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50年来的屡次搬迁，移民们可以说没有一个不心酸、不掉泪的。下面，赵德龙等人哭诉他们搬迁折腾的亲身经历，读者便可对陕西60万移民的搬迁历程及血泪遭遇略见一斑。

之一，赵德龙（大荔县平民乡平民村返库移民）：

我是原陕西省朝邑县东社乡新东社村人。1954年，省上在西安文庙举办“根治黄河水害，兴修黄河水利”大型展览会，村上让我去参观该展览会。参观后，方知道了黄河的危害：一瓶黄水半瓶泥，使下游河床不断抬高，一但水大泛滥，下游亿万人民即会遭受大灾，损失惨重，由此懂得了根治黄河的重要性和伟大意义。1955年，国家决定修建三门峡水库。1956年秋，政府组建了第一批远迁宁夏的青壮年先锋队，并发出了“迁一家，保千家”、“一人迁，万人安”的鼓动口号。广大群众的心震动了，故乡难离的表情出现了。我是共青团员和积极分子，曾先后参加过2次朝邑县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我一方面积极开展移民宣传工作，一方面踊跃响应政府的搬迁号召。当时初级社主任和乡干部觉得我家困难拖累太大而不想让我第一批去宁夏，但我看到老年人及妇女哭哭啼啼难舍难离的场面，使国家的迁移计划受到影响，于是自己便带头报名搬迁，成为前往宁夏青壮年先锋队的骨干。我的举动受到了乡政府的表扬，乡文书还为我整理了典型材料，送给陕西报社进行报道。

第1次搬迁：1956年8月，我只身一人参加第一批青壮年先锋队，迁移到了宁夏的陶乐县，家里其他人仍在库区生活。初到此地一看，西边2里是黄河，东边2里是大沙漠，南北20多里长，像个大海中的岛屿，根本没有人烟，预先做好的、挖地三尺的地窝工棚，便是我们先锋队的住室。这里的土地是自古以来从未开垦过的处女地，喝的地下水是苦咸的，简直就是原始社会的那种荒凉环境与生存条件。我们现场一看，就联想到倘若在此地长期定居，我们这一代及其子孙后代的生存根本没有保障。在当晚，就有40%的人连夜逃跑了。这些人逃到陕西的朝邑县老家，却被政府派人抓回宁夏。就这样，移民们逃了又被抓，抓了又再逃。我是在当年农历腊月23日逃回老家的，诉苦后，全家人抱哭在一起。

第2次搬迁：1957年夏季，在陕西地方政府的强势鼓动与组织下，我和全家11口人被搬迁到了宁夏陶乐县月牙湖大队头道敦落户。这地方全都是处女地，是荒无人迹的旱地。常言道“天下黄河富宁夏”，指的是这里水小浪小，河道老实，开口就能浇地。可是，给我们移民所分配的土地全是不能自流灌溉的旱地，都得靠提水来灌溉。我尽管刚20岁出头，但也看到了在这里生存的艰难，常常在没人处暗自流泪，甚至抱头痛哭。我家中81岁的奶奶和60岁的父亲，被痨病折磨得不能劳动；我双目失明的母亲和我等兄弟姐妹7人及与我们一起生活的67岁的舅父，均无人照顾，全家11口人的生活没有着落。当自己每天面对现实的缺粮困境，我就喊：天啊，我们该怎么活下去呀?！

在宁夏苦苦煎熬的6个年头中，我的父亲和舅父终因长期挨饿，加之患病后无钱医治，而于1958年、1959年相继去世；老奶和四弟被在陕西澄城县冯原公社东仁卓村定居的叔父接回陕西养活，我的大妹出嫁，剩下老娘带着我们5个孩子在宁夏艰难度日。当时的粮食标准越来越低，有时侯甚至降到了每人每月7斤糜子（带壳）。为了生活，我们在夏季就到远处的河滩寻找野菜和草根，煮熟后放点盐充饥。因此地缺雨，就连野菜和草根也难找。到了冬季，这里到处一片光秃，没有一点青色。为了生存，尽管冬天寒风凛冽，我也得和弟妹们去河滩找些野菜、野草的干叶，然后切碎，煮熟充饥。

那时的艰难生活，我现在一想起来就老泪横流，心酸至极，真是有说不完的痛苦与辛酸呀！当时我年轻，也得不到消息，中央对移民怎样安排？如何安置？自己根本不知道，而在内心只记着政府领导向我们所宣传的口号：“安下心，扎下根，祖祖辈辈是宁夏人。”我始终在苦难中挣扎着、喘息着，在困境中保着命，艰难的生活度日如年啊！真正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一句话，我终生终世都实难忘记在宁夏那痛彻心肺的6年血泪啊！！

第3次搬迁：由于众多移民在宁夏无法生活下去，为闹“返陕”而屡屡到北京上访，1962年3月，中央终于批准迁居到宁夏的移民全部返陕。于是，我们全家所剩下的6口人便返回陕西，被政府安置在合阳县项村，暂时居住在该村群众家里。

第4次搬迁：鉴于我的老奶奶和我叔父在澄城县生活，我们一家又是在合阳县生活，这样多有不便。因此，我们两家人总想居住在一起，以便相互有个照应，遇事也可让叔父帮我家作主。于是，经我和叔父多次请求澄城和合阳两县的移民局，他们出于对我们的同情和理解，最后终于同意将我全家重新安插到澄城县我叔父的村子。1963年5月，我们全家6人又从合阳县项村，搬迁到了澄城县冯原公社东仁卓村。

第5次搬迁：我们在东仁卓村生活了一年后，因该村地处旱塬沟壑地区，土地脊薄产量甚低，加之人多地少，故当地政府在1964年8月又决定将我家迁到本公社的蔺家岭村，住在1孔小窑洞里，一住就是10年。

