转发一个帖子，你不正是这样做的吗？促使你这样做背后的动力到底是什么呢？显然不仅仅是出于个人利益。相反，在这种争取中许多人的个人利益，是遭到损失的。然而人们为什么原因这么做？是出于对于同胞的关切关爱，是对于共同家园的忧心忡忡，是对于这个民族未来的一份责任。

在今天，那些为了共同体内的自由去争取去抗争的人们，为了同胞不受欺凌而大声呼吁的人们，为了反抗独裁者反抗暴政而付出巨大代价的人们，为了听从自己良心的声音而不得不说话的人们，真正为这片土地的未来而着想的人们，才是爱国者。

爱国者不是唯唯诺诺的人，不是自甘为奴的人，更不是腐败者，不是压制和欺凌同胞的人，不是从自己同胞手里夺取土地和房屋的人，不是视人民为“蝼蚁”的人，甚至以爱国的名义投机谋取个人利益的那些人。这些人撕裂了共同体的纽带，破坏了共同体的精神和道德。

认为爱国会妨碍启蒙，主权的要求会压倒人权的要求，是许多人的忧虑。实际上，民族国家本身，正是现代性诉求的一部分。它的现代含义在于提供普遍而平等的成员身份，以“国民”、“公民”、“人民”取代“臣民”或“奴才”。当人们说起“公民”这个词，首先意味着他是某一个地方的公民，是在某个地方当“主人”，而不是任何地方。当然，起点上的东西，并不能代表所有的东西；和平生活的条件，不能替换和平生活本身；共同的生活内容，不能代替个人生活的自由和选择，但是否有可能将它们并列起来，而不至于以一个压倒另外一个。

网络上也存在这样的反对声音：台湾的保钓，是民间发起，而在大陆，则是官方发动，意义不一样。是否可以这样说，不仅是做什么事情，还在于怎么去做。具体去做的纹理纹路，同意什么如何同意，反对什么如何反对，才镌刻和释放了具体的立场本身。如果你不同意官方及街头那样一种高调的做法，那么你可以就这个议题发展出自己理性、务实的表述，在晦涩混乱的时刻引入理性清晰的立场，重新塑造运动的新形象。

这才有了我们那份联署呼吁《让中日关系回归理性》。呼吁书的第八条写道：“我们每个人在自己的故土上生活、劳作，养育后代，参与社会事务及国家事务，拥有对于国家的主权，并拥有对于国家主权的一份发言权。基于这个原因，我们认为在政府处理主权事务时，需要倾听民众的意见，而不是把民众甩在身后”。

不能因为他人的罪行付出自身人性的代价

一些日本媒体来采访我，谈论关于联署呼吁书的始末，我也不失时机地向他们请教日本民众对于其政府国有化钓鱼岛的看法。从中得出的印象是：日本民众大都不觉得国有化钓鱼岛是一个什么问题。如果最近的争端引起了日本民众的关注，那么，他们主要关注在中国城市一些街头发生的骚乱。他们对于中国人如此强烈的反应，感到不解和恐惧。

“领土问题为什么要与历史问题联系在一起呢？”日媒记者替他们的民众不断地向我提出这个问题，也让我越来越陷入了沉思。

两个国家民众的反应相差如此之大，对于事情轻重的理解完全不同，明显生活在不同的世界当中。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说，仿佛刚刚从战争状态中走出来不久，对于日本人仍然抱有对待当年的侵略者那样一种心态。一位网友在我的微博上写道：“我二爷就是被日本兵挑死的，村里好多老人都被日本人虐待过，虽说已经过去了那么多年，但提起日本人，都还恨得牙根痒痒，这种仇恨是永远无法释怀的。” 这种情绪很有代表性。

毫无疑问，日本方面首先要对这种怨气负起责任。就像我们在呼吁书的第二条中写道的：“不能否认，战后日本在承担历史责任方面，没有做到让周边国家的人们心悦诚服。在中国民间，始终存在许多积怨。首先需要面对这些积怨，然后寻找化解的途径。这一方面需要对于战争的过去有足够的认识，体现以德服人，另一方面，不能再制造新的争端，激发起本来就存在的怨气。”

在这个过程中，我也发现了观察问题的另外一些视角，并希望以这个视角来补充我们此前的认知，这便是——在处理战争遗留方面，我们自身是否也存在着某些问题？是否有一些重要的必须去做的事情，我们自己没有去做？比如战后某些必要经历的阶段而我们没有经历，某些必要采取的措施我们没有采取？因此才让这种“对日怨气”，如同我们民族记忆和民族生活中积存的淤泥，始终没有面对，也始终没有得到疏通和释放。

我说过自己最早倡议建立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但是我没有说过，作为南京大学的学生，之所以提笔给当时的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写那封信，背后还有一个故事：我是从一位日本人那儿，第一次听说南京大屠杀的事情，一个新年晚会上，这位日本留学生用不熟练的汉语对我说：他本来以为作为一个日本人来南京，南京人会对他如何如何（他做了一个手势，两只手臂从空中落下，意思是将他揍扁），但是他发现南京人什么也没有做，为此他感到惊讶。我不记得他是否运用了“南京大屠杀”这个词，但是肯定他让我明白了这个意思。当时来中国的，多是左派学生。他讲述的这个情况，对我产生了强烈的刺激。

那一年应该是1982年，报纸上突然登载了许多当年日军入侵的照片，普通平民在南京城里受辱受死的种种惨景，让人感到十分震惊。而同样感到震惊的是，此前为什么没有人告诉我！我在那份倡议信中写道：“我在此学习了四年多的南京城，曾经是日本侵略军进行杀人竞赛的场所！我所熟悉的街道，曾经布满了亲爱的同胞的尸体和鲜血。”

那些被沉埋地下的面庞，她们绝望的眼神，绝望的躯体，为什么多年被死死封存，彻底消失在人们的视野当中？是哪些具体的有血有肉的人们在受罪？是哪些母亲和女儿？哪些父亲和儿子？哪些祖父祖母和孙儿孙女？她们在通往死亡的道路上到底经受了什么？事情是吃过午饭发生的，还是吃过晚饭？是在家门口还是在胡同的巷子里？她们身上哪里疼，哪里最疼？映入她们眼帘的最后一片树叶，是从哪一棵树上掉下来的？所有这些细节，对我们仿佛无足轻重，对她们却非常重要。那是他们生命的最后时刻，是他们与这个世界最后的联系，是关于这个世界的最后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