第6次搬迁：随着我的几个孩子的年龄不断增长，我们全家6口人在1孔小窑洞里实在无法居住和生活，于是，我便在蔺家岭村外一里远的地方自费建了2孔1院的新窑洞。尽管这个新居因我家缺钱而长期没有安装大门，但经过全家人多年的艰辛劳作，耗尽心血，我总算是有了属于自己的家园，当时心里别提有多欣慰了。1974年9月，我们高兴地搬进了新建的窑洞。

可是，由于此地自然条件恶劣，经济十分落后，生活还是难呀，每人一年的口粮以红薯折粮仅为200多斤，全家人一年到头还得靠吃野菜充饥。艰难与贫穷，使自己对当地政府和群众把我们侮辱并称之为“新社员”以及我家长期无钱安装大门的寒酸景况，已都不在乎了。

第7次搬迁：1985年，中央批准移民返库定居，我听到这个消息后高兴极了，因为库区终究是生我养我和先辈流传的老家啊。当时我本想马上返库，但面临的却是“自迁”、“自搬”、“自建”的安置政策，我家人口较多，加之经济拮据，何以实现“三自”，于是我又犹豫了。过了4年之后，我终于决定迎着困难迁回自己世代生息的库区故土，遂于1989年11月搬迁到库区的大荔县平民乡平民村。刚迁回库区时，因我家没有一点积蓄，自己就只好购买了农工的一个简易房子栖身居住。

第8次搬迁：返到库区，我家一贫如洗，全家人的生活还是没有保证，国家对移民的补助款与扶持款我也没有得到一点，只是靠着种地务农维持生计。几年间，我先后给成年的4个孩子完了婚，还埋葬了82岁辞世的老娘，从此又使我家债台高筑。接下来，经过我们全家人的辛勤苦干，1999年3月，我才在政府规划的村台上盖起了新房（为盖房借了不少外债），我们一家人便从原来的简易房搬迁到了新盖的房子。

总之，从1956年到2006年的整整50年里，我先后8次搬迁，8次建房，包括垒炕头、垒锅台，确实累得我们全家人身衰力竭，简直就是在垂死挣扎。要知道，这每搬一次家，都给我们造成了惨重的经济损失，全家人用多年血汗钱建造的房子就抛弃了，况且政府不给搬迁费，我们就只好把大部分家产都低价变卖了，所搬走的仅仅只是一些衣物和用品，每次搬迁时的情景就象灾民逃难一样，实在是悲伤加凄凉啊。在此我想喊：苍天呀，请保佑我，这第8次搬迁该是自己今生最后一次的搬家吧，再不敢有第9次了，那会要了我的老命的。说到此，我热泪满面，自己真是为活命、为儿女成人、为怀念几十年生我养我的故土，而使我实实在在受尽了人间的千难万苦——心血劳干呀！！！

在以前，我曾听到中央对三门峡库区返迁移民有一项安置政策是：“移民返库安置后，其生活水平不能低于库边群众。”在最近几年，我又连续见到国家下拨移民专项资金和各级关于库区移民土地数量与土地分配标准等文件。由此使我明白了：党和国家确实没有忘记我们这些曾为国家作出奉献的返库移民，既给我们拨付了巨额专项资金，又给我们划拨了适量的土地，因此可以说中央是对得起移民群众的。可是，中央哪里知道各级移民部门却将国家的移民款乱花乱用，滥投滥借，而且损失浪费十分严重。我们移民除了得到一亩七分地及少量修建款外，别的什么也没得到。为此，我们连年来屡屡上访，各级地方政府和移民部门从不告知我们其内情。相反，我们所得到的，却是公安干警、防暴警察及高压消防车的镇压和劳教。特别是在近年来，公安机关动不动就抓捕我们移民，曾有一次就拘留了我们30多名群众，且至今还将我们的一些移民代表关押在监狱里服刑。

以上所述，我都是实事、实言相告。自己万万没有想到，地方政府某些官员竟然对我们这些“迁一家，保千家；一人迁，万人安”的国家移民功臣毫不关心，置若罔闻。鉴此，我敬请有关媒体的记者同志设法把我们移民的疾苦与辛酸转告给党和国家领导人，请求中央能早日派人来救救我们吧——71岁的赵德龙在这里跪倒在地，面向苍天，痛声疾呼，并给我们敬爱的共产党和中央领导祝福！祈望他们爱民如子！爱民万年！！

之二，史金明（华阴市华西镇葱湾村返库移民）：

我现年66岁，原籍华阴县焦镇乡良村，返库后被安置在华阴市华西镇葱湾村二组。早在1956年，我家共有3口人：母亲党玲葛、兄长史金海和我本人。那时国家修建举世闻名的三门峡水库，政府将我全家迁移到宁夏陶乐县新三点。在迁移前，我不得不与原先已谈好的对象退了婚。到了宁夏后，每人每月仅吃7斤带皮的糜子，生活十分窘迫。

1958年，我26岁的哥哥在宁夏练钢铁时患了肠穿孔，因无钱治疗而死亡。由于当时家里穷得买不起棺材，就只好将哥哥只身埋入当地的沙滩中。后来风沙将坟堆吹平，竟然连哥哥的坟墓也找不见了。那年我只有14岁，和母亲相依为命，苦渡生涯，几斤杂粮实在难以活命。

无奈，1959年，母亲便带着我逃回陕西华阴，在老家过着黑户生活，靠的是藏在库区给别人看管西瓜或干点农活，打工糊口，整天食宿无着。我们倘若让政府发现，便会被重新遣送宁夏，真是惶惶不可终日。后来鉴于实在无法活下去，母亲便带着我改嫁到了附近的库边村。

到了1986年，根据中央的决定和地方政府的安排，我们才返迁到了现在的库区安置村。返库后，全家人大干苦干十多年，好不容易建起了房子，可谁知在2003年渭河发生的一场大洪水，一下子把我家全部淹没，家产损失殆尽。

之三，马进才（大荔县平民乡三村返库移民）：

我现年77岁，原系朝邑县东社乡东社村人，上世纪五十年代被远迁宁夏，返库后被安置在大荔县平民乡三村六组，全家共有6口人。我1951年参加抗美援朝，曾荣立过三等功。我的妻子陈爱荣年事已高，身高不过2尺，系残疾人，常年体弱多病。我的长子马立定43岁，次子马喜贵40岁，三子马喜年35岁，我还有个女儿。

长期以来，我们一家6口人一直合住在一间半漏房里，且年久失修，破烂不堪。由于我们几次搬迁折腾，家里贫穷至极，外债高筑数万元，致使我的3个中年儿子均无妻室，至今光棍3个。

回想自己一个志愿军功臣，穷困潦倒至如此地步却无人关心和问津，真是悲哉！痛哉！！众所周知，在修建三门峡水库之前，我们原先所在的朝邑县号称陕西关中的白菜心，经济发达，富得流油，生活无忧无虑。可是，由于我们被政府几经搬迁，背井离乡，财产损失，从而沦落到目前难以生存的窘境。对于我们的怨气和苦衷，有谁知晓？又有谁呼吁呢？！

之四，李治（华阴市华西镇良坊村返库移民）：

1956年，我父亲李志德，以积极分子的身份，响应政府“迁一家，保千家”的号召，带领我们全家7口人（包括我的爷爷、父亲、母亲、兄弟两人及两个妹妹），迁到了宁夏陶乐县马太沟。那里确属不毛之地，满目荒沙，粮草不长，根本无法生活，我们整天受饥挨饿，确实是度日如年。

1958年7月份，我爷爷李茂才在野外拣柴，突然风沙大作，加之他老人家终日食不饱腹，遂被大风刮倒、荒沙掩埋而身亡。随后，我父亲及我哥到处寻找爷爷，直到第三天才发现其尸体。由于家里无钱买棺材，只好借来别人的门板将爷爷草草葬了。

1959年3月份，我小妹李菊叶（时年4岁）患病，因家穷无钱医治，而眼睁睁的使她幼年早亡。

同年10月份，我父亲在家中连亡二命的压力下，再加之对无力承担家庭生活的忧虑，而患上了肝病。在当时那种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哪里有钱看病。不久，父亲也与世长辞。

在一年多时间，我家3条人命接连葬身宁夏，一下子致使全家人的精神崩溃了。这样一来，家里天大的生活压力，都落到了我母亲的肩上。

1960至1961年，大部分迁居宁夏的移民，都想方设法地逃回陕西，我母亲也领着我们回到故乡。回想当年迁往宁夏时，我们乃是7口人的大家庭，返陕后仅剩下4口人。因母亲无力养活几个孩子，便只好将我们带到华县柳枝镇南关村我舅家，与我舅一家人共同生活。可是，由于当时是靠劳动日吃饭，我舅家也无力养活我们。实在没办法，母亲便将我哥过继给了别人，而她带着我们改嫁到了华县柳枝镇丰良村，为的是能把我们养大成人。

如今，我们家已化整为碎，分居3处，即华阴市华西镇良坊村、华县柳枝镇丰良村、华县柳枝镇张桥村。我常常在叹息：谁都想有一个完整的家，可是这几十年来，我没有，一直都没有。

之五，雷良娃（渭南市临渭区官路乡移民）：

我原系华阴县焦镇乡滩里窑村人，后被安置在渭南市临渭区官路乡。

我的爷爷雷贵娃，1956年作为三门峡库区移民先遣队员被迁到宁夏平吉堡，次年因无钱医病而死亡（时年66岁），埋葬于宁夏的贺兰山下。

我的父亲雷子刚，1957年带着我和奶奶迁到宁夏陶乐县新三点，月均杂粮7斤，饿得他满身浮肿，面黄肌瘦，简直就象活鬼一样。鉴于实在无法生活下去，父亲便偷偷跑到内蒙古三道坎煤矿下井挖煤度日。到了1959年，父亲被诬告为国民党军统特务而下狱，在狱中含冤苦度3年，被折磨得头发全白了，后于1962年被无罪释放。

在父亲服刑期间，当时66岁的奶奶无依无靠，家里也没有任何经济来源，她带着膝下年仅6岁的我，陷入了走投无路的绝境。为了谋求活命，奶奶只好领着我，改嫁到了库边的台头村。1962年，父亲被释放回家后，在1964年为国家修公路时因塌方而亡故。这时候，又是剩下了我和年已7旬的老奶，孤苦伶仃、形影相吊，生活十分贫困。1967年，70多岁的奶奶病故。从此，我一家人死的死、亡的亡，现唯独只存活着我雷良娃一个人，自己目前的生活依然是困难重重，苦不堪言。

之六，王火尧（白水县冯雷镇白堡村移民）：

我原系华阴县文王乡文王村人，返陕后被安置在白水县至今。

1956年，我的父亲王甲瑞，带着我们全家人从原籍华阴县迁移到了宁夏陶乐县。在1959年4月的一天早上，生产队食堂的管理员王先锋（此人还健在，现年85岁，从宁夏返陕后被安置在白水县西固乡西固村）派我父亲到野外沙丘给食堂砍柴。当时天气晴朗，日光灼烁，气候非常闷热，社员们都穿着单衣在地里干活。可是，到了下午约3点时分，突然天气剧变，乌云遮天，狂风大作，沙尘飞扬，到处一片昏暗，气温骤然降到了零下，冻得人们直打哆嗦，此时还不见父亲回家。到了傍晚，方才风停云散，露出天日，但我的父亲仍未返回。这时，全村的社员便带着手电筒、提着马灯，分散在茫茫的沙漠中到处寻找，一直找到深更半夜，还是见不到他老人家的身影。

到了第二天早上，人们接着在沙漠中寻找，但仍然没有结果。后来，迎面走来一个放羊人，我们便上前询问，放羊人提供说：刚才他的牧羊犬在前边一个沙丘旁狂叫了一阵，那里可能有什么情况。得知此情后，大家马上去那个沙丘寻找。到了那里，果然找到我的父亲，可是令人惨不忍睹、悲痛欲绝的是，他老人家已命丧黄泉，尸体冻得僵硬，头还埋在沙中。由于当时家境贫困，我们只好草草掩埋了父亲。我永远也忘不了被风沙和寒冷夺去宝贵生命的我的父亲。

之七，安桂兰（华阴市华西镇北洛村返库移民）：

1956年，我们全家从原华阴县北洛乡王家庄村迁移到了宁夏陶乐县。由于那时宁夏陶乐县生产条件极差，生活毫无保障，实在无奈，我们便打算逃回陕西老家。在1959年12月18日晚上（因当时宁夏到处拦截移民返陕，所以我们只好在晚上偷偷行动），我的丈夫王松年和我带着孩子及行李，企图踩着冻冰偷渡黄河返回陕西。那天晚上，我丈夫挑着行李担子走在前面慢慢探路，我背着孩子紧紧跟随其后，当我们步入河道中心时，由于丈夫所挑的行李太重，只听“嘎喳”一声冰层破裂，他连一句话也没来得及说便跌入了冰洞，唯有担子中的行李散落在冰面上。看到眼前发生的这骇人的一幕，我当时吓得一下子惊呆了，也不敢上前搭救，真是不知所措。要知道这是浩浩黄河的冰洞，其水流之深何以搭救，一个大活人就这么说没就没了，瞬间便了却了他的一生，且消逝得无影无踪。

在那个漆黑的夜晚，我抱着年幼的孩子，孤独的瘫坐在冰洞旁嚎啕恸哭，哭天哭地，哭地哭天，直哭得天昏地暗，直哭得死去活来。老天啊，一个鲜活的生命，刹那间就这样无声无息的消失了、死亡了。试想，倘若是车把人碾死了还会留下尸首，即就是狼把人吞食了还会留下骨头，可是掉入冰窟的生灵却什么也没有了。此时此刻，我相信稍有一点良心和同情心的人们，无不为我猝死的丈夫而痛惜、而寒心、而伤悲、而落泪。再说，难道是我们不懂得步履薄冰的危险吗？难道是我们就愿意去闯这“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鬼门关吗？否！我们移民所遭遇的这一切的一切，都是由于生活所迫，走投无路，别无选择，这是人们为谋求生存而进行垂死挣扎的本能与奢望。那么，应该由谁对死者承担其人身保险之责任呢？又该由谁提前为我们移民花钱投保呢？大概只有历史能回答。人们不禁要问：这一人间悲剧究竟是谁人给移民造成的？是我们移民自己吗？是残酷的黄河吗？是无情的苍天吗？归根结底，应当说乃是由于原苏联专家脱离黄河实际而绘制的《三门峡水库规划设计》所造成的，也应当说是由于当时地方政府所编制不合理的《移民安置方案》所造成的。

之八，郗长运（大荔县平民乡三村返库移民）：

我现年70岁，原系大荔县平民公社人，于1959年被政府迁移到澄城县庄头公社，1986年返库后被安置在大荔县平民乡三村一组，全家共有5口人。在过去的多次搬迁中，我的家产遗弃，损失惨重。时至今日，我还和儿子、儿媳及2个孙子三代人同住在一间漏房里。所耕种的几亩薄田收入甚微，加之我年老多病，家贫如洗，度日如年，实在苦不堪言。我真不知自己何年何月才能摆脱困境呀？！

之九，张方儿（富平县老王村移民）：

我原籍华阴县西阳乡北严村，后来被政府安置在富平县老王村。在1956年，为响应政府号召，我全家远迁到宁夏陶乐县新华公社西陶二队。此地常年干旱无雨，风沙劲吹不止。有一天，我的母亲和我的儿子冒着大风出外拾柴，不幸被风沙淹没而有去无回。随后，父亲前去寻找，谁知他也是一去不归，下落不明。后来人们推断：我父、母和儿子3人肯定是被风沙卷走、淹没而身亡。从此后，家里就剩下我只身一人。由于自己年幼在宁夏没有依靠，就只好于1960年冬天越过黄河的冻冰逃回了陕西。

之十，古城村的全村人迁往宁夏之悲惨经历：

原陕西省华阴县西阳乡爱合三社古城村，于1956年响应政府号召，全村人一起迁到宁夏陶乐县四站三社，1986年返库后被安置在华阴市华西镇东阳村。当时该村在迁往宁夏时共有30户、150口人，在1960年至1962年又一起返回陕西时，连同自然增长人口，而只剩下50多口人了。

自1956年至1960年仅4年时间，宁夏的移民安置区从未下过一次透雨，风沙终年不止，农田无法下种，此地荒凉干旱，也没其他收入，庄稼无指望，生活无着，政府给移民每人每月只供7斤糜子和黑豆度日，移民主要靠吃野菜和树皮充饥，简直难以生存，致使不少人得了浮肿病，饿死、病死者不知其数。由于乃属远迁，移民在离陕时将家中财物弃光，衣服卖完，家家几乎空无一物，户户都是处于绝境。为了维持生计，年轻人只好出外打工度日。剩下的老年人就只能靠野菜、树皮保命。一旦有人患上了浮肿病，因无钱治疗只有送命。有些移民在采摘野菜或捡拾柴禾时，常常被狂风卷入荒沙中，甚至连尸体都找不到。这种恶劣环境使移民实在难以生存，于是，移民便纷纷投奔他乡或逃回陕西。在逃跑中，鉴于宁夏当地的火车站、汽车站和黄河码头均有政府干部封锁把守，严防并拦截移民离开宁夏，所以移民们只好铤而走险，在寒冬腊月踩着薄冰偷渡黄河返陕，当时在偷渡中掉入冰窟而命归西天真是常有的事。

据统计，在宁夏的几年间，该古城村下落不明的失踪移民有十多人；活活饿死的老年人有9人。由于饥饿与病魔的侵害，移民乡亲逃的逃了，死的死了，至于卖儿卖女、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则更为普遍现象，甚至只要谁能给上20斤粮票就可以将妻子换走。这样一来，在1962年回到陕西时，竟然将100余人散失和死亡，全村仅剩下了50多口人。

提起50年来的屡次搬迁，移民们可以说没有一个不心酸、不掉泪的。下面，赵德龙等人哭诉他们搬迁折腾的亲身经历，读者便可对陕西60万移民的搬迁历程及血泪遭遇略见一斑。

之一，赵德龙（大荔县平民乡平民村返库移民）：

我是原陕西省朝邑县东社乡新东社村人。1954年，省上在西安文庙举办“根治黄河水害，兴修黄河水利”大型展览会，村上让我去参观该展览会。参观后，方知道了黄河的危害：一瓶黄水半瓶泥，使下游河床不断抬高，一但水大泛滥，下游亿万人民即会遭受大灾，损失惨重，由此懂得了根治黄河的重要性和伟大意义。1955年，国家决定修建三门峡水库。1956年秋，政府组建了第一批远迁宁夏的青壮年先锋队，并发出了“迁一家，保千家”、“一人迁，万人安”的鼓动口号。广大群众的心震动了，故乡难离的表情出现了。我是共青团员和积极分子，曾先后参加过2次朝邑县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我一方面积极开展移民宣传工作，一方面踊跃响应政府的搬迁号召。当时初级社主任和乡干部觉得我家困难拖累太大而不想让我第一批去宁夏，但我看到老年人及妇女哭哭啼啼难舍难离的场面，使国家的迁移计划受到影响，于是自己便带头报名搬迁，成为前往宁夏青壮年先锋队的骨干。我的举动受到了乡政府的表扬，乡文书还为我整理了典型材料，送给陕西报社进行报道。

第1次搬迁：1956年8月，我只身一人参加第一批青壮年先锋队，迁移到了宁夏的陶乐县，家里其他人仍在库区生活。初到此地一看，西边2里是黄河，东边2里是大沙漠，南北20多里长，像个大海中的岛屿，根本没有人烟，预先做好的、挖地三尺的地窝工棚，便是我们先锋队的住室。这里的土地是自古以来从未开垦过的处女地，喝的地下水是苦咸的，简直就是原始社会的那种荒凉环境与生存条件。我们现场一看，就联想到倘若在此地长期定居，我们这一代及其子孙后代的生存根本没有保障。在当晚，就有40%的人连夜逃跑了。这些人逃到陕西的朝邑县老家，却被政府派人抓回宁夏。就这样，移民们逃了又被抓，抓了又再逃。我是在当年农历腊月23日逃回老家的，诉苦后，全家人抱哭在一起。

第2次搬迁：1957年夏季，在陕西地方政府的强势鼓动与组织下，我和全家11口人被搬迁到了宁夏陶乐县月牙湖大队头道敦落户。这地方全都是处女地，是荒无人迹的旱地。常言道“天下黄河富宁夏”，指的是这里水小浪小，河道老实，开口就能浇地。可是，给我们移民所分配的土地全是不能自流灌溉的旱地，都得靠提水来灌溉。我尽管刚20岁出头，但也看到了在这里生存的艰难，常常在没人处暗自流泪，甚至抱头痛哭。我家中81岁的奶奶和60岁的父亲，被痨病折磨得不能劳动；我双目失明的母亲和我等兄弟姐妹7人及与我们一起生活的67岁的舅父，均无人照顾，全家11口人的生活没有着落。当自己每天面对现实的缺粮困境，我就喊：天啊，我们该怎么活下去呀?！

在宁夏苦苦煎熬的6个年头中，我的父亲和舅父终因长期挨饿，加之患病后无钱医治，而于1958年、1959年相继去世；老奶和四弟被在陕西澄城县冯原公社东仁卓村定居的叔父接回陕西养活，我的大妹出嫁，剩下老娘带着我们5个孩子在宁夏艰难度日。当时的粮食标准越来越低，有时侯甚至降到了每人每月7斤糜子（带壳）。为了生活，我们在夏季就到远处的河滩寻找野菜和草根，煮熟后放点盐充饥。因此地缺雨，就连野菜和草根也难找。到了冬季，这里到处一片光秃，没有一点青色。为了生存，尽管冬天寒风凛冽，我也得和弟妹们去河滩找些野菜、野草的干叶，然后切碎，煮熟充饥。

那时的艰难生活，我现在一想起来就老泪横流，心酸至极，真是有说不完的痛苦与辛酸呀！当时我年轻，也得不到消息，中央对移民怎样安排？如何安置？自己根本不知道，而在内心只记着政府领导向我们所宣传的口号：“安下心，扎下根，祖祖辈辈是宁夏人。”我始终在苦难中挣扎着、喘息着，在困境中保着命，艰难的生活度日如年啊！真正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一句话，我终生终世都实难忘记在宁夏那痛彻心肺的6年血泪啊！！

第3次搬迁：由于众多移民在宁夏无法生活下去，为闹“返陕”而屡屡到北京上访，1962年3月，中央终于批准迁居到宁夏的移民全部返陕。于是，我们全家所剩下的6口人便返回陕西，被政府安置在合阳县项村，暂时居住在该村群众家里。

第4次搬迁：鉴于我的老奶奶和我叔父在澄城县生活，我们一家又是在合阳县生活，这样多有不便。因此，我们两家人总想居住在一起，以便相互有个照应，遇事也可让叔父帮我家作主。于是，经我和叔父多次请求澄城和合阳两县的移民局，他们出于对我们的同情和理解，最后终于同意将我全家重新安插到澄城县我叔父的村子。1963年5月，我们全家6人又从合阳县项村，搬迁到了澄城县冯原公社东仁卓村。

第5次搬迁：我们在东仁卓村生活了一年后，因该村地处旱塬沟壑地区，土地脊薄产量甚低，加之人多地少，故当地政府在1964年8月又决定将我家迁到本公社的蔺家岭村，住在1孔小窑洞里，一住就是10年。

第6次搬迁：随着我的几个孩子的年龄不断增长，我们全家6口人在1孔小窑洞里实在无法居住和生活，于是，我便在蔺家岭村外一里远的地方自费建了2孔1院的新窑洞。尽管这个新居因我家缺钱而长期没有安装大门，但经过全家人多年的艰辛劳作，耗尽心血，我总算是有了属于自己的家园，当时心里别提有多欣慰了。1974年9月，我们高兴地搬进了新建的窑洞。

可是，由于此地自然条件恶劣，经济十分落后，生活还是难呀，每人一年的口粮以红薯折粮仅为200多斤，全家人一年到头还得靠吃野菜充饥。艰难与贫穷，使自己对当地政府和群众把我们侮辱并称之为“新社员”以及我家长期无钱安装大门的寒酸景况，已都不在乎了。

第7次搬迁：1985年，中央批准移民返库定居，我听到这个消息后高兴极了，因为库区终究是生我养我和先辈流传的老家啊。当时我本想马上返库，但面临的却是“自迁”、“自搬”、“自建”的安置政策，我家人口较多，加之经济拮据，何以实现“三自”，于是我又犹豫了。过了4年之后，我终于决定迎着困难迁回自己世代生息的库区故土，遂于1989年11月搬迁到库区的大荔县平民乡平民村。刚迁回库区时，因我家没有一点积蓄，自己就只好购买了农工的一个简易房子栖身居住。

第8次搬迁：返到库区，我家一贫如洗，全家人的生活还是没有保证，国家对移民的补助款与扶持款我也没有得到一点，只是靠着种地务农维持生计。几年间，我先后给成年的4个孩子完了婚，还埋葬了82岁辞世的老娘，从此又使我家债台高筑。接下来，经过我们全家人的辛勤苦干，1999年3月，我才在政府规划的村台上盖起了新房（为盖房借了不少外债），我们一家人便从原来的简易房搬迁到了新盖的房子。

总之，从1956年到2006年的整整50年里，我先后8次搬迁，8次建房，包括垒炕头、垒锅台，确实累得我们全家人身衰力竭，简直就是在垂死挣扎。要知道，这每搬一次家，都给我们造成了惨重的经济损失，全家人用多年血汗钱建造的房子就抛弃了，况且政府不给搬迁费，我们就只好把大部分家产都低价变卖了，所搬走的仅仅只是一些衣物和用品，每次搬迁时的情景就象灾民逃难一样，实在是悲伤加凄凉啊。在此我想喊：苍天呀，请保佑我，这第8次搬迁该是自己今生最后一次的搬家吧，再不敢有第9次了，那会要了我的老命的。说到此，我热泪满面，自己真是为活命、为儿女成人、为怀念几十年生我养我的故土，而使我实实在在受尽了人间的千难万苦——心血劳干呀！！！

在以前，我曾听到中央对三门峡库区返迁移民有一项安置政策是：“移民返库安置后，其生活水平不能低于库边群众。”在最近几年，我又连续见到国家下拨移民专项资金和各级关于库区移民土地数量与土地分配标准等文件。由此使我明白了：党和国家确实没有忘记我们这些曾为国家作出奉献的返库移民，既给我们拨付了巨额专项资金，又给我们划拨了适量的土地，因此可以说中央是对得起移民群众的。可是，中央哪里知道各级移民部门却将国家的移民款乱花乱用，滥投滥借，而且损失浪费十分严重。我们移民除了得到一亩七分地及少量修建款外，别的什么也没得到。为此，我们连年来屡屡上访，各级地方政府和移民部门从不告知我们其内情。相反，我们所得到的，却是公安干警、防暴警察及高压消防车的镇压和劳教。特别是在近年来，公安机关动不动就抓捕我们移民，曾有一次就拘留了我们30多名群众，且至今还将我们的一些移民代表关押在监狱里服刑。

以上所述，我都是实事、实言相告。自己万万没有想到，地方政府某些官员竟然对我们这些“迁一家，保千家；一人迁，万人安”的国家移民功臣毫不关心，置若罔闻。鉴此，我敬请有关媒体的记者同志设法把我们移民的疾苦与辛酸转告给党和国家领导人，请求中央能早日派人来救救我们吧——71岁的赵德龙在这里跪倒在地，面向苍天，痛声疾呼，并给我们敬爱的共产党和中央领导祝福！祈望他们爱民如子！爱民万年！！

之二，史金明（华阴市华西镇葱湾村返库移民）：

我现年66岁，原籍华阴县焦镇乡良村，返库后被安置在华阴市华西镇葱湾村二组。早在1956年，我家共有3口人：母亲党玲葛、兄长史金海和我本人。那时国家修建举世闻名的三门峡水库，政府将我全家迁移到宁夏陶乐县新三点。在迁移前，我不得不与原先已谈好的对象退了婚。到了宁夏后，每人每月仅吃7斤带皮的糜子，生活十分窘迫。

1958年，我26岁的哥哥在宁夏练钢铁时患了肠穿孔，因无钱治疗而死亡。由于当时家里穷得买不起棺材，就只好将哥哥只身埋入当地的沙滩中。后来风沙将坟堆吹平，竟然连哥哥的坟墓也找不见了。那年我只有14岁，和母亲相依为命，苦渡生涯，几斤杂粮实在难以活命。

无奈，1959年，母亲便带着我逃回陕西华阴，在老家过着黑户生活，靠的是藏在库区给别人看管西瓜或干点农活，打工糊口，整天食宿无着。我们倘若让政府发现，便会被重新遣送宁夏，真是惶惶不可终日。后来鉴于实在无法活下去，母亲便带着我改嫁到了附近的库边村。

到了1986年，根据中央的决定和地方政府的安排，我们才返迁到了现在的库区安置村。返库后，全家人大干苦干十多年，好不容易建起了房子，可谁知在2003年渭河发生的一场大洪水，一下子把我家全部淹没，家产损失殆尽。

之三，马进才（大荔县平民乡三村返库移民）：

我现年77岁，原系朝邑县东社乡东社村人，上世纪五十年代被远迁宁夏，返库后被安置在大荔县平民乡三村六组，全家共有6口人。我1951年参加抗美援朝，曾荣立过三等功。我的妻子陈爱荣年事已高，身高不过2尺，系残疾人，常年体弱多病。我的长子马立定43岁，次子马喜贵40岁，三子马喜年35岁，我还有个女儿。

长期以来，我们一家6口人一直合住在一间半漏房里，且年久失修，破烂不堪。由于我们几次搬迁折腾，家里贫穷至极，外债高筑数万元，致使我的3个中年儿子均无妻室，至今光棍3个。

回想自己一个志愿军功臣，穷困潦倒至如此地步却无人关心和问津，真是悲哉！痛哉！！众所周知，在修建三门峡水库之前，我们原先所在的朝邑县号称陕西关中的白菜心，经济发达，富得流油，生活无忧无虑。可是，由于我们被政府几经搬迁，背井离乡，财产损失，从而沦落到目前难以生存的窘境。对于我们的怨气和苦衷，有谁知晓？又有谁呼吁呢？！

之四，李治（华阴市华西镇良坊村返库移民）：

1956年，我父亲李志德，以积极分子的身份，响应政府“迁一家，保千家”的号召，带领我们全家7口人（包括我的爷爷、父亲、母亲、兄弟两人及两个妹妹），迁到了宁夏陶乐县马太沟。那里确属不毛之地，满目荒沙，粮草不长，根本无法生活，我们整天受饥挨饿，确实是度日如年。

1958年7月份，我爷爷李茂才在野外拣柴，突然风沙大作，加之他老人家终日食不饱腹，遂被大风刮倒、荒沙掩埋而身亡。随后，我父亲及我哥到处寻找爷爷，直到第三天才发现其尸体。由于家里无钱买棺材，只好借来别人的门板将爷爷草草葬了。

1959年3月份，我小妹李菊叶（时年4岁）患病，因家穷无钱医治，而眼睁睁的使她幼年早亡。

同年10月份，我父亲在家中连亡二命的压力下，再加之对无力承担家庭生活的忧虑，而患上了肝病。在当时那种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哪里有钱看病。不久，父亲也与世长辞。

在一年多时间，我家3条人命接连葬身宁夏，一下子致使全家人的精神崩溃了。这样一来，家里天大的生活压力，都落到了我母亲的肩上。

1960至1961年，大部分迁居宁夏的移民，都想方设法地逃回陕西，我母亲也领着我们回到故乡。回想当年迁往宁夏时，我们乃是7口人的大家庭，返陕后仅剩下4口人。因母亲无力养活几个孩子，便只好将我们带到华县柳枝镇南关村我舅家，与我舅一家人共同生活。可是，由于当时是靠劳动日吃饭，我舅家也无力养活我们。实在没办法，母亲便将我哥过继给了别人，而她带着我们改嫁到了华县柳枝镇丰良村，为的是能把我们养大成人。

如今，我们家已化整为碎，分居3处，即华阴市华西镇良坊村、华县柳枝镇丰良村、华县柳枝镇张桥村。我常常在叹息：谁都想有一个完整的家，可是这几十年来，我没有，一直都没有。

之五，雷良娃（渭南市临渭区官路乡移民）：

我原系华阴县焦镇乡滩里窑村人，后被安置在渭南市临渭区官路乡。

我的爷爷雷贵娃，1956年作为三门峡库区移民先遣队员被迁到宁夏平吉堡，次年因无钱医病而死亡（时年66岁），埋葬于宁夏的贺兰山下。

我的父亲雷子刚，1957年带着我和奶奶迁到宁夏陶乐县新三点，月均杂粮7斤，饿得他满身浮肿，面黄肌瘦，简直就象活鬼一样。鉴于实在无法生活下去，父亲便偷偷跑到内蒙古三道坎煤矿下井挖煤度日。到了1959年，父亲被诬告为国民党军统特务而下狱，在狱中含冤苦度3年，被折磨得头发全白了，后于1962年被无罪释放。

在父亲服刑期间，当时66岁的奶奶无依无靠，家里也没有任何经济来源，她带着膝下年仅6岁的我，陷入了走投无路的绝境。为了谋求活命，奶奶只好领着我，改嫁到了库边的台头村。1962年，父亲被释放回家后，在1964年为国家修公路时因塌方而亡故。这时候，又是剩下了我和年已7旬的老奶，孤苦伶仃、形影相吊，生活十分贫困。1967年，70多岁的奶奶病故。从此，我一家人死的死、亡的亡，现唯独只存活着我雷良娃一个人，自己目前的生活依然是困难重重，苦不堪言。

之六，王火尧（白水县冯雷镇白堡村移民）：

我原系华阴县文王乡文王村人，返陕后被安置在白水县至今。

1956年，我的父亲王甲瑞，带着我们全家人从原籍华阴县迁移到了宁夏陶乐县。在1959年4月的一天早上，生产队食堂的管理员王先锋（此人还健在，现年85岁，从宁夏返陕后被安置在白水县西固乡西固村）派我父亲到野外沙丘给食堂砍柴。当时天气晴朗，日光灼烁，气候非常闷热，社员们都穿着单衣在地里干活。可是，到了下午约3点时分，突然天气剧变，乌云遮天，狂风大作，沙尘飞扬，到处一片昏暗，气温骤然降到了零下，冻得人们直打哆嗦，此时还不见父亲回家。到了傍晚，方才风停云散，露出天日，但我的父亲仍未返回。这时，全村的社员便带着手电筒、提着马灯，分散在茫茫的沙漠中到处寻找，一直找到深更半夜，还是见不到他老人家的身影。

到了第二天早上，人们接着在沙漠中寻找，但仍然没有结果。后来，迎面走来一个放羊人，我们便上前询问，放羊人提供说：刚才他的牧羊犬在前边一个沙丘旁狂叫了一阵，那里可能有什么情况。得知此情后，大家马上去那个沙丘寻找。到了那里，果然找到我的父亲，可是令人惨不忍睹、悲痛欲绝的是，他老人家已命丧黄泉，尸体冻得僵硬，头还埋在沙中。由于当时家境贫困，我们只好草草掩埋了父亲。我永远也忘不了被风沙和寒冷夺去宝贵生命的我的父亲。

之七，安桂兰（华阴市华西镇北洛村返库移民）：

1956年，我们全家从原华阴县北洛乡王家庄村迁移到了宁夏陶乐县。由于那时宁夏陶乐县生产条件极差，生活毫无保障，实在无奈，我们便打算逃回陕西老家。在1959年12月18日晚上（因当时宁夏到处拦截移民返陕，所以我们只好在晚上偷偷行动），我的丈夫王松年和我带着孩子及行李，企图踩着冻冰偷渡黄河返回陕西。那天晚上，我丈夫挑着行李担子走在前面慢慢探路，我背着孩子紧紧跟随其后，当我们步入河道中心时，由于丈夫所挑的行李太重，只听“嘎喳”一声冰层破裂，他连一句话也没来得及说便跌入了冰洞，唯有担子中的行李散落在冰面上。看到眼前发生的这骇人的一幕，我当时吓得一下子惊呆了，也不敢上前搭救，真是不知所措。要知道这是浩浩黄河的冰洞，其水流之深何以搭救，一个大活人就这么说没就没了，瞬间便了却了他的一生，且消逝得无影无踪。

在那个漆黑的夜晚，我抱着年幼的孩子，孤独的瘫坐在冰洞旁嚎啕恸哭，哭天哭地，哭地哭天，直哭得天昏地暗，直哭得死去活来。老天啊，一个鲜活的生命，刹那间就这样无声无息的消失了、死亡了。试想，倘若是车把人碾死了还会留下尸首，即就是狼把人吞食了还会留下骨头，可是掉入冰窟的生灵却什么也没有了。此时此刻，我相信稍有一点良心和同情心的人们，无不为我猝死的丈夫而痛惜、而寒心、而伤悲、而落泪。再说，难道是我们不懂得步履薄冰的危险吗？难道是我们就愿意去闯这“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鬼门关吗？否！我们移民所遭遇的这一切的一切，都是由于生活所迫，走投无路，别无选择，这是人们为谋求生存而进行垂死挣扎的本能与奢望。那么，应该由谁对死者承担其人身保险之责任呢？又该由谁提前为我们移民花钱投保呢？大概只有历史能回答。人们不禁要问：这一人间悲剧究竟是谁人给移民造成的？是我们移民自己吗？是残酷的黄河吗？是无情的苍天吗？归根结底，应当说乃是由于原苏联专家脱离黄河实际而绘制的《三门峡水库规划设计》所造成的，也应当说是由于当时地方政府所编制不合理的《移民安置方案》所造成的。

之八，郗长运（大荔县平民乡三村返库移民）：

我现年70岁，原系大荔县平民公社人，于1959年被政府迁移到澄城县庄头公社，1986年返库后被安置在大荔县平民乡三村一组，全家共有5口人。在过去的多次搬迁中，我的家产遗弃，损失惨重。时至今日，我还和儿子、儿媳及2个孙子三代人同住在一间漏房里。所耕种的几亩薄田收入甚微，加之我年老多病，家贫如洗，度日如年，实在苦不堪言。我真不知自己何年何月才能摆脱困境呀？！

之九，张方儿（富平县老王村移民）：

我原籍华阴县西阳乡北严村，后来被政府安置在富平县老王村。在1956年，为响应政府号召，我全家远迁到宁夏陶乐县新华公社西陶二队。此地常年干旱无雨，风沙劲吹不止。有一天，我的母亲和我的儿子冒着大风出外拾柴，不幸被风沙淹没而有去无回。随后，父亲前去寻找，谁知他也是一去不归，下落不明。后来人们推断：我父、母和儿子3人肯定是被风沙卷走、淹没而身亡。从此后，家里就剩下我只身一人。由于自己年幼在宁夏没有依靠，就只好于1960年冬天越过黄河的冻冰逃回了陕西。

之十，古城村的全村人迁往宁夏之悲惨经历：

原陕西省华阴县西阳乡爱合三社古城村，于1956年响应政府号召，全村人一起迁到宁夏陶乐县四站三社，1986年返库后被安置在华阴市华西镇东阳村。当时该村在迁往宁夏时共有30户、150口人，在1960年至1962年又一起返回陕西时，连同自然增长人口，而只剩下50多口人了。

自1956年至1960年仅4年时间，宁夏的移民安置区从未下过一次透雨，风沙终年不止，农田无法下种，此地荒凉干旱，也没其他收入，庄稼无指望，生活无着，政府给移民每人每月只供7斤糜子和黑豆度日，移民主要靠吃野菜和树皮充饥，简直难以生存，致使不少人得了浮肿病，饿死、病死者不知其数。由于乃属远迁，移民在离陕时将家中财物弃光，衣服卖完，家家几乎空无一物，户户都是处于绝境。为了维持生计，年轻人只好出外打工度日。剩下的老年人就只能靠野菜、树皮保命。一旦有人患上了浮肿病，因无钱治疗只有送命。有些移民在采摘野菜或捡拾柴禾时，常常被狂风卷入荒沙中，甚至连尸体都找不到。这种恶劣环境使移民实在难以生存，于是，移民便纷纷投奔他乡或逃回陕西。在逃跑中，鉴于宁夏当地的火车站、汽车站和黄河码头均有政府干部封锁把守，严防并拦截移民离开宁夏，所以移民们只好铤而走险，在寒冬腊月踩着薄冰偷渡黄河返陕，当时在偷渡中掉入冰窟而命归西天真是常有的事。

据统计，在宁夏的几年间，该古城村下落不明的失踪移民有十多人；活活饿死的老年人有9人。由于饥饿与病魔的侵害，移民乡亲逃的逃了，死的死了，至于卖儿卖女、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则更为普遍现象，甚至只要谁能给上20斤粮票就可以将妻子换走。这样一来，在1962年回到陕西时，竟然将100余人散失和死亡，全村仅剩下了50多口人